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П．恩格尔哈特说：“这里没有象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见过的那种坏血病：在那里，不能在五步以内接近病人；在那里，这种病真是一种‘腐败性病症’，而在这里，最多是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恶劣而形成的严重贫血的后果。这里，坏血病唯一的症状几乎全都是苍白的嘴唇、苍白的齿龈……这种病人经过一个星期的合理调养就可以恢复健康。现在正在增加营养。虽然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但大体上每天要发出1000份口粮。
　　除坏血病外，整个地区只发现三起伤寒。可以相信，情况今后不会发展，因为到处都兴办了公共工程，居民的工资收入有了保障。”

　　“目的真够明显的了：俄国官员常常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所以在报上披露就可以迫使他们有时甚至违背良心去支持城市或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这种打算并不完全错误。”

　　再往下看。“如有扰乱公共安宁，对工作明显地敷衍塞责，或者不执行施工主管人员或维持秩序人员的合法要求的情况，对犯有上述罪行的工人，可以不经过特别审讯，按照第16条〈我们刚引用过〉所提到的官员的命令处以三天以下的禁闭；如果他们坚持不上工，可以按照这些官员的命令，把他们押送回原籍。”

　　“在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地价的普遍暴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是这里大家最注意的问题。仅仅是在15—20年以前，这里肥沃的河谷地每俄亩卖10—15卢布。有些远离铁路的地方，仅仅在3年以前，每俄亩35卢布就算是高价了，只有一次，建有漂亮的庄园并靠近市场的最好的土地每俄亩才付60卢布。而现在最坏的土地每俄亩得付50—60卢布，而最好的土地每俄亩售价提高到80卢布，甚至100卢布。地价的这种上涨所引起的投机活动有两种：第一种形式是收购土地，立即转卖（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以40卢布买进土地，一年之后又以55卢布转卖给当地农民）；通常有些地主要出卖土地，但又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通过农民银行去办理出售土地给农民的拖拉繁杂的手续，而商人资本家就买进他们的土地，又转卖给本地的农民。第二种形式是，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把各种不便利的土地强塞给来自远方诸省（主要是小俄罗斯）的农民，从中向田庄主索取可观的佣金（每俄亩1至2卢布）。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地投机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同时，由于农民渴望土地，这就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和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原因解释的土地价格的飞涨；当然，铁路也起了作用，但作用不大，因为我国土地的主要购买者仍然是农民，对他们来说，铁路远非首要的因素。”

　　“塔夫利达省统计处处长斯·米·布列克洛夫在向地方自治局提出的《1901年5月和6月的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调查报告》中说，在这个县内进行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尽管调查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已得到省长许可，持有必要的证件，而且根据省当局的指示有权得到地方当局的协助，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县警察极大的怀疑，警察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他们，对他们的不信任达到极端粗暴的地步，据一个农民说，乡警跟踪着统计人员，并到处询问农民，‘统计人员是否宣传了反对国家和祖国的有害思想’。照布列克洛夫先生的话说，统计人员‘遇到了种种的阻碍和困难，这不仅妨碍了工作，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人格……统计人员常常处于一种受审查人员的地位，对他们进行着秘密的、但又是尽人皆知的调查，而且认为对他们必须加以提防。由此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他们的精神负担时常是多么沉重不堪’。”

　　“毫无疑问，对地方自治局的评议－统计工作进行某些整顿的是那些最清醒而理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他们决不容许在他们所管辖的管理机构内存在纪律松弛的现象，即使是打着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旗号。持反对态度也好，罢工也好，最后都必然会使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就是同那个从这省走到那省，不知是进行统计调查，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教育地方青年的脑力无产阶级。
　　不管怎样，那些明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是可以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的。大概他们现在会十分清楚地看到，地方自治机关暖在怀中的是怎样一条装作‘第三种分子’的蛇”。［注：《莫斯科新闻》第263号。］

　　“在俄国，传教士代表大会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应该宣布：必须有信仰自由，必须废除对脱离正教的人和对接受并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的一切刑罚。我提议奥廖尔的传教士代表大会要这样率直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并通过适当的程序提出这种申请！……”

