|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卷 书评[76] （1899年底） “谈到社会科学及其所谓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由于内部日益发展的矛盾必趋灭亡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找到必要的解释。”（第147页）在谈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摘引的那段话的内容以前，我们必须指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理论改造家所特有的一个怪癖。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在谈到“社会科学”时，为什么偏要在考茨基的一本通俗的书中去找“解释”呢？难道他认为全部“社会科学”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吗？他明明知道，考茨基是“马克思传统的忠实捍卫者”（第1卷第187页），因此应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去寻找“社会科学”这一学派对“结论”的阐述和论证，但是他的行动却表明他似乎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位“研究者”只是狂妄地反对理论的“捍卫者”，却根本不敢在自己的书中公开地和直接地同这一理论交锋，对于这种“研究者”，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 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摘引的那段话中，考茨基说的是，技术革命和资本积累的进展愈来愈迅速；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基本特性，生产必须扩大而且必须不断扩大，但是市场的扩大“在一段时间里却极为缓慢”；“看来，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再扩大甚至还会开始缩小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一事实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批评”这一“社会科学的结论”（即考茨基指出的马克思所发现的发展规律之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这个论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同市场的扩大愈来愈缓慢以致最终缩小’之间的对立。照考茨基的说法，这个矛盾一定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毁灭。但是，〈请听吧！〉生产扩大的先决条件是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消费’，也就是说首先要实现剩余价值，然后为了再生产把剩余价值用在机器、建筑物等等上面。换句话说，生产的扩大同现有商品的销售市场的存在有极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市场相对缩小的条件下，生产不断扩大是不可能的。”（第148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对于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文不对题的议论十分欣赏，因此在下一行就目空一切地大谈其信仰的“科学”（带引号的）论据等等。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如果不是非常可笑，那就是令人愤慨的。善良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最近一个时期俄国著作界热烈地讨论了抽象的实现论，并且由于民粹派经济学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生产消费”的作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听到了这一理论，却没有认真弄懂这一理论，就以为它否定了（！）考茨基在这里指出的资本主义的那些基本矛盾。听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这种论断，一定会认为，“生产消费”的增长可以同个人消费完全无关（在个人消费中群众的消费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马克思及其俄国的拥护者都明确地反对过这种歪曲［注：参看1899年8月《科学评论》上我的一篇文章，特别是第1572页（参看本卷第60—78页，特别是第70—71页。——编者注），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及以下各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根据“生产扩大的先决条件是生产消费”这一论断，不仅不能得出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所陷入的那种资产阶级辩护论，相反，只能够得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并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矛盾，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同消费有限之间的矛盾。 谈到上面这一点的时候，还值得指出下面这一有趣的情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是伯恩施坦的狂热拥护者，他引证和翻译伯恩施坦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长达数页。伯恩施坦在他的名著《前提》［注：即《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中，甚至把他的俄国拥护者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介绍给德国公众，但是他附带作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是一位比他本人更彻底的伯恩施坦派。最可笑的是伯恩施坦和他的俄国附和者都歪曲实现论，但是方向完全相反，因此就互相厮打起来。第一，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矛盾”在于，一面反对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一面又宣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实际上，正如我在别处曾经指出的（《评论集》第30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138页。——编者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页［注：同上，第3卷第40—42页。——编者注］），这里没有任何矛盾。第二，伯恩施坦的论断和我们的瓦·沃·先生完全一样，说什么剩余产品的大量增多，必定意味着有产者的增多（或工人福利的提高），因为资本家本人及其奴仆不可能（原文如此！）