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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4卷 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的信[14]，我国政治报刊——如果御用报纸和少数幸存的自由派报纸可以叫作政治报刊的话——已经议论得很久了，而且有一部分报刊还在继续议论。这封信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反革命倾向在俄国大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中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对这些阶层来说，十月政治罢工[15]就已经起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的作用。在10月17日[16]以后，大资产者立刻说：“够了！”因此，俄国革命的一个非常突出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特点表现在，那些在沙皇政府着手使新宪法适用于专制制度的时候站到政府方面去的大资产阶级分子，用立宪宣言公布的日子为党命名。10月，是俄国革命至今唯一取得部分胜利的日子。叫作十月党[17]的，却是我国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俄国革命的阶级矛盾突出体现在这种矛盾的对照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俄国的当前革命，这种矛盾的对照就能得到解释。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不管怎么说都是在为资本主义更加广泛而迅速的发展清扫基地。把革命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的完全胜利看作是“劳动原则”的胜利，看作是向“社会化”过渡，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清扫基地，可以沿着两大路线进行。既可以在保证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最大福利的条件下把农奴制的俄国改造成资产阶级的俄国，也可以在首先保证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有产阶级利益的条件下实行这种改造。我国革命至今走的还是后一条道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再赢得一次比较大的胜利，那么，反革命资产者十月党人无疑将成为俄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正象容克俾斯麦成为不彻底的德国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古契柯夫先生不是大傻瓜。他已经在预先享受革命彻底失败以后执掌政权的乐趣了，在预先享受既推行讲求实惠、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又用军警残酷镇压心怀不满的“下层群众”的乐趣了。古契柯夫先生虽然是一个讲求实惠、思想贫乏的资产阶级市侩，但是他比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哲学家和空谈家更好地领会了实际政治形势。（L’ignorance est moinséloignée de la vérité que le préjugé！——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古契柯夫先生要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理想付诸实现。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信中下面这段没有引起我国奴仆报刊重视的话：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写道：“现在，革命的胜利或者即使是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无疑会把我国新兴的政治自由和我们所余无几的文化和福利统统葬送掉。” 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来看，这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种非常准确和非常中肯的估价。古契柯夫先生抓住了要害。当前政治形势的整个关键的确在于革命危机会不会重新尖锐化。古契柯夫先生，我们感谢您的坦率！我们完全知道，《言语报》[18]的资产阶级教授们和外交家们是不喜欢您的果断、直率、迅速和勇猛的，是不喜欢您的——请原谅我用一个粗俗的字眼——“捅漏子”的本领的，但是我们社会党人却非常赞赏您这种本领。它对我们有利。 总之，谁想认真提出当前政治形势问题，谁就应当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待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态度。古契柯夫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那整封信都在声明：“我持反对态度。”我把一切都服从于同这种尖锐化作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压制一切导致这种尖锐化的因素的利益。原因很清楚。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有可能使革命获胜，而革命获胜又会使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地主们“所余无几”的田产……受到威胁，会使能够防备无产阶级进一步斗争的资产阶级“所余无几”的特权受到威胁，一句话，会使“我们的〈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的〉所余无几的福利”受到威胁。 古契柯夫先生说得很正确，比现在拼命反对他的立宪民主党人要正确得多，彻底得多。这些以形形色色的维诺格拉多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别尔嘉耶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为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千百次地为“自由和文化”在“疯狂的自发势力”的胜利下行将寿终正寝而痛哭流涕。 革命者也不妨向反动派学习学习应该怎样彻底地提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问题，即“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问题。这种尖锐化必将意味着为俄国大革命的伟大一年的经验所丰富了的群众发动会比以前更多。而这一年的经验，从十月罢工开始，经过十二月起义[19]，经过和平杜马和解散杜马[20]，正在导向以罢工作为斗争的从属辅助手段的进攻性的全俄武装起义。 政府已经使它的全部政策适应这种大家所预期的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它故意不规定选举新杜马的日期，这无疑是想使自己腾出手来，在全民斗争大大尖锐化的情况下，用突然规定选举日期的办法来粉碎这个斗争。现在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是否要召开新杜马和是否要保留旧选举法这个问题，无疑也是从同一观点出发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是最没有道理的。 