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7卷 对目前时局的估计 （1908年11月1日〔14日〕） 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议程上有一个问题是：“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已经开始系统地讨论这个无疑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方面莫斯科和彼得堡走在其他各个中心城市的前面）。 在目前解放运动沉寂、反动势力猖獗、民主派阵营内出现叛变和消沉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生危机和一部分已经解体的时期，特别有必要首先估计一下我国革命第一个战役的基本教训。这里不谈狭义的策略方面的教训，而先来谈谈革命的一般教训，因此，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1904年到1908年俄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哪些客观变化？我们认为，主要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1）在农民问题上，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前是支持和巩固旧的村社，现在则实行用警察手段加速破坏和掠夺村社的政策。（2）黑帮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先前只有贵族和商人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只是分散地和偶然地试图成立他们的全俄代表机关，现在则有了统一的代表机关，即这两个阶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杜马。自由职业者（农民和无产阶级更不用说了）的代表在这个以巩固专制制度为使命的所谓“立宪”机关中只起附属品或小砝码的作用。（3）在这个时期的公开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各阶级之间第一次划清了界限，明确了各自的立场。现在，公开的和秘密的政党（说得确切些是半秘密的，因为完全“秘密的”政党在革命后的俄国是没有的），都空前明确地表达了阶级的利益和观点，而各阶级三年来也比过去半个世纪要成熟百倍。黑帮贵族、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及其人数不多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派在这个时期都结束了自己“胎内”发育的时期，提前许多年确定了自己的性质，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事实和群众的行动确定了自己的性质。（4）革命前叫作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社会人士”，或者笼统地叫作“民族”的“开明”部分和代表的那些人，即大批富裕的、贵族出身的、似乎是清一色的、成分很单纯的、把持着地方自治机关、大学和一切“正派”报刊等等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在革命中全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支持者，在对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群众斗争的态度上全都采取了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反革命立场。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而且正在成长。这个事实并不因为“进步的”合法报刊加以否认或者因为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闭口不谈和不能理解而不成其为事实。（5）千百万群众在形式极为多样化的真正群众性的直接革命斗争（包括举行“总罢工”，驱逐地主，焚烧地主的庄园，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中获得了实际的经验。革命前就已经是革命者或觉悟工人的人不是马上就能够充分理解这个事实的巨大意义的，因为这个事实根本改变了以前对政治危机发展的进程、对危机发展的速度、对群众实际创造历史的辩证法的种种看法。群众吸取这个经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显著的、艰苦的、缓慢的过程，它的意义比国家政治生活表面上的许多现象重要得多，后者只能诱惑那些不仅政治上幼稚而且有时年龄也“相当大”的娃娃们而已。无产阶级群众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和一切斗争场合（按时间顺序，开始是游行示威，接着是起义，最后是“议会”活动）的领导作用，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使十月以前的俄国和当前的俄国截然不同的一些客观变化。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极其丰富的三年的总结，——这个总结当然是概括性的，因为它只是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最主要和最本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现在就来看看从这个总结必然得出的策略方面的结论。 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改变对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改变不是偶然的，不是内阁方针的动摇，也不是官僚的臆造。不，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动”，其内容是实行农业波拿巴主义，在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就这个词在经济方面的意思而言，即＝资产阶级的）政策。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弄风骚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称兄道弟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统治。波拿巴主义是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君主制客观上必然的演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现代欧洲历史中的种种事实对这种演进作过彻底的探讨。