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7卷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1908年10月16日〔29日〕） 社会党国际局131于公历10月11日（星期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各国社会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也是举行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议员代表会议的好时机。前一个代表会议是在国际局会议前一天举行的，后一个代表会议是在国际局会议后一天举行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参加这两个代表会议的人几乎都是国际局的成员：国际局的委员大多数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议员。只是另有几名比利时社会党的代表参加了10月12日（星期一）的代表会议。 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是星期六下午3时举行的。会上讨论了调整和加强各国社会党的定期报刊的联系问题。比利时的代表提出了该党的党员通讯员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愿意就某些（主要）问题向其他党的报刊提供材料。会议希望其他党也能够提出这样的名单，并且指出，必须注明通讯员掌握哪一种语言。社会革命党的国外公报（法文版的《俄国论坛报》）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外公报（德文版）[132]被认为是对我们的外国同志特别有益的出版物。同时还指出，凡是一个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一个党内有不同派别存在的国家，都必须在名单上注明通讯员属于哪一个党派等等。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这次国际代表会议来更好地安排向外国的社会党报刊提供通讯报道的工作。 代表会议决定，由社会党国际局同那些还没有社会党日报的国家协商出版定期公报的问题（用“国际”的三种正式语言——法语、德语、英语中的一种出版，或者用所有这三种语言出版）。然后，国际局要询问各国社会党日报编辑部，如按期收到这些公报同意给多少钱。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应当特别重视这个决定。向我们的外国同志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一工作做得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应该立即认真地讨论关于调整这一工作的问题、关于在国外用三种语言出版党的公报的问题，并且尽一切可能来切实地实现这个计划。 其次，讨论了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一个建议，即由拥有70种党的日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起在柏林、维也纳、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社会党报纸编辑部之间建立国际电讯联络局。德国代表认为，立即实现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指出，德国最近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情报局，等将来这件事情完全就绪以后，就可以考虑把它改为国际情报局。代表会议对这个诺言表示满意；会议决定今后仍将在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同时召开各国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接着就宣布闭幕。 当天晚上在“民众文化馆”举行了国际群众大会，奥地利、德国、英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主要是讲国际冲突和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问题。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内容如下的决议：“10月10日（公历）在‘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国际群众大会再一次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有极大的决心来捍卫各国之间的和平，全力反对毁灭和压迫各国人民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大会相信，工人国际的各国支部将全面贯彻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大会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第二天，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开了一整天。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即接受英国“工党”（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ｙ）[133]加入的问题占去了整整一个上午。问题在于：根据“国际”的章程，只有第一，承认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主张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即工会），才能够成为“国际”的成员。而最近在英国下院成立的“工党”没有公开地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坚定而明确地承认阶级斗争的原则（附带提一下，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是要求它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显然过去整个“国际”，特别是斯图加特社会党代表大会是允许这个“工党”参加的，因为这个党实质上是介乎“国际”章程第1条和第2条[134]规定的两种类型之间的混合组织，是英国工联的政治代表。尽管如此，接受这个党加入的问题还是提出来了，而且是这个党自己通过所谓“独立工党”（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ｙ，英国人称之为Ｉ．Ｌ．Ｐ．）提出来的。“独立工党”是“国际”英国支部的两个分支部之一，另一个分支都是“社会民主联盟”。 “独立工党”要求直接承认“工党”是“国际”的一个成员。这个党的代表布鲁斯·格莱西尔（ＢｒｕｃｅＧｌａｚｉｅｒ）坚持说，几十万有组织的、愈来愈明确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议会里的这个代表是有重大作用的。他非常轻视原则、公式和基本信念。考茨基回答了他，表示不同意这种轻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最终目的的看法，但是完全赞成接受实际上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党”加入。