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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5卷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79] （1907年3月21日和26日〔4月3日和8日〕之间） 先生们！在杜马里已经有许多人发言，阐述了各个政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该作出几点结论的时候了。现在应该明确地回答：争论的实质是什么？解决土地问题的困难在哪里？所有主要政党的代表们在杜马里所作发言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各个政党在土地问题上截然分歧的意见是什么？ 四个主要的政党或者说党派在杜马里就土地问题阐述了四种主要观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阐述了“右派”（包括十月党、君主派等等）的观点。库特列尔代表阐述了立宪民主党即所谓的“人民自由党”的观点。卡拉瓦耶夫代表阐述了劳动派的观点。在实质上同意卡拉瓦耶夫观点的季明、科洛科尔尼科夫、巴斯金、提赫文斯基等代表，给他作了补充。最后，我的同志策列铁里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观点。政府代表瓦西里契柯夫大臣阐述了政府的观点，这些观点（我在后面将要指出）归结起来就是要调和“右派”和“立宪民主党”的观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政治派别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我按代表们在杜马里发言的次序来谈，也就是从右派谈起。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切所谓的“君主派”政党和十月党的观点，就是大多数俄国地主的观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非常精彩地用如下一句话表达了这一观点：“因此，先生们，放弃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的念头吧，除非是遇到土地实在太少的特殊情况。”（我引用《同志报》的报道，这是一份最完全的报道，因为速记记录还没有发表） 这句话讲得好：直截了当，明确，简单。放弃增加农民土地的念头吧——这就是所有右派政党，从俄罗斯人民同盟到十月党的真实观点。我们很清楚，俄罗斯地主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地主的看法也正是这样。 为什么地主们劝告农民放弃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的念头呢？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解释道：因为地主的农场比农民的田庄组织得好，比农民田庄“文明”。据他说，农民“粗野、愚昧、无知”。请看吧，农民没有地主的领导就不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说得很俏皮：“有什么样的牧师，就有什么样的教民。”很明显，他坚信地主永远是牧人［注：俄语поп一词既有“牧师”之意，又有“牧人”之意。——编者注］，而农民永远是被放牧的羊群，永远要任人宰割。 永远吗，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永远吗，地主老爷们？你们没有弄错吧？农民迄今一直是“被放牧的羊群”，不是因为他们过于“愚昧和无知”吗？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农民正在变成有觉悟的人。杜马中的农民代表现在不是转向“右派”，而是转向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象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这样的发言将会帮助最愚昧的农民弄清楚：真理在哪里？能不能真的去支持那些劝告农民放弃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这种念头的政党？ 因此，我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的发言，以及所有坐在右边席位上的、将要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人的发言表示衷心的欢迎。先生们！请继续按这个调子讲下去吧！你们大大帮助我们擦亮了甚至最愚昧的农民的眼睛！ 有人说：地主农场比农民田庄文明……农民没有地主的领导就不行！ 可是我要告诉诸位：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地主经济的整个历史以及关于现在的地主经济的所有材料都表明，地主的“领导”过去和现在始终意味着对农民施加穷凶极恶的暴力、对男女农民人格肆意进行侮辱，意味着对农民劳动进行世所未见的最残暴、最无耻的剥削（用俄国话说就是掠夺）。俄国农民这种备受压抑和一贫如洗的情况，不仅在西欧找不到，就是在土耳其也找不到。 我的同志策列铁里已经谈到，一块块地产连居民一起如何分赐给了宫廷“世界”的奸佞和宠臣。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谈到臭名昭彰的地主“文明”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所触及的经济制度问题。 这位代表知不知道农民把什么叫作工役制或徭役制，经济学把什么叫作工役经济呢？ 地主工役经济就是地主农奴制经济、徭役经济的直接遗物，直接残余。农奴制经济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份地来养活自己一家，为此农民就必须在地主土地上劳动三天（有时还要多）。对劳动者付酬不是用货币，象现在各个城市里的做法那样，而是用土地。农民靠从地主那里得来的份地只能勉强糊口。而为了勉强糊口，农民本人和他全家必须用自己的马匹、工具即“农具”去为地主耕种土地。这就是农奴制经济的实质：用少得可怜的份地代替对劳动的报酬，用农民的劳动和农民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用地主的棍棒强制农民劳动。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农民本身必须成为农奴，因为不用强力实行强制，任何一个靠份地生活的人也不会去给地主干活。这种农奴制对农民来说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农民自己非常明白，记得非常清楚。 农奴制算是废除了。但实际上地主至今还握有很大的权力（依靠他们抢来的土地），现在仍能通过工役制使农民处于农奴的依附地位。工役制，这也就是现代的农奴制。我的同志策列铁里在他关于政府宣言的发言中说，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现在整个俄国国家政权都具有农奴制的性质。可是一家向政府献媚的报纸（它的名字叫《新时报》）却叫嚷策列铁里代表说的不符合事实。不，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说的是事实。只有那些完全无知的人或卖身求荣的文痞才能否认工役制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否认我国的地主经济靠工役制来维持。 工役制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地主的土地不是用地主的农具来耕种，不是雇工人来耕种，而是由受地主奴役的邻近的农民用自己的农具来耕种。庄稼汉不得不受奴役，是因为地主把好地都割归自己，把庄稼汉安置在“一小块沙地”上，驱使他们去种少得可怜的份地。地主霸占了很多土地，以致农民不仅没有可耕之地，甚至“连放鸡的地方也没有”。 1861年省地主委员会和地主——调停官［80］（他们被叫作调停官，想必是因为他们纵［注：俄语“мировой（调停官）”一词和“мироволить（纵容）”一词字形相近。——编者注］容地主）——在解放农民的时候，把农民土地的1／5割给地主了！他们在解放农民的时候，强迫庄稼汉为这次掠夺后留在农民手里的份地付高价！任何人都知道，1861年进行“赎买”的时候，强迫庄稼汉付出了比地价高得多的代价。任何人都知道，当时迫使庄稼汉赎买的不仅有农民的土地，而且有农民的自由。任何人都知道，政府赎买的“善行”，使国库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地价（以赎买的形式）比它付给地主的要多！这是地主和“自由派”官吏为了掠夺庄稼汉而结成的兄弟联盟。如果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忘记了这一切，那么农民大概没有忘记这一点。如果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不知道这一点，那他可以看一看扬松教授还在30年前在《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一书中是怎样写的，看一看从那时以来所有的经济统计文献重复了千百次的东西。 1861年对农民的“解放”［81］使得农民一下子就落入了地主的圈套。农民由于土地被地主夺去而走投无路，以致不是饿死，就是接受奴役。 