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2卷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
一 我们参加杜马选举有什么客观意义？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冲昏了我国自由派报刊的头脑。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运动中把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自由派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一向不属于立宪民主党的一些报纸，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党的机关报。自由派报刊欣喜若狂。到处都能听到胜利的欢呼声和对政府的恫吓声。在这些呼叫声中经常搀杂着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有时是幸灾乐祸有时是妄自尊大的狂妄态度，这是一种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情况。 ——瞧，你们拒绝参加选举，犯了多大的错误！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你们承认错误了吧？现在你们该知道英明而有远见的普列汉诺夫的忠告的价值了吧？——常常可以从得意忘形的自由派报刊的字里行间听到这样一些言论。关于普列汉诺夫，斯捷潘诺夫同志说得很对（见《目前形势》文集中的《远方来信》一文），他说普列汉诺夫同伯恩施坦一样走运。正象当年德国自由派对伯恩施坦爱不释手以及所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把他捧上天一样，现在，俄国没有一家自由派报纸，甚而可以说没有一篇自由派报纸上的文章（连《言论报》，一点不假，连十月党人的《言论报》也在内！）没有拥抱亲吻和爱抚过这位英明的、有远见的、通情达理的，头脑清醒的、敢于起来反对抵制的普列汉诺夫。 我们就来看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证明了什么。他们揭露了谁的错误？暴露了什么样的策略是毫无用处的？ 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及其同伙硬要我们相信，抵制是一种错误。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有这种看法，这是十分清楚的。他们提议给莫斯科工人一个杜马席位（见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这说明立宪民主党人善于重视工人的帮助，他们为了取得圆满成功和巩固自己的胜利，力求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如果他们同非党工人达成了这种协议，也就等于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协议。立宪民主党人仇视抵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抵制就是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 普列汉诺夫和倾向于他的（一部分是自觉地，一部分是不自觉地）孟什维克或者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反抵制派要求的是什么呢？唉，真可惜！普列汉诺夫这位他们中间最有胆识，最彻底、最坦率、最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人物——居然在他的第5期《日志》［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里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求什么。他大声疾呼：应当参加选举。为了什么？为了建立孟什维克所鼓吹的革命自治呢，还是为了参加杜马？ 普列汉诺夫总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拐弯抹角地用诡辩来回避这些简单明了的问题。当孟什维克还在《火星报》上宣扬革命自治的时候（也是他本人毫不隐讳地表示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接连好多个月时间保持沉默，现在却突然抛出一些最轻蔑的词句来攻击孟什维克的“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了。普列汉诺夫同志，“革命自治”为什么赫赫有名，又怎么会有名呢？是不是普列汉诺夫现在要进攻的那些早就指出这个口号有缺陷、不明确和不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使它更加“有名”了呢？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普列汉诺夫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只是讲了几句先知式的名言就搪塞过去了。在这里，先知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先知是预卜事件的未来，而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事件过后才说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吃完了饭才把芥末端上来。当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十二月起义之前，也就是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谈到“革命自治”的时候，普列汉诺夫默不作声，然而他是完全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他默不作声，看来是在观望和犹豫，不敢拿出一个多少肯定的意见。当革命浪潮低落的时候，当“自由的日子”和起义的日子过去的时候，当工人、士兵、铁路工人等等各种代表苏维埃（即孟什维克认为是革命自治机关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散的自发的因而也是软弱无力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苏维埃）退出舞台的时候，——总之，当问题已经失去尖锐性的时候，当饭已经吃完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才把芥末端上来，才表现出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所喜欢的……对往事的英明和远见。 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什么不满意革命自治，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普列汉诺夫现在跟布尔什维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革命自治会把许多人“弄糊涂”（《日志》第5期），但是从各方面看来，普列汉诺夫是觉得这个口号太大了，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这个口号太小了。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个口号走得太远了，而我们则认为这个口号走得还不够远。普列汉诺夫一心想把孟什维克从“革命自治”往后拖，使他们在杜马中进行冷静的实际的工作。我们则一心想——不仅一心想，而且有意识地明确地号召——从革命自治再前进一步，承认建立完整的、有计划的、能采取攻势的起义机关即革命政权机关的必要性。普列汉诺夫实际上要把起义的口号从日程上撤销（虽然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他否定革命自治的口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没有起义和起义的环境，革命自治就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和有害的儿戏。普列汉诺夫比他的志同道合的孟什维克稍微彻底一些。 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参加选举究竟是为了什么，怎样参加选举呢？不是为了只把人“弄糊涂”的革命自治。那就是说，为了参加杜马吗？但是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表现得特别胆怯。他不愿意回答，然而由于俄国有ｎ＋1个同志不仅希望“只管去读”这位“只管去写的”作家的日志，而且希望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一点明确的活动，由于这ｎ＋1个纠缠不休的记者要求他作出确切的回答，普列汉诺夫开始生气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要求选举者知道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是一种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等等。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他这种怒气冲冲的声明更无济于事、更滑稽可笑的了。得了吧，普列汉诺夫同志！要知道你的朋友们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我们工人都会笑话你的，要是你真的当着群众的面鼓吹你那绝妙的纲领：参加选举吧，进行选举吧，但是不必过问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你们按照关于杜马选举的法令选举好了，但是不许你们去想（这是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这是在选举杜马代表。 为什么以前写文章条理很清楚而且对问题总是给予明确答复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竟糊涂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他对十二月起义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从而对目前政治形势得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看法。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害怕把自己的想法彻底弄清，害怕正视现实。 目前，“杜马运动”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不管参加选举的本人的意志、意识、言论和诺言怎样，事实已经回答了选举和参加选举具有什么客观意义的问题。孟什维克中最坚决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之所以害怕公开主张参加杜马，是因为参加本身已经决定了参加的性质。参加选举，要么意味着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同他们串通一气，要么意味着玩弄选举。生活本身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5期中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正确的，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一口号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普列汉诺夫不逃避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他在《日志》第6期中将不得不承认前半句话也是对的。 政治现实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纲领”（1905年底或1906年初在圣彼得堡发行、提到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名字的胶印本）和他们自己的铅印声明（附有说明两个策略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和一本小册子[139]中所刊载的唐恩的一篇文章）中所鼓吹的策略，这就是，不是为了选举杜马代表而参加选举的策略。再说一遍，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在报刊上提到参加杜马的主张。实际生活就这样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个“纯洁的”策略。至于为了“革命自治”、为了退出省选举大会等等而参加选举，现在连认真地谈也未必会谈了。事件最清楚地表明，这种选举的游戏，这种议会制的游戏，除了使社会民主党威信扫地、蒙受耻辱，不会给它带来任何东西。 如果上面的话还需要加以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党的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已经提供了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这是一个多数派和少数派混合的组织。它所采取的策略也是“混合的”，即至少有一半是孟什维克的：参加初选人的选举，以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中的影响，然后破坏选举，拒绝选举复选人。