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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5卷 同饥民作斗争 （1901年10月） 我国政府对饥民表现了多么惊人的关怀！内务大臣向各受灾省省长发出了多么冗长的通令（8月17日）！这篇超过普通一印张的作品，通过西皮亚金先生的嘴巴，阐述了政府在粮食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发表这篇作品，显然是想给“社会”造成一种印象：看，我们是多么关心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采取救灾措施，我们对成立粮食机关及其各种活动形式和活动范围都预先作了安排。不能不承认，内务部的通令不仅在篇幅上而且在内容上（如果能耐心读完的话）也确实给人留下了印象。开诚布公地阐述政府纲领，总是能为反对沙皇政府的鼓动工作提供最好的武器，因此我们向西皮亚金先生表示最恭敬的谢意，并且不揣冒昧地建议其他各位大臣先生在公开发表的通令中更经常地谈一谈自己的政纲。 我们在上面说：如果能耐心读完西皮亚金先生的通令的话。对此的确需要有很大能耐心，因为通令的四分之三……——不！十分之九是常见的空洞的官样文章。咀嚼早已众所周知的、甚至在《法律汇编》[103]中已重复过数百次的东西，转来转去兜圈子，大书特书中国式官场往来的繁文缛节，整篇都是出色的公文文体，并有长达36行的复合句，还有读了使人替我们的俄罗斯语言痛心的“词组”，——当你仔细阅读这篇绝妙的佳作时，你会觉得自己好象是置身于俄国的段警察局，四壁发霉，恶臭扑鼻，单从官吏们的外貌和举止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使人无法忍受的拖拉作风的化身，而从窗口看到的院内建筑物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拷问室。 新的政府纲领中有三个要点特别引人注意：第一，加强官吏的个人权力，注意增强和维护官僚习气和办公纪律，以免遭到新鲜空气的任何冲击；第二，确定饥民救济金的标准，也就是规定给“缺粮”户的供粮数量和计算方法；第三，表现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害怕“不可靠”分子跑去救济饥民，煽动人民反对政府，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对付这种“鼓动”。让我们较为详细地对这三点逐个分析一下。 政府剥夺了地方自治机关对粮食工作的管理权，把它交给地方官和县代表大会（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这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其实这项法令早在实际生效以前，就已经被一道普通通令给废除了。只要省长们提出几个报告，法令就失去一切作用了！这一点最清楚地表明，那些在彼得堡的司级机关里象烤面饼一样赶制出来的法令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些法令没有经过真正内行的、能够发表独立见解的人士的认真讨论，没有真正想建立更符合于自己目的的制度的意愿，而只是由于某个诡计多端的大臣好大喜功想要突出自己，想要尽快表明自己的忠诚而赶制出来的。既然地方自治机关不忠诚，那就解除它的粮食工作！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解除，就发现地方官甚至纯粹由官吏组成的县代表大会似乎仍然是议论过多：在地方官中大概也有人愚蠢地道出了饥荒的真相，幼稚地认为必须同饥荒作斗争，而不是同那些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斗争；在县代表大会上，某些不属于内务部系统的官吏，大概也同样不懂得“对内政策”的真正任务。于是根据大臣的一道普通通令，就建立了新的机构“县中央……”是的，是的，这不是印错了，是“县中央粮食管理局”，它的全部使命就是在粮食工作方面不让不忠诚的分子插手，防止不忠诚的思想和不明智的行动产生。例如，大臣认为“过早地”（即不是在临发放粮食的时候）编造缺粮户名册是不明智的，并且禁止这样做，因为这会在居民中引起“奢望”！“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由一个人负全责，内务部推荐县贵族代表担任这一职务。事实上：这种人同省长交往甚密，并且执行很多警察职务，一定能领会粮食政策的真正精神。同时这种人又是当地的大土地占有者，深受所有地主的信任。他们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领会大臣的深刻思想，懂得大臣所说的把救济金发给那些“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人就会产生“道德堕落的”影响。