20世纪“自由的”俄国农民仍然不得不接受邻近地主的奴役，完全和11世纪“庄稼人”（《罗斯法典》［82］这样称呼农民）受地主奴役、被“登记”为地主财产一样！ 说法改变了，法律制定了又消失了，几百年过去了，可是问题的实质依然如故。工役制，这就是要农民处于受奴役的依附地位，使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农具去耕种邻近地主的土地。工役经济，这就是巧加粉饰和改头换面但实质未变的农奴制经济。 现在我从关于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著作中俯拾即是的大量例子里举出一个来说明我的意思。农业司有一部在90年代初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这部著作是根据业主提供的有关俄国地主经济制度的材料编的（《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司版第5册）。整理这些材料的是谢·亚·柯罗连科先生。不要把他同弗·加·柯罗连科混淆了。他不是一位进步作家，而是一个反动官僚。谢·亚·柯罗连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他编辑的这本书的第118页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在叶列茨县南部（奥廖尔省），在地主的大农场里，除有年工从事耕作外，一大部分土地由农民耕种，以租给他们的土地作为报酬。过去的农奴〈请注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继续向他们原来的地主租地，并为此而替地主种地。这样的村庄仍然〈注意这一点！〉叫作某某地主的‘徭役’村。”
这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臭名昭彰的农民“解放”实现了30年以后写的。1861年以后过了30年，还是同样的“徭役”，还是用农民的农具去耕种原来的地主的土地！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是个别情况。然而，凡是熟悉俄国中部黑土地区地主经济制度的人，凡是稍稍翻阅过俄国经济文献的人，都得承认这不是例外，而是通例。在俄罗斯本土的各个省份，恰好是在真正的俄罗斯地主占优势的地方（怪不得这些省份对于所有坐在右边席位上的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是那样珍贵了！）直到今天都是工役经济占优势。 作为例子，我来引证一下由许多学者编纂的《收成和粮价的影响》这样一部有名的学术性著作。这本书是在1897年出版的。书中证明地主的工役经济占优势的有下列这些省份：乌法、辛比尔斯克、萨马拉、坦波夫、奔萨、奥廖尔、库尔斯克、梁赞、图拉、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特维尔、弗拉基米尔和切尔尼戈夫，即17个俄罗斯省份。 工役经济占优势……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地主的土地还是用农民的农具，用破产的、贫穷的、受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来耕种的。这就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和所有维护地主利益的人所说的“文明”。地主的牲口当然好，它们在阔绰的厩房里比在茅屋里的庄稼汉生活得还好。地主的收成当然好，因为还在1861年地主委员会就设法把农民的好地割给地主了。但是俄国地主经济的“文明”只能作为玩笑来谈。在大量的领地上并没有任何地主经济，而只有同一种农民经济：土地是用农民瘦弱无力的马匹来耕作的，是用破旧不堪的农具来耕作的。除了俄国，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到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这种在大块和最大块土地上依靠受奴役的农民来维持的农奴制经济。 地主的“文明”就是保存地主农奴制。地主的文明就是向贫困的农民放高利贷，把农民抢劫一空，使农民为了一俄亩地、为了牧场、为了饮水场、为了树林、为了一普特面粉（冬季以极高的利息贷给饥饿的庄稼汉的）、为了一个卢布（农民家庭恳求来的）……而沦为奴隶。 可是坐在右边席位上的这些老爷却侈谈什么犹太人对农民的剥削，犹太人的利率！然而千万个犹太商人也做不到真正俄罗斯的信仰正教的地主那样，把俄罗斯的庄稼汉抢劫一空！最坏的高利贷者的利息无论怎样高也不能和真正俄罗斯的地主所拿的利息相比，这些地主冬天就雇下庄稼汉去干夏天的活，或者租给庄稼汉一俄亩地就迫使他付钱、干活、送鸡蛋、送鸡，天晓得还有些什么东西！ 这好象是笑话，可是这种辛酸的笑话却与真理毫无差别。这里给你们举个实例来说明农民租一俄亩地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例子是从卡雷舍夫关于农民租佃的一本名著里找来的）：农民租一俄亩地要给地主种一俄亩半地，交10个鸡蛋1只鸡，还加一个妇女干一天活（见卡雷舍夫原书第348页）。 这是什么呢？是“文明”还是最无耻的农奴制剥削呢？ 有人用无耻谎言诬蔑农民，他们中伤农民，妄想使俄国和欧洲都认为我国农民是在为反对文明而斗争。这是谎言！俄国农民是在为争取自由、为反对农奴制剥削而斗争。农民运动声势最大最猛的地方，农民反地主的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恰好是那些真正俄罗斯的省份，在这些省份里，牢牢地保持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真正俄罗斯的农奴制、真正俄罗斯的工役制以及对贫穷负债的农民的奴役和侮辱！ 工役制并不是靠法律（根据法律，农民有饿死的“自由”！）而是靠农民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来维持的。任何法律、任何禁令、任何“监督”、任何“监护”，对工役制和奴役制都完全无能为力。要从俄国人民的躯体上剜掉这个脓疮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所有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农奴制所有制，都是农奴制剥削的根源和支柱。 既然回避是否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那么地主和官吏惯用的那些“帮助”农民、“改善”农民状况、“协助”农民得到土地这样的词句以及诸如此类的词句，就不过是无谓的借口和遁词。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特别要提醒农民和农民代表们：决不容许回避问题的这个实质。地主的地产到底是仍归地主所有还是转交给农民——在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尚未弄清楚以前，不要相信任何诺言，不要相信任何漂亮的言词。如果仍归地主所有，那么工役制和奴役制就仍会保留下来。千百万农民就仍会受穷和经常挨饿。忍受逐渐死于饥饿的痛苦，——对农民来说，这就是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含义。 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土地问题的这一实质是什么，必须提一提有关俄国地产分配的主要数字。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俄国地产的最新统计材料是1905年的。这些材料是中央统计委员会根据特别调查搜集来的，调查的全部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主要结果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欧俄共有近4亿俄亩土地。在39550万俄亩中（初步统计），属于官家、皇族、教会和机关的有15500万俄亩，属于私人的有10200万俄亩，农民的份地有13850万俄亩。 乍一看来，会以为官家的土地最多，因而问题完全不在于地主的土地。 这是一个经常发生但应当彻底加以消除的错误。诚然，官家拥有13800万俄亩土地，但这些土地几乎全部都在北部的省份——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奥洛涅茨省，并且都是在那些不能进行耕作的地方。根据统计学家（作为例子，我要提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及其《从数字看土地问题》一书）的精确计算，能够分给农民的官地连政府自己也拼凑不出700多万俄亩。 可见，官地不能当一回事。关于农民移居西伯利亚的事也不值一提。这一点劳动派的发言人在杜马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地主老爷们当真相信移居西伯利亚的好处，那就让他们自己移居到西伯利亚去吧！关于这一点，大概农民是会同意的……至于靠西伯利亚来医治农民的贫困的建议，恐怕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 对于俄罗斯各省，特别是对于农民最贫困的中部黑土地区的省份来说，问题正是出在地主的土地上，而不是出在任何其他的土地上。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说什么“土地太少是特殊情况”，这是枉费心机。 