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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29日记事



  1900年12月29日,星期六,深夜2时。
  我想把今天同“双生子”[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编者注]谈话的印象记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会议(阿尔先耶夫,维里卡,双生子+妻子[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的妻子尼·亚·司徒卢威。——编者注]+我),至少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次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即使没有总结我生活中整整一个时期,也总结了我生活的整整一页,并且决定了我以后长时期的行动和生活道路。
  阿尔先耶夫交出工作之初我以为双生子会靠拢我们,会从自己那一方面迈出几步。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产生这个奇怪的错误,大概是因为阿尔先耶夫非常想得到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那些东西,即政治材料、通讯等等,“求之愈切,信之愈坚”,所以阿尔先耶夫相信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东西是有可能得到的,他愿意相信双生子的诚意,相信可能很好地同他和睦共处。
  正是这次会议彻底而不可挽回地推翻了这种信念。双生子完全暴露了他的另一副面孔,暴露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即从最坏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政治家,暴露了他是一个政客、滑头、奸商和无耻之徒。他是确信我们没有力量才来的,这是阿尔先耶夫本人对这次商谈结果所下的定论,这个定论完全正确。双生子来是因为相信我们没有力量,他来是为了向我们提出投降的条件,他提议的方式非常高明,没有用一个尖锐的字眼,然而却暴露出,最新的“批评派”这种温文尔雅的外衣遮盖着庸俗自由派的粗俗的商人本性。
  为什么他双生子不愿意干脆做撰稿人,对于我的这个质问(今晚事务性的谈话就是从这个质问开始的),他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他从心理上就不能够为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的原话)的杂志工作,我们怎能设想,我们骂他,而他还会给我们“写政论性的文章”(原话!),只有在完全平等(显然是批评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够谈得上撰稿,在声明[注:见本卷第311—318页。——编者注]发表以后,他的一个同志和朋友[106]甚至不想去会见阿尔先耶夫,而他双生子的态度并不是由声明、甚至完全不是由声明决定的,决定他态度的是,过去他只想做一个“好心的帮手”,现在他不打算以此为限,而想当一个编辑(双生子几乎就是这样说的!!)。双生子的话并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的,关于他撰稿的问题,谈判拖得很久(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认为拖得太久了),但是从谈判中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就是同这位绅士在一起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后来,他开始坚持自己的提议:为什么不按平等权利创办第三种政治机关刊物,这既有利于他也有利于我们(我们可以从提供的资料中为报纸多少“搞到”一些材料)。他建议,在刊物的封面上不必写上什么社会民主党的字样,也用不着标出我们的名称,我们必须(不是形式上必须,而是道义上必须)向这个机关刊物提供自己所有的一般政治材料。
  问题已经很清楚,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说,绝对谈不上创办第三种机关刊物,这里问题在于,应当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政治斗争呢,还是由自由派独立地和单独地来领导(我说得更明白更确切)。双生子听明白以后很生气,他说,在我把话说得清楚到值得感谢的程度(原话如此!)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现在只要谈谈出版文集的问题,——文集也就是第三种杂志(我这样说)。于是双生子说,那就只出版一个现成的小册子好了。我问:哪个小册子?他的妻子用耍无赖的口吻说:问这个有什么用;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决定同意,那我们再谈,如果不同意,那就用不着问了。我问了一下印刷的条件,双生子说:某某出版就成了,不一定要提到你们的名称,除了出版社外,不一定要和你们的名称有联系。我对此也表示反对,开始争辩,要求标上我们的名称,这时,阿尔先耶夫也不同意我的意见,争论就此中断了。
  最后,——商妥暂时不作决定——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对双生子还不肯放松,要求作出解释,同他争论,但是我就再没有讲话,只是在笑(这是双生子看得很清楚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86—388页



  注释:

  [106]指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