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8年3月至1909年6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的一个阶段的著作。本卷和上一卷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本卷的内容是上一卷的内容的继续。
　　本卷一开头的《走上直路》一文以及此后的《对目前时局的估计》、《走上大路》、《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文，分析了俄国国内的形势、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沙皇政府的新政策。列宁指出，第二届杜马的被解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变是俄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是俄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端。斯托雷平体制是旧的半宗法的、半农奴制的沙皇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俄国的专制制度虽然早已成为财阀的专制制度，但它却是在受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打击以后才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的；它早就在扶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早就用金钱为自己打通了进入“上层”的门径，对立法和管理施加了影响，取得了同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专制制度不得不为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建立代表机关，不得不在这些阶层与农奴主之间保持平衡，在杜马中组织这些阶层的联盟，不得不抛弃对农民宗法思想的一切希望，而在新生的富农中找寻支柱来反对农村的群众。列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专制政府在六三政变后所执行的政策只能使黑帮专制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同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俄国的革命阶级虽然在第一个战役中遭到失败，但革命形势仍然存在，革命危机正在通过新的形式和其他道路再行到来，尽管有时比希望的要迟缓得多。
　　上述这些文献也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危机以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革命的失败引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危机不仅是组织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六三政变后，所有的革命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内，都大大衰落和削弱了，总的情况是动摇，涣散和瓦解。列宁指出，在解放运动沉寂、反动势力猖獗、民主派阵营内出现叛变和消沉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生危机和一部分已经解体的时期，首先要总结俄国革命第一个战役的基本教训。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要有所改变；不是立即向专制制度发动公开进攻，而是要在教育和组织群众方面、在使群众做好这种进攻的准备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首先把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要特别强调，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必须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首先是利用杜马讲坛。孟什维克竟然提出如下怀疑：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他们认为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不惜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列宁针对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说，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说，使之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列宁还批判了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错误看法。孟什维克说，既然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这个革命的动力时，革命就不能完成，而资产阶级正在成为这种动力。孟什维克仍然要维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策略。列宁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容置辩地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动摇性和反革命性，证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领袖。
　　本卷中的《论俄国革命的“本性”》、《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等文献从俄国革命的特点谈到了农民问题。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或专制君主的胜利。在俄国，农民占大多数，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残酷压迫，而无产阶级已经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这就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却决定了下述两点：俄国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联盟，才能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就是对农民进行领导。无产阶级只有执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派断绝关系，在斗争中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使这一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
　　在本卷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占很大分量。本卷中的《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是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它通俗地概括地阐述了俄国的土地问题。这一著作可说是收载于上一卷的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姊妹篇，它所使用的统计数字和表格也都来自后者以及另一列宁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本版第3卷）。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则是列宁自己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所拟的简介，是为了让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写的。此外，本卷所载《沿着老路走去！》、《编辑部的话》、《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
　　上述著作进一步揭示了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说明俄国专制政府在土地政策上的巨大改变：由支持和巩固旧的村社变为用警察手段加速破坏和掠夺村社，培植富农。这一改变的经济内容就是在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即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策。列宁在《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中把这一政策称为“农业波拿巴主义”。对此，列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弄风骚以便统治，实行收买已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称兄道弟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统治。”（见本卷第249页）列宁认为，由于俄国的村社已经在向资本主义发展，这就使专制政府能以向村社内部经常在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讨好，否则，黑帮地主和十月党资产阶级所支持的斯托雷平的农业波拿巴主义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列宁指出，在俄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就是实现了斯托雷平的农业发展道路，资产阶级革命也还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列宁在上述这些著作中论证了俄国当时农村经济的特征。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发展是异常缓慢的，农奴制还一直保存着，它表现为地主贵族的大地产经济和工役制度。农民的份地占有制也是纯粹中世纪的制度。地主贵族的大地产、工役制度、份地占有制这些形形色色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阻碍了商业周转，同新经济极不适应，成了俄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列宁认为，俄国纷繁复杂的土地关系即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交织在一起了，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在经济上已经是必需的了。总的说来，俄国当时的农民经济属小资产阶级类型，因为农业中的小生产者（不管他是在份地上经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土地上经营都一样）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必然是小资产者。
　　列宁还全面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土地国有化可以加速农奴制的灭亡，可以彻底扫除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中世纪关系，可以消灭在土地上的一切人为的界限，使土地变成真正自由的土地，使建立在这样的土地上的纯粹资产阶级农场加速发展。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了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实质：土地国有化就是消灭绝对地租，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禁止土地的一切转让，就是说，取消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国家）之间的一切中介人。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和格·普列汉诺夫否认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维护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错误。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消灭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实行彻底的土地变革，才能没收地主土地，实现土地国有化。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施，它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本卷中的土地问题著作评论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党派的土地纲领。立宪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实际上赞同斯托雷平的政策，他们竭力掩饰土地变革的实质，混淆俄国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基本路线即地主路线和农民路线。列宁认为孟什维克提出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反动措施，阻碍消灭中世纪土地所有制，阻碍为一切业主在土地方面建立同一经济条件。孟什维克一方面保持份地的私有制即当时的农户和村社所有制，另一方面对被剥夺的非份地实行公有制（“地方公有化”），这是一种荒谬透顶的土地复本位制。从政治方面讲，土地地方公有化会加强联邦制和各区域的分散状态，而国家分散为一个个的区域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土地重分（土地平分）理论是冒牌社会主义，是反动的，而在半农奴制的俄国却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从客观上讲是要消灭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纪的和等级制的界限，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为资本主义建立自由的活动场所。
