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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7卷 政治斗争和政治手腕 （1902年10月15日〔28日〕） 现在似乎很难责备俄国政府的对内政策不够果断、不够明确了。它同内部敌人的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一些要塞、城堡、监狱、区警察局的拘留所、甚至临时当作监狱的私人住房和宅邸都从来没有象这样塞满了被捕的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全部被捕的人了；不设立特别的“遣送队”，已经不可能用通常的“运输方式”把全部被流放的人送往西伯利亚了；已经没有力量和经费对所有囚犯都采用同样的管理制度了。那些惊慌失措而又刚愎自用的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使囚犯们感到特别愤慨，于是他们就抗议，斗争和绝食。而最高当局则一面让小人物好好对付已被逮捕的内部敌人，一面热心地继续“改善”和改组警察机构，以便进一步斩草除根。这是一场公开的和真正的战争。愈来愈多的俄国普通人不仅看到了这场战争，而且程度不同地直接感觉到了这场战争。在宪警别动队的前卫后面，一个臃肿的、立法的庞然大物在缓慢地但是不停地向前移动着。就拿最近一个月的法律来说，那你们首先就会看到一些将芬兰最后残存下来的一些自由都剥夺殆尽的新法令，还会看到关于贵族储金互助会的内容广泛的法律。第一个措施完全破坏了芬兰法庭和参议院的独立，使总督能够了解一切情况，掌管一切事务，也就是说，事实上把芬兰变成了俄国的许多无权的、受屈辱的省份之一。警察官方的报纸《芬兰报》[5]指出，今后可以指望一切地方机关的活动“协调一致”了……我不知道这是对遭到最卑鄙、最残酷打击的手无寸铁的敌人进行幸灾乐祸的嘲弄呢，还是以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6]的精神在夸夸其谈。 上述第二项法律是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的新产儿，这次会议所已赐予祖国的，是对西伯利亚土地的掠夺（“在西伯利亚培植领主土地占有制”）[7]。在工商业危机严重、农村极端贫困、千百万工人农民忍饥挨饿、受苦受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钱除了用来送给那些不幸的贵族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而外，自然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更好的用场了。首先，政府一次就发给每个贵族储金互助会一笔款子（“数额由国王陛下裁夺”！），其次，在今后十年内，地方贵族自己能够募集到多少，政府就给多少。储金会将帮助那些难以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既然指出可以从老百姓腰包掏钱来还债这条捷径，贵族先生们就可以大借其债而无所顾忌了。 仿佛是有意对这一迫害、暴虐和掠夺的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和说明，出现了沙皇在库尔斯克和圣彼得堡向贵族、地方自治人士、农民和工人发表的演说。沙皇感谢贵族为他效劳，说这种效劳是“真心实意”的，沙皇答应将不断关怀领地占有制的巩固，说“这种领地占有制是俄国社会制度和道德力量历来的支柱”。对地方自治人士，沙皇则什么都不提，既不提支柱，不提俄国的道德力量，也不提真心实意的效劳。他只是向他们简单明了地宣布：他们的“职责是安排地方的经济需要”，他们只有牢记这一点，只有卓有成效地履行这一职责，才能有把握受到他的厚待。这是对地方自治人士的立宪企图的十分明确的答复，这是对他们的直接警告（或者不如说是挑战），是在向他们进行威胁：只要他们稍微超越“安排地方的经济需要”的界限，“厚待”就要取消。 其次，沙皇公开斥责农民“骚动”和“掠夺庄园”，并且把那些因饥饿和绝望而举行暴动的农民遭到屠杀和毒打说成是“罪有应得”，并要农民记住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命令他们必须“听贵族代表的话”。最后，沙皇对工人不谈别的，只谈“敌人”，说他的敌人也应该是工人的敌人。 总之，贵族是沙皇制度的忠实奴仆和历来的支柱。地方自治人士（或者说是地方自治机关的贵族？）应当受到警告。农民应当受到斥责，应当听命于贵族。而对于工人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敌人问题。这是一些大有教益的演说。把这些演说加以对比，是很有教益的。如能通过传单、小组座谈和会议座谈使尽量多的人读到这些演说的原文，了解演说的真正意义，那就再好不过了。对这些演说原文加上通俗易懂的注解，就可以成为一份向工人阶级、小工商业者和农民中最不开展的阶层的最愚昧部分进行鼓动的最出色的材料。不过，除了“愚昧的”人民，俄国很多有知识有教养的普通人，特别是一般自由派中的普通人，尤其是地方自治人士中的普通人，都不妨对沙皇的演说好好思索一番。因为从戴皇冠的人物口中并不是经常都能听到对内战（即居民中各阶级之间的战争、同内部敌人的战争）作这样肯定的承认、证实和宣布的。而公开承认战争正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可以用来揭露形形色色的政治手腕，即揭露种种掩盖、回避和抹杀战争或者缩小战争性质的企图。 我们所说的政治手腕，既来自政府方面，也来自主张走和平道路的反政府派方面，有时甚至还来自革命派方面（诚然，在后一种情况下，表现形式是特殊的，与前两种不同）。政府方面的政治手腕，就是有意识地献媚、收买和腐蚀，一句话，推行那套叫作“祖巴托夫政策”[8]的办法。所谓祖巴托夫政策，其实质就是答应进行相当广泛的改良，实际上只打算把答应的东西实现那么一点儿，并以此要求放弃政治斗争。现在甚至连地方自治人士中的某些人都已经看出，内务大臣普列韦先生同德·尼·希波夫先生（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主席）的谈判就是推行“地方自治机关的祖巴托夫政策”的开始。普列韦答应要“更好地”对待地方自治机关（参看《解放》[9]第7期），答应明年年初召开地方自治局主席会议，来“解决关于安排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问题”，并以此要求地方自治人士“根本不提在最高政府机关中的代表权问题”。看来，问题是再清楚不过了：诺言是十分含糊其词的，而提出的要求呢，只要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那么地方自治机关所渴望的东西就无法实现。要对付这种政治欺骗、魔术手法和腐蚀，只有一个办法：无情地揭露魔术家，同警察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在俄国情况下，就是进行革命斗争）。