这种做法是再一次使用对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40]所用过的策略。这正是本着普列汉诺夫同志所推荐的办法作出的“第一步”：先参加选举，其他到时候再详细研究。 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果然不出所料地彻底破产了。初选人选出了。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一部分组织的委员当选了。正好在这个时候颁布了反抵制的法令[141]。初选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为鼓动抵制而坐牢，要么选举复选人。郊区委员会的鼓动和我们党的所有组织的鼓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它无力应付它所推动的力量。初选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撕毁了自己的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并……选举了复选人。在这些复选人中间也有一部分是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组织的委员。 我出席了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会议，看到了这个极端困难的场面，当时社会民主党领导组织正在讨论该怎么办和如何处置这个已经破产了的（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问题。策略的破产是十分明显的，以致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成员也没有一个人发表赞成复选人参加省选举大会，或者赞成革命自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主张。另一方面，也下不了决心处罚那些不按照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的工人初选人。委员会只得不了了之，默认自己有错误。 参加选举，但是不好好考虑（甚至不愿好好考虑，根本不愿考虑，见《日志》第5期）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的普列汉诺夫策略，其后果就是这样。孟什维克的“策略”一接触现实就完全破产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策略”（不是为了选举而参加选举）只是一些动听的空话和美好的愿望。但愿望终归是愿望，空话终归是空话，实际出现的总是客观政治形势的不可改变的逻辑所决定的结果：或者是为了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选举，或者是玩弄选举。可见事件完全证实了我在《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短文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彻底的和最彻底的独立性，可以声明我们参加杜马带有纯洁的和最纯洁的党性，但是政治形势比一切声明都更有力。实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同我们的声明一致。在现在的条件下参加现在的杜马，结果一定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实际执行的必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第5页）［注：见本卷第153—154页。——编者注］ 不妨让孟什维克或者普列汉诺夫分子来驳倒这个结论吧，不过不要讲空话，而要摆事实。要知道，现在我们党的每个地方组织在自己的策略上都是自搞一套。为什么孟什维克在俄国任何地方都搞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呢？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即没有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合并的孟什维克小组，没有准备开展一个“普列汉诺夫式的”或者自己的选举运动来应付后天，即3月26日这个星期天，就要在莫斯科举行的选举呢？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不愿意，而且我相信，也不是由于没有能力。而是由于，客观政治形势已决定，要么抵制，要么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莫斯科省的复选人当中有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已成定局。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普列汉诺夫同志，时间还来得及！孟什维克同志们，时间还来得及！告诉那些复选人该怎么办吧！［注：当我在3月24日《言语报》[142]第30号上看到莫斯科通讯的时候，本文已经脱稿。莫斯科通讯中说：“就现在可以确定的材料来看，在当前省选举的角逐中，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政党的机会几乎相等：十月党人11票，加上工商业者26票和极右派政党13票，总共有50张完全确定的选票；另一方面，立宪民主党人22票，再加上无党派进步人士11票和工人17票，总共也是50张选票。因此，胜利属谁，要看9个态度还不明朗的复选人究竟靠拢哪个政党。” 假如这9个是自由派，而17个工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是多么希望这样），结果将是：立宪民主党人42票，右派50票，社会民主党人17票。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瓜分杜马代表席位的协定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务必在事前告诉他们，哪怕只此一次也好，让他们知道你们自己的策略。这些复选人是不是应当干脆退出省选举大会？还是退出大会去成立革命自治机关？还是交上空白的选票？或者最后，还是选举杜马代表？如果是，那又选谁？选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去演这出徒劳无益的毫无希望的幕布后面的戏吗？最后，还有一个你们孟什维克同志们和普列汉诺夫同志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要是这些复选人的选票将决定立宪民主党人当选或者十月党人当选，他们该怎么办？比方说，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的复选人Ａ—1个，十月党人是Ａ个，而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是两个，那怎么办？弃权［注：大概不必再加上这么一句，说如果这两个人选举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那实际上就是给黑帮分子帮忙。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就等于弃权，也就是等于消极地撤出战斗，让黑帮分子击败立宪民主党人。 附言：正文中有一处错误，说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省选举大会现在已经开过。黑帮分子取得了胜利，因为农民没有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顺便说一下，使我们获得这条消息的3月28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5号还这样报道：“《道路报》根据可靠方面消息报道：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昨天（在莫斯科）积极参加了选举，按照《人民自由报》上发表的名单投了票。”这是真的吗？］就等于帮助十月党人击败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只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并且请求他们为了这一功劳而赏个杜马席位？ 这决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结论。这决不是对孟什维克的无端攻击。这个结论就是现实本身。工人参加选举，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实际上就导致这种结局，而且只能导致这种结局。立宪民主党人正确地估计了彼得堡的经验：当时非党的工人房客为了不让十月党人取得胜利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立宪民主党人估计了这一经验，就直截了当地向莫斯科工人提出：只要支持我们，我们就把你们的一位复选人选入杜马。立宪民主党人要比普列汉诺夫本人更正确地了解普列汉诺夫策略的实际意义。他们的建议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选举所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如果复选人不是非党工人，而是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也会陷入那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置身事外，这就是帮助黑帮分子，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地，彼此默契或通过协定勾结起来。 的确，立宪民主党人现在亲吻普列汉诺夫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一亲吻的代价是很明显的。拉丁语里有个谚语说得好：Do ut des（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我吻你是要你用自己的劝说多给我拉几张选票。的确，也许你根本不想这样做；你甚至羞于当众承认曾经接受我们的吻。你想用各种真话和假话（特别是用假话！）来回避答复那些毫不客气、过于直率地触及我们暧昧关系的本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问题完全不在于你的心愿，你的心意，你的善良的（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是善良的）愿望。问题在于结局，而这种结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立宪民主党人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了解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他们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局：取得了工人的选票，和工人达成协议，使工人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负连带（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责任。 普列汉诺夫对自己所提出的策略的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普列汉诺夫的善良的愿望只能铺成地狱。社会民主党在选举问题上对群众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群众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周围的工作等等（见普列汉诺夫的同伙唐恩在他的小册子中发出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尽管我们中间有人非常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客观条件却阻碍着这种愿望的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不能在群众面前高高举起（回想一下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例子），秘密组织不可能变成合法的组织，船帆从不带主要装备就投入伪议会急流的无能掌舵人手中掉下来了。实际执行的既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而是立宪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要知道你们的抵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和软弱无力的办法！立宪民主党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这样喊叫。那些企图用抵制的办法使杜马和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出丑的工人，那些把稻草人选到杜马中去的工人显然是错了！杜马决不会是稻草人的杜马，而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够了，先生们！你们太天真了，或者是假装天真。如果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那么形势就会不同，可是杜马终究将是一个稻草人。当工人们用选举稻草人这个绝妙的实例来象征未来的杜马，警告轻信的人们并且声明自己不对稻草人的把戏负责的时候，是有一种异常敏锐的阶级本能在指使他们的。 你们不了解这一点吗？让我们给你们解释解释吧。 二 初次选举的社会政治意义俄国的初次政治选举具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陶醉于自己的胜利和完全沉溺于立宪幻想的立宪民主党人却根本不能了解这次选举的实际意义。 首先我们看一看，聚集在立宪民主党人周围的是哪些阶级的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这次选举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宝贵材料，但还远远不够完备。然而，有些东西已经可以看出并且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下面就是我们根据《俄罗斯新闻》上关于到3月18日为止（即到彼得堡选举以前）选出的复选人的材料总结出来的数字：
