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0卷 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143]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 政党的产生是我们这个有意义的时代的最有意义的突出的特征之一。旧秩序即专制制度，正在土崩瓦解。究竟应当怎样建立新秩序，究竟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不仅有所谓“上流社会”即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而且有“人民”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对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各个阶级试图拟定纲领和调整组织政治斗争的方式，有巨大的意义。这些尝试多半是个别“活动家”的主意，他们既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领导任何人，在这些尝试中，尽管偶然的、随意的、有时空谈的成分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各大社会阶级的基本利益和倾向都以无法抑制的力量表现了出来。从看起来一团糟的声明、要求和纲领中，勾划出了我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和它的真正的（不是只装门面的）政治纲领。无产阶级有愈来愈多的材料来判断：现在大谈其政治行动的俄国资产阶级将如何行事，它在俄国如此迅速地接近的决定性革命斗争中会采取什么立场。［注：第一段在手稿上已删掉了，在《无产者报》发表的文本里也未收入。——俄文版编者注］ 国外的《解放》对俄国自由派的频繁活动进行总结丝毫不受书报检查的干扰，有时为研究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特别宝贵的材料。不久前它刊载了（或转载了4月5日（新闻报》[144]的）《“解放社”的纲领》并附有彼·司·先生的有教益的按语，这是对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在《前进报》第18号上提到的解放派宪法草案的绝妙补充［注：见本卷第193—194页。——编者注］。彼·司·先生公正地指出：“这个纲领的制定和通过，向创立俄国立宪民主党迈进了一大步。” 毫无疑问，在自由派活动的相当长的历史中，这的确是俄国自由派很突出的一大步。然而和创立真正的政党的要求比较起来，甚至和社会民主党为达到这个目的已做出的成果比较起来，自由派的这一大“步”是多么渺小啊！资产阶级进行公开活动的自由比无产阶级进行公开活动的自由大得多，它拥有的知识分子力量和资金也雄厚得多，建立党的组织的方便条件也多得多，但是我们面前依然是一个没有正式名称，没有明确的总纲领，没有策略，没有党的组织的“党”[145]，是一个根据权威人士彼·司·先生的意见由“地方自治派”和“解放社”，即由没有组织的一堆人加上一个组织组成的“党”。也许地方自治派的成员就是所谓承认纲领并“在一个党组织”即“解放社”的一个小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著名提法所指的“党员”吧？对党员资格的这种理解，对自由派来说，是既方便又合乎情理的，而且和他们的整个政治面貌很相称，但是这种理解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精神。根据对党的这种理解（不是通过这个“党”的成文的党章，而是通过它的实际构成表现出来）还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有组织的党员即“解放社”的成员，多数赞成一院制，但是拒绝把它写进自己的纲领，他们以完全的沉默回避问题，讨好没有组织的党员，讨好赞成两院制的“地方自治派”。在政治上活跃的资产阶级看来，“力量”对比可以说是天意决定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出谋献策，没有组织的生意人、大亨、资本家发号施令。 彼·司·先生衷心欢迎“解放社”的纲领，并且为纲领的不明确、不彻底、不完备以及组织上模糊不清和策略上保持沉默从原则上进行辩护，把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作为辩护的理由！这个最能说明资产阶级自由派整个实质的绝妙概念，我们以后还要谈；现在来分析自由派纲领的基本原则。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党没有正式名称。彼·司·先生称它为“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似乎也经常出现在我们自由派的合法报纸上。尽管乍一看来名称问题无关紧要，但是，在这里我们一下子就得到材料来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它一定会满足于政治上的模糊不清，甚至“从原则上”为这种模糊不清进行辩护；所谓“一定会”并不是单单取决于它的领袖们的主观情绪或品质，而是取决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使人立即联想到一句名言：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为了隐瞒党的君主主义性质。事实上，整个这个党，它的主宰部分地方自治派也好，“解放社”也好，都拥护君主制，这一点谁不知道呢？关于共和制，不论前者或后者连谈都不谈，认为这样谈“不严肃”，而他们的宪法草案却公然明确地承认管理形式是君主制。这就是说，我们面前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的党，君主立宪派的党。这是事实，不容有丝毫怀疑，任何关于“原则上”承认共和制的议论（虽然这种议论我们一时还没有从“立宪民主派”那里听到）也无法加以抹杀，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不只是“原则上”承认，而是实践上和政治上承认，承认愿意争取和必须斗争。 不过关键正在于资产者老爷们现在不能直言不讳。不能这样做，就象不能裸体上街一样。不能公开说实话，不能大声aussprechen was ist（有什么，说什么），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最野蛮和最有害的政治特权中的一种特权，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反民主主义的；正在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是不能承认这一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做很可耻，很难为情和很不体面。