俄罗斯中部地少，这不是特殊情况，而是通例。农民地太少，正是因为地主老爷们占的地面太大太宽了。“农民地太少”，意味着地主强占了大量土地。 “农民地太少”，意味着地主地太多。 先生们，给你们举几个简单而明确的数字吧。农民的份地共有13850万俄亩。私有土地共有10200万俄亩。在私有土地中，属于大土地占有者的有多少呢？ 每人占有土地在50俄亩以上的土地占有者，共有7950万俄亩土地。 而这么多的土地又归多少人所有呢？还不到135000人（准确的数字是133898人）。 请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数字吧：在欧俄的一亿多居民当中，135000人占有的土地就几乎有8000万俄亩！！ 而1225万（！）户份地农民却只占有13850万俄亩土地。 每一个大土地占有者，每一个（以下简称）地主，平均有594俄亩土地。 每一农户平均有1／3俄亩土地。 这就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及其同道者们所谓的“土地实在太少的特殊情况”！一小撮（135000）富人每人占有600俄亩土地而千百万农民每户只占有11俄亩土地，农民怎么能不普遍“土地太少”呢？地主的地多已到了如此可观以至过量的地步，农民怎么能不“地少”呢？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劝告我们“放弃”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的“念头”。不，工人阶级决不会放弃这个念头。农民决不会放弃这个念头。数百万数千万人不可能放弃这个念头，不可能停止争取实现自己目的的斗争。 我所举出的数字清楚地表明了人们为什么而斗争。平均每户有600俄亩土地的地主为自己的财富、收入（大概每年在5亿卢布以上）而斗争。而最大的地主往往同时又是最大的官吏。正如我的同志策列铁里所公正地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所捍卫的是一小撮地主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无怪乎大多数地主和整个政府都激烈地反对农民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例：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收入的权利。 农民则是为摆脱奴役制、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而斗争。农民斗争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多少象人一样地生活。工人阶级全力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他们的支持符合工人本身的利益，因为工人也同样受着地主的压迫；他们的支持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为地主政权的压迫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先生们，为了向你们表明农民通过自己的斗争能够得到什么和应该得到什么，我现在给你们引证一个小小的统计。 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说：“现在已经到了与其用雄辩的言词，还不如用数字、事实和现状来阐明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我完完全全同意大臣先生的话。一点不错，先生们，正是应该这样：多举一些数字，多举一些关于地主有多少地产和农民有多少份地的数字。我已经给你们引证了地主有多少“多余”土地的数字。现在我再来引证关于农民需要多少土地的数字。我已经说过，每一农户平均占有11+（1／3）俄亩份地。但是这个平均数掩盖着农民缺地的情况，因为大多数农民拥有的份地都低于平均数，而极少数农民的份地高于平均数。 在1225万农户中，有286万户（取整数）每户拥有的份地不到5俄亩。332万户有5至8俄亩。481万户有8至20俄亩。110万户有20至50俄亩。只有25万户才在50俄亩以上（最后这部分农户大约平均每户不超过75俄亩）。 假定用7950万俄亩地主的土地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假定农民——按照农民协会的拥护者提赫文斯基神父的说法——不愿意让地主受穷，而给每个地主留下50俄亩地。这个数字对于象我们的地主这样一些“文明的”先生来说，恐怕是太大了，但作为例子我们暂时还是可以取这个数字。除去135000个地主每人留下50俄亩以外，就给农民腾出来7200万（七千二百万）俄亩土地。从这个数字中除去森林（象某些作家例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做法那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数字我曾不止一次引用过）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森林也有收入，而把这笔收入留在一小撮地主手中是没有道理的。 除这7200万俄亩外再加上可耕的官地（不到730万俄亩），以及全部皇族土地（790万俄亩）、教会和寺院的土地（270万俄亩），就可以得到将近9000万俄亩的土地［注：详细的计算（以备查对）见第3本笔记结尾部分。［83］］。这个数字足够使所有贫困农户的地产平均每户都增加到不少于16俄亩。 先生们，你们懂得这是什么含义吗？ 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会使几百万农民摆脱挨饿状况，会使几千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会使他们能够稍微象人一样地生活，象一个“文明”国家的比较文明的公民那样生活，而不是象现在濒临灭绝的俄国农民这样生活。当然这还不能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一切贫困和压迫（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能为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斗争创造极有利的条件。我已经说过，有600万以上的农户即一半以上的农民每户平均有地不到8俄亩。这样一来，他们的地产就可以增加一倍多，几乎增加两倍。 这就意味着，半数农民，半数终年挨饿受穷的、使城市工人即工厂工人的劳动力贬值的农民，将会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了！ 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要想摆脱忍无可忍的绝望的处境，这是一种完全可行而且容易做到的办法，难道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或他的同道者们当真能够劝说这些工人农民放弃这样做的念头吗？ 然而，即使大半数贫苦农户靠分配我们那些土地过多的地主老爷的土地而能够使自己的地产几乎增加两倍，这也还不够。除了这600万贫苦农户以外，还有将近500万（准确数字是480万）农户每户只有8至20俄亩土地。在这500万户当中，至少有300万户无疑也是靠自己贫瘠的份地艰苦度日的。这300万农户也可以把自己的地产增加到每户16俄亩，就是说增加50％，而有些户甚至增加一倍。 总起来说是这样：在1225万农户总数中，有900万户可以靠分配那些土地过多和过分习惯于农奴制经济的地主老爷的土地来大大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工人的状况，因为这些农户将不再使工人贬值了！）！ 这就是用来对比大的地主地产和数量不足的农民地产的数字所说明的问题。我很担心，数字和事实的爱好者、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并不喜欢这些数字和事实，因为，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谈到希望引用数字之后紧接着就说： “……然而不能不表示担心，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实现这类改革〈即广泛的土地改革〉上，可是同数字一对比，这种希望就不会有完全实现的可能了……”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农业大臣先生！农民摆脱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的希望，只要同数字一对比，就一定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无论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或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及其他地主们怎样不喜欢这些数字，然而要驳倒这些数字却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来谈一谈那些可能用来反对农民要求的意见。不论乍一听来多么奇怪，我在分析反对农民要求的意见时仍不得不着重于分析所谓的“人民自由”党的代表库特列尔先生的论据。 所以必须这样做，决不是因为我愿意和库特列尔先生争论。