［注：我们把社会民主党（2人）、立宪民主党（304人）、民主改革党（4人）、进步派（59人）、混和的自由派分子（17人）、犹太平等联盟[143]（3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144]（7人）划为左派。把十月党人（124人）、工商党（51人）、立宪君主党（7人）、法制党（5人）、右派[145]（49人）和君主派[146]（54人）划为右派。］ 尽管这份材料还很不完备，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彼得堡的选举只是更肯定了这个结论），俄国的一般解放运动，特别是立宪民主党，正经历着某种社会变动。这个运动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城市。运动正在走向民主化。城市居民中的“小人物”正在日益显露头角。 在土地占有者中间是右派占优势（假定无党无派中左派和右派各占一半——这个假定与其说是太乐观，还不如说是太悲观了）。而在城市选民中间，左派却占大得多的优势。 地主脱离了立宪民主党，参加了十月十七日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政党。可是，小资产阶级，至少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还没有关于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材料，在杜马召开以前要弄到这方面的材料也确实比较困难），显然正在走上政治舞台，显然正在转向民主派。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资产阶级解放（和“解放派的”）运动中地主曾占主导地位，现在农民起义和十月革命已经把大部分地主完全抛到反革命方面去了。立宪民主党仍然是两重性的政党，其中既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自由派地主，但是现在自由派地主显然只占该党的少数。占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几乎万无一失地作出下面两个结论：第一，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成熟，并且明确地表现出对政府的反对态度；第二，立宪民主党正在变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议会”政党。 这两个结论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是彼此一致的。第二个结论要比第一个结论狭隘得多，因为立宪民主党并不包括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而且它仅仅是一个“议会的”（自然也是伪议会的，傀儡议会的）政党。例如，关于彼得堡选举的意义，最初有狂热的激进的《俄罗斯报》谈过，接着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和杜马候选人纳波柯夫先生谈过，最后有《新时报》谈过，他们的供词十分相似，都认为这次选举与其说是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倒不如说是投票反对政府。立宪民主党人能够取得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成了（这是杜尔诺沃之流的功劳）最左的政党。真正的左派政党已经被暴力、逮捕、屠杀和选举法等排除在外了。一切不满的、气愤的、愤慨的、动摇的革命分子由于大势所趋和选举斗争的逻辑，不得不纠集在立宪民主党的周围。［注：3月22日《评论报》[147]说：“人们并不期望这个杜马作出创造性的工作，很多不同意立宪民主党纲领的人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到杜马中去，只不过是把神圣的事业加在他们身上，要他们付出巨大的劳动来清除我们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48]，即政府中多年堆积起来的垃圾，这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前面的图表中，我们把一切进步的复选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计算在一起，实际情形也正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两支巨大的力量在斗争：一支是拥护政府的力量（反革命地主、资本家和暴虐的官僚），另一支是反对政府的力量（自由派地主、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不坚定分子）。至于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分子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这从彼得堡选举［注：在彼得堡选举中立宪民主党共得了160个席位，这只是特别明显地揭示了其他许多地区的整个选举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情形。彼得堡选举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的总的情况来看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许多见证人的坦率的供认也证明了这一点（“庶民”投票赞成“自由”等等），而且从比立宪民主党的报纸稍左一些的民主派的报纸普遍地转向立宪民主党阵营这个事实也可以间接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如果说目前组成立宪民主党核心的无疑地多半是些除了进行傀儡议会的清谈以外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的人，那么对于投立宪民主党人票的小资产阶级选民群众就决不能这样说了。一位立宪民主党人向立宪民主党的 （或半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的记者说（3月23日第401号）：“我们的情况实际上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很多人投他们的票，是因为他们的政党是最反对政府的政党。” 这话说得很对。不过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和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它把许多比较落后的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俄国立宪民主党却是一个真正落后的政党，不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民主政党，由于真正民主的政党被迫离开了战场，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先进的善于斗争的民主派分子。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吸引了落在他们后面的人；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自己落在民主革命的后面，他们能吸引许多先进分子，只是因为走在他们前面的人大部分都被监禁或者长眠了……［注：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报》认为立宪民主党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允许“左派”参加自己的会议。谢·阿—奇先生在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上写道：“这个党〈立宪民主党〉赢得选民的信任，还由于它允许一些极左派政党的代表参加自己的群众大会，在同他们进行辩论时取得了胜利。”就让阿—奇先生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同我们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吧。我们却对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于1906年3月在彼得堡集会上争论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总有一天，参加过这些大会的公正人士会说明这场争论的胜利者是谁。］这只是顺便提一下，好让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别太妄自尊大，竟拿自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提并论。 由于先进的民主派分子退出了傀儡议会的斗争舞台，立宪民主党人在这段时期自然就有可能控制这个所谓俄国国家杜马的傀儡议会了。如果看一看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注意一下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和后来在其他地方取得的胜利，大约估计一下农村复选人超过城市复选人的巨大优势，把农民的复选人同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并在一起，那么总的说来，应当承认完全有可能，甚至完全可以预料，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三 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能够而且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立宪民主党本身。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个党的阶级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个党和资产阶级社会中某一个确定的阶级并没有联系，但是从它的成分、性质和理想来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动摇在民主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之间。这个党的社会支柱，一方面是大量的城市居民，也就是在著名的十二月起义的日子里在莫斯科积极修筑街垒的城市居民；另一方面是自由派地主，他们一心想通过亲自由派官员同专制政府取得妥协，使人民同一切受命于天的压迫人民的人“不伤和气地”分享政权。立宪民主党的这个非常广泛、不固定，而且内部有矛盾的阶级支柱（从上面提供的立宪民主党的复选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它的纲领和策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的纲领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任何别的社会制度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的最大胆的要求也不会越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政治方面，他们的纲领把民主制即“人民的自由”同反革命即专制制度压迫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同纯粹小资产阶级的和教授学究式的谨小慎微混为一谈。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是这样的：国家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权力归专制政府。君主制仍然保留。君主仍然有和人民代表机关同等的权力，有关颁布法令事宜，人民代表机关要和君主“协商”，要把自己制定的法令草案呈请君主批准。另一部分权力归地主和大资本家。他们掌握参议院，二级选举制和居住期限的限制必然会把“庶民”分子赶出参议院。最后，第三部分权力归人民，他们得到以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投票为基础的众议院。干吗要斗争呀，干吗要内讧呢？犹杜什卡式的立宪民主党人时而举目望天、时而用责备的眼光看看革命的人民，又看看反革命的政府，说道：弟兄们！彼此相亲相爱吧！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让君主制和参议院既不受侵犯，“人民自由”又得到保障吧。 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原则立场的虚伪性是一目了然的，它用来替自己辩护的“科学”（教授式科学）论据的伪善也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用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这种虚伪性和伪善，那显然是根本错误的。