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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十
德国的布尔加柯夫——爱·大卫的“著作”


　　爱德·大卫的《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十分拙劣、十分冗长地汇集了我们在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先生那里看到的错误手法和错误论断。我们本来可以根本不去理会大卫。但是，他的“著作”无疑是目前论述土地问题的一本主要的修正主义著作，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来说明一下修正主义者先生们是怎样写学术著作的。
　　大卫除在书中其他各章多次谈到农业中的机器问题外，还用了第4章一整章（俄译本第115—193页）来探讨这个问题。他十分详细地探讨了数百个技术性的细节，反而把问题的政治经济本质淹没在这些细节中了。说什么机器在农业中起不到它在工业中所起的作用；农业中没有中心发动机；多数机器只能工作一段时间；部分机器并不能节约生产费用，如此等等。大卫认为这些结论（参看第190—193页关于机器问题的小结）足以驳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但是，这只是在制造混乱，而不是在阐明问题。农业比加工工业落后，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落后是无须证明的。大卫把农业落后的表现逐条罗列出来，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一个又一个情况，但只是避开真正的研究对象：机器的使用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机器使用的增加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是否有联系？
　　大卫根本不懂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大卫的观点实质上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这种小资产者满足于资本主义的比较缓慢的进步，不敢正视整个社会的进化。例如，大卫在谈农业机器问题时引用了本辛格的话，而且引用了无数次（俄译本第125、135、180、182、184、186、189、506页及其他各页）。我们这位大卫真可以说是在折磨读者，他对材料不加整理，不予以联系，不深思熟虑地提出问题，只是毫无目的地一味谈论枝节问题。因此，大卫不会对本辛格的结论作出任何概括。我在1901年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大卫。首先，对本辛格结论的概括表明（见上面，第183页［注：见本卷第112—113页。——编者注］）：使用机器的农户无疑比不使用机器的农户优越。大卫在细节上对本辛格的“修正”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但是不管怎样修正也改变不了这个结论。大卫避而不谈这个总的结论，简直同布尔加柯夫先生如出一辙！其次，大卫无休止地、无意义地、无联系地引用本辛格的著作，但是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也没有发现本辛格对工业或农业中的机器问题的资产阶级观点。总而言之，大卫对问题的社会经济意义连懂也不懂。他不善于把那些证明大经济比小经济优越的实际材料综合起来、联系起来。结果只好发一通市侩的反动牢骚，把希望寄托在技术落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上面。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基督教的”叛徒布尔加柯夫先生，从理论上说，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大卫是毫无二致的。
　　大卫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不了解问题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就拿他的一个基本论点，他的那个心爱的思想，也就是全书的“精髓”来说吧。他认为：在农业中小生产是富有生命力的，而且比大生产优越。请问大卫，什么叫作小生产呢？
　　在第29页的脚注中，可以得到确切的回答：“凡是我们提到小生产的时候，我们指的都是那种不经常依靠外力帮助，也不从事副业而活动的经济范畴。”这句话说得很笨拙，而且被格罗斯曼先生翻译得文理不通，但是意思总还可以勉强看出。人们看了这一点，一定以为大卫会根据农民是使用雇佣劳动还是出卖劳动力这点来考察小（按土地面积来说）农业的条件。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卫的资产阶级性暴露得最为明显之处，就是他完全忽视“小”农使用雇佣劳动和变为雇佣工人的问题。说他完全忽视，这绝对属实。德国统计中有这方面的统计材料，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也简要地引用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在我的书中引用得很详细，——见第227页［注：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大卫看过这些统计，却没有分析这些材料。他从个别的专题著作中摘录了一大堆引文，但却完全忽略了这些著作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总而言之，这位小资产者绝口不谈善于经营的农夫雇用“帮工”的问题。
　　请看下面的例子。
　　他在第109页上写道：“总的说来，在蔬菜业中也象在农业中一样，繁荣的是小生产。”
　　你们一定在等待证明。但是你们看到的是下面这个而且仅仅是下面这个材料：
　　“根据1895年的工业［注：这大概是译文的校订者格罗斯曼先生把Betriebsstatistik一词译成这样的。俄译本真叫人没有办法！这里应当译成：“农业企业的统计材料”。］统计材料，在32540个果园和菜园中，占地不到20公亩的有13247户（＝40％）；20—50公亩的有8257户（＝25％）；50公亩到1公顷的有5707户（＝14％）；1—2公顷的有3397户（＝10％）；2公顷以上的只有1932户（＝6％）。”
