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1卷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64] （1905年9月）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早就远远超出了德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德国社会民主党按其组织性、按运动的严整性和团结、按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数量浩瀚和内容丰富等方面来说，都是走在各国党的前面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也就往往具有几乎是国际性的意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新的机会主义流派（伯恩施坦主义）问题，就曾经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65]的决定肯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久经考验的旧策略，这项决定已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所接受，而且现在成了全世界一切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决定。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关于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问题，耶拿代表大会的这个主要问题，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注意。最近在许多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甚至可以说特别是在俄国，事变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首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定无疑将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不小的影响，将激励和加强斗争着的工人的革命士气。 但是，我们先扼要谈一谈耶拿代表大会所讨论和解决的其他较为次要的问题。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想谈论德国党修改党章的细节。重要的是着重指出这次修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基本特点，这就是进一步地、更全面更严格地贯彻集中制的倾向，建立更坚固的组织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第一，党章直接规定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除特别重大原因无法做到外，都必须从属于一个党的组织。第二，以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制度代替受托人制度，以集体的、组织的联系的原则代替个人全权和信任个人的原则。第三，规定一切党组织必须把自己25％的收入上交党的中央会计处。 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它的革命性的增强，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彻底地贯彻集中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进展，对我们俄国人是极有教益的。在我们这里，组织问题不久以前在党的生活的迫切问题中占有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现在也是这样。自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的两种组织倾向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倾向是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这并不是为了蛊惑人心，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要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自由的扩大切实地加以实现。另一种倾向是鼓吹组织界限模糊，“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关于这种倾向的全部危害性，就连长期替它辩护的普列汉诺夫现在也懂得了（我们希望，事变很快也会使他认识到这种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和策略上的含混不清的联系）。 请回忆一下关于我们党章第1条的争论吧。新火星派从前曾激烈坚持自己的错误条文的“思想”，而现在，他们的代表会议干脆把整个条文和整个思想统统抛掉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集中制和组织联系的原则。新火星派马上就试图把关于每个党员从属于一个组织的问题提到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者都一样）甚至不怀疑这个要求的原则上的合理性。他们把这项要求（每个党员从属于一个党组织）直接写进了党章，他们在说明这项规定要允许有例外情况时，根本没有涉及到原则，而是说……由于在德国缺乏足够的自由！耶拿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人福尔马尔，在说明这项规定容许有例外情况时指出，象小官吏这样一些人是不可能公开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不言而喻，在我们俄国情况却不同：这里没有自由，一切组织都同样是秘密的。在有革命自由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严格划分党的界限，不容许在这方面存在“界限模糊”的情况。而适当加强组织联系的原则，始终都是不可动摇的。 至于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取消了的受托人制度，那完全是为了对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66]而采取的办法。这个法律愈是成为过去的东西，全党也就愈会自然地和必然地转到组织间的直接联系的制度上来，而不必再通过受托人进行联系。 在耶拿讨论政治罢工问题之前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对俄国也是极有教益的。这就是关于五一节的问题，确切些说（如果就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就议事日程的讨论项目来说），就是关于工会运动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工会科隆代表大会[167]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还不只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代表大会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影响最深的德国，工会（注意：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中的反社会主义倾向，即英国式的也就是绝对资产阶级式的“纯粹工联主义”的倾向，也正在发展起来。因此，在耶拿代表大会上，关于狭义的五一游行示威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关于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如果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派别情况来说，那就是关于“经济主义”的问题。 关于五一节问题的报告人费舍明确地指出，工会常常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丧失社会主义精神，无视这一事实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例如粗木工工会的代表布林格曼竟讲出和发表了这样一段话：“五一罢工是人的机体中的异物”，“在当前条件下工会是争取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手段”，等等。费舍说得很对，除了这些“症状”以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症状”。在德国，也象在俄国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狭隘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是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粗木工工会的报纸曾经大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已经破产了，危机论、灾变论不符合实际情况等等。修正主义者卡尔韦尔号召工人不要不满，不要增加需求，要俭朴，等等。李卜克内西的发言得到代表大会的赞许，他反对工会“中立”的思想，他指出：“诚然，倍倍尔也讲过有利于中立的话，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倍倍尔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赞同的不多几次情况中的一次。” 倍倍尔本人否认他曾主张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中立。倍倍尔断然认为狭隘工会主义是危险的。他接着说，他还知道这种糊涂的行会观念的更为糟糕的例子：工会的年轻领导者们甚至嘲笑整个党、整个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倍倍尔的这些话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引起一片愤怒的叫喊声。倍倍尔果断地宣告说：“同志们，你们应当坚守自己的岗位；想一想，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你们走的是一条毁灭的道路，它会把你们引向死亡！”大会对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正视危险，这是值得称赞的。它没有掩盖“经济主义”的极端表现，没有编造拙劣的借口和遁词（而我们的普列汉诺夫，例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编造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借口和遁词）。它没有这样，而是尖锐地指出了病症，坚决地谴责了有害的倾向，直接地、公开地号召全体党员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这一事件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些人竟因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省悟”而博得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夸奖！
注释： [164]《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是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请求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写的，大约写于1905年9月10日（23日）以后，文章没有写完。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见注149。——324。 [165]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代表263人，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帝国国会党团成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党报编辑57人，外国来宾12人。大会议程：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议会活动的报告；党的策略，包括帝国国会选举、关于担任副议长的问题和关于修正主义的倾向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绝大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 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8月）在讨论社会党的策略问题时，同样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但没有作出必须同修正主义决裂的坚定结论。——324。 [166]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在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326。 [167]德国工会科隆代表大会于1905年5月举行，出席代表208人，来宾24人。大会议程包括：工会对总罢工的态度；工会和五一节；工会联合组织在工会建设中的任务等。中心议题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德国工会的改良主义首领们在代表大会上执行反社会主义的工联主义的路线，要求工会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为工人阶级日常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反对工会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问题通过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一切通过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把某种策略固定下来的企图都是错误的，要求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坚决反对这一类企图。”机会主义领导人还提出一个决议案，建议将五一节纪念活动挪到晚上举行，借口是让工人们都能参加，实际是企图取消五一节的战斗性和国际性。但是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否决了这个决议案。 1905年6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5号刊登的《德国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文，尖锐地批评了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机会主义决议。——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