决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赞成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人们只需要同“右派”争论，那我是很高兴的。然而库特列尔先生在自己的整个发言中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所提出的农民的要求，既直接反对（例如，反对我的同志策列铁里代表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提出的建议），又间接反对（向劳动派证明必须限制和缩减他们的要求）。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实际上并不想说服任何人，更没有想到要去说服农民。他不是说服，而是表明自己的意志，确切些说，是表明大多数地主的意志。决不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简单明白地说，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的“发言”的精神就是如此。 相反，库特列尔代表却一直在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农民，说服他们放弃那些他声言劳动派法案中不能实现的或过分的东西以及我们社会民主党法案中不仅不能实现而且是“最大的不公平”（他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提案时所采用的说法）的东西。 现在我就来分析库特列尔代表的反对意见和所谓的“人民自由”党在维护土地问题上的观点和土地改革的法案时所持的主要依据。 先从库特列尔代表在反对我们党的同志时称作“最大的不公平”的东西谈起。立宪民主党的代表说道：“我认为，当其他各种私有财产、各种动产和不动产都存在的时候，光消灭私有地产是最大的不公平！……”接着又说：“……既然没有人主张彻底消灭私有财产，那就必须完全承认私有地产可以存在。” 库特列尔代表的推论就是这样，他“反驳”社会民主党人策列铁里的借口是：“其他的私有财产〈除私有地产以外〉是用或许更不值得赞扬的办法获得的。”我愈琢磨库特列尔代表的这种推论，就愈发觉这种推论（怎样才能说得更委婉一些呢？）令人奇怪。“……不消灭其他各种私有财产而光消灭私有地产，就是不公平……” 但是且慢，先生们，请回想一下你们自己的前提、自己的说法和自己的法案吧！你们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某些种类的地主财产“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需要制定一条专门的法律来规定消灭这种财产的方法和途径。 实际上这是什么含义呢？消灭一种不公平而不消灭其他各种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吗？？库特列尔先生的话就是这样的含义。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自由派，而且是这样一个稳健、冷静、在官场中磨练出来的自由派来宣告“全是或全非”的原则！这是因为，库特列尔先生的推论就是完全建立在“全是或全非”的原则上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坚决起来反对这种推论方法…… 先生们，请你们设想一下，我需要从院子里运出两堆垃圾，而我只有一辆小车，并且一辆小车只能运出一堆垃圾。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不能一下子运出两堆垃圾，那么根据只运出一堆垃圾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这个理由，我是不是应该完全不去清扫自己的院子呢？ 我倒是认为，谁真正想彻底清扫院子，谁真心诚意地渴望清洁而不是渴望肮脏，渴望光明而不是渴望黑暗，那他就会有另一种推论方法。如果确实不能一下子运出两堆垃圾，那就先运能够一下子弄到车上的那一堆，然后把车上的垃圾倒空，回家再运第二堆。就是这样，库特列尔先生！就是这样！ 俄国人民首先应当用自己的车子运出那一堆叫作农奴制所有制即地主所有制的垃圾，然后推着空车回到比较干净的院子里，开始装运第二堆，开始清除资本主义剥削这堆垃圾。 库特列尔先生，如果您真的反对一切垃圾的话，那就让我们这样约定，好吗？那就让我们把您自己的话写进国家杜马的决议：“国家杜马和库特列尔代表共同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并不比农奴制地主所有制更值得赞扬，现决定先从俄国清除后一种所有制，然后再着手清除前一种所有制。” 如果库特列尔先生不支持我的这个提案，那么我将无法消除这样的推测，即“人民自由”党把我们从农奴制所有制引到资本主义所有制，不过是象一般所说的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84］，或者说得简单些，这是寻找遁词，竭力逃避明确提出问题。关于“人民自由”党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一点，我们从未听说过（因为同资本主义所有制斗争，也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但是关于这个党愿意为自由、为人民的权利而斗争这一点，我们倒听说过无数……无数无数遍了。而现在，当提到日程上来的恰好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立即实现自由、摆脱农奴制而取得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库特列尔先生却突然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问题上去！库特列尔先生声称消灭以工役制和奴役制为基础的地主所有制是“最大的不公平”，其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想起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不公平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听起来总有点奇怪。 在此以前，我只认为库特列尔先生不是社会主义者。而现在我深信，他根本不是民主主义者，根本不拥护人民自由——真正的而不是带引号的人民自由，因为，对于这些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时代把消灭摧残自由、压制和扼杀自由的东西说成是“最大的不公平”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同意把他们称作和算作民主主义者…… 库特列尔先生的另一条反对意见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人而是针对劳动派的。库特列尔先生说：“我认为，可以设想出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这里说的是劳动团的法案，库特列尔先生把它说得不正确，但是现在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能够获得法律效力的那些政治条件，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是些什么政治条件能使这一法律真正实现。” 又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推论。说它奇怪，决不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奇怪（根本不是！），甚至也不是从“土地权”观点或其他“劳动”原则的观点看来奇怪，不是的，而是从库特列尔先生的党说过无数次的“人民自由”这个观点看来奇怪。 库特列尔先生一直都在说服劳动派，要他们相信他们的法案是“不能实现的”，他们想要“根本改革现存土地关系”是枉费心机，等等，等等。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库特列尔先生认为“不能实现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正是目前和最近将来的政治条件！！ 对不起，先生们，这明明是一种烟幕，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混淆概念的手法。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所以把自己称为人民的代表，所以被看作立法机关的成员，是因为我们正在讨论和正在建议把坏的条件改变成好的条件。然而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改变一种最坏的条件的时候，忽然有人出来反对我们说：“无论现在……无论最近的将来……政治条件……都不能实现。” 二者必居其一，库特列尔先生：或者杜马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条件，这时，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不管其他“政治条件”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限制也要去适应，去迎合，那就是可耻的。