我们的敌人常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庸俗的解释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无疑是有一些最虔诚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的党是“人民自由”的党。但是，他们党的两重性的和摇摆不定的阶级基础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他们的两面政策，产生他们的伪善和虚伪。 这些可爱的特点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中或许要比在它的纲领中表现得更明显。《北极星》杂志[149]（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这家杂志上十分热心、十分成功地使立宪民主党思想接近《新时报》思想）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作了卓越的、绝妙的、无可摹拟的描绘。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如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杜马的候选人基泽韦捷尔先生），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150]“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基泽韦捷尔、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 农民正在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当前，这场斗争即将进入最高潮，其尖锐激烈之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刻：地主想用机枪来对付农民打算夺取贵族霸占了几百年的土地的任何一点念头。农民则想夺取全部土地。就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一面说些又酸又甜的遁词，一面派考夫曼先生之流投入战斗，这班先生们要去证明，地主没有多少土地，问题其实不在土地上，一切都可以友好协商解决。 立宪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151]通过的策略决议充分说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客手腕。十二月起义以后，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出和平罢工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任何威力，不宜再作为独立的斗争手段了，这时突然冒出了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好象是维纳维尔先生提出来的），说和平的政治罢工是一种斗争手段。 立宪民主党先生们，好极了，妙极了！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客手腕的精神和实质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必须争取人民的支持，否则资产阶级决不能取得政权，而且从来也没有取得政权。但同时又必须制止人民的革命冲击，使工人和农民不致取得（上帝保佑）完全的、彻底的民主，不致取得真正的而不是君主制的、“两院制的”人民自由。为此，每当革命正要胜利的时候，就必然出来阻挡革命的车轮前进，而且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比如说利用“教授们”对拉丁文进行“科学的”歪曲来使人民丧失必胜的信念，或者仅仅承认当时已经过时的革命斗争手段！这样既无害，又有利。说它无害，是因为磨钝了的武器显然不能使人民取得胜利，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政权，顶多只能稍微摇撼一下专制制度，帮助立宪民主党人替资产阶级争得一点点“权利”。说它有利，是因为这样可以伪装“革命”，可以伪装同情人民的斗争，可以骗取大批真心实意希望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同情。 动摇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实质，必然使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具有动摇性和两面性，使它鼓吹臭名远扬的妥协论（“人民有权利，但是批准这些权利则是君主的权利”），使这个党成为抱立宪幻想的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了解“立宪的实质”。小资产者总是惯于把纸上的空谈当成事情的本质。他们如不依附一个战斗的阶级就几乎没有能力独立地组织起来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远离当前最尖锐的经济斗争，当问题涉及到真正争取宪法和在实际上保障真正的宪法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也宁愿把首要地位让给其他阶级。让无产阶级去为立宪基础而斗争吧，让玩偶小人在这个立宪基础（它是靠起义中牺牲的工人的尸体支撑着的）上去玩弄议会制吧，——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在趋向。立宪民主党是整个资产阶级意图的纯洁的、高尚的、升华的、甜美的、理想化的体现者，它始终一贯地执行上述方针。 你们把自己称为人民自由党吗？真是信口雌黄！你们是象市侩那样用人民自由招摇撞骗的政党，是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你们是自由的政党，因为你们想使自由受君主以及地主的参议院的支配。你们是人民的政党，因为你们害怕人民的胜利，也就是说害怕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害怕工人为争取工人的事业而斗争的充分自由。你们是斗争的政党，因为每当反对专制制度的真正的公开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激烈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躲到教授式的又酸又甜的遁词后面去了。你们是光说不做的政党，你们是许下诺言而不兑现的政党，你们是抱立宪幻想而不认真地为争取真正的（不是纸上的）宪法而进行斗争的政党。 当激烈斗争之后的沉寂来临的时候，当上面的撑破肚皮的野兽，“困倦的胜利者在休息”，下面的人“在磨剑”［注：斯基塔列茨的诗《四周静悄悄》：“琴弦断了！现在歌声也该停止了！我们在战斗前把话都说完了。这条恶龙，奄奄一息的野兽又复活了，于是剑声代替了琴声……四周静悄悄：在这恐怖的夜晚，没有半点往日生活的声音。下面是战败者在磨剑，上面是困倦的胜利者。撑破肚皮的野兽衰老憔悴了，它又看到下面有动静，那扇古老的门摇晃起来，勇士打碎了枷锁。”（见《1906年知识出版公司文集》圣彼得堡版第9辑第320页。——编者注）］，在重振旗鼓的时候，当人民群众中又开始有些骚乱和沸腾的时候，当新的政治危机和新的伟大战斗刚开始酝酿的时候，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正处在自己发展的最高峰，正沉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撑破肚皮的野兽懒得再振作起来，去认真地进攻自由派的清谈家（来得及！慌什么！）。在工人阶级的和农民的战士们看来，新的高涨时期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既要抓紧时机，又要把一切不满分子（如今有谁会满意呢？）的选票拉到手，又要象夜莺一般地歌唱。 立宪民主党人是革命的坟墓中的蛆虫。革命被葬送了。蛆虫正在蛀蚀革命。然而，革命具有一个特点，它能在良好的土壤中很快地复活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土壤已经由十月的自由日子和十二月起义准备得很好很好了。我们决不想否定蛆虫在革命被葬送的时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因为这些肥壮的蛆虫给这块土壤很好地施了肥…… 杜马中的农民将是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北极星》杂志上这样叫喊过。[152]这句话似乎很有道理。大多数农民当然是赞成人民自由的。农民听到这些娓娓动听的至理名言，他们看到换上“十月党人的”各式制服的巡官、把人颧骨击碎的区警察局长和农奴主－地主。他们多半会站在人民自由这一边，他们会追求装饰得十分美丽的招牌，他们不会立刻识破市侩的骗局，他们是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他们将始终是立宪民主党人，直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人民自由还必须争取，真正的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是在杜马外面进行。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的时候……这时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就会分裂：小部分在经济上强有力的富农将坚决地站在反革命方面，一部分将主张同君主制和地主实行“妥协”、“和解”，友好地勾结起来，另外一部分将转到革命方面。 城市居民曾经在12月伟大斗争的时候修筑过街垒。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在3月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可是当目前的立宪幻想破灭的时候，城市居民一定会又抛弃立宪民主党人而转向革命。至于哪一部分城市居民将抛弃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而投入革命斗争，哪一部分农民将同他们联合起来，以及无产阶级在新的进攻中的劲头有多大，组织得好不好，进行得是不是顺利，这要由革命的进程来决定。 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短命的、死气沉沉的政党。当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并且将在杜马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议会”胜利的时候，作出这样的论断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十分荒谬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局的客观政治环境。如果用这种方法观察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征兆。它不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是力量大体相等的斗争双方互相冲击后产生的一种泡沫。实际上他们是天鹅、虾和狗鱼[153]聚集在一起，既有夸夸其谈、目空一切、孤芳自赏、鼠目寸光、贪生怕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企图以最低的代价向革命赎身的反革命地主，还有坚强、精明、节俭、吝啬的小资产者。这个党不想也不可能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里取得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不想也不可能沿着某种明确的道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不愿意取得统治地位，而宁愿在君主政府和参议院中“供职”。他们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大资本和大财产的代表，形形色色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是站在这个党的外面的。立宪民主党是幻想建立一个洁白无瑕的、秩序井然的、“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古契柯夫和希波夫之流是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肮脏的货真价实的资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他们没有团结一致的真正革命的阶级作后盾。他们害怕革命。他们只是在立宪幻想的基础上，只是通过憎恨撑破肚皮的野兽即专制政府这种消极的联系把所有的人，把全体“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现在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左。 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作用是过渡的、转瞬即逝的。他们将随着立宪幻想的必然的和即将到来的破灭而一起完蛋，正象同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十分相似的、就其性质而言也是小资产阶级的40年代末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完蛋一样。