同时，如果不是俄国的村社本身已经在向资本主义发展，如果不是村社内部经常在产生这样一些成分，使得专制政府可以向他们讨好，可以对他们说：“发财吧！”，“只要支持我，就掠夺村社去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黑帮地主和十月党资产阶级完全自觉地和坚定不移地加以支持的斯托雷平的农业波拿巴主义不要说不能维持两年之久，甚至连出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评价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到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手段和它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实质这两个方面，那么无论下什么断语都是绝对错误的。 例如，我们的自由派也模糊地意识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波拿巴主义，他们攻击这个政策的警察性质，攻击它采取愚蠢的官僚手段干涉农民生活等等。但是，立宪民主党人抱怨我国农村生活的“自古以来的”基础遭到暴力破坏，成了反动的抱怨派。不用暴力，不用革命手段摧毁俄国旧农村的基础，俄国就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斗争的焦点（虽然许许多多参加斗争的人没有意识到）仅仅是使这个暴力成为地主君主制施加于农民的暴力还是成为农民共和制施加于地主的暴力。在俄国，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而不是其他任何性质的土地革命，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是缓慢的、痛苦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迅速的、广泛的、自由的。工人政党争取走第二条道路，这一点在我们的土地纲领中已经得到说明和肯定（不是在提出莫名其妙的“地方公有化”的那部分纲领中，而是在讲到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那一部分纲领中）。在有了这三年的经验以后，只有在孟什维克中间才会有人仍然看不见争取没收地主土地和争取共和制之间的联系。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如果真能维持很久很久，如果真能按照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彻底调整一切农村土地关系，那就会使我们放弃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纲领（到现在为止，甚至孟什维克，甚至孟什维克中的切列万宁们都还不敢不要我们的土地纲领）。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丝毫也不能使我们考虑现在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既然纲领载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那么只有娃娃们才会看不到由此产生的革命的（就这个词直接的狭义而言）策略。而且，说斯托雷平的政策“破产”就是高潮临近，而斯托雷平的政策不“破产”就不是高潮临近，这样提问题也是不正确的。波拿巴主义手段的破产还不能说就是帮助富农掠夺村社的政策的破产。恰恰相反，现在和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在农村中的“成功”，实际上与其说将熄灭农民内部的斗争，不如说将燃起这种斗争，因为不经过漫长的、非常漫长的道路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就是说，无法使纯粹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最终地和充分地巩固起来。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如果“成功”，最多只能产生一个自觉反革命的、十月党的农民阶层，但是，正是少数富裕者变成一支有政治自觉性的、团结起来的力量这种现象，必然会大大推动民主派群众的政治自觉性的发展，推动他们团结起来反对这少数人。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土豪”和“社会人士”之间的自发的、分散的和盲目的斗争变成十月党人和劳动派之间的自觉的和公开的斗争，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情。 现在来谈谈杜马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黑帮“立宪”机构同样是专制君主制在波拿巴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发展。目前的选举法、黑帮加十月党人的假多数、模仿欧洲的把戏、对借款的追求（借款的开支仿佛还由“人民代表”监督）、专制政府的实际政策根本不理睬杜马中的一切讨论和决定，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我们上面已指出的波拿巴主义的各种特点。实际上统治一切的黑帮专制政府和装饰门面的资产阶级“宪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明显，使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不断增加。专制政府原想用杜马来遮掩、打扮、粉饰自己；实际上黑帮－十月党人杜马的存在却每天都在揭示、揭露、暴露我国政权的真正的性质、它的真正的阶级支柱和它的波拿巴主义。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恩格斯就专制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的意义所说的一段极为深刻的话（在1883年8月27日给伯恩施坦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56页。——编者注］中）。自由派，特别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都把这种转变看作声名狼藉的“和平”进步的表现和这种进步的保证，恩格斯却指出立宪君主制的历史作用是：它是便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国家形式。恩格斯写道：“正象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制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制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制条件下才能进行到底。”