从《解放》的表现来看，我国的地方自治人士还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他们用政治手腕来对付政治手腕。他们的机关刊物极不坚定，这种不坚定在《解放》第7期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不仅编辑部，而且连编辑部也认为意见不尽相同的某些撰稿人都就这个问题在发表意见。有人认为普列韦的诺言就是圈套，就是祖巴托夫政策，社论中认为这只是某些地方自治人士的意见，同时还登载了其他一些“愿意遵循大臣先生指示”（！！）的地方自治人士的意见。编辑部还远没有想到要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祖巴托夫政策大举进攻。它警告地方自治人士不要向政府“让步”（见《解放》第5期和第6期），但是它却没有坚决谴责希波夫先生及其同伙，这些人听从了警察老狐狸的劝告，并且抛弃了春季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纲领中的第4条（这一条指出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去补充关于农需工业需要问题特别会议的成员）。编辑部在社论中所得出的结论，不是说由于一部分地方自治人士受了警察的邪恶诱惑而使地方自治机关失去了体面，而是说政府同地方自治机关谈判的事实本身“证明了地方自治机关现在已经是一个‘代表机关’”（！！），并且还认为普列韦先生许诺的“代表大会”（普列韦先生好象只讲过“会议”吧？）“无论如何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不能不使地方自治机关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明朗化”。编辑部“坚信，地方自治活动家们在代表大会上能够显示出他们应有的身分——人民的代表，而不是大臣们在经济方面的助手”。如果只是从这篇社论来看，那倒反而应该坚信，地方自治人士将会步希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后尘，也成为警察机关的“助手”（当其他地方自治派没有把他们排挤掉或没有使他们有所改变的时候）。 看了社论中所玩弄的政治手腕之后，再来读读安东·斯塔里茨基先生，尤其是地方自治会议议员Ｔ先生这两位撰稿人后来的文章，倒是不费劲的。前一位撰稿人把希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行为叫作“失策”，他劝告地方自治人士“不要忙于考虑自己在普列韦先生所举办的某种代表大会上的长子权”，劝他们不要受诱惑，也不要玩弄政治手腕。编辑部加了一个注说：“我们大体上同意文章作者的意见”，显然认为不能片面地谴责政治手腕。［注：我们从刚刚收到的《解放》第8期上看到，希波夫先生的政治手腕和失策已在受到比较严厉的谴责。祝他们成功！也许，发生在这位尊敬的活动家身上的事情，会促使编辑部从它对自由主义和革命派别的关系的基本看法上寻找“政治手腕”的根源吧？］ 第二位撰稿人则公开反对《解放》所持的整个立场，对它的不彻底和不坚决进行了抨击，对诸如以“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为遁词的这种假话加以谴责，他表示“不能够满足于一些不彻底的办法，必须下决心干到底”，“必须抛弃合法反政府派那些卑躬屈膝的不彻底的办法……”，“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我们〈地方自治人士〉如果不成为革命者，就不能够对俄国的政治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我们衷心欢迎这位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先生的这些诚恳而坚定的谈话，并竭诚劝告一切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都来读一读。这位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先生完全肯定了我们在《火星报》上对《解放》的纲领所作的评价[10]，不仅如此，他的文章不但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证明我们对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性进行无情揭露也是合情合理的。原来即使在地方自治派中也还是有一些厌恶任何摇摆不定的人，对他们，我们尤其应当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无情地批判这种摇摆不定来予以支持。 《解放》的编辑当然不同意地方自治会议议员Ｔ先生的意见，他客气而坚决地声明：“我们对很多问题持另一种看法……”那还用说！那么编辑部的反对意见究竟是什么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第一，司徒卢威先生认为，他和某些革命者不同，他“在原则上”是宁愿走和平道路的；第二，他责备这些革命者不够宽容。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反对意见吧。 司徒卢威先生在他那篇《关于一次责难》的文章（该文署名：编辑）中引了我在《曙光》[11]第2—3期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他特别不喜欢的自然是这样一句话：“人民哪怕只把政府好好地教训一次”，那就会有“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53—54页。——编者注］。你看，司徒卢威先生是坚决和绝对不同意那种认为暴力革命胜于和平改革的意见的。他说，俄国最坚定的革命者在原则上都更愿意走和平的道路，而这个光荣的传统是任何学说都消灭不了的。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个论断更虚伪、更牵强的了。起义的奴隶有权说他宁可同奴隶主和睦相处，而拒绝起义的奴隶也这样讲，那就是可耻的虚伪了，这一点难道司徒卢威先生不懂得吗？他说，“可惜，或者说幸而，俄国的革命因素还没有成熟”，这番话却“幸而”揭了他的老底。 至于说到革命思想的光荣传统，司徒卢威先生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吧。我们只要举出《共产党宣言》的有名的结束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就够了。