　　“（一）在〈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报告中谈到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一个村庄的情况：
　　‘得到司祭和当局的同意，把有史敦达派教徒嫌疑的人关进教堂，搬来一张桌子，铺上洁净的桌布，放上圣像，然后把他们一个个领出来，——吻圣像！
　　——我不愿意吻偶像……——好！立即鞭打。有些意志较弱的人挨了第一次打就回皈了正教。可有些人竟坚持到第四次鞭打。’
　　然而，根据1896年奥廖尔正教彼得保罗兄弟会的报告所刊载的正式资料和根据司祭Д·佩列韦尔泽夫在大会上的口头报道，上述正教教徒居民对特鲁布切夫斯克县柳别茨村的教派信徒的镇压，是按照村会的决定在村庄的某处进行的，而决没有得到当时地方司祭的同意，也决不是在教堂里进行的；而且这一悲惨的事件发生在18—19年以前，当时奥廖尔正教教区还根本没有传教士团。”

　　“（二）报告中说：

　　“我已经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我一生曾看到过不少规避履行教会职责的现象，凭良心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都是我国僧侣造成的。而在‘最近的事件’上，倒应该热情地感谢我国当代的僧侣，因为他们使许多人豁然醒悟。现在不仅乡文书，而且老人和青年、有教养的人、识字不多以及勉强能阅读的人，都在努力阅读俄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们以高价买他的作品（由自由言论[132]在国外出版，这些作品在俄国以外的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中自由流传），他们阅读、讨论，而所得结论当然是不利于僧侣的。许多人现在已开始懂得，何处是谎言，何处是真理，他们看到，我国的僧侣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而且他们的话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许多真心话本来是可以说出来的，但是要知道，同僧侣谈话是绝不能坦率的，因为他们会立即去告密，使人受到惩处和刑罚……可是基督不是用暴力和刑罚而是用真理和爱来感召人的……
　　……您在您讲话的结尾说：‘我们有斗争的伟大力量——这就是我国无上虔诚的君主的专制政权。’这又是瞎说，我们又不能相信您。虽然你们这些知识渊博的僧侣竭力要我们相信，你们‘自吃奶的时候起就忠于专制政权’（引自现任副主教在主教任命式上的演说），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人，不相信一岁的小孩（即使是来日的主教）就已能议论统治的方式而且认定专制制度好。罗马的教皇们在西欧把宗教权力同世俗的最高权力结合在一起，牧首尼孔企图在俄国也扮演罗马教皇的角色，这一尝试遭到失败以后，我国教会通过自己的最高代表——都主教们，完全并永远地使自己隶属于君主权力之下了，君主的统治有时是很专横的，如彼得大帝在位时曾强使教会服从自己的命令（彼得大帝在判决皇太子阿列克谢一事上曾对教会施加压力）。在19世纪时，我们就已看到俄国世俗权力同教会权力的完全协调一致了。在尼古拉一世的严酷时代，在西欧伟大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下，社会的自觉意识开始产生，我国涌现出了一些个别的战士，他们反对令人愤慨的奴役普通人民的现象，而我国的教会对人民的苦难完全漠不关心，并且还违反基督的博爱仁慈待人的伟大遗训，僧侣中竟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不幸的人民，使他们免受地主的严酷的专横欺压，而这只是因为政府当时还没有下决心去干预农奴制，莫斯科的菲拉列特意引用旧约圣经公开替这种制度的存在辩护。可是一声霹雷：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被击溃了并在政治上遭受了耻辱。这次惨败清楚地暴露出我国改革前制度的所有缺点，于是年轻的、仁慈的君主（他的精神和意志的教育应归功于诗人茹柯夫斯基）就率先粉碎了古老的奴隶制锁链，可是命运真会捉弄人，伟大的2月19日法令文本却被交给了这位菲拉列特，让他去用基督教的观点加以订正，他显然是按照时代的精神急忙改变了自己对农奴制的看法。伟大的改革时代对我国的僧侣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它使僧侣们在马卡里（后来是都主教）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我国宗教机关的有益活动，他们也总算给宗教机关打开了一扇通向公开和光明的小窗户。1881年3月1日以后，反动势力抬头，这就使僧侣界产生了相应的具有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卡特柯夫作风的活动家，所以当我国地方自治机关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提出废除体刑残余的请愿书时，教会却默不作声，对鞭子——这种令人愤慨地侮辱按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的工具——的拥护者丝毫不加申斥。从上述情况来看，认为我国所有僧侣的代表，在自上而下改变了制度的情况下，也会象他们现在颂扬专制君主那样地去颂扬立宪君主，这种看法未必不公正。看来，伪善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里拥有力量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君主。彼得一世也是一个神赐的专制君主，但僧侣直到现在还是不很赏识他，彼得三世也是这样的专制君主，他曾打算让我国的僧侣剪须发和受教育，可惜他在位不到二三年。可是如果当今在位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也赏识了赫赫有名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那你们将带着你们的诡计、恐怖和威吓躲藏到何处去呢？
　　你们白费力气地援引了僧侣代沙皇所作的祈祷，——这篇用晦涩难懂的方言堆砌而成的祈祷丝毫不能使人信服。要知道，我们是处在专制制度之下：下一道命令，你们就得写出三倍长的和更富有表达力的祈祷文来。”