把全部剩余产品“消费掉”（《前提》第51—52页）。考茨基在他的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考茨基《反伯恩施坦论》第2章——关于“剩余价值的利用”这一节）中指出，这种天真的论断完全忽略了生产消费的作用。但是伯恩施坦介绍过的这位俄国伯恩施坦派所说的却恰恰相反，他在“生产消费”的作用问题上把考茨基教训了一顿，同时又把马克思的发现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似乎生产消费的增长可以和个人消费完全无关！似乎把剩余价值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实现剩余价值就能最终消除生产对消费的依赖，从而消除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读者根据这个例子就可以判断，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真的是由于“研究”的结果，还是由于某些其他原因。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作者用了三页的篇幅（第25—27页）“研究了”德国的农民协作社问题。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列举了各类协作社，引证了协作社（特别是牛奶协作社）迅速发展的统计材料，接着推断说：“手工业者在现代经济制度中几乎已经失掉了立足之地，而农民在这一制度中却仍然稳固地〈！〉站住了脚。”这还不简单吗？德国农民过着吃不饱的生活，被过重的劳动折磨得筋疲力尽，从农村大批逃往城市，这一切想必都是臆造的了。只要指出协作社（特别是使农民的子女喝不上牛奶，使农民更加依附资本家的牛奶协作社）的迅速发展，就足以证明农民的“稳固”了。“加工工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坑害了手工业者，却改善了农民的境况。它〈境况？〉阻碍着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真是奇闻！大家一向认为，加工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产生和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但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同他德国的师表一样，竟煞有介事地低声说：nous avons changé tout ?a，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77]先生们，真的是这样吗？你们真的改了一点什么吗？真的证明了被你们所“攻破”的那个理论的哪怕是一条基本原理是错误的吗？你们真的用更正确的原理来代替了它吗？你们没有回到旧的偏见上去吗？“……另一方面，加工工业的发展可以使农民得到外水……”瓦·沃·先生之流的农民外水论又复活了！这种“外水”在许多情况下说明农民已经变为雇佣工人，这一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却认为用不着提。他宁愿用“农民阶级还没有失掉生命力”这句响亮动听的话来结束他的“研究”。是的，考茨基正是在谈到德国的时候指出，农业协作社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可是，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可怕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怎样驳倒了考茨基！ 民粹派观点（而且是瓦·沃·先生那种色彩的民粹派观点）的复活，我们不仅在上述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而且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批判性研究”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读者也许知道，瓦·沃·先生过分狭隘地解释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学说并且使之庸俗化，因而获得了怎样的名声（可悲的名声）。经过瓦·沃·先生一“改”，这一学说就不是把一切因素最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容许忽略许多极其重要的（虽然归根到底是派生的）因素。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向我们作了完全相同的歪曲，他企图揭露考茨基，说他不懂得“物质力量”（第144页）的意义，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自己却漫不经心地把“经济组织”（第145页）和“经济力量”（第146页，特别是第149页）混淆起来。可惜我们不可能十分详细地分析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这个错误，只能让读者自己去看上面提到的考茨基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第3章第1节），那里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转述的原话作了详尽的分析。我们也希望，仔细阅读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著作的读者能够很容易地看出，把“经济”唯物主义的范围无端缩小，这根本不是我们这位“批判的研究者”所抨击的理论（不过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这一点上也对理论创始人的观点保持谦逊的缄默，对这些观点不加分析，宁愿摘引这一理论的现代追随者的演说和文章）本身的过错（例如参看第2部分第74、90、92、100页上比利时有威望的活动家的声明）。 必须指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引证常常是断章取义的，使读者对于俄国书刊尚未介绍过的观点和论据产生误解。因此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自以为是的批评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恶劣的。在某些情况下，阅读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著作的人，参考一下不久前译成俄文的赫克纳教授的《西欧的工人劳动》一书（1899年圣彼得堡教育杂志社版），也是不无益处的。例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第24页（第1部分）脚注中写道，在1892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赞同组织生产协作社的决议”，——接着是引文，这段引文，第一，并没有完全证实作者的话，第二，恰恰在说到必须“坚决破除一种迷信，似乎协作社能够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等等”的地方中断了。（赫克纳的书第XI—XII页脚注，第9章注6） 在第56、150、156、198页及其他许多页上，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也象上面分析的那样得心应手地驳倒了考茨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硬说，李卜克内西在60年代曾一度放弃了和违背了自己的理想等等（第111、112页），这种谰言是完全不足道的。