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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7卷 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 （1902年11月1日〔14日〕） 嘲笑产生了好效果。在以《革命冒险主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65—386页。——编者注］为题的两篇文章中，我们就表示坚信：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从来不愿意直截了当地确切地肯定自己的理论立场。《革命俄国报》[13]为了推翻这个恶意的和不公正的假设，在第11号上发表了以《纲领问题》为题的一组文章。祝他们成功！迟做总比不做好。我们预先对《革命俄国报》关于“纲领问题”的所有文章表示欢迎，并且保证密切注意，看看是否真能从中读到什么纲领。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来仔细看看第一篇文章：《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不过首先要指出，我们的对手一再过分地……“自我陶醉”，说什么（第11号第6页）：“我们的纲领已经提出来了。”先生们，这个说法不对！你们什么纲领都还没有提出过，就是说，你们不仅没有完整地、以党的名义正式叙述过自己的观点（狭义的纲领，哪怕是纲领草案也好），甚至对这样一些基本的“纲领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和以机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俄国资本主义以及由这个资本主义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和任务等问题，都还根本没有确定自己的态度。据我们所知，“你们的纲领”，无非就是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机会主义派之间，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采取非常不明确的立场。 你们妄图脚踏两只船，结果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用你们选择的问题来说明。《革命俄国报》（第11号）说：“我们并不是不懂得，而是不承认现代的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在我们看来，农民分为两个原则上不同的范畴：（1）靠剥削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劳动农民；（2）在不同程度上靠剥削别人的劳动力为生的农村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家认为“收入的来源”（占有别人的无酬劳动）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的“基本特征”，因此认为农村无产阶级和“独立农民”（以把自己的劳动用于生产资料为生的农民）之间“在原则上非常相似”。“两者的生活基础都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定范畴的劳动。这是一。第二，两者在现在的条件下都遭受残酷剥削。”所以他们应当归并为劳动农民这一个范畴。 我们故意这样详细地叙述了《革命俄国报》的论断，是为了使读者能对此好好思索一下，对它的理论前提作一番估价。这些前提之毫无根据是显而易见的。从收入来源中去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个错误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他把看不见这种错误的人称为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某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将其用于私人经济，用于目的在出售产品的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失去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区别。 再往下看。“两者的生活基础都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定范畴的劳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定范畴的不是劳动，而只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的社会结构，或者换句话说，是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中的相互关系。这里是以另一种形式重复了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庸俗社会主义的错误。社会革命党人声称，“农村业主同雇农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独立农民同债主和富农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质是完全相同的”，他们说这种话，至少是完全重复了德国庸俗社会主义的错误。例如，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米尔柏格曾经说过：业主同工人的关系与房产主同房客的关系，其实质是一样的。我国的米尔柏格之流也同样不能分辨剥削的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而只限于装腔作势地谈论一般的“剥削”。我国的米尔柏格之流也同样不懂得，正是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才是整个现代掠夺制度的基础，正是这种剥削把社会分成了不可调和地互相对立的阶级，只有从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才能透彻地评价剥削的其他各种表现，而不致陷入模糊不清和无原则的境地。所以，我国的米尔柏格之流必然要遭到珍视自己运动的完整性、珍视自己革命旗帜的“美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无情的反击，正象德国的米尔柏格曾经遭到坚决无情的反击一样。 为了更清楚地指出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混乱，我们再从实际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用一些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从事劳动，都在遭受剥削。不然为什么要把它们算作过渡的中间的阶层呢？第二，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同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农民完全一样，也在从事劳动，也在遭受剥削。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是不是也想创造“劳动的”工商业居民的“范畴”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狭隘的”范畴呢？第三，为了使社会革命党人能够明白他们很不喜欢的“教条”的意义，请他们设想一下市郊的农民吧，这种农民不雇用工人，靠自己的劳动和出售各种农产品为生。我们敢相信：即使是狂热的民粹主义者也不敢否认这种农民属于小资产阶级，不敢否认无法把他们和雇佣工人“归并”为一个阶级（注意，这里所指的只是阶级，而不是政党）。但是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中，市郊的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同一切小农的地位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呢？ 试问，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这样接近（就说得婉转些吧）庸俗社会主义，其原因何在呢？也许是这位作者偶然表现出来的气质吧？为了驳倒这种假设，只要引用《革命俄国报》第11号上的下面这段话就够了。作者大声喊道：“这里的问题似乎完全在于同一经济范畴的规模〈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而不在于两种经济范畴，即劳动经济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原则差别〈请听听！〉！”很难设想还有什么可以更全面更清楚地证实我们在《革命冒险主义》一文中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了：剥开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壳，你们就能看到瓦·沃·先生的原形。凡是稍微了解俄国社会政治思想演进情况的人，从这一句话就可以弄清楚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粉红色的假社会主义曾经粉饰过（而且现在还在粉饰）在我国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大家知道，这种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关于农民的“劳动经济”同资产阶级经济截然相反的思想。