　　“由于时间不多，我想提纲挈领地谈谈我对我们这次贵族代表会议的意见：
　　目前骚乱的起因，大概大家都知道了，这首先就是整个国家制度中的混乱，官僚团体的独断独行，即官僚的独裁。
　　俄国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表现出这种官僚政府独裁的混乱现象，同时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普遍地侈谈政治，但这种侈谈政治不是暂时的，表面的，而是深刻的、经常的。
　　侈谈政治，作为整个社会的通病，影响到社会的一切现象、职能和机构，因此它必然也要影响到学校以及学校中较为年轻因而也就较为敏感的居民，因为这些人也同样生活在官僚独裁的压迫制度之下。
　　一方面既要承认大学生骚乱的祸根是全国的混乱和由此而引起的全面失调现象，同时，由于直感和由于必须阻止局部祸害的蔓延，又不得不注意这些骚乱，不得不从这一方面去竭力减少整个祸害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表现，正如在全身患病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慢慢地进行根本的治疗，另一方面还要采取紧急措施，消除这种病所引起的局部的、急性的、破坏性的并发症。
　　在中等和高等学校中，官僚制度的祸害主要表现在以官僚式的训练来代替对人的（青年的）培养和教育，同时这种训练还不断地压制人的个性和尊严。
　　这一切在青年中所引起的对当局和教师的不信任、愤懑和痛恨，从中学波及到大学，而在大学目前的情况下，青年人不幸也遭到同样的祸害，人的个性和尊严也都受到压制。
　　总而言之，青年人所遇到的大学已经不是最高学府，而是把失去个性的大学生制造成国家所需要的官僚商品的工厂。
　　这种对人的个性的压制（把大学生变成一种没有差别的经过加工的物体）表现为对一切个性和尊严的经常不断的、长期的压抑和迫害，常常还表现为粗野的暴力，这是一切大学生骚动发生的原因，数十年来，学生骚动接连不断，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长此下去，势必席卷俄国的优秀青年。
　　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补救目前这种到处是怨恨、不幸和悲伤的紧张情况呢？不作任何努力就此丢开不管吗？让我国青年受命运、官僚和警察的摆布而不给予任何援助，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确定整个病是什么病的情况下，又怎样去医治这种病当前的急性发作呢？
　　我们的会议使我联想到一群开拓原始森林的好心人，他们不是集中力量去突破某一点，而是面对整个力不胜任的浩大工程不知所措。
　　K．T．教授对当前的大学及大学生的真实状况作了清晰的概括的说明，他指出，情绪不稳的大学生受到各种有害的外部影响，不仅有政治的影响，而且甚至有警察的影响；——这一切我们过去就多多少少地知道一些，不过没有这样清楚罢了。
　　他指出，把所有学校的整个现行制度彻底打破而代之以新的、更好的制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同时教授又指出，这件事大约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能注意到，不论俄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中的任何局部的制度，都是与总的制度有机地联系着的，那么，这个时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恐怕就无法预料了。
　　为了至少能减轻一下疾病目前所引起的难忍的痛苦，现在究竟应该怎样做呢？使用什么样的缓解剂呢？能使病人一时减轻痛苦的缓解剂，不是也常常被认为是必要的吗？但是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回答，反倒向青年学生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是不明确的、不肯定的意见，而使问题更加模糊了；这些意见几乎都想不起来了，让我想想看吧。
　　人们谈到女学生时说，我们给她们办学校，开讲座，可是她们用什么来答谢我们呢：——竟去参加大学生的骚乱！
　　如果说我们送给女性的是花束或贵重装饰品，那这样的责难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办女子学校——这并不是献殷勤，而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女子学校不是什么玩艺，而是社会所必需的高等学校，就象不分男女为青年们的高度发展而设立大学等等一样，——因此，在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间就出现了社会的和同学的充分团结一致的精神。
　　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在我看来，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青年的骚动也席卷了女子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全体青年学生，不论穿男装的还是穿女装的，都发生了骚动。
　　接着，又谈到大学生的骚动，说对大学生不应纵容姑息，对他们的不轨行为应出武力镇压；人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我认为是十分有道理的，他们说，如果这就是不轨行为，那这种行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是由深刻原因造成的，所以光采取惩罚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是过去的经验所已证实了的。在我个人看来，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扰乱和破坏我国学校的骚乱中的主要不轨行为到底来自何方；政府的公报我是不相信的。