政府现在势必二者择一：或者是在加紧迫害、对选举施加压力、组织黑帮的条件下，根据现行选举法再召开一次杜马；或者是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修改选举法，以确保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即黑帮的杜马。地主阶级中反动势力的抬头、黑帮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胜利、人民不满情绪的显著增长，——所有这些都直接提示政府要立即废除现行选举法，要用从维特杜马回到布里根杜马[21]的办法来限制选举权，要不然就采取更糟的办法，或者干脆把地方自治机关选出的代表召集到第二届杜马里来。我国报刊的御用记者已经无意中泄露了“上层人士”即宫廷党羽的这种计划，并且正在找根据来证明专制政府“有权”越过杜马颁布新的选举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政府政策的这些“方针”，哪一种是可能被采取的。从立宪的“合法性”、政治上的谨慎和忠诚来说应保留12月11日选举法[22]。很明显，这都是些“理想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罗曼诺夫之流和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一向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如果认为，那些在最后的、绝望的斗争中保护自己农奴占有权的、从头到脚沾满了血污的人会考虑这类理由，实在是太可笑了。如果认为，沙皇匪帮会因“合法性”感到为难，那是可笑的，因为这伙匪帮既没有因颁布12月11日法令、2月20日法令[23]等等而感到为难，也没有因现在“法令”一味遭到嘲弄而感到为难。不，所有这些理由都是不足信的！ 欧洲的意见呢？需要取得借款吗？这个需要倒是最迫切的。可是欧洲资本只有在“秩序”有了保障的时候才肯出钱。至于这是什么样的“秩序”，资本是无所谓的，即使是墓地的秩序，它也是喜欢的。可是要知道，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老天保佑别来一个左的杜马！）是准备在财政上作出新的揭发，搞成新的“无秩序”状态的呀！不，正是着眼于得到欧洲借款，政府才竭力打算废除现行选举法，以便保证成立黑帮杜马，保证杜马接受各种借款。 当然，决不能忘记，专制政府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协议之所以必要，其实是有极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通过第一届杜马谋求协议的第一次尝试失败，还绝对证明不了也不可能证明所有这类尝试都会失败，而今后这类尝试还会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决不能认为（专制政府也不会认为），恰恰通过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达成协议的可能就特别大。 革命者学习革命经验，而专制政府也学习这种经验，而且学习得很用心。根据现行选举法组成更右的杜马的希望渺茫，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间正值冬末，广大人民群众的饥饿、失业和贫困等现象在冬末通常会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那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现在无疑比以前更不愿意听命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它们将更能进行独立的、坚决的和积极的政治活动。不！我们不应当抱有幻想，不应当把敌人想象得全都是那么愚蠢，那么迟钝，那么轻率。我们不应当怀疑，黑帮政府的“思想和行动的勇士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使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不致重复。 解散杜马向政府表明，广泛的、全民的起义没有立即发生。“上层人士”对偷偷摸摸搞起的政变（coup d’état）很中意。他们觉得对革命的袭击是成功的和大胆的，这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现在不会不打算预先再来一次这样的袭击，以防止“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沙皇的廷臣都是军人。转入攻势，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这种策略的好处他们是很清楚的。害怕起义吗？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工人的罢工、军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将给人民造成更有利的起义形势，因为“战地法庭自由派”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居民已经被整得疲惫不堪，等等，等等。既然“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应该先发制人，——伊格纳季耶夫是这么想的，他十之八九会这么想。他一定会先发动，——沙皇将在选举前夕废除12月11日选举法，并且将颁布新法令，以保证杜马的黑帮成分。 我们无意于当先知，也不想估计当前很复杂的政治形势的种种可能的结局。但是，社会民主党必须慎重权衡一切在政治中起作用的力量的倾向，以便合理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这种权衡将会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工人们！你们要准备对付政府在选举前制定黑帮选举法！农民们！知道吧，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修改选举制，使农民代表，使劳动派不能进入杜马！ 我们不应当让政府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应当向群众进行最有力的鼓动，向他们说明日益逼近的危险。我们应当打消人们天真的信念，使他们不再相信选举法这一“立宪”制度会永久不变。我们应当打破人们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提醒人们注意欧洲革命及其时常更改选举法的例子。我们应当全力提高人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现在日益尖锐的危机不是议会危机，也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这个危机只有靠实力来解决，只有靠胜利的武装起义来消除。