我们只要指出恩格斯对杜林的驳斥就够了，恩格斯在《宣言》发表30年以后，当德国工人被剥夺了俄国人民从未有过的一部分权利的时候，驳斥杜林说：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就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30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点——关于宽容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象很多社会革命党人[12]和公众代表那样）甜言蜜语地教训我们说：在各个派别之间，应当“互相谅解”，“赤诚相见”和“宽宏大量”。我们倒要问问他：如果我们赤诚相见而您觉得不够宽容，那可怎么办呢？假定我们认为《解放》杂志中既有一只右手，又有一只为害的、变节的左手，那么赤诚相见是不是一定要使我们去同这只左手进行无情的斗争呢？当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在自己全部策略中对阶级斗争的态度问题上都表现出冒险主义的时候，这种赤诚相见是不是一定要使我们去同他们的这种冒险主义（也是政治手腕）作斗争呢？要求削弱和放松这种斗争去迎合那些斗争的对象愿意称之为宽容的东西，这难道有一丁点儿政治意义吗？ 先生们，是时候了，丢掉你们那种故作天真假献殷勤的态度吧！是时候了，应该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要保证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协同一致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能靠政治手腕，不能靠已故的斯捷普尼亚克曾经称之为自我克制和自我隐藏的东西，不能靠外交上的互相承认这种暗中约定的谎言，而要靠真正参加斗争，真正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军事警察反动派和封建僧侣反动派的斗争，同依靠人民的一定阶级（如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斗争真正一致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协同起来了，而并没有讲互相承认的漂亮空话。至于有目共睹、尽人皆知的事实，就无所谓承认不承认了（何况我们并不请求谁来承认工人运动！）。只有把政治和政治手腕混为一谈的人，才能认为论战的“口气”会妨碍真正的政治联盟。只要不是真正参加我们的斗争，而是说一些支吾搪塞的空话，不是某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真正靠拢我们的斗争，而只是实行冒险主义的策略，那么无论怎样威胁恐吓或是苦苦哀求，都丝毫不能加速“互相承认”的来临。
注释： [5]《芬兰报》(《Φилянд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沙皇政府的官方报纸，由芬兰总督府于1900—1917年在赫尔辛福斯出版。该报是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和大国主义政策的传声筒。——21。 [6]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1。 [7]指1901年6月8日(21日)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该法令为贵族土地占有者提供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法令规定：如购买土地，数量可达3 000俄亩；如租赁土地，则数量不受限制，而且租期可长达99年，租赁者在最初5年可以不交纳任何租金。列宁在《农奴主在活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77—8l页)一文中对这项法令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21。 [8]祖巴托夫政策是20世纪初沙皇政府在工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政策，由其倡议者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得名。祖巴托夫政策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以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并向工人灌输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想法。祖巴托夫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时利用了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 1901年5月，保安处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祖巴托夫组织——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夏季，祖巴托夫代理人(原为崩得成员)在明斯克和维尔诺建立了犹太独立工党。在1901—1903年间，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彼尔姆、敖德萨等地都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这些组织开会讨论过必须争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甚至还提出过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建议。革命报刊因此称祖巴托夫政策为“警察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揭露祖巴托夫政策的反动性，同时也利用合法工人组织来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祖巴托夫组织发起的多次罢工都转变成了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03年爆发的南俄总罢工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沙皇政府于是屏弃了祖巴托夫建议的同革命运动斗争的方法。而祖巴托夫政策也为工厂主所反对。1903年夏，祖巴托夫组织被全部撤销。——23． [9]《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23。 [10]指1902年8月1日《火星报》第23号社论《俄国自由派的纲领》。——25。 [11]《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5。 [12]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