考茨基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内容如下： “鉴于从前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准许一切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并承认政治斗争的组织加入国际，国际局宣布准许英国‘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因为该党虽然没有直接（ａｕｓ－ｄｒｕｃｋｌｉｃｈ）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实际上在进行这种斗争并且正在作为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组织站到这种斗争的基础上。”赞成考茨基的有奥地利的代表，有法国的瓦扬，另外，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小国的代表也赞成。首先反对考茨基的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海德门，他要求在“工党”直接承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前，一切暂时保持原状，接着反对的有鲁塞尔（盖得派，过去是法国的第二代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革命派的代表阿夫拉莫夫。 我发言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既然以前的代表大会已经让所有的工联、甚至那些把自己的代表权交给资产阶级议员的工联参加，现在就不能拒绝“工党”即工联的议会代表参加。我说，但是考茨基决议案的第二部分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工党”并不是真正不依赖于自由派，也不是执行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因此我建议在决议案的末尾，从“因为”二字以后作如下的修改： “因为它〈“工党”〉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我向国际局提出了这个修正案。考茨基没有采用我的修正案，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声称，国际局不能根据“期望”来作决议。但是，主要的斗争是在考茨基的整个决议案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的。在表决时，阿德勒提议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表决，结果两部分都被国际局通过了，第一部分有3票反对，1票弃权，第二部分有4票反对，1票弃权。于是考茨基的决议案就成了国际局的决议。鲁巴诺维奇在两次投票中都弃权。我还要指出一点，即在我发言以后和考茨基第二次发言以前，维克多·阿德勒曾这样反驳过我（我引用最详细、最确切地报道了会议情况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的报道）：“列宁的建议是迷人的〈ｓéｄｕｉｓａｎｔｅ，阿德勒说的是：ｖｅｒｌｏｃｋｅｎｄ，诱人的〉，但是它不能使我们忘记一个事实：‘工党’是在资产阶级政党之外建立起来的。至于它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不是我们要判断的事情。我们要承认进步的事实。”
国际局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更详细地谈谈这些辩论，以便向《无产者报》的读者说明我所采取的立场。维·阿德勒和卡·考茨基的理由并没有使我信服，我仍然认为他们是错误的。既然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议案中说“工党”“没有直接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无疑就是在“工党”目前采取的是什么政策和它应当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上表示了某种“期望”、某种“判断”。不过考茨基是间接地表达这一点的，而且得出的论断，第一，实质上是错误的，第二，给别人以曲解考茨基的意思的口实。至于说英国“工党”在议会中（不是在选举中！不是在自己的整个政策上！不是在自己的宣传和鼓动上！）脱离了资产阶级政党，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阶级政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无可争辩的。这不是“期望”，而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接受“工党”加入“国际”，何况我们已经接受了工联。最后，这种措辞会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决议、但是还没有完全成为社会党人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认为他们只是走了第一步，在这条路上进一步的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在我的措辞中，丝毫没有想要由“国际”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具体的细节问题，来确定必须在什么时候采取和怎样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进一步的步骤无论如何是需要的，这对于还没有直接地明确地接受阶级斗争原则的政党来说是不能不承认的。这一点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议案中是间接承认的，而不是直接承认的。这样一来，似乎“国际”担保“工党”实际上在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似乎只要工人的组织在议会中形成单独的工人团体，就可以在一切行动上不依赖资产阶级了！当然，海德门、鲁塞尔、鲁巴诺维奇和阿夫拉莫夫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更错误了（鲁巴诺维奇在表决决议案的两个部分时都弃权，这不但没有纠正自己的立场，反而造成立场的混乱）。阿夫拉莫夫说接受“工党”就等于鼓励机会主义，这是极其错误的意见。只要重温一下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就明白了。恩格斯在许多年当中始终认为，以海德门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犯了错误，他们采取了宗派主义的行动，不善于发挥工联的不自觉的、但是强有力的阶级本能，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可是马克思主义应当是“行动的指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04—106页。——编者注］。当客观条件妨碍无产阶级群众提高政治自觉性和阶级独立性时，就应当善于耐心地、坚定地同他们一起工作，在自己的原则上毫不让步，但是不放弃在无产阶级群众当中的活动。后来事件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些教导，当时在闭关自守的、贵族味十足的、市侩利己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英国工联中，出现了许多公开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谋得大臣职位而卖身投靠资产阶级（如坏蛋约翰?白恩士之流），但是英国工联却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走得不敏捷、不彻底、迂回曲折，但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大不列颠的社会革命日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 如果“国际”不直接地坚决地充分支持英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这一巨大的进步，不鼓励在资本主义摇篮中开始发生的伟大转变，那是根本错误的。