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4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2月5日〔18日〕）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己的私事谈得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1907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 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革命政策。 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68年7月11日写的一封信（第42页及以下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0—542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差的《资本论》读者会很自然产生、因而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百般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值规律。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把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我希望，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聆听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顺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199]的评论（第17页）。只是轻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惟妙惟肖。［注：同上，第31卷第530—534页。——编者注］ 对杜林的评论（第3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5—526页。——编者注］好象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9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信里还有对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李嘉图的地租论。［注：同上。——编者注］马克思早在1868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的错误”，而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帮”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其中谈到他的庸俗唯物主义和从朗格著作（“教授式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正常的依据！）中抄来的“肤浅的废话”（第48页）［注：同上，第567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那样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1866年4月6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14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估价。[200]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2—514页。——编者注］。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第13—14页）［注：同上，第31卷第518页。——编者注］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第56页）：“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注：同上，第32卷第584—585页。——编者注］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象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201]、司徒卢威主义[202]和桑巴特主义[203]。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204]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205]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206]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8页。——编者注］，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207]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顶聪明的鲍鱼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象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1870年9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作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编者注］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注释： [199]蒲鲁东派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蒲鲁东主义的拥护者。蒲鲁东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374。 [200]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一些最重大问题的观点，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15页）中阐述的。这部著作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发表于1851年10月25日—1852年10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署名卡·马克思，因此当时人们把它作为马克思的著作。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列宁在这里说的就是这部著作。——376。 [201]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77。 [202]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377。 [203]桑巴特主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威·桑巴特得名。桑巴特在其活动初期是个涂上了薄薄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列宁曾指出，桑巴特之流“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03页）。——377。 [204]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Ⅹ．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377。 [205]1905年11月，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一文中写道：“只是得到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会使用它们。70年代的革命家们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的同志们还远不及他们。我们必须尽快填补自己革命教育中的这一空白。善于使用武器应成为我们中间拥有武器者理所当然地自豪的事情和尚未得到武器者羡慕的事情。”（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3卷第352页）——378。 [206]指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378。 [207]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