立宪民主党人的完蛋是给土壤施肥……或者使希波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继续得势，革命长期被葬送，出现“象样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度；或者促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四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作用和意义自由派的报纸对我们说：总之，国家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设想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只是补充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尽管取得了眼前的胜利，如果他们在杜马中还是占少数，那么这种情况未必能使目前在俄国又在酝酿着的政治危机的进程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改变。这个革命危机的因素具有异常深刻的根源，决非改变杜马的人员构成所能扭转。广大的居民群众对待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政府对待整个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的态度也是再明确不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自然要不断向前发展。只有黑帮分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占优势，才会使俄国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发生某种程度的延缓。就是说，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处于少数地位，那么立宪民主党本身及其迷惑群众的手法的破产就会得到延缓。从目前来看，处于少数地位，保持反对派的地位，对他们是十分有利的。这样，公众就会把黑帮分子占优势的原因，归之于政府对选举使用了高压手段。立宪民主党人意识到自己的反对派地位是“无害”的，所以，发表显示反对派身分的演说不妨慷慨激昂。当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论”比现在更加响亮，他们的“行动”又因遭十月党人的多数否决而始终暧昧不清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在那些政治上不开展的广大居民群众中的威信还可能蒸蒸日上。就是到了那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仍会有增无减，新的革命高涨仍会在继续酝酿，但是立宪民主党的空架子可能被揭穿得迟一些。 现在我们看一看另一个假设，如果相信现在立宪民主党报纸上作出的保证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更有可能性的假设。就假定立宪民主党人将在杜马中占多数，当然，这时立宪民主党人也象在现在的选举中一样，把各种非党的、“小党派的”以及其他的自由派分子联合在一起。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的意义和作用将是怎样的呢？ 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他们的声明、他们的诺言以及他们那响亮的口号都是十分强硬坚决的。因此，对我们工人政党的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细心地收集所有这些声明，好好地记住它们，广泛地向群众介绍，必须使这些政治教育课程（立宪民主党人给人民上的）收到效果，使工人和农民真正知道，立宪民主党人许下了哪些诺言，他们又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这本小册子不过是一个被杜尔诺沃之流下令免去新闻工作职务的、正在各地流浪的社会民主党政论家匆忙写成的评论，绝对不可能设想把参加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有的、即使是最重要的声明和诺言都收集在这里。我只能根据偶然落到我手里的一些文章指出几点。 请看12月创刊、很快就被政府查封的《人民自由报》。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担任该报主编的是象米留可夫和盖森先生这样的立宪民主党的台柱。整个的立宪民主党要对该报的内容负责，这一点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12月20日的《人民自由报》要读者相信：必须参加杜马。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究竟是怎样论证这一点的呢？《人民自由报》并不打算否认俄国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召开立宪会议。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这里的问题只是在于：由谁召开立宪会议。可能有三种答案：（1）现在的即事实上的专制政府；（2）临时革命政府；（3）作为“同政府竞争的政权”的国家杜马。可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同意前两种办法，他们既不指望专制政府，也不相信起义能获得胜利。立宪民主党人接受第三种办法。正因为这是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最……的办法，所以他们发出参加杜马的号召。 请好好地记住这个结论，先生们！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向人民许下诺言，说要利用“同政府竞争的政权”，利用自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如果人民帮助立宪民主党取得这种优势的话）来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这是历史事实。这是重要的诺言。这是对带引号的“人民自由”党将怎样效忠于不带引号的人民自由的第一次考验。 近来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再说一遍，事实上几乎自由派所有的机关报，其中包括《俄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等等都向这个党靠拢了），已经看不到这种诺言了。现在光是讲杜马的“立宪职能”，已不再提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事了。在诺言必须用实际行动兑现的时刻愈来愈近的时候，却后退了一步，替自己准备了一条后路。 或许，这都是因为眼下禁令森严，不便公开谈论立宪会议吧？先生们，是不是这样呢？要知道你们的代表在杜马中将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你们可以再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你们可以要求召开……嗳，我说到哪儿去了？……你们一定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是吧？ 好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可是我们不会忘记，立宪民主党人答应过要利用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满版都是这样的话：他们立宪民主党人将主持“政府”，他们将掌握“政权”等等。祝你们成功，先生们！你们在杜马中愈快地取得多数地位，你们的支票兑现的日子就会愈快地到来。请看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报》吧，为了祝贺“人民自由”党在彼得堡的胜利，这家报纸在3月22日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同人民站在一起还是反对人民？》这里就根本没有谈到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可是，尽管立宪民主党人从自己许下的诺言后退了一步，他们还有不少美妙的憧憬： “目前召开的杜马和参加杜马的人民自由党的主要使命是：挥舞人民愤怒的皮鞭。
原来如此。把政府轰下台。把政府交付审判。召开真正的杜马。它只须采取紧急措施，把犯罪的政府成员轰下台并交付审判，然后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召开真正的杜马即全民的代表机关”（也就是召开立宪会议吗？）。 “这就是杜马的责无旁贷的任务，也就是当前人民亲自托付给杜马的任务。” 《俄罗斯报》写得多么漂亮。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多么动听，简直说得天花乱堕。糟糕的是，他们的报纸因为说了这些漂亮话正在遭到封闭…… 先生们，我们要记住你们在彼得堡选举后的第二天许下的新的诺言，我们要好好地记住。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杜马，是为了把政府轰下台，是为了把政府交付审判，是为了召开真正的杜马。 现在我们撇开立宪民主党的关于杜马的诺言，谈谈政府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看法”。当然，谁也无法确切知道政府的“看法”，但是对此能作出判断的材料还是有一些的，即使在最乐观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也有。例如，报道向法国借款问题的消息愈来愈肯定地说：这次借款在杜马召开以前就已谈妥了。[154]政府今后就更不用依赖杜马了。 其次，关于维特—杜尔诺沃内阁的前途，同一个《俄罗斯报》（或者《评论报》）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建议政府：“同人民站在一起，也就是同杜马站在一起。”由此可见，所谓“把犯罪的政府成员轰下台”，其实只能理解为调换某些人员。如何调换，可从该报的下面一段话里看出来： “现在，象德·尼·希波夫这样一位人物的内阁，甚至对反动势力本身也是最有利的。只有它能防止政府和社会在杜马中的最后冲突。”但是，这家报纸指出，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预计会成立清一色的官僚内阁。《评论报》说：“如果政府不打算使杜马失去作用，那它就应当而且必须立即撤销杜尔诺沃、维特和阿基莫夫的职务，这一点已经用不着证明，人人都很清楚。同样清楚的是，如果现在不这样做，将来也不这样做，那就只能表明，‘控制和取缔’的宪兵政策就要用来对付人民代表，用来反对国家杜马了。做这件事，最合适的当然是那些本来就沾满人民鲜血的人了。十分明显，如果杜马持反对态度而杜尔诺沃先生仍然留在任上，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解散杜马。别的用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一点人人心里都很明白。交易所和国外也都清楚。”“反对”杜马，就等于“把国家这艘大船开入漩涡”等等。 最后，为了全面地说明情况，我们再援引3月21日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关于“官场”消息的一段报道，该报力求把这方面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得特别详细： “立宪民主党取得的日益增长的成就引起了官场的注意。最初，这一成就曾经使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放心了。星期日曾就这一问题召开了政府最高代表的非正式会议，在会上弄清楚了这方面的情形，此外，还制定了一个所谓策略，同时发表了十分有代表性的意见。某些人认为，立宪民主党的胜利直接对政府有利，因为，如果右派分子被选入杜马，那只会对极端派有利，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杜马的人员构成情况进行反杜马的宣传，指责杜马是由反动分子勉强拼凑起来的；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愈多，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愈尊敬杜马。至于对待杜马的策略，正如一位与会者公开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人坚持认为，担心‘按照现在这样的格局圈定的杜马’会发生什么‘意外’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大多数人主张，绝对不要妨碍未来的杜马代表，‘即使他们开始批评政府的个别人员’。很多人都预料到这一点，官场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看法归纳起来就是：‘让他们去说’；‘让他们要求向法院起诉；也许他们会真的打官司等等，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厌烦的；这场官司结果如何，那还得走着瞧，到了杜马代表要去研究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切还会照旧。如果这些代表居然想不信任政府，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大臣们到底不是由杜马任命的。’据说这番道理甚至使最初对立宪民主党的成就感到不安的杜尔诺沃和维特也大为放心了。”