但是，绝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就可以承认“工党”是实际上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在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等等。应当纠正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个明显的错误，但是丝毫也不应当鼓励那些领导所谓“独立工党”的英国机会主义者的另一些明显的、同样重大的错误。这些领导人是机会主义者，这是无庸争辩的。“独立工党”（Ｉ．Ｌ．Ｐ．）的领袖拉·麦克唐纳甚至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议对“国际”章程第2条作如下的修改：只要工会有诚意（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就可以加入“国际”，不必承认阶级斗争。考茨基自己立刻就听出了布鲁斯·格莱西尔话中的机会主义调子，并且在国际局的发言中进行了驳斥，可惜的是没有在自己的决议案里进行驳斥。在国际局的发言是讲给十几个人听的，而决议案则是写给千百万人看的。 我面前放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派别的报纸，上面都有关于国际局会议的评论。“独立（哼！哼！）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袖》[135]得意洋洋地公然向英国的几万工人说，社会党国际局不但承认了“工党”（这是事实，必须要这样做），而且“还承认了独立工党的政策”（1908年10月16日《工人领袖》第665版）。这不是事实。国际局没有承认这一点。这是对考茨基决议案中有小毛病的地方所作的不正当的机会主义的解释。小毛病开始带来了相当大的后果。而译文糟糕更加重了这种后果，难怪意大利人说，译者是背叛者（ｔｒａｄｕｔｔｏｒｉ—ｔｒａｄｉｔｔｏｒｉ）。国际局决议的三种正式语言的正式译本还没有出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考茨基说的是，“工党”“正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决议末尾；原文是：ｓｉｃｈ…ａｕｆｓｅｉｎｅｎ，ｄ．ｈ．ｄｅｓＫｌａｓｓｅｎｋａｍｐｆｓ，Ｂｏｄｅｎｓｔｅｌｌｔ），而在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译文中变成了：“正在站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在英国机会主义者（“独立工党”）的译文中变成了：“正在采取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同上）。现在就试试在向英国工人作宣传时去改正这种错误吧！ 我决没有指责布鲁斯·格莱西尔歪曲决议的意思。我相信他不会有这种想法。而且这一点也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把考茨基决议案第二部分的精神运用到实际群众工作中去。在《工人领袖》的同一版上，另一位“独立工党”的党员在谈到自己对国际局会议和布鲁塞尔大会的印象时，埋怨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道德方面”（他说这一方面在他们“独立工党”的大会上一直是强调的），而“代替这一方面”（ｉｎｉｔｓｓｔｅａｄ）的主要是一些“没有生气和没有灵感的（ｂａｒｒｅｎａｎｄｕｎ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关于阶级战争的教条”。 考茨基在草拟关于英国人的决议案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英国的“独立党人”，而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正义报》登载了海德门的诉苦，他埋怨国际局的大多数“为了方便反复无常的人而抛弃了原则”。海德门写道：“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国际局向‘工党’提出直接的最后通牒，‘工党’就会立即服从，立即决定适应国际社会主义的方向。”该报同一号上的另一篇文章列举了一些事实，证明“独立工党”实际上打着又是“自由主义、又是‘独立工党’”（ｌｉｂｅｒ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的混乱的旗帜，使自己的一部分党员进了议院，证明某些“独立党人”已经得到自由派大臣约翰·白恩士的支持（1908年10月17日《正义报》第4版和第7版）。 不过，如果海德门实现了他所讲的那个计划，即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0年）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定要力求修正考茨基的决议案。 第2项议程是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共同起来防止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和殖民冲突的问题。瓦扬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只作了很小的修改就通过了。在辩论中，奥地利的代表指出，他们党的各个代表团都正式反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政策并且认为社会党人必须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是，奥地利的代表说，在反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政策的同时，他们也反对阿卜杜尔－哈米德或爱德华七世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府对它的行为的后果负责。英国代表希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更明确地声明自己反对本国政府，但是奥地利代表并没有超出上面所讲的范围。保加利亚社会党人（“狭小派”[136]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保加利亚另外还有“宽广派”[137]即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阿夫拉莫夫，坚持要提到巴尔干各国本身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但相应的修正案没有被通过。阿夫拉莫夫声明，在宣布保加利亚独立的问题上，保加利亚社会党人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政党，认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宣布独立是一种有害的冒险行为。布鲁斯·格莱西尔提议在决议中还应当指出组织国际性示威的必要性，但是会议决定由国际局把这个愿望转告各国的党。万科尔（荷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提议把抗议列强破坏柏林条约这一点加进去，但是在表决前他收回了这个提案，因为会上指出，专门去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条约，这不是社会党人的事情。国际局通过的决议全文如下： “首先确认，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举行争取和平的游行示威，法国社会党人宣传反对远征摩洛哥，丹麦社会党人建议裁军，都是符合‘国际’决议的行动，