至于省长的全权问题，大臣一开始就提到了，而且多次重复说，省长对一切负全责，人人都要服从省长，省长应当善于采取“特殊的”措施，等等。如果说过去俄国各省省长是真正的暴君，对“所管辖”省份任何机关甚至任何个人都有生杀予夺之权，那么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真正的“戒严状态”。在救济饥民的问题上，大力加强严厉手段！这真是道地的俄国做法！ 但是加强严厉手段，加强监督，这一切都要求增加官僚机器的开支。大臣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对于主持“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县贵族代表先生们或其他人员，将拨“专款”来补偿他们的开支，通令还用它“特有的”语言补充说：“至于专款的数目，阁下可按规定手续向我呈报”。其次，县委员会的“公务开支”为1000卢布，一次发给，省级机关的办公费用为1000—1500卢布。办公机关要做的事情最多，全部工作就是玩弄文牍主义，这怎么能不考虑办公费用呢？首先要满足机关，剩下的再救济饥民。 西皮亚金先生在设法缩减饥民救济金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发明创造的才能。首先他要求省长们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县是“受灾”县（这个问题将由内务部本身作出最后决定，甚至不相信省长能避免“夸大”！）。并且指示说，凡有下述情况的县份不应当认为是受灾县：（1）受灾的乡不超过三分之一；（2）缺粮是经常现象，年年靠工资收入购买不足的口粮；（3）用于支付救济金的地方资金不足。官吏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由这个小例子可见一斑，他们是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三分之一的乡人口有多少，他们受灾的轻重如何，在最严重的工业危机的年头通常的“工资”有没有下降，只要有了内务部坚决的“指令”，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问题的实质在于，什么人算作缺粮户，应该发给多少救济金。西皮亚金先生提出下面这个“不大会有任何显著的夸大”（我们最怕夸大；怕引起奢望，怕发放过多的粮贷！饥荒和失业都是“夸大”，这就是内务部的一切议论的明显含意）的“粗略的计算”。第一，根据试点的脱粒数量定出“每个村每俄亩的平均产量”，然后再定出每个业主的总收获量。为什么不同时定出不同富裕程度的农民的收获量呢？贫苦农民的收成最低，所以确定“平均”产量恰恰不利于缺粮户。第二，全年粮食不少于48普特的农户，不能算作缺粮户（以3个成人每人12普特、2个小孩每人6普特计算）。这是最吝啬的富农的算法，因为在平常的年头甚至最贫苦的农民，每户以五六口人计算，全年用粮也不是48普特，而是80普特，这一点从农民经济调查中可以看出；一个五口之家的中等农户在平常的年头每年消费粮食110普特。这就是说，沙皇政府把用于口粮的粮食的实际需要量减少了一半。第三，通令说：“这个数目〈即每户48普特〉须减少一半，因为做工的人约占人口的50％。”政府一直坚持自己的一条规定，就是做工的人不应当领取粮贷，因为他们有工资收入。而大臣不是已经发了一道命令，规定通常有工资收入的县份不算作受灾县吗？为什么还要再一次从救济金中除掉做工的人的份额呢？大家都知道，今年不仅挣不到额外的工资，而且连通常的工资也都因危机的影响而降低了。政府自己不是已经把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从城市遣送回农村了吗！以前几次饥荒的经验不是已经证明，扣除做工的人份额的结果，只会使孩子和成年人去分享那份不敷分配的粮贷！把“一头牛剥不下两张皮”这句谚语奉送给内务部还是太客气了，这个内务部竟两次从缺粮户中除掉一切有工作能力的人！第四，这种已经被削减二分之一的完全不敷分配的救济金还要削减1/3—1/5—1/10，削减多少，“要看大概有多少殷实的业主有头一年留下的储备粮或任何物质财富”！！这已经是从同一头牛身上剥下的第三张皮了！一个全家还得不到48普特粮食的农户，哪里还能有什么“财富”或“储备粮”呢？在其他一切收入上已经打了两次算盘，此外，光靠粮食，就连被政府的政策、资本和地主的压迫弄得贫困不堪的俄国农民，也是无法过活的。因为总得花点钱购买燃料，修理房屋，添置衣服，买点粮食以外的食品。关于农民经济的科学调查表明，在平常的年头甚至最贫苦的农民也要把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粮食以外的其他消费。