总之，这就是热心地直接参与“国事”的人的见解、观点和意图。一方面是斗争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答应把政府轰下台，召集新的杜马。政府则打算解散杜马，——于是出现了“漩涡”。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谁轰走谁，或者谁解散谁。另一方面是妥协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希波夫的内阁可以防止政府和社会的冲突。政府认为，让他们去说，甚至也可以把某某人交付审判，可是要知道，大臣们并不是由杜马任命的。我们特意专门摘录这些投机事业参加者本人的意见，而且是原话照引，我们没有添加自己的任何看法，否则会削弱这些证人的供词给人的印象。这些供词把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实质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或者是斗争，那么进行斗争的将不是杜马，而是革命的人民。杜马指望夺取胜利的果实。或者是妥协，那么受骗的一定是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讲求实际的人是不会过早地谈论妥协的条件的，只有性急的“激进分子”有时会因为多嘴而泄密，比如说：要是以“诚实的资产者”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官僚内阁，那就可以使双方都不吃亏地谈妥……于是，立宪民主党的理想很快就会实现：放在第一位的是君主制；放在第二位的是地主和厂主的参议院以及执行参议院方针的希波夫内阁；放在第三位的是“人民的”杜马。 不言而喻，这种二者择一的办法正象对社会和政治的前途作种种推测一样，只能指出主要的和基本的发展路线。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错综复杂的解决办法和路线，——斗争中有妥协，妥协中又有斗争。例如米留可夫先生在3月24日（星期五）的《言语报》上是这样，正是这样谈论立宪民主党已经可以断定的胜利的前途的。据他说，把我们当作革命家并宣布我们是革命家，那都是无济于事的。先生们，一切都要看实际情况（我们“可爱的辩证论者”是可以教训一下有产者的政权的），要知道，希波夫在10月17日以前也是“革命家”。如果你们愿意公平地、友好地同我们妥协，那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不得不对你们用一点来自下面的压力，小小地利用一下革命，吓唬吓唬你们，用革命人民的一些打击来削弱你们，那你们就会变得老实些，——可是很可能，妥协将对我们更有利。 可见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掌握政权，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显然不信任它，工人和觉悟的农民憎恨它。政府手中有大量的武力。唯一的弱点就是缺少金钱。可是很难说，也许在杜马召开以前又会弄到借款。按照我们的假设，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是反对政府的。它希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它要的“谎价”就是立宪民主党的党纲：君主制和参议院以及民主的众议院。它的实价是什么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想来无非是希波夫内阁之类的要求吧，难道不是吗……不错，希波夫是反对直接选举权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一个诚实的人……也许可以谈得拢。杜马的斗争手段是拒绝给钱。这样的手段是靠不住的，因为第一，没有杜马，钱照样可以弄到；第二，根据法律规定，杜马对财政的监督权小得可怜。另一种手段就是：“他们要开枪啦”，——你们总还记得卡特柯夫所描绘的自由派对政府的态度吧：让步吧，否则“他们”要开枪啦。[155]但在卡特柯夫时期，“他们”只是一小撮英雄，除了刺杀个别人物以外，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现在，“他们”是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在10月表现出有能力组织全国范围惊人地步调一致的发动，在12月又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顽强的武装斗争。现在，“他们”还包括农民群众，农民群众也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虽然他们的斗争暂时还是分散的、不自觉的而且步调也不一致，但是农民群众中的觉悟分子愈来愈多，只要条件适宜，自由之风（现在防备穿堂风可太难了！）轻轻一吹，他们就能够带领千百万群众起事。“他们”所能做到的已经不是刺杀大臣。“他们”能够把君主制、任何拟议中的参议院、地主土地占有制乃至常备军都一扫而光。“他们”不仅能够做到这一切，而且一定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旧制度的最后的避难所——军事专政的压迫减轻了的话（这里说最后的，不是根据理论上的估计，而是根据已经获得的实际经验）。 这个问题的各个因素就是这样。至于如何解决，还不能预先作出绝对准确的估计。至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切觉悟的工人和觉悟的农民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无疑是：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面临这个任务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将是怎样的，这种策略应当是怎样的，这并不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意识，而是由处于争取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客观生活条件决定的。 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必然是这样的：在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的胜利之间随机应变，不让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完全彻底地摧毁另一方。如果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摧毁了革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革命。如果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反对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农民完全彻底地摧毁了专制制度，从而把君主制及其一切附属物也一起消灭掉，那么立宪民主党人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都会立刻离开他们而投到革命方面或者反革命方面去，在他们的党内只会剩下一两个为“专政”叹息、在拉丁文词典里寻找对应的拉丁词词义的基泽韦捷尔。简单说来，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务使革命人民支持立宪民主党。所谓“支持”，就是要革命人民这样行动：第一，完全服从立宪民主党的利益，服从它的指示等等；第二，不能太坚决，不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太激烈。革命人民不可自行其是，此其一；不要彻底战胜、粉碎自己的敌人，此其二。总而言之，整个立宪民主党以及任何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将来必然要执行这个策略，同时，自然也要用包括“科学的”研究［注：象发现专政在拉丁文中就是强化警卫之意的基泽韦捷尔先生那样的研究。］、“哲学上的”糊涂观念、政治上的（或政客的）卑鄙行为以及“书刊批评的”哀鸣（按别尔嘉耶夫方式）等等思想意识方面的大批货色，来论证、维护和证实这个策略。 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决不能以支持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杜马这一点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这样的策略是错误的，毫无用处的。 当然，有人会反驳我们：怎么？你们要否认你们的党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承认的东西？你们要否认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革命的、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要知道这是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骚乱主义、毫无意义的革命主义。 先生们，别忙。首先我们要提醒你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关于支持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一个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而正是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例如普列汉诺夫，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且特别强调“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的策略时，他就忘记了这一点。他说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太一般化了：不论对1870年的俄国，还是1906年的俄国，或者任何时候的俄国，以及对非洲、美国、中国、印度都笼统运用这一原则，那就十分可笑了。这样的原则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整个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是反动派，为了孤立反动派应当同谁联合，应当怎样联合（或者不是联合，而是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普列汉诺夫不敢作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实践上，他的策略正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就是要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要社会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反动派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已经引用过的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立宪民主党人要把政府轰下台。好极了，这正是反对反动派。立宪民主党人要在组织希波夫内阁的条件下同专制政府讲和［注：也许有人会对我说：这是谎话，这不过是信口开河的《评论报》的胡说。请原谅，据我看，这是真的。信口开河的《评论报》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当然是大致的真话，不是一字不差的十分准确的真话。谁来解决我们的争论呢？引证立宪民主党人的声明吗？但是对于政治，我不相信空口无凭的言论。根据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吗？不错，这个标准我是相信的。谁要是全面地研究一下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政治行为，谁就应当承认《评论报》上所说的基本上是真话。］。这太卑鄙了。这是最恶劣的一种反动行为。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反动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 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吗？一点也不错。但是要知道，那些要求全部没收地主土地的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不希望这样做，可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两部分从事的政治活动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都是大相径庭的。就目前而论，对我们来说，究竟支持哪一部分更重要呢？一般说来，我们能不能在民主革命时期支持前者呢？这样会不会等于背叛后者呢？或者，你们也许要否认：在政治上准备容忍希波夫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也能容忍考夫曼？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 ——可是，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议会的政党呀！ 不对。立宪民主党不是统一的、不是强大的、不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是议会的政党。它不是统一的，因为有许多能够把斗争进行到底的而不是只会妥协的人也投了它的票。它不是统一的，因为在它的社会支柱（从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到反革命的地主）内部矛盾重重。它不是强大的，因为它作为一个政党，不愿意也不可能参加1905年底在俄国爆发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更加炽烈起来的、更加尖锐的、公开的国内战争。它不是富有生命力的，因为即使它的理想得以实现，在按照它的理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力量也决不会是他们，而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它不是议会的政党，因为我国没有议会。