　　仅此而已。就是这些材料也可以证明蔬菜业中小生产的繁荣。就是这段话就可以被看作精通农学的大卫的学术著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了解什么叫作学术上的骗局了。
　　大卫说，只有6％的业主拥有2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在他引用这些数字的那份统计材料中，同时就有这6％的业主拥有多少土地的材料。大卫却不提这些材料。他所以不提是因为这些材料会推翻他的理论。我曾经就这些材料说过（见《教育》上的文章，第220页［注：见本卷第193页。——编者注］）：在全部商业性菜园土地中有“半数以上的土地（51．39％）集中在1932户业主的手中，即集中在只占总数5．94％的菜园主手中”。在这1932个菜园主中，有2—5公顷菜园地的有1441户，平均每户有菜园地2．76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共有109．6公顷。有菜园地5公顷以上的业主有491个，平均每户有菜园地16．54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共有134．7公顷。（同上）
　　可见，仅仅占总数6％的菜园主却集中了51．39％的菜园地。这是些大资本家，菜园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农业（拥有100—135公顷土地的农场）的补充。可见，商业性蔬菜业的资本主义积聚程度是很高的。而大卫……竟敢断言，“繁荣的是小生产”，也就是说，是不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在商业性蔬菜业中，究竟多大规模的农场需要使用雇佣工人，对这个问题他却没有提供资料。
　　博学的大卫就是这样运用统计材料的。这里还有一个他引用专门著作方面的例子，他引用的就是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所援引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黑希特的著作（见上面，第203—207页［注：同上，第138—146页。——编者注］）。大卫在他的“著作”中用了两页（第394—395页）的篇幅来转述黑希特的著作。他是怎样转述的呢？他绝口不谈雇佣劳动。他绝口不谈黑希特如何粉饰有一小块土地的工厂工人“定居”的事实，如何把工人同富裕农民混为一谈。他绝口不谈，在少数富裕农民“繁荣”的同时，多数人的处境却十分困难，甚至不得不出卖牛奶来换取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
　　大卫不仅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而且甚至还说：“黑希特列举了非常有趣的材料，说明这些农民的生活消费是很高的。”（第395页）很难设想还会有什么更露骨的资产阶级辩护术了。
　　这里顺便谈一下，黑希特提到农民出卖牛奶，而购买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的事实。本来，这是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的。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谈到资本主义使人民的饮食更加恶化。［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3—105页。——编者注］在俄国，从恩格尔哈特时代[90]（70年代）起，凡是稍微认真研究过牛奶业中的资本主义进步的人，都多次地指出过这一现象。“博学的”大卫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甚至对社会主义者们指出这一现象加以耻笑。
　　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本书的第427—428页上嘲笑了考茨基，因为考茨基说过，牛奶收集站使农民更多地出售牛奶，从而使他们的饮食更加恶化。为了让读者能够对德国的民粹主义者大卫作出适当的评价，我们把他的原话引述如下：
　　“……其他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习惯，只要有一笔较大的收入，总要花一点在吃的上面。一个人只要多少有几个钱，就想吃得好一点，这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但是令人极其奇怪的是，只有农民不是这样，他们参加协作社以后，出售牛奶和生猪得到的钱大家都认为比以前多了，但是他们的做法却和其他一般人完全不同”，如此等等。
　　对于反动市侩的这种滑稽表演，当然不值得理会。只要把它展示给读者就够了，只要从分散在550页上的一大堆断章取义的农学引文中，把这些言论抽出来见见天日就够了。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就是连大卫援引的那位资产阶级辩护士黑希特也承认饮食恶化是事实，是出卖牛奶换取人造黄油的结果。在德国南部，在小农户占优势的地区情形就是如此。至于另一地区（如东普鲁士），克拉夫基也指出过十分相似的情况（见上面，第213页和第214页［注：见本卷第154—156页。——编者注］），他说：小农“很少食用黄油和全脂牛奶”。
　　大卫的这种资产阶级辩护术，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上全都可以看到。例如，他用了几十页的篇幅（第413—435页及其他各页）来歌颂德国和丹麦的牛奶协作社。他也引用了统计资料……但是仅限于协作社数目增长的资料！德国统计中的关于协作牛奶业集中在资本主义大农场手中的材料（见上面，第242页［注：同上，第193—195页。——编者注］），他却没有引用。大卫之流竟没有发现他们引用的统计资料中有这方面的材料！
　　大卫说：“组成协作社的丹麦农民，甚至超过了大土地私有者的私有农场。”接着还举了一个例子，引用化验所第46号报告说，协作社的黄油比地主的黄油质量高。大卫继续写道：