或者杜马不是“政治条件”，而只是一个根据上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办事的机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把自己硬装扮成人民的代表。 如果我们是人民的代表，我们就应该表达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要求，而不是看上面或者别的什么“政治条件”喜欢什么才说什么。如果我们是官吏，那我就愿意接受这个道理：“上司”暗示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就事先宣布什么“不能实现”。 “……政治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地法庭、强化警卫、专横霸道和无法无天以及国务会议和俄罗斯帝国其他一些极可爱的……机……构。库特列尔先生是想让自己的土地法草案去适应那些在战地法庭、强化警卫和国务会议肆虐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实现的条件吧！如果库特列尔先生因此而获得奖励……不是人民的同情，不是的，而是……溜须勋章，那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库特列尔先生可以设想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获得法律效力的政治条件……当然可能！这位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人，却不能设想民主的政治条件……但是要知道，一个算作人民代表的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自己设想”各种好的或者坏的东西，而且还在于向人民提供真正人民的法案、声明和说明。 库特列尔先生休想拿我作借口，说我在杜马中提议抛开法律或者违反法律……完全没有这回事！还没有哪一项法律禁止在杜马中谈论民主和提出真正民主的土地法案。我的同事策列铁里提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宣言，谈到“不经赎买地转让土地”和民主国家的问题，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库特列尔先生的推论完全可以归结如下：我们的国家既然不是民主的，那我们就不应该提出民主的土地法案！无论你们怎样琢磨库特列尔先生的推论，都悟不出半点其他的意思、其他的内容。我们的国家既然是为地主的利益服务的，那我们（人……民的代表！）在土地法案中就不应该写上地主所不喜欢的东西……不对，不对，库特列尔先生，这不是民主主义，这不是人民自由，这是一种跟自由相去十万八千里而跟奴才本性相差无几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库特列尔先生对他们党的土地法案究竟发表了些什么意见。 库特列尔先生在谈到土地问题时，首先就“消费土地份额”和土地够不够的问题驳斥了劳动派。库特列尔先生以“1861年的土地份额”为例，说这个份额比消费土地份额还低，并说，“根据他的大致的计算”（关于这个计算，杜马一个字也没有听说过，对它毫无所知！），要达到这个份额甚至还差3000万俄亩。 先生们，我提醒诸位注意，库特列尔代表的发言在劳动团的代表卡拉瓦耶夫之后，是专门驳斥他的。可是卡拉瓦耶夫代表在杜马中公开明确地指出，并且在《同志报》（3月21日）上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公众重申，为了把农民占有的土地提高到消费土地份额的水平，需要将近7000万俄亩土地。他还说，官家的、皇族的、教会的和私有的土地加起来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卡拉瓦耶夫代表没有指出自己数字的来源，没有向杜马介绍得出这个数字的方法。我根据我明确提到过的、并且是官方的和最新的材料，即中央统计委员会的一个材料，算出的数字是7000万俄亩以上。仅仅从私有的土地中，就能给农民腾出7200万俄亩；此外还有皇族、官家、教会等方面的土地1000多万至2000万俄亩。 无论如何，事实总归是事实。库特列尔代表反驳卡拉瓦耶夫代表时力图证明没有足够的土地支援农民，但是他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因为他用的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而且象我所指明的是不正确的数字。 先生们，我应当告诫诸位不要滥用“劳动土地份额”、“消费土地份额”这些概念。我们社会民主工党不提这些“土地份额”要正确得多。这些“土地份额”给生气勃勃的、战斗性的政治问题增添了某些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气味。这些“土地份额”把人弄得糊里糊涂，使问题的实质模糊不清。现在把争论集中到这些“土地份额”上，或者即使是一般地谈论这些份额，实际上等于是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而且是这样一些人聚在一起口头上分熊皮，这些人即使等我们把熊打死也并不会真的去分。 放心吧，先生们！土地到了农民手里，他们自己会分配的。农民能够顺利地进行分配，只是必须弄到土地。农民不会向任何人请教怎样分配土地。农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干预他们如何分配土地。 谈论如何分配土地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这里不是测地办公室，也不是土地规划委员会，而是一个政治机关。我们应该帮助人民解决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帮助农民同地主这个依靠农奴制剥削为生的阶级进行斗争。而关于“土地份额”的空谈却模糊了这一尖锐的迫切的任务。 为什么模糊了呢？因为这是避而不谈真正的问题，即应不应该拿出7200万俄亩地主土地给农民的问题，却去讨论不相干的、归根结底完全不重要的“土地份额”问题。这样做便于规避问题，对问题的本质避不作答。关于劳动土地份额、消费土地份额以及其他什么土地份额的争论，模糊了问题的真正本质——应不应该把7200万俄亩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有人想证明现有土地对达到这一或那一土地份额是否够用。 先生们，干吗要这样做呢？干吗要空谈，要把水搅浑让人便于摸鱼呢？真要没有那也只好没有，但是农民所要求的并不是臆想的土地，而是他们熟知的邻近的地主的土地，这难道不清楚吗？应该谈论的不是“土地份额”，而是地主的土地，不是够不够达到各种各样的土地份额，而是地主有多少土地。其他一切都不过是推托、借口，甚至是企图蒙蔽农民的眼睛。 例如，库特列尔代表就是这样回避问题的真正实质的。不管怎样，劳动派卡拉瓦耶夫直接提出了7000万俄亩。库特列尔代表对这一点回答了什么呢？对这一点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他用“土地份额”把问题搅乱，也就是干脆不回答他和他的党是否同意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这个问题。 库特列尔代表利用卡拉瓦耶夫代表没有非常明确和尖锐地提出问题这个错误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然而，先生们，问题的全部关键正好在这里。谁不同意真正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提醒一下，我已经说好给每个地主留下50俄亩地，以便谁都不受穷！），谁就是不支持农民，谁就是不愿意真正帮助农民，因为如果你们模糊了或回避了地主全部土地的问题，那么整个事情就都成了问题。试问，那时谁来决定分出多大一份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呢？ 谁来决定呢？7900万俄亩中的900万俄亩是“一份”，7000万俄亩也是“一份”。如果我们不决定，如果国家杜马不明确而坚决地发表意见，那么谁来决定呢？ 库特列尔代表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是不无原因的。库特列尔代表是在玩弄“强制转让”这个字眼。 先生们，别醉心于辞藻吧！别迷恋于漂亮的字句吧！要正视问题的实质！ 当有人对我说“强制转让”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谁强制谁？如果是千百万农民强制一小撮地主服从人民的利益，那就好得很。如果是一小撮地主强制千百万农民使自己的生活服从这一小撮人的贪欲，那就糟得很。 然而就是这么个小问题，库特列尔代表竟然完全回避了！他说什么“不能实现”啦，什么“政治条件”啦，实际上是要人民甘心服从一小撮地主。 库特列尔代表是紧接着我的同志策列铁里发言的。策列铁里在我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宣言中提出了两点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两点声明正好明确地解决了这个根本的主要的问题。第一点声明是要求把土地转交给民主的国家。民主的意思是说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一小撮特权分子的利益。