我国没有宪法，只有立宪的专制，只有立宪的幻想，那种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有害而立宪民主党人十分卖力地散布的立宪幻想。 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俄国革命的目前形势的特点正是这样：客观条件把坚决的、议会外面的争取议会制的斗争推到舞台的最前面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立宪幻想和议会儿戏更有害、更危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反对派政党，可能比公开的、彻头彻尾反动的政党更危险，更有害。只有根本不会辩证地思考问题的人才会认为这个说法是奇谈怪论。的确是这样，既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议会制的要求已经完全成熟，既然这个要求也是以全国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变为依据的，既然政治发展已经把认真实现这个要求提上日程，那还能有什么比假装实现这个要求更危险、更有害的呢？公开的反对议会制的主张并不危险。它注定要完蛋，它已经完蛋。想使它复活的企图，只会使居民中最落后的阶层革命化，在这种意义上，这种企图倒是起了最好的作用。于是实行“立宪专制”，制造和散布立宪幻想，就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从专制政府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唯一明智的政策。 因此我肯定地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对专制政府的这个明智政策的帮助，比《莫斯科新闻》还要大。例如在俄国有没有立宪君主制这个问题上，《莫斯科新闻》和自由派报刊进行过争论。《莫斯科新闻》说：没有。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异口同声地说：有。在这一争论中，《莫斯科新闻》是进步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是反动的，因为《莫斯科新闻》说的是实话，揭露了幻想，有什么，说什么，而立宪民主党人说的是谎话，即使是心地善良的、好心好意的、真心诚意的、漂亮的、严正的、科学地整理过的、按基泽韦捷尔的方式粉饰过的、符合社交礼节的谎话，但毕竟是谎话。在目前的斗争时刻（由于这个时刻的客观条件），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谎话更危险、更有害了。 现在我要稍微离开一下本题。不久前我在一位很有学问、十分友善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寓所里作过一次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发生了争论。主人说：请你这样设想一下，我们面前有一只猛兽，一只狮子，而我们两个是送给它吞食的奴隶。我们进行争论是时候吗？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最英明、最有远见的社会民主党人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他把这叫作“孤立反动派”，我们不就应当这样做吗？我回答道：例子举得很好，我也借用这个例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奴隶主张找武器来向狮子进攻，而另一个奴隶在斗争正进行的时候，望着挂在狮子胸前的上面写着“宪法”两个字的围嘴，大声喊道：“我反对暴力，无论是从左面或者从右面来的”，“我是议会党党员，我站在宪法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形下，一头泄露了大狮子的真实目的的小狮子，在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方面，要比那个被狮子吞食、散布对狮子围嘴儿上写的宪法的信仰的奴隶更有用，难道不是这样吗？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人们在发表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流行的议论时，往往由于一般的抽象的原则，而忘记了具体时期的特点，即：一方面争取议会制的坚决斗争正在酝酿成熟，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在玩弄议会制，而且把它变成反对议会制的一种斗争工具。当议会外面的最后的搏斗即将来临的时候，工人政党如果把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支持抱立宪幻想的政党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犯罪。 假定我们俄国现在已经确立了议会制。那就是说，议会已经成了统治阶级和统治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成了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不存在真正的革命运动，经济条件及其他条件在我们假设的这个时期没有引起革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任何革命高调都不能“引起”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议会斗争，对社会民主党说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工人政党应当十分认真地进行议会斗争，参加“杜马”的选举和参加“杜马”本身，应当使自己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成立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和顺利地发挥它的职能的条件。这样，在议会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反对一切更右的党派就无疑成了我们的义务。这样，在共同选举中，如在省选举大会上（在间接选举时）就决不能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不仅如此，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里支持希波夫之流而反对真正的无法无天的反动分子也成了我们的义务。那时我们就会说：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 在现在的俄国还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公认的、真正的议会制度。现在俄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显然不是议会的形式，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显然不是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党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就等于自杀；相反，应当把对于进行非议会式的活动，哪怕是自发地、分散地、不自觉地进行活动（如农民运动的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真正重要的任务，其他一切都应当服从这个任务……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起义是有现实意义的；议会制只是一种玩具，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斗争场所，——与其说这是真正的让步，不如说这是一种钓饵。这就是说，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否认或者轻视议会制，泛泛地空谈议会制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问题在于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的具体条件，现在，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自由主义的君主派自己并不否认杜尔诺沃有可能干脆解散杜马，或者颁布一道法令使杜马名存实亡，然而同时他们又公开宣称争取议会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起义，正象一切基泽韦捷尔、米留可夫、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以及其他小市民英雄所说的，是空想，是无政府主义，是骚乱主义，是软弱无力的革命主义。 假定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参加杜马选举的决定，选出了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为了不让黑帮分子获胜，就不得不（既然已经参加了这一出荒唐的选举闹剧）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就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立宪民主党的协助下被选入杜马。试问：值不值得这样做？在这里我们会占到便宜还是会吃亏呢？首先，我们不能根据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广泛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同立宪民主党达成的选举协议的条件和性质。千百万份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散布资产阶级的谎话，谈论经资产阶级歪曲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我们的传单以及我们在各个声明中的保留条件，会成为沧海一粟。实际上我们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不敢作声的附庸。其次，我们达成协议，就一定要默默地或者公开地正式地（反正都是一样）在无产阶级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即承队立宪民主党人比其他一切分子都要好，承认立宪民主党杜马对人民有帮助，而且还要替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政策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用此后的“声明”来推卸我们对立宪民主党的某些措施所承担的责任，这还是一个问题，而且声明毕竟是声明，选举协定却已经成了事实。难道我们有理由（哪怕一点点，哪怕是间接的）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责任吗？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无数个证据，说明他们自己正是同德国立宪民主党的教授，正是同“法兰克福的空谈家”一模一样吗？这些人不仅能使杜马，甚至能使国民立宪会议从发展革命的工具变成瓦解革命的工具，变成了窒息（从精神上）革命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立宪民主党，那就是犯了错误，而我们的党做得很好，它抵制了杜马的选举。 支持立宪民主党现在也决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我们不能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妥协分子和变节分子在战争期间甚至比敌人还要危险。希波夫至少没有自命为“民主党人”，向往“人民自由”的“庄稼人”也不会跟着他走。如果“人民自由”党先签订一个关于立宪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互相支持的条约，之后又同专制政府签订一个用那个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立宪会议的协定，或者把自己的“活动”缩小到发表一些响亮的演说和夸大的决议，我们就会处于难堪的地位了。 把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作为工人政党的当前任务，这就等于说：蒸汽的任务不是推动轮船的蒸汽机，而是帮助轮船能够鸣放汽笛。锅炉里有蒸汽，汽笛就要鸣放。革命有力量，立宪民主党人就要鸣放汽笛。汽笛是可以假放的，在争取议会制的斗争史上，出卖人民自由的资产阶级分子曾经多次假放汽笛，愚弄那些对任何“首届代表会议”都天真地寄予信任的人。 我们的任务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而是利用这届杜马内部的以及与这届杜马有关的冲突，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进攻敌人，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我们应当根据杜马内部及其周围的政治危机的发展，采取对策。对于估计社会情绪，对于更正确、更确切地判断“沸腾的时刻”，整个杜马运动应当对我们有重大作用，但只是起显示征候的作用，而不是起实际的斗争场所的作用。