不，如果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他们是不管什么体面不休面的。不过目前他们的利益是要求得到自由，而没有人民自由是争取不到的，可是如果不把自己叫作“民主主义者”（＝人民专制制度的支持者），不隐瞒自己的君主主义，就不能保证自己得到人民的支持。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会造成内部的不稳定并且会使它对基本政治任务的提法本身具有欺骗性：争取自由的斗争，争取推翻长期存在的专制制度特权的斗争，是和维护私有制的特权不相容的，因为私有制的特权要求“爱护”君主制。所以君主立宪的真正纲领就披上了民主立宪的漂亮纱衣。纲领的真实内容所涂上的这一层显然是虚假的装饰色彩，就叫作“现实政治”……所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以无比轻蔑和非常自负的口吻谈论“极端派的代表”所追求的“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解放》第69—70期合刊第308页）。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家既不想以谈论共和制来安慰自己，甚至也不想以幻想共和制来安慰自己，因为他们不想争取共和制。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感到非用“民主主义”的诱饵来取悦于人民不可。至于他们不能抛弃君主制，他们并不想欺骗自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必须避而不谈他们的君主主义来欺骗人民。 可见，党的名称绝不象乍一看来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偶然性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有时名称过于刺耳和矫饰，倒会暴露出党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的严重内在缺陷。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愈深切地感到自己对君主制的忠诚，他就愈大声地对天发誓，要大家都相信他是奉行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愈明显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可能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他就愈热烈地吹捧“社会革命”党；其实，这个党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革命性，而它的革命性又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这一点已正确地指出过了。最后，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只好称自己是（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人民党”了。这样，阶级利益是怎样打着政治招牌改头换面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全貌了。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招牌（或“解放社”的纲领）真不失为名不虚传的招牌，它一开始就有声有色地说：“‘解放社’认为，俄国目前经受的严重的国内外危机尖锐得很，人民必须同其他反对现存制度的社会集团一起，把这个危机的解决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政权就会转到人民手里了，代替沙皇专制制度的人民专制万岁。先生们，不是这样吗？这不是民主主义所要求的吗？ 不，这是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这是不懂得现实政治。目前整个政权还掌握在专制君主制手里。起来反对它的是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已经开始斗争，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且大概……大概会全神贯注于这个斗争直到彻底打垮敌人。可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还有“其它社会集团”，即“上流社会”——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职业知识分子。这样就必须把政权分成三等份。一份留给君主制，一份给资产阶级（参议院，它建立在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并且尽可能建立在事实上不平等的选举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普选权的基础上），余下的一份给人民（众议院，它建立在普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这将是“公平的”划分，它可以确保私有制，并且可以调用君主制的有组织的力量（军队、官僚、警察）对付人民，只要人民“全神贯注于”实现“极端派代表出于纯属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而提出的任何“不合理”要求。这种公平的划分把革命人民减少到无害的少数，减少到三分之一，这是“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的根本改造”，而决不是根据君主主义原则，也不是根据资产阶级特权原则进行的“根本改造”。 怎样实现这种划分呢？通过坐收渔利的办法。这一点，彼·司徒卢威先生早在他为维特记事所写的序言中就预言过了，他指出，温和派总是从极端派之间斗争的激化中得到好处。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应该在这两者之间随机应变，依靠革命人民（用“民主主义”引诱它）反对专制制度，依靠君主制反对革命人民的“极端行为”。通过巧妙的随机应变，必然会造成上述那种划分的局面，而且无论如何可以确保资产阶级至少得到它的“三分之一”，至于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间如何划分，那就要看他们决战的结果了。主要应当依靠谁，这要视时机而定——这就是商人的，不，是“现实”政治的本质。 目前，全部政权还掌握在专制制度手里。因此应当说，人民必须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因此应当把自己叫作民主主义者。因此应当要求“根据普遍……的选举权的原则立即召开立宪会议以制定俄国宪法”。现在人民还没有武装起来，还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起来，它还无力对付专制君主制度。