我们这位“研究者”（对他的有份量的论据我们已经有些了解）的恬不知耻和刚愎自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例如从下面这段话（又不是针对理论的创始人，而是针对理论的“捍卫者”）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想从工人运动的概念是否与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进程相符合，即是否具有科学性〈黑体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用的〉这一点着眼来批评这一概念，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概念没有、也不可能有〈原文如此！〉丝毫科学的气息。”（第156页）这是一个多么果断的批评啊！整个马克思主义不值一批——一批就完。显然，站在我们面前的或者是一个注定在科学（德国流行的理论“丝毫”也“不可能有”这种科学的“气息”）中完成重大改革的人，或者……或者——怎么说得缓和一些呢？——或者是一个由于“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而人云亦云的家伙。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那样虔诚地向千百次说过这些话的最新偶像叩头膜拜，毫不怜惜自己的额头。请看，伯恩施坦有一个“理论观点上的缺点”（第198页），他似乎相信（能够设想吗？）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来决定活动家的目标。“批判的研究者”摆脱了这种奇怪的信念。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郑重其事地说：“只有当人们承认科学应该为党的目标服务，而不应该决定党的目标时，科学才是自由的。必须承认，科学不能为实践的政党提出目标。”（第197页）应该指出，伯恩施坦所不同意的正是自己信徒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教条主义的原则性纲领，只是党健康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理论原则在宣传中是有用处的，但是在纲领中就没有用处。”（第157页）“纲领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个人本身就是纲领，如果他很敏感，能敏锐地预测时代的需要的话……”读者也许以为我还在引证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研究论述吧？不，我现在是在引证《新时报》[78]，该报前不久登载了几篇引人注目的关于纲领的文章……当然不是关于党的纲领，而是关于新上任的内务大臣的纲领……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鼓吹的无原则性的自由……即所谓“科学的自由”同我们大胆的批评家大胆加以评论的大多数西欧活动家所持的观点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点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那本书的下面一些话中可以看出来：“……当然，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第159页）“丝毫不破坏自己的独立性和对原则的恪守……”“只有在妥协使人放弃原则或者即使是回避原则……的情况下，我才否定妥协……”（第171页）“不带进无原则性……”（第174页）“当然，不出卖灵魂，在这里就是不出卖原则……”（第176页）“现在，原则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第183页）“〈需要有〉指南针，以免摸索徘徊”，反对“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反对“漠视原则的态度……”（第195页）“原则的理论的部分是有重要意义的……”（第2部分第103页），等等。 最后，再来两小段引文：“如果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不是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捍卫自己利益的无产阶级的表现，那么（既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除了这个追求理想目标的政党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党，即代表非理想主义的那一部分德国无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工人政党……”“如果社会主义在这个运动中不只是作为区别一定组织的标志，如果它成为思想动力，成为要求党员承担某种专门义务的原则，那么社会主义政党就会同整个工人政党分离，渴望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很少考虑理想的未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就会组织起独立的工人政党。”读者也许又以为这两段引文是摘自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研究论述？不，这两段引文摘自瓦·沃·先生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248、249—250页）。“我们有名的”瓦·沃·先生早在5年前就已取得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最新的“批判性研究”的成果了…… 然而，够了。要不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大名已为整个欧洲所知晓，要不是现在有许多人把“丢掉理论前提足足一半”看作某种功绩，要不是随意凌辱“正统思想”和“教条”的风气已经传开，那么，对重弹“我们的时代不是广泛任务的时代”的老调，重复“小事情”和“可喜现象”的说教这类“研究”，我们当然就不会花这样多的时间了……
注释： [76]对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西欧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1卷。德国和比利时》（189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评论写于1899年底。手稿开头3页和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由于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书被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扣留，列宁的书评当时没有发表。——261。 [77]“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这句话后来就被用来讽刺对问题一窍不通而硬充内行的人那种强词夺理、护短遮丑的行为。——266。 [78]《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