我们要支持的不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不应当重视立宪民主党，而应当重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农民中间那些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子，因为他们必然会对立宪民主党人感到失望，从而产生战斗情绪，——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取得的胜利愈彻底，这种情形就来得愈快。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反对派的杜马给我们的这种延缓的机会（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为无产阶级要很好地聚集力量）来组织工人，揭穿立宪幻想，进行军事进攻的准备。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杜马闹剧又引起新的、巨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的目的决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将来顶多不过是革命人民的不大响亮的传声筒），而是推翻专制政府，把政权转交给革命的人民。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起义中取得了胜利，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就会马上发表文告，响应革命政府关于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宣言。要是起义遭到镇压，——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元气大伤的胜利者，也许只好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平分政权，尝到甜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就会通过决议，对在真正的立宪制度那么可能那么接近的时候诉诸武装起义的“蠢举”，表示遗憾……只要有尸体，就总能找得到蛆虫。 五 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分析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同当前时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估计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及工人政党的任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已经公布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策略决议草案中可以看出，由于估计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潮。除了请读者自己去参看这两个决议外，我们想在这里谈一下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孟什维克的第一个决议而写的，它提供了许多材料，可以用来检查、补充和阐明我们在上面所表述的关于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论点。因此，我们现在把这篇文章全文援引如下（鲁·布兰克《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问题》，1906年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1号）： “最近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是一份很宝贵的文件。这一决议表明，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严重教训，对一部分最关心实际要求和最遵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决不是毫无影响的。决议所阐述的新策略力求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我说‘新策略’，这并不十分确切，因为这一策略在很多方面都恢复了原来的原则，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在建党时所制定的，此后，即在俄国革命刚开始时，又为几乎是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公认的党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多次发挥过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被遗忘了。革命的旋风把我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象一片鸿毛那样刮了起来，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打旋；于是经过25年苦心孤诣地研究出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就象一层薄薄的浮土一样，一下子都消失了；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从根本上动摇了，甚至整个被挖掉了。
以上就是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仔细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解放》杂志和立宪民主党的最近的合法报刊的人都很熟悉“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典型的论断和这种论断的一切出发点。在这里这种论断是这样拼凑起来的：估计目前的政治策略，应该以对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的估计为基础。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对前一个时期的估计，谈谈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是，旋风在原地盘旋，在原地平息了，而社会民主党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出发点。关于旋风的威力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就象帕尔乌斯自己所承认的，旋风甚至把他也卷起来了；凡是了解帕尔乌斯，知道发动他是多么困难的人，都会明白这说明了什么……帕尔乌斯在他的著名的小册子里说：‘革命的洪流卷着我们身不由已地朝前猛冲。’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我们不过是革命的风暴所弹奏的竖琴上的琴弦。’这一句话也十分正确地、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音乐不大象贝多芬、巴赫或马克思的交响乐。当基本力量的自发势力以排山倒海之势登上舞台的时候，一切理论、原则、甚至思想本身和普通的理智都退到次要地位，差不多完全隐蔽在幕后了。 但是，现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显然，这时首要的任务应当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狂飙突进时期’的重演，即防止革命洪流和暴风雨的破坏作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扩大和加强组织；因此，‘孟什维克’派把这一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并且对这一任务作了广泛的说明是十分自然的，这一派把经济组织也列入了自己的纲领，并且承认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这个决议既没有以浪漫主义的态度藐视‘合法性’，也没有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鄙薄‘经济学’。 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决议也同样表现了十分清醒的看法，认为必须互相支持，承认无产阶级单独同武装的反动派进行决一胜负的较量是危险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决议对待武装起义问题的态度，认为‘当无产阶级在武装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一切可以导致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行为’。 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俄国重蹈1848年巴黎六月事件的覆辙，才可能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步调一致的，甚至是联合起来的斗争，否则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据马克思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任何先进的革命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在俄国革命中的意义也不会小些。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使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自己公开的同盟者，那也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它推到对立的阵营中去，推到反动派、反革命方面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不应当而且没有权利这样做，为了解放事业，为了社会民主党本身，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避免这样做。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反对武装起义，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应当谈论武装起义。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使这时资产阶级完全处在只有它才有的萎靡、软弱、怯懦这些特性支配之下，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事实；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In der Gewalt sind sie uns stets über！’——他们，即反动派，‘在暴力方面始终是超过我们的！’ 断言‘始终’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现在’，李卜克内西以及同他一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无论如何不是怯懦的人甚至仅仅‘萎靡不振的人’的意见……‘孟什维克’的决议显然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或者至少是接近这样的观点；决议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贯穿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并且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 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会不会赞同‘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呢？我国革命运动有许多东西取决于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更多的东西取决于这一点，也许这个运动的许多年的命运也要取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当它深入到民主群众中去的时候，才能生根，才能巩固。如果它只耕耘民主派的上层，虽然是土壤最肥沃的上层，那么新的风暴也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从俄国土地上连根拔掉，就象1848年法国社会民主党或者40年代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即著名的‘宪章运动’的遭遇一样。”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 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事实；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 题外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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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3月28日 1906年4月由“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71—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