　　“农民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而从前他们在自己的小经济中只能生产质量很低的黄油，卖价几乎只有大所有主卖得的一半。这里谈的实际上是中等农民和小农（黑体是大卫用的）。1898年丹麦共有牛栏179740个；其中只有7544个，即4％的牛栏各有30头以上的奶牛；有49371个，即27．82％的牛栏各有10—29头奶牛。有122589个，即68．97％的牛栏各有不到10头奶牛。在最后一类中，有半数以上即有70218个牛栏（占总数39．85％），每个只有1—3头奶牛，这就是说，它们是属于小农户的。小农户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协作组织，这有事实为证：1900年，丹麦共有奶牛1110000头左右，其中约有900000头奶牛的牛奶是供协作牛奶场销售的。”（第424页）
　　博学的大卫就是这样来论证的。他避而不谈各类农户各拥有多少奶牛的确切材料，引用这些材料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但是就从他引的残缺不全的数字中也可以看出，他把事实真相完全歪曲了。如果把奶牛总数同牛栏按牲畜存栏头数分类的情况对照一下，就可以得出如下一幅（尽管是近似的［注：这些数字所以是近似的，是因为：第一，这里的奶牛头数是1900年的数字，而农户数目是1898年的数字；第二，各类农户的奶牛头数只能算出约略的数字，因为大卫那里没有精确的数字。我们估算的大农户的比重比实际情况要小些：7544个农户平均每户有30头以上的奶牛。即使拿最低的数目来算，即按每户30头计算，那7544×30＝226320头。我们选择了较小的数字，因为不这样，小农户的规模就更加接近各类农户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但大体上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图画：

丹　　麦农户数目（单位千）拥有的奶牛头数（单位千） 平均每户期有奶牛头数
有1—3头奶牛的农户70100 1.43
有4—9头奶牛的农户52250 4.81
有10—29头奶牛的农户49550 11.22
有30头以上奶牛的农户8200 25.00
总　计179 11006.14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第一，丹麦乳品畜牧业的积聚程度是很高的。在1100000头奶牛中，有750000头，即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是属于大农户的，而大农户在179000户中只占57000户，即不到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类农户平均有10头以上奶牛，看来不使用雇佣劳动是不行的。可见，大卫“没有发现”，这里畜牧业经营的规模绝不是很小的；丹麦的业主是不能用土地的数量来衡量的。大卫“没有发现”，这里同其他各地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情况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小的。小业主共有70000户，即几乎占40％，但是他们的奶牛却只占奶牛总头数的1/11。
　　第二，上述数字表明，丹麦也同德国一样，得到协作社好处的主要是资本家。在1100000头奶牛中，有900000头奶牛的奶是供牛奶场销售的，那就是说，还有200000头奶牛得不到协作销售的“好处”。这些多半是最小业主的奶牛，因为我们从德国的材料中看到，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参加牛奶协作社的只占全体农户的0．3％，而土地在100公顷以上的农户参加的却占35．1％。可见，这一切都说明，小业主（共70000户，有100000头奶牛）从协作销售中得到的好处最少。
　　丹麦的例子完全推翻了大卫的说法，证明在乳品生产中占优势的恰恰不是小农户，也不是中等农户，而是大农户。
　　为了使这些枯燥的数字和表格生动一些，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农业的阶级性质（这一点完全被愚蠢的市侩大卫忽略了），我们从丹麦工人运动史中举出一件突出的事实作为例子。1902年，丹麦的船主降低了司炉的工资。司炉工人为此举行了罢工。码头工人工会支持他们，也停止了工作。但是……罢工没有能形成总罢工，没有扩展到丹麦的各个港口。“在丹麦农产品出口方面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埃斯比约港〈位于丹麦西海岸，是同英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没有卷入罢工，因为丹麦农业协作社声明，它们可以立即派遣必要数量的社员去装船；丹麦农民不容许中断自己的产品出口。”［注：埃来尔·赫尔姆斯《丹麦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1907年莱比锡版第138页。——编者注］
　　这样一来，丹麦的协作社就站在船主方面反对工人，破坏了这次罢工。有10头以上奶牛的资本家农场主支持资本家反对工人，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令人不可理解的只是，象大卫这样一些抹杀阶级斗争的著作家却自称为社会主义者。
　　在农业和加工业（制糖、酿酒等等）结合的问题上，大卫也犯了和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相同的错误。同这位俄国教授一样，德国“博学的”机会主义者只是照抄德国统计调查的表格，没有想一想这些表格究竟说明了什么！考茨基肯定地说，制糖业是农业大工业的典型。大卫为了反驳这一点，也同布尔加柯夫一样，引用了一些数字来证明兼营加工业的小农户比兼营加工业的大农户更多（大卫的著作第406、407、410页）。博学的统计家却忘记了，小农户的总数本来就比大农户多。他没有计算一下兼营加工业的各类农户在同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而只是抄录了在兼营加工业的农户总数中各类农户所占的百分比的表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一错误，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见第237页和第238页［注：见本卷第186—189页。——编者注］）现在有一点要指出，就是在科学上采取同样老实态度的爱·大卫，对于资本家手中的甜菜地所占百分比的材料，同样也没有花力气去看一下。