　　可问题是我们这里不听另一方讲话，而且也无法听到；另一方的嘴被封住了（但是，我的话还没有完全被证实是正确的，即行政当局在公报中是在撒谎，所有一切不轨行为主要来自行政当局，是行政当局的不法行为的影响所致）。
　　有人指出了各种革命力量对青年学生的外来的影响。
　　是的，这种影响是存在着，但有人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例如，在那些主要表现出这种影响的工厂，厂主把一切都归咎于这种影响，他们说，要是没有这种影响，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享天福，他们忘记了和闭口不谈对工人的种种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这些剥削造成工人的贫困，引起他们的不满，而后就发生了骚乱。要是没有这种剥削，外部的革命分子也就找不到这样轻易地干涉工厂事务的无数借口和理由，在我看来，这一切也适用于我国的学校，这些学校已经由最高学府变成制造官僚材料的工厂。
　　由于所有的青年学生普遍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受压迫，由于这种压迫使所有学校的青年普遍感到很痛苦，所以人数不多的但已经觉悟的一小群青年（教授先生所谈到的）的力量就能感召一批批看来根本不想进行骚乱的青年，并能随意指挥他们去罢课，去进行各种骚乱。各个工厂都有这样的情况！
　　接着，我记得有人指出，不应讨好大学生；不应在他们骚乱时对他们表示同情；许多例子，即各种事件都说明了表示同情会促使他们进行新的骚乱——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指出，在骚动时会发生种种混乱现象，各种事件错综复杂，无法指出其中那些事件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事件都会遇到许多与其相矛盾的其他事件，——所以只能谈论一般的特征，让我来对这些特征作个简短的分析。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学生绝不是被娇生惯养的，不仅没有人来讨好他们（我说的不是40年代），而且他们也得不到社会上特别的同情；在大学生骚乱期间，社会对他们或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是采取比否定更甚的态度，一味责难他们而不去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这些骚乱的起因（只相信敌视大学生的政府公报，对这些公报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社会对这一点似乎初次产生了怀疑），——所以谈不上什么讨好的问题。
　　大学生既不能期待一般知识界的支持，也不能期待教授和大学当局的支持，他们最后就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寻找同情，同时，我们看到，大学生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他们开始逐渐得到人民大众的同情。
　　只要回忆一下在奥霍特诺里亚德街毒打事件发生时人民大众对大学生的态度和现在的态度的差别，就可以深信这一点。可是这里隐藏着很大的不幸：不幸并不在于表示同情，而在于这种同情是单方面的，在于这种同情带有蛊惑人心的性质。
　　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不表任何同情和支持，以及因而形成的不信任，必然使我国青年投靠蛊惑者和革命家；他们逐渐变成这些蛊惑者和革命家的工具，并且在青年当中也必然会愈来愈多地出现蛊惑分子，使青年们脱离平和的文化的发展和现存制度（如果这能称为制度的话）而走向敌对的阵营。
　　如果青年不再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引咎自责；我们没有做出什么理应得到青年信任的事情！
　　看来，这就是与会者所陈述的主要思想；其他的思想（也同样不少）就不值一提了。
　　就谈到这里吧。我们开会是为了设法缓和一下当前的迫切事态；为了就在今天而不是在以后某个时候再去减轻我国青年的痛苦遭遇，可是我们完全失败了，所以，青年又将有权利说，而且一定会说，俄国平和的、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今天也和过去一样，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给予他们任何援助，替他们鸣不平，了解他们并缓和他们的痛苦的遭遇。——我们和青年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他们将更加远离我们而投奔到给予他们援助的各式各样的蛊惑者方面去。
　　我们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提出的向沙皇呼吁的措施没有被接受；也许这个措施确实是不实际的（虽然我看这个措施并没有经过研究），——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已没有可能采取任何有利于我国遭受苦难的青年的措施，我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而且同往日一样，重又陷入黑暗之中。
　　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就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
　　这种黑暗正是俄国生活可怕的、黯淡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