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和明确地向人民指出，没有民主的国家，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握有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任何土地改革都不可能对农民有利。 第二点声明是，必须预先在同样民主的地方委员会里讨论土地问题。 库特列尔代表是怎样回答这一点的呢？只字不提。这种回答不好，库特列尔先生。你所回避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农民强制地主对人民的利益让步，还是地主强制农民把又一次招来破产的赎买这条新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对这样的问题避而不答是不能容许的。 先生们，关于地方委员会的问题，除社会民主党人外，人民社会党人（巴斯金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科洛科尔尼科夫代表）都在杜马中谈到过。关于地方委员会的问题，报刊上早已提到过，第一届杜马也谈到过。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先生们。我们必须使自己和人民弄清楚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谈论得这么多，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第一届国家杜马在1906年5月26日召集的第十五次会议上讨论了地方土地委员会问题。问题是由劳动团的代表提出的。他们提出了一项有35名杜马代表（其中有2名社会民主党人：伊·萨韦利耶夫和伊·舒瓦洛夫）签名的书面声明。该项声明在1906年5月24日杜马第十四次会议上初次宣读（见第一届国家杜马会议《速记记录》第589页）；然后过了一天便印出来并进行了讨论。现将这项声明的主要之点全部引录如下： “……必须立即在各地成立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选举制选出的委员会，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例如：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土地使用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确定可耕地的面积，以及其中租来的土地所占的比例，用自己的农具和别人的农具进行耕种的土地分别所占的比例……等等。鉴于必须使土地法尽量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况，让这些委员会积极参加向杜马提出的各项法案中所谈到的土地改革基本原则的一般讨论是适当的……”因此，劳动派提议立即选举委员会，并马上制定相应的法案。
《言语报》写道：各个不同的政党是如何对待这个提案的呢？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中表示一致支持这一提案。所谓的“人民自由”党于1906年5月25日（即在杜马初次宣读劳动派的法案的第二天）在自己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上断然表示反对劳动派的法案。《言语报》坦率地表示了这样的担心，即这种土地委员会可能“使土地问题的解决偏左”［注：见1906年5月26日《前进报》［85］第1号由格·阿列—斯基署名的社论《立宪民主党人出卖农民》。］。 “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使地方土地事务委员会保持它那办公和专门处理事务的性质。根据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普选来成立这种委员会就意味着不是要让它们和平解决当地的土地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完全不同的目的。对于改革的总方针的领导，仍应由国家掌握，因此，地方委员会中应该有国家政权的代表，其目的即使不是解决问题，至少也是监督地方机关解决问题。其次——仍然是在改革的一般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地方委员会里，那些利益互相冲突的有关方面应该尽可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这样，既能使他们取得和解，又不致违背正在着手的改革系由国家推行的主旨，不致使改革变成由单方面行使暴力的行动而使整个事情彻底失败。”
话是说得非常明确的了。“人民自由”党从本质上对提出的措施作了评价，并表示反对它。这个党所要的不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而是一小撮地主和千千万万农民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的那种委员会。为了“监督”，还必须有国家政权的代表参加。 让农民的代表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吧。让他们弄清问题的实质，然后向全体农民去解释吧。 先生们，请你们自己也想想这是个什么问题吧。在地方委员会里，地主和农民的代表人数相等，而政府派代表是为了监督，为了“和解”。这就是说：地主有1／3的票数，农民有1／3的票数，国家代表有1／3的票数。而国家的高级官吏即所有的国家事务主持人本身就是最富的地主！结果就是：地主既“监督”农民，又“监督”地主！地主来让农民同地主“和解”！ 毫无疑问，这一定会变成“强制转让”，就是强制把农民的钱和农民的劳动转让给地主；同1861年省地主委员会割去了农民1／5的土地并向他们索取了加倍的地价完全一样！ 这样的土地改革无非是地主把他们不要的和最坏的土地以高价出售给农民，以便更厉害地奴役农民。这样的“强制转让”远比农民同地主自愿达成协议坏得多，因为在自愿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农民有一半票数，地主有一半票数。而按照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农民只有1／3的票数，地主却有2／3的票数——1／3由于他们是地主，另外1／3由于他们又是官吏！！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俄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备受政府的刽子手折磨的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对1861年的农民“解放”和该诅咒的“赎买”曾经这样写道：农民同地主自愿达成协议，比这种通过省地主委员会实行的“通过赎买的解放”还要好些［注：能找到准确的原话就好了，好象是出自《没有地址的信》一书或者其他什么著作。［86］］。如果是自愿达成购买土地的协议，农民受到的勒索就不会象由政府强使农民同地主“和解”那样厉害。 这位伟大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说得对。现在，在臭名昭彰的“通过赎买的解放”实现了46年之后，我们看清了办理赎地手续的结果。农民得到的土地的销售价格是64800万卢布，却强迫农民交付了86700万卢布，比土地价值多出了21900万卢布。半世纪以来，正是由于要支付这些赎金，由于政府使农民同地主“和解”，农民才在这些份地上苦撑苦熬，忍饥挨饿，弄得奄奄一息，直到全体农民都陷于目前这种忍无可忍的境地。 俄国的自由派想使农民同地主的这种“和解”重演。当心啊，农民们！社会民主工党告诫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作这种“和解”，你们就将使人民再受几十年的苦难、饥饿、奴役、欺凌和侮辱。 地方委员会问题和赎买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的真正关键。因此必须特别注意防止在这个问题上有含糊不清、暧昧不明、拐弯抹角和支吾搪塞的地方。 而1906年5月26日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反对劳动派的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就完全是用拐弯抹角和支吾搪塞的办法来应付的。他们强调杜马不能立刻颁布一道法令来成立这样的委员会，虽然谁也没有提出要颁布任何一道这样的法令！他们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革选举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也就是把成立协助杜马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委员会这项迫切而又简单的工作拖延下去。他们还说什么“颠倒了立法工作的程序”，什么有成立“80或90个地方杜马”的危险，什么“成立象地方委员会这样的机关实际上毫无必要”，等等，等等。 先生们，这一切说法纯属支吾搪塞，纯粹是在回避杜马应该明确加以解决的问题：土地问题应该由民主的国家来解决还是由现在的国家来解决？在地方土地委员会中应该是农民（即大多数居民）占多数还是地主占多数？应该是一小撮地主服从千百万人民还是千百万劳动者服从一小撮地主？ 请不要向我谈论什么杜马软弱、无能和无权了。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清楚。我十分同意在杜马的随便哪一个决议、声明或宣言中重申和强调这一点。