第3项议程是英国支部关于每年定期召开两次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提案。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硬性的决议。只是表示希望这样做。显然，绝大多数的代表并不认为有必要每年开会一次以上（过去是一次），——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其次，鉴于： 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资本帝国主义还继续在英国和德国进行阴谋活动；对摩洛哥的远征和冒险还在进行；沙皇政府首先想要获取新的借款，竭力制造混乱局面，以便巩固自己在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中的地位；在巴尔干半岛上，外国列强的干涉和私欲点燃起空前猛烈的民族和宗教的怒火；最近，保加利亚宣布独立，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并使这种危险更加逼近；最后，各国政府在到处制造阴谋，加紧武装，穷兵黩武，进行资本主义竞争，掠夺殖民地，这些都使和平受到威胁，—— 社会党国际局再一次明确指出，社会党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保卫国际和平的力量，它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国际和平。 国际局号召各国的社会党根据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提高警惕，加强活动，尽一切力量来执行上述方针，同时建议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各国党的议会党团和参加国际局的代表，同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一起寻找某国的或国际的、同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最有助于防止战争和保卫和平的手段和实际措施。” 第4项议程是国际局关于改变各国党向国际局提供经费的数额的提案。国际局过去每年在名义上的收入是14950法郎（约合6000卢布）；建议把这个数目增加到26800法郎，即除去通常欠交的数目，增加到2万法郎（8000卢布）这样一个整数。这样，各国党就应当为该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每年交100法郎。俄国有20个代表，因此应交2000法郎，其中700法郎由社会革命党负担，1000法郎由社会民主党负担，300法郎由工会负担。过去俄国每年交1500法郎，其中我们交900法郎（根据同社会革命党的协议）。会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通过硬性规定。会议委托国际局同各国的党洽商，并且表示希望能为每个代表每年交100法郎。 第5项是关于改变代表名额的问题，瑞典代表增加到12名，匈牙利代表一般地暂时不增加，但克罗地亚代表增加2名。另外在土耳其支部成立以前准许土耳其支部的亚美尼亚分支部参加（据说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不愿“等待”土耳其人），同时给了这个分支部4个代表名额。最好是请我们熟悉土耳其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第6项议程是关于接受智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的问题。这个党是在智利民主党分裂以后成立的。智利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经过什么争论就被接受了。 第7项议程是关于俄国的锡安社会党人[138]的问题。大家知道，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前，他们曾建议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接受他们参加“国际”俄国支部的社会民主党分支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同时通过决议来说明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反对把锡安主义者算作社会民主党人，尽管他们自称为“锡安社会党人”。锡安社会党人的一位代表曾到过斯图加特，在那里我们分支部也拒绝接受他，而社会革命党人却不表态。因为根据章程，“国际”接受新成员时必须得到该国支部的同意（在本国的两个分支部意见不一致时，由国际局最后决定），所以锡安社会党人按规定是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于是他们向国际局申诉，国际局当时竟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准许锡安社会党人派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现在必须澄清已经造成的混乱：锡安社会党人究竟是不是“国际”的成员？维·阿德勒同在斯图加特一样，坚决反对锡安社会党人，拒绝锡安社会党人在电报中以不能出席为理由而希望延期讨论的请求。维·阿德勒说道：有时候不出席是最好的防御手段。我在发言中再一次提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且指出，违反俄国两个分支部的意志而接受锡安社会党人，这是严重地破坏“国际”章程的行为。鲁巴诺维奇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39]（它在斯图加特被社会革命党人接受加入自己的分支部）的代表日特洛夫斯基作了激烈的发言，反对不接受锡安社会党人，但是，鲁巴诺维奇除了说社会革命党在这个问题上弃权以外，不能提出该党另外的决定，而日特洛夫斯基看到锡安社会党人免不了要被取消资格，便公然替自己辩护，他用可笑的激烈口吻证明说，如果锡安社会党人是地域主义者，那他们“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是地域主义者了。显然，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应当接受锡安社会党人，而只是：在“国际”中，除了社会革命党人以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同意接受“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了。我在第二次发言中坚决抗议鲁巴诺维奇的手法：强迫别人的分支部接受锡安主义者，可是又不提出自己的分支部维护锡安主义者的决定。结果国际局一致通过（鲁巴诺维奇和瓦扬两人弃权）阿德勒的决议案。该决议说： “国际局确认，过去准许锡安主义者（只有发言权）参加的仅仅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会议，现在锡安主义者不属于国际局，随后转入下一项议程的讨论。”
第8项，也是最后的一项议程，是批准国际局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团的特殊构成，这一项几乎没有争论。盖得被指派为法国的代表之一，法国在国际局中应有的另一代表由瓦扬和饶勒斯两位代表共同担任。国际局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比利时代表德?布鲁凯尔提出的关于支持土耳其革命的决议案： “社会党国际局高兴地庆贺阿卜杜尔－哈米德依仗列强在土耳其长期维持的腐败制度的垮台，高兴地庆贺在土耳其帝国各族人民面前出现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祝贺他们建立起政治自由的制度，从而使新生的无产阶级能够同全世界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起来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