经过米海洛夫斯基、瓦·沃·和尼古·—逊等先生们从它各个不同角度详细探讨过的这种思想，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曾经抨击过的堡垒之一。我们说过，要帮助破产的受压迫的农民，就必须丢掉幻想，正视现实，现实正在粉碎关于劳动经济（或者是“人民生产”？）的模糊的幻想，向我们表明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结构。我国也同各国一样，要发展和巩固小的劳动经济，只有把它转变为小资产阶级经济才有可能。这种转变实际上已在进行，劳动农民变为小企业主这一真正的实际趋势，已经为实际生活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因此，只要商品经济在发展，我国的农民也同任何小生产者一样，是属于小资产者范畴的：他们分化出少量的企业主和大批的无产阶级，这种无产阶级通过半工人和半业主的一系列过渡阶段（这些过渡形式存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切工业部门）同“小业主”保持着联系。 社会革命党人对于两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交替，对于旧的俄国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他们只要有可能，就干脆想回避分析问题的实质。当回避不了的时候，当人们要求那些想建立独立“政党”的人作出明确解释的时候，当人们嘲笑和公开责备他们没有原则，强迫他们作出答复的时候，他们才再次搬出民粹主义关于“劳动经济”的旧理论，重犯庸俗社会主义的老错误。我们再说一遍，第11号上那篇文章企图把“劳动经济”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结合起来”，我们不能期待还有什么能比这篇文章更好地证实我们指责社会革命党人毫无原则是正确的了。 ※ ※ ※ 我们还要指出一件好笑的事，就是《革命俄国报》第11号企图“体面地”解释为什么要决定回避原则性的论战。原来，《火星报》在《革命冒险主义》一文中引错了话。例子呢？例子就是漏掉了“有些地方”这几个字（有些地方土地在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真是骇人听闻！竟然漏掉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字！《革命俄国报》也许会灵机一动，想断定“有些地方”这几个字对估计整个土地的转让问题（估计这是不是资产阶级过程）多少有些关系。让它试试吧。其次，《火星报》只援引到“国家”两字为止，后面还有“当然不是现在的国家”这几个字。更恶毒的是（让我们自己来补充吧），《火星报》胆敢把这个国家称为阶级的国家。我们这些“好心未得好报的”对手，是否想断言在我们所分析的“最低纲领”中，可以不谈阶级的国家呢？ 最后，《火星报》还援引了4月3日的传单，在这个传单中，《革命俄国报》自己也认为对恐怖手段的评价是言过其实的。是的，我们也援引了《革命俄国报》的这个附带声明，不过我们自己补充了一句：我们认为这是“左右逢源”，是含糊不清的暗示。《革命俄国报》对此非常不满，并且对详情细节作了一番解释和说明（这样，实际上就证实了有含糊不清、需要解释的地方）。这些解释究竟是什么呢？原来，4月3日的传单根据党的要求已经作了修正。可是这些修正“还被认为不够充分”，因此就从传单中删去了“党”的字样。但是“党刊印”的字样保留下来了，而且4月3日的另一张（“真正的”）传单对意见分歧或言过其实只字不提。《革命俄国报》引用了这些解释以后，觉得这些解释只是证明《火星报》要求解释（指左右逢源和暗示）是正当的，于是自己问自己：党怎么能够在自己的印刷所里刊印它所不同意的传单呢？《革命俄国报》回答说：“这同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名义刊印《工人事业》、《火星报》、《工人思想报》[14]和《斗争》[15]的情况完全一样。”说得很好。但是第一，我们的各种刊物不是在“党”的印刷所里刊印的，而是在各派的印刷所刊印的。第二，当我们同时出版《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和《火星报》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把这种情况称为混乱现象。请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自己揭发和抨击自己的混乱现象，并且竭力通过严肃的理论工作来消除这种现象；而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别人揭发了他们以后才开始承认自己的混乱现象，并且借此机会再次夸耀自己的兼收并蓄，这种兼收并蓄使他们在同一天就同一个政治事件刊印两种传单，传单中对这个事件（新的恐怖行动）的政治意义作了截然相反的解释。社会民主党人懂得思想混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宁愿“首先划清界限，然后统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6页。——编者注］，这样才能保证将来的统一既能持久又富有成效。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各抒己见”［注：只要把前“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的《我们的任务》一文同前“社会革命党”的《宣言》（《火星报》第5号谈到过这个宣言）比较一下，然后再同《俄国革命通报》[16]第1期的编辑部声明、《革命俄国报》第7—11号上的“纲领性的”文章，以及所谓“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17]所出版的小册子《自由》（《革命俄国报》不久以前报道了“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同社会革命党合并的消息）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解释，玩弄“实际”统一的假象，并且傲慢地对我们说：只是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才有各种各样的“集团”，我们是一个党！先生们，你们说得很对，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集团”和党之间的关系，有时就象法老的瘦牛和肥牛[18]之间的关系一样。“党”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曾经有过“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可是，它只存在了两年，而且它的存在也和它的消失一样无声无息。
注释： [13]《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29。 [14]《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Μыслъ》)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34。 [15]指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团体斗争社的出版物。 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l—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沦，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34。 [16]《俄国革命通报。社会政治评论》杂志(《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1901—1905年先后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期。第1期由老民意党人小组出版，编辑是尼·谢·鲁萨诺夫(塔拉索夫)。从第2期起成为社会革命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撰稿人有米·拉·郭茨、伊·阿·鲁巴诺维奇、维·米·切尔诺夫(尤·加尔德宁)、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35。 [17]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是19世纪90年代末在明斯克成立的民粹派组织。这个组织联合了近40个工人小组，共有成员约200人，其中一些小组分布于比亚韦斯托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日托米尔和其他一些城市。该组织的领导人是л．Μ．克利亚奇科(罗季奥诺娃)。它的纲领性文件是1900年在明斯克出版的小册子《自由》，其中提出了主要通过恐怖活动求得政治自由的任务。1900年春，该组织被沙皇保安局破坏。保留下来的小组于1902年夏加入了统一的社会革命党。——35。 [18]法老的瘦牛和肥牛一语出自圣经《旧约全书》上的一个故事：古埃及的一位法老一天夜里梦见七头瘦牛吃掉了七头肥牛。列宁在这里把社会民主党比做瘦牛，而把社会革命党比做肥牛，意在说明不掩盖自己内部矛盾的社会民主党，比保持“统一”假象的社会革命党要强。——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