注释： [14]指刊载于1906年9月10日（23日）《俄罗斯新闻》第224号的亚·伊·古契柯夫的信《答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1906年8月24日（9月6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设立战地法庭的通告，并且公然宣布自己的纲领是取消在1905年10—12月的革命高潮时期被迫作出的所有让步。十月党首领古契柯夫在一篇刊登在《新时报》上的谈话中对设立战地法庭和政府的全部反革命纲领都表示赞成，这引起了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和平革新党的组织者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给古契柯夫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属于“和平革新”党还是“战争革新”党。在列宁提到的这封复信中，古契柯夫重申自己同意政府的政策，并且赞成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13。 [15]指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许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4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13。 [16]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颁布了《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13。 [17]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该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3。 [18]《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十月革命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后终被查封。——14。 [19]指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12月5日（18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表达工人的意志，决定宣布总罢工并随即开始武装斗争。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了同样的决议。12月7日（20日），政治总罢工开始。在最初两天，莫斯科有15万人参加罢工。工厂纷纷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街上出现了游行示威。政府当局赶忙动员力量转入进攻，武装袭击群众集会。无产阶级以构筑街垒回答当局的挑衅。12月10日（23日）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普列斯尼亚区、莫斯科河南岸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喀山铁路区。普列斯尼亚成为起义的主要堡垒，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莫斯科工人战斗队。武装斗争持续了9天。莫斯科工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但是，起义者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武器不足，同军队的联系也不够。12月初，莫斯科卫戍部队发生了动摇，但沙皇政府还是把它拉了过去。政府还掌握着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整个说来，起义的领导落后于自发增长的群众运动。起义之初，12月7日（20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维·列·尚采尔、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等被逮捕，全市性的起义遂变成了各个区的起义。起义采取的是防御策略，而不是进攻策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阻挠战斗行动的开展，要求停止武装斗争，也起了消极的影响。在沙皇政府从彼得堡、特维尔、西部边疆区调军队到莫斯科后，12月17日（30日）政府军队开始向普列斯尼亚冲击，使它淹没在血泊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准备下一步的斗争，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苏维埃决定从1905年12月19日（1906年1月1日）起停止武装抵抗。继莫斯科之后，在1905年12月和1906年1月期间，下诺夫哥罗德、顿河畔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顿巴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彼尔姆（莫托维利哈）、乌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赤塔等城市都发生了起义，外高加索、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芬兰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是所有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也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十二月起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最高点。关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参看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5—372页）。——15。 [20]这里说的是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平等的、普遍的和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放了第一届国家杜马。——15。 [21]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16。 [22]1905年12月11日（24日）选举法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令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200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满25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每2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7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3万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9万名选民才摊到1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4％。在工人选民团中，5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16。 [23]1906年2月20日（3月5日）法令即《关于修改国务会议章程和修订国家杜马章程的诏书》。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重订国务会议章程》和《国家杜马章程》这两个诏令。这些法令把国务会议从咨议机关变成立法机关。国务会议的成员一半由沙皇任命，另一半改由黑帮贵族阶层、地方自治机关、僧侣上层和大资本家组织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有权批准或否决杜马的任何决议。——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