如果注意到这一切，就可以看到，大臣所算的需要救济的数目比实际需要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这不是在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在同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斗争。 通令最后公然攻击起私人慈善家来了。西皮亚金先生暴跳如雷地说，现在时常发现有一些慈善家力图挑起居民“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进行“反政府的鼓动”等等。事实上，这种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大家知道，1891年曾经散发过一种“农民同情者”的传单[104]，这些传单公正地向人民指出了他们真正的敌人；其他利用饥荒来进行鼓动的尝试想必也是有过的！但是革命家利用慈善事业作掩护来进行鼓动工作，这样的事实从来也没有过。大多数慈善家只是慈善家而已，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西皮亚金先生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有谁的“历史是无可非难的”呢？就连一些“身居显位的人物”，在年轻时也都是常为一般民主运动出过力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利用饥荒进行反政府的鼓动是不许可的或者至少是不适当的。恰恰相反，鼓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在饥荒的时候尤其必要。我们只是说，西皮亚金先生捏造这种无稽之谈，力图把自己的恐惧和担忧说成是由于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我们是说，西皮亚金先生的言论只是证明一条老的真理：警察政府害怕多少有些独立的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同人民的任何接触，害怕有人直接向人民发表任何真实的、大胆的言论，认为凡是关心真正（而不是虚假地）救济饥民的人都有进行反政府的鼓动的嫌疑（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民看到，私人慈善家真心诚意想要帮助他们，而沙皇的官吏却对此进行阻挠，削减救济，缩小需要量，不让开办食堂等等。现在新的通令公然要求一切捐献和募捐活动以及开办食堂都必须“服从政府的监督”；要求一切外来者要“晋见”省长，选用助手须经省长批准，并要向省长报告自己的活动！谁想要救济饥民，谁就得服从警官，谁就得遵守百般地削减救济量和丧尽天良地缩减救济金的警察制度！谁不愿意服从这种卑鄙的制度，谁就别想救济饥民，这就是政府政策的全部实质。西皮亚金先生大喊大叫，说什么“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饥荒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所有的反动报刊（如《莫斯科新闻》）也随着发出同样的叫嚣。真是可怕！竟然利用人民的灾难来进行“政治活动”！恰恰相反，实际上可怕的是，在俄国进行任何活动，甚至是离政治最远的慈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会使独立人士同警察的专横，同“制止”、“禁止”、“限制”等等措施发生冲突。可怕的是，政府用高尚的政治理由来掩盖自己犹杜什卡的用心[105]，不让人知道它想夺走饥民的口粮，把救济金削减五分之四，禁止警官以外的任何人接近即将饿死的饥民！我们要再一次提出《火星报》早就提出的号召：发动一个揭露警察政府的粮食运动的运动，在不受检查的自由的报刊上，揭露地方暴君的种种胡作非为，揭露削减救济金的自私策略以及救济少得可怜不能满足需要的真相，揭露故意缩小饥荒严重程度的卑鄙行为，揭露那种同想要救济饥民的人作对的可耻行径！我们建议所有对人民的灾难有一点点真诚的同情心的人，要想方设法让人民普遍了解内务部通令的真正涵义和意义。象这样的通令都没有立刻引起人民的公愤，可见人民还是十分愚昧的。同农民和不开展的城市群众最接近的觉悟工人们，应该在揭露政府的行动中起带头作用！
注释： [103]指《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它于1832年首次出版时为15卷，1892年起增订为16卷。十月革命后被废除。——251。 [104]指1892年民意社印发的署名“农民同情者”的传单：《给挨饿农民的第一封信》。这份传单是在彼得堡秘密印刷的，它的作者是尼·米·阿斯特列夫。——256。 [105]犹杜什卡的用心意为阴险毒辣的用心。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