10月12日（星期一）举行了各国议员代表会议。议程共有三项：（1）最近一次的议会会议；（2）殖民地的改革（由万科尔作报告）；（3）关于社会党人在各国议会联盟内部开展争取和平的活动（由比利时代表拉封丹作报告），——其次还有四个问题；（一）建筑工人的补偿条件（在企业主破产的情况下）；（二）用书信进行表决；（三）议会党团的成员和书记的新名单；（四）文件的寄送。关于第1项议程，只是根据佩纳施托费尔的建议肯定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如下决议：请各国议会党团的书记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供该党团的书面报告。会议就上列“问题”中的最后两个问题简单交换意见之后，也作了同样的提示。关于前两个“问题”，会议简单地提到了某些社会党代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建议。根据拉封丹本人的建议，他的报告暂时不作。奥地利和德国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表示，他们反对社会党人参加维护和平的各国资产阶级议员代表会议。瑞典代表布兰亭举出了说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这些代表会议的原因的一些特殊条件。根据他的提议，在下一次和国际局会议同时举行的各国议员代表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了工人的国家保险问题。 只有一项议程有一个简短的报告，而且值得讨论，那就是关于殖民地改革的问题。由于在斯图加特就殖民地问题提出一个机会主义决议案而出名的荷兰代表万科尔，在这次的报告里，企图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方面把他十分欣赏的那个关于“积极的”社会民主党殖民地纲领的思想搬出来。万科尔根本不谈社会民主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不谈在群众中进行反对殖民地掠夺的宣传和唤起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反击和抵抗的精神，而只是注意列举在现行制度下殖民地生活的可能的“改革”。他象一个好心的官员一样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土地所有制起，到学校、监狱和鼓励办工业等等，同时还强调必须实际一些，比如说，要考虑到普选制在野蛮人当中并不一定适用，有时候不能不承认在殖民地用强制劳动来代替监狱是必要的，如此等等。充满整个报告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甚至更坏，简直是官僚的改良主义的精神。最后，他提议由占有殖民地的五个最主要的国家选出一个委员会来制定社会民主党关于殖民地的纲领。 德国代表莫尔肯布尔和一些比利时代表本来也想走万科尔的道路，他们只同万科尔争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如需不需要统一的共同纲领，这是不是一种公式化做法等等。这样提问题只会对万科尔有利，因为他正想把一切事情都归结为“实践”，证明“在实践中”意见分歧并不象大家在斯图加特所感觉的那样大。但是考茨基和累德堡从原则上提出了问题，抨击了万科尔整个立场的根本错误。考茨基说，虽然万科尔认为普选制只是在个别场合不适用，但不管怎样他也是容忍了殖民地的专制制度，因为他没有提出而且也提不出任何别的选举制。累德堡说，万科尔认为可以采用强制劳动，这无异是给利用无数借口来维持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资产阶级政策大开方便之门。万科尔非常固执地、非常拙劣地替自己进行辩护，例如他证明说，有时候非实行劳役制不可，“他在爪哇亲眼见过这种情形”，巴布亚人不知道投票是怎么回事，他们的选举有时简直是由迷信或者干脆用喝糖酒来决定的，等等。考茨基和累德堡嘲笑了这种论据，认为我们的共同的民主纲领对殖民地也是绝对适用的，在殖民地也必须把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累德堡问道：我们那些“有教养的”天主教徒的迷信是不是比野蛮人的迷信好一些？考茨基说，议会制度和代表制度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可是，民主制度始终是适用的，同任何背离民主制度的行为作斗争始终是必要的。经过这些辩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就十分清楚了，万科尔看到他的提案显然要被“极其隆重地埋葬”，就自动把它撤回了。
注释： [132]《俄国论坛报》（《ＬａＴｒｉｂｕｎｅＲｕｓｓｅ》）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公报，1904年1月—1909年12月和1912年10月—1913年7月在巴黎用法文出版。1904年每月出版两期，以后每月出一期。 《俄国简报》（《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是一批孟什维克于1907—1916年在柏林出版的德文刊物。——210。 [133]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212。 [134]指1907年8月20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中的下述条文： “一、下列组织均可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1．一切赞成下列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团体：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和国际行动；由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夺取政权； 2．虽未直接参加政治运动，但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并宣布承认政治活动即立法活动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组织。”——212。 [135]《工人领袖》（《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216。 [136]指紧密派。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218。 [137]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1923年宽广派领袖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灿科夫法西斯政府。——218。 [138]锡安社会党人是指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锡安社会党（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锡安社会党于1904年成立。在一般政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1908年10月，社会党国际局决定不再同锡安社会党往来。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锡安社会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220。 [139]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906年。该党的纲领基础是要求犹太人民族自治，即建立有全权决定俄国犹太人政治制度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该党因此亦称议会派）。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们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