　　布尔什维克从1908年初起就着手筹备下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同年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立即着手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本卷收载了列宁关于8月中央全会的三个文献。中央全会后，列宁发表《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关于两封来信》、《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等文，对中央全会要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各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经过与孟什维克的斗争，终于在1908年12月下旬召开。列宁曾在会议上就“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作报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列宁所拟《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以及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其他文献共10件收进了本卷。这次代表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重申了党早已提出的最近斗争目标，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正确性，弄清了党内危机的根源及其消除办法，解决了关于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利用杜马讲坛的必要性并给杜马党团的活动作出了正确指示。列宁在代表会议后所写的《走上大路》一文指出，代表会议把党引上了大路，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列宁《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件也评述了这次代表会议。列宁在信中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对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歪曲。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代表会议之前和之后，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也反对召回派。产生于布尔什维克中的召回派死板地搬用已不适合新的历史情况的陈旧口号，要求取消党的合法组织，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列宁称召回主义为“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即取消主义。他在《关于两封来信》、《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和《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等文章中揭露召回派的“革命性”和“左倾”是对党要进行的艰难复杂的工作无能为力、对党在反动统治时期所遇到的困难惊慌失措的一种表现。列宁说，召回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拙劣的政治上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政敌才想得出来的。列宁在以上文章中把最后通牒派同召回派相提并论，最后通牒派仅仅在形式上不同于召回派。
　　本卷中的《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等文评述了国际政治形势。列宁指出欧洲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的事实。他列举了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反民族压迫、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他把殖民地、附属国争取解放的斗争看作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他也提到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认为：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也强有力地开展起来了；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使参加殖民掠夺的人惶惶不安，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反动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的安全担心。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充当对付亚洲革命的宪兵。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目标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家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注意到了日益增长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各国人民的反战斗争。列宁援引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个论点：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列宁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人说什么，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的产儿，而且将和资本同归于尽，那就用不着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了。列宁认为，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原则上得到了证明，而且也有了重要的历史经验。讨论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共同起来防止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和殖民冲突的问题，是1908年10月11日（公历）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议程之一。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载入本卷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文，是列宁对这次会议议程内容所作的报道。
　　本卷前面所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是列宁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策略的文章中重要的一篇，是列宁写给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而编印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文集的。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官方科学的斗争中显得愈加生气勃勃。它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远不是一下子就居统治地位的，它在其存在的头50年中一直同那些与它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它在其创立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同它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伯恩施坦派进行斗争。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提出修正主义。列宁揭示了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即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的基本原理所作的修正。他精辟地概括了修正主义的特征：“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见本卷第17页）列宁说，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的阶级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当然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列宁预见到，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编入本卷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中的头一篇，是为纪念这位伟大作家80诞辰而写的。这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这个角度去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他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但与此同时，却疯狂地宣传“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他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而另一方面，却鼓吹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他不理解工人运动及其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不理解俄国的革命。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托尔斯泰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时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他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特点。列宁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一面镜子，是俄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
　　本卷后面所载《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和《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两文说明，列宁在“反动时期”非常注意宗教问题。在反动时期，复活宗教的活动日益猖獗，反动派指望利用宗教宣传诱使人民群众脱离革命斗争。因此，列宁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马克思的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所有的宗教和教会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同宗教作斗争。但列宁指出，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联系起来；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应该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列宁重述恩格斯的教导，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因为对宗教作战和禁止宗教存在，只会使宗教加强并妨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也对社会民主党“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政治策略所受到的机会主义歪曲进行了揭露。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列宁指出，党要用党纲的精神教育信仰上帝的工人党员，但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它不仅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还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列宁批判了阿·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造神说”。“造神说”鼓吹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列宁说，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2篇，其中，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和《〈俄国的目前形势〉报告的要点》两篇外，都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8月中央全会和同年12月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