　　德国机会主义者和俄国自由派教授两人的灵魂简直相似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他们不仅引用统计材料同样地粗心大意、同样地无能，而且引证马克思著作也同样地粗心大意。大卫同布尔加柯夫一样，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不错，他阐述这一规律时提出一些特殊的限定，加上一些特殊的条件，但是这并没有使情况好一些。例如，大卫在第476页上说：“这一规律根本不涉及从某一科学技术水平升到另一水平所引起的生产率波动问题。这个规律只涉及同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生产率波动。”这正好是我在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时指出的他对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作的限定（见上面，第165、166页［注：见本卷第87—89页。——编者注］），当时我还补充说：这是一个“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大卫却继续把这个规律奉为农业的特征。这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因为在“科学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在工业中追加投资也要受到极大的限制。
　　大卫在结尾的一章中写道：“农业落后是因为：第一，自然界有机力的保守性，这表现在收成递减规律上。”（第501页）这个结论把刚才提出的一个论点（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向更高技术水平过渡的情况）完全抛弃了！“自然力的保守性”，这不过是反动市侩的遁词，他们无法了解特别阻碍农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大卫暴露出自己不了解这些社会条件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农业中存在着封建残余，雇工处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等等；第二，存在着地租，它抬高地价并通过地价把高额地租固定下来。
　　大卫写道：“我们认为，目前德国农业即使有海外生产所促成的、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来是正常的生产率，也不可能生产必要数量的粮食。收成递减规律不容许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无限地增加产量，而不降低生产率。”（第519页，把大卫最后一句话加上了着重标记）。
　　请来看看这位经济学家吧！他宣称，收成递减“规律”只涉及同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生产率波动（第476页）。但是结论却是：“规律不容许‘无限地’增加产量”（第519页）！怎么能得出结论说，即使没有土地私有制，没有高昂的地租，没有雇工无权、闭塞和受鄙视的地位，没有容克地主野蛮的中世纪特权的妨碍，德国农业也不可能提高到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呢？？
　　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
　　大卫为了掩饰自己退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旧偏见的可耻行径，也同布尔加柯夫一样，把经过歪曲的马克思引文拿给我们看。大卫引证的《资本论》第3卷的那一页（第3卷下册第277页）正好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引过的！（见大卫的著作第481页和上面我们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著作的分析，第171页和第172页［注：见本卷第94—98页。——编者注］）
　　我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科学上采取的老实态度所作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大卫。布尔加柯夫先生歪曲了马克思的引文。大卫也只引了这段引文的头一句话：“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2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39页。——编者注］大卫也和布尔加柯夫一样，歪曲了马克思的话，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谈这个问题只此一处。其实——我们再说一遍——凡是读过《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注：同上，第26卷第2册第262—536页。——编者注］）的人，都知道事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几十次地指出，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降低同这一生产率的提高，是两种完全同等的、同样可能的情况。
　　在第481页的脚注中，大卫声称以后要探讨这个规律同地租的关系，还要“批判地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试图推翻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原理并进而发展和充实地租理论的”。
　　我们可以预言，大卫的批判的探讨将会象布尔加柯夫先生或……象马斯洛夫同志那样，不过是重复一下资产阶级的偏见罢了。
　　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大卫的另一个根本错误的论点。批驳大卫的辩护术或他对统计材料的歪曲，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下面我们就要谈到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材料，能用现实的真实情景同现代市侩的理论作一番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