但是当前说的不是杜马的权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提出违反杜马权利法的任何微小提案。这里谈的是杜马应该明确地表达而主要是正确地表达人民的真正利益，在土地问题的解决上说实话，使农民群众看清什么是阻碍解决土地问题的绊脚石。 当然，杜马的意志还不就是法律，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要想限制杜马的意志，堵住杜马的嘴的，不管是谁都行，只是不能是杜马本身！当然，杜马的决议一定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抵抗，但是这决不能用来论证事先就应该曲意逢迎，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卑躬屈膝，去迎合别人的意愿，让人民代表的决议去适应随便什么人的意愿。 当然，土地问题不是杜马最终所能解决的，农民争取土地的最后一战也不会在杜马中演出。但是，通过说明问题、明确提出问题、充分阐明真理、彻底清除各种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提法来帮助人民，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要我们愿意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表而不是自由派的官吏，只要我们愿意真正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服务的话。 为了真正帮助人民，必须在杜马的决议中极其明确地阐明土地方面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我在发言中已经阐明而库特列尔代表避而不谈并把它们搅乱的那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7900万俄亩地主土地和至少必须把其中的7000万俄亩分给农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赎买问题。只有在农民不经赎买而得到土地的情况下，土地改革才能给农民带来一点真正的好处。赎买将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新绞索，将是俄国整个未来的发展无法承受的沉重贡赋。 第三个问题——关于实现土地改革所必需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没有这个条件，土地改革就会变成强制农民群众接受地主的奴役，而不是强制一小撮地主满足全体人民的迫切要求。 我在发言一开头就说过，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是在调和“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当我阐明了关于7000万俄亩地主土地、关于赎买以及关于（主要是关于）地方土地委员会的组成这三个问题的意义以后，我只要举出大臣先生讲话中的一个地方就够了。 大臣先生说：“……我们采取这种立场〈指地主所有制“界限不可侵犯”，只有在“有利于国家”的情况下才“变动”这些界限〉，只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强制变动界限，也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动摇……所有制的基本原则……” 先生们，你们仔细考虑过大臣先生的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吗？这几句话值得考虑……应该考虑……库特列尔先生已经完全说服大臣先生，使他相信：“强制”这个词没有任何对地主不好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实行强制的将是地主老爷们自己！！ 先生们，我想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对“右派”政党和自由主义中间派（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现在我必须谈一谈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同广义上的劳动派（即所有拥护“劳动原则”的政党：人民社会党、狭义上的“劳动派”以及社会革命党）的观点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从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工党完全支持农民群众为得到土地和摆脱农奴制剥削而同地主展开的斗争。农民在这一斗争中除了为争取俄国的自由和光明而作出了最大牺牲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可靠的同盟者。农民除了同觉悟的、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下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正义要求。自由派政党在欧洲各国都背叛了农民，把农民的利益出卖给地主；而在我们俄国，正象我对自由派纲领即立宪民主党纲领的分析所表明的，也是同样的情形。 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的差别，我在我的发言的前面几部分已经不只一次地谈到。现在必须分析一下劳动团的一个基本观点。 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我想谈一谈提赫文斯基神父的发言。先生们！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意基督教的观点。我们认为，基督教的真正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和内容，在叶夫洛吉主教这样的宗教界人士的观点和愿望中比在提赫文斯基神父这类人的观点和愿望中表达得更为确切。正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我们具有绝无任何偏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我们负有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基本任务，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对基督教学说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声明这一点的同时，我认为有责任就在这里坦率而公开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为信仰的完全自由而斗争，它完全尊重一切真诚的宗教信仰，只要这种信仰不是靠暴力或欺骗来进行传播的。我认为应该着重指出这一点，还因为我要谈的是我同提赫文斯基神父在观点上的分歧，至于这位农民代表无限忠于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勇敢而坚决地维护这些利益，则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 提赫文斯基代表支持劳动团以平均使用土地为基础的土地法案。提赫文斯基代表在维护这一法案时说： “农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劳动人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土地是上帝的，因而劳动农民有权使用它，如同我们每个人有权用水和呼吸空气一样。如果有人买卖水和空气或者用水和空气做生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同样，如果有人用土地做生意，买卖土地，我们听来也很奇怪。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希望实现‘全部土地归劳动人民’的原则。至于通过什么办法来实现，是通过赎买的办法还是通过不经赎买而直接转让的办法来实现，劳动农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提赫文斯基代表就是这样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发言的。劳动派的错误、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关心赎买问题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方法问题；然而农民能否摆脱地主的压迫，却正好取决于这个问题。他们关心土地的买卖问题和所有的人有平等的土地权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对于农民实际摆脱地主压迫的斗争却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提赫文斯基代表维护的观点是：土地不能买卖，全体劳动者有平等的土地权。 我完全理解，持这种观点是出于最崇高的动机，出于对垄断、对依赖他人生存的富人的特权、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强烈抗议，出于想使全体劳动人民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的热望。 