全民立宪会议将把人民团结起来，并成为与沙皇势力相抗衡的一支巨大力量。当沙皇政权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一旦相互交手，那时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节日，只有那时才完全有把握“调和”这两种力量，并保证有产阶级获得最好的结果。 这就是自由派现实政治家的如意算盘。算盘打得不坏。这里，君主制要完全自觉地保存下来，全民立宪会议只允许同君主制并存。推翻现存政权，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仿效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的榜样）主张在人民和国王之间搞“调和”。为了使这种调和政策得到成功，必须使斗争双方的任何一方，即无论是人民或君主，都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必须使他们的力量保持平衡。那时，而且只有那时，资产阶级才能和君主制联合起来，强令人民服从，迫使人民满足于政权的“三分之一”……也许是百分之一。全民立宪会议所掌握的力量，恰好足以迫使沙皇颁布宪法，但是它不会而且也不应当（从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看来）掌握更多的力量。它只应当和君主制保持平衡，而不应当推翻君主制，它应当把政权的物质工具（军队等等）留给君主掌握。 解放派嘲笑希波夫派想把政权力量给沙皇，把舆论力量给人民。可是解放派本身在本质上不是也站在希波夫派的立场上吗？因为他们也不想把全部政权交给人民，因为他们自己也主张在沙皇政权和人民舆论之间搞妥协！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当前的革命关头，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十分自然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求提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而决不是提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是或者已成为妥协、买卖和渔利政策的口号。第二个口号是革命斗争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是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第二个口号是革命人民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最便于保持君主制，尽管有人民的革命攻击。第二个口号提出了一条通往共和制的捷径。第一个口号把权力留给沙皇，只用人民的舆论对它加以限制。第二个口号是彻底地无保留地导致名副其实的人民专制的唯一口号。 只有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无产阶级对政治任务的提法的这一根本差别，才向我们说明，“解放派”纲领除了已经提到的特点外，还有一系列次要特点。只有从这个差别的角度出发，才可以了解，例如，为什么解放派一定要提出保留，即解放社的决议“只要在政治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认为是必须遵守的”，纲领中可以有“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因素”。这种保留（彼·司·先生在按语中曾详尽而特别“津津有味地”加以发挥）对主张人民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政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保留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解放社”成员会因奉行生意人的（“现实的”）政治而放弃他们的很多很多民主要求。他们的纲领并不反映他们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信念资产阶级没有），并不指明必须达到的斗争目标。相反，他们的纲领不过是根据斗争的一方或另一方态度的“强硬”，预先就考虑到必然要“跌价”而提出的要价。立宪“民主派”（应读作：立宪君主派）资产阶级会以低于它现在的纲领的要价与沙皇制度成交，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对这一点抱任何幻想。正因为如此，彼·司·先生才敌视划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敌视“一般硬性的纲领性决议”。正因为如此，彼·司·先生才断言“解放社”的纲领（其写法故意不用准确地表述明确要求的形式，而用近似文学描写的形式），“对于一个志在搞现实政治的政党来说是绰绰有余的”。正因为如此，“民主主义”君主派的纲领才对武装人民问题只字不提，才回避明确地表述教会同国家分离的要求，才坚决主张不废除间接税，才用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自决代替它们的政治自决。正因为如此，才坦率地承认民主主义和资本的利益之间是有联系的，才承认有必要“加强对人民生产力的发展实行优惠”，促进“工业繁荣”等等，以取代“对个别企业和企业家实行优惠”。正因为如此，土地改革才被归结为在务必保证地主把土地转交给农民时取得“报酬”的条件下纯粹官僚主义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换句话说，也就是坚决捍卫奴役性的和农奴制的“所有制”的不可侵犯性。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本身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政策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渔利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注释： [143]本卷《附录》里收有《关于〈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一文的笔记》（见第376—378页）。——245。 [144]指《新闻和交易所报》。 《新闻和交易所报》（《НовостииБиржеваяГаэета》）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之一，187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常登载俄国自由君主派组织解放社的文章和正式文件。——246。 [145]指筹建中的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