社会民主工党正是为了这个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进行斗争的。但是采取提赫文斯基代表及其同道者所幻想的小业主平均使用土地的办法，是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 提赫文斯基代表愿意真诚地、坚决地为打倒地主权力而斗争，并且我相信他会斗争到底。但是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对当代劳动人民统治更严、压迫更重的权力，忘记了资本的权力，货币的权力。 提赫文斯基代表说，农民觉得出卖土地、水或空气是很奇怪的事。我了解，那些一辈子或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是必然会有这种看法的。但是请看看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看大城市、铁路、矿井、矿山以及大小工厂吧。你们会看到富人怎样霸占了空气、水和土地。你们会看到千百万工人被注定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被注定在地下工作，在地下室生活、饮用遭到邻近工厂污染的水。你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地价怎样飞涨，工人怎样不仅受厂主的剥削，而且还受房产主的剥削。大家知道，房产主从工人的住房、小屋，房间的一角以及贫民窟赚的钱远比从豪华寓所赚的钱要多得多。既然整个现代社会都是靠买卖劳动力，也就是靠奴役千百万人的雇佣奴隶制来维持，买卖水、空气和土地还用得着说吗？ 请你们想一想，当存在着这种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地占有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呢？如果一方面承认每个公民有占有同量土地的平等权利，一方面一小撮人又腰缠万贯，而大多数人一贫如洗，那么俄国人民能不能摆脱压迫和剥削呢？不能，先生们，只要存在资本权力，就不可能有土地占有者之间的任何平等，谁想禁止买卖土地都是做不到的，荒诞可笑的。只要存在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人的劳动、人的自身，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 我谈这些，决不是想削弱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贬低这一斗争的意义以及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不是这样。我已经说过，并且现在重申：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和必要的；农民无论为了本身的利益，或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都必须挣脱农奴主－地主的压迫。 觉悟的工人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不是想阻止这一斗争，而是想进一步发展这一斗争，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各种天真的想法，不相信在存在着交换、货币和资本权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小业主之间的平等或禁止土地的买卖。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但是小经济（即使是平均的小经济）不能使人类摆脱贫困，摆脱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为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大生产而斗争。现在，世界各国千百万觉悟的工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这一斗争。而农民只有加入这一斗争，才能推翻自己的第一个敌人——农奴主－地主，然后再顺利地打倒第二个更厉害的敌人——资本权力！
注释： ［79］《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是列宁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格·阿·阿列克辛斯基拟的。 国家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从1907年3月19日（4月1日）开始到5月26日（6月8日）结束。阿列克辛斯基在1907年4月5（18）日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言，但他只部分地使用了列宁拟的发言稿。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第5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中对第二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作了详细的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120。 ［80］省地主委员会是指1857—1858年在俄国欧洲部分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以外）成立的省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解除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方案。这些委员会成员都是从贵族中选出来的，故有贵族委员会之称。这些委员会在寻求进行“农民改革”的方式方法时，主要考虑如何使贵族得到最大的好处。 调停官是沙皇政府在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设置的一种官职，由省当局从该省贵族地主中推荐人选，呈请参议院任命。调停官负责审理和解决在实行改革法令中地主和农民之间发生的冲突，实际上负有保护地主利益的使命。调停官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批准和实施所谓“规约”（即具体规定农民份地的面积和位置以及农民的义务的文书），并对农民自治机关实行监督。调停官审批农民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有权撤销农民乡会的决定和处罚农民。——125。 ［81］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可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5—303页）和列宁的《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关于纪念日》、《“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126。 ［82］《罗斯法典》是11—12世纪古罗斯第一部成文法律和大公法令汇编，发现于1738年。《法典》是研究古罗斯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法典》中有许多维护封建所有制和保护封建主生命的条款，这表明在古罗斯农奴化的农民同剥削者之间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争。——126。 ［83］列宁这里说的计算在手稿中没有发现。——133。 ［84］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138。 ［85］《前进报》（《Вперёд》）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5月26日（6月8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以代替被政府查封的《浪潮报》。列宁领导了该报的工作。积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该报刊登了15篇列宁的文章。报纸不止一次遭到迫害，所出版的17号中有10号被没收。1906年6月14日（27日）该报被彼得堡高等法院勒令停止出版。布尔什维克随即出版《回声报》，以代替《前进报》。——145。 ［86］这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中的话。小说主人公沃尔根反驳所谓进步派和地主党之间有巨大差别的意见说：“不对，不是大得很，而是小得很。如果农民不付赎金而获得土地，那区别就大得很。拿走某人的东西或是把东西留给他，这是有区别的；但是要他花钱来买这个东西，那就是一样了。地主党的计划不同于进步派的计划的地方，只在于它简单些。因此，它甚至好些。手续简便些，农民的负担也一定轻些。农民中谁有钱，谁就买土地。谁没有钱，也就用不着强迫他买土地。这只会使他们破产。赎也就是买。”——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