顺便说说，恩格斯在这里把1816年的法国也叫作立宪君主的国家，而当时著名的无双议院[142]，即黑帮式的、反革命的议会在支持反革命白色恐怖方面的疯狂和猖獗，恐怕并不亚于我国的第三届杜马。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恩格斯认为那种支持专制制度反对革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们的反动议会也是真正的立宪机关吗？不是的。这是说，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情况：伪造宪制的机构可以燃起争取真正宪制的斗争，并且成为新的革命危机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战役中，大多数的居民都还相信真正的宪制可以同专制制度调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就是从一贯支持人民的这种信念出发的，劳动派在这一点上至少也有一半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现在，专制制度正在用它的第三届杜马向人民实地表明它可以同什么样的“宪制”“调和”，从而促使反对专制制度的更广泛更坚决的斗争日益临近。 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把我们的“打倒专制制度”的旧口号换成“打倒第三届杜马”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打倒杜马”这种口号 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假定我们是处在革命危机最尖锐而且已经成熟到要爆发公开内战的时期，而杜马却是自由派的、改良派的妥协的杜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打倒杜马”的口号，即不同沙皇和平谈判，不要骗人的“和平”机构，号召进行直接的冲击。相反，假定我国的杜马是根据过时的选举法选出的反动透顶的杜马，而国内又没有尖锐的革命危机，这时“打倒杜马”的口号就可以成为争取选举改革的口号。而我国现在无论第一种情况或第二种情况都根本不存在。第三届杜马不是妥协的杜马，而干脆是反革命的杜马；它不是在掩盖专制制度，而是在揭露专制制度；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起独立的作用，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人期待它作出进步的改革，没有人认为这个死硬派议会是沙皇制度的真正权力和力量的所在。人们一致认为沙皇制度并不依靠它，而是在利用它，所以沙皇政府无论是延期召开它（象1878年土耳其“延期”召开议会[143]那样），还是用“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东西来代替它，都可以照样实行它现在实行的一切政策。“打倒杜马”的口号就是把主要的斗争恰恰集中在非独立的、非决定性的、不起最主要的作用的机构上面。这样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保留“打倒专制制度”和“立宪会议万岁”的旧口号，因为只有专制制度才仍旧是实际的政权，是反动势力的实际的支柱和堡垒。专制制度的崩溃必然就是作为沙皇制度的机构之一的第三届杜马的垮台（而且是被革命冲垮的），而第三届杜马崩溃这件事本身只能促使专制制度采取新的冒险行动，或者作一些欺骗性的仅仅是表面上的改革的尝试。［注：在下一号中我们将考察“杜马”策略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并分析刊登在《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的一个召回派[144]同志的信，（见本卷第266—282页。——编者注］ 现在再往下谈。我们已经说过，在革命的第一个战役的三年中，各政党的阶级性都已经非常强烈非常突出地确定下来了。由此可见，凡是谈论目前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谈论这种对比关系的变化趋向等等，都必须从这些历史经验的具体材料出发，而不应当从抽象的“泛泛之谈”出发。欧洲各国的全部历史都证明：正是在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中，才会形成各阶级组合和各大政党分野的深厚基础，而这种基础以后甚至在漫长的停顿时期中也没有什么变动。个别的政党可能转入地下，潜伏下来，从政治舞台的前台消失，但是只要情况稍有好转，基本的政治力量必然重新出现，它们在形式上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只要遭到某种失败的革命所担负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它们的活动的性质和方向必然和以前一样。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以为，既然劳动派在各地都没有组织，而第三届杜马中的劳动团又特别惊慌失措和软弱无力，所以民主派农民群众已经完全瓦解，它们在新的革命危机的酝酿过程中不起重大作用，那么这就是极端近视的看法。只有正在一天天地堕落为最卑鄙的“议会迷”的孟什维克才有这种看法（只要看看他们对秘密的党组织所进行的真正可耻的叛卖性攻击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不仅在我国的黑帮杜马中，而且即使在最理想的资产阶级议会中，代表资格的规定也总是会人为地使得各阶级的实际力量同这种力量在代表机民中的反映不相称。例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议会里的力量都显得比实有力量强过百倍（在我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当成了实际）；而另一方面，极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阶层（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我国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中常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而从它们在议会里的代表权看来却是根本无足轻重的。 我国农民参加革命的自觉性比自由派资产者、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差得多。所以他们从革命中感到的失望最大，但是也最有益，得到的教训最惨痛，但是也最有用。他们消化这些教训特别困难，特别缓慢，那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中的许多蔑视一切的“激进派”和社会民主党中某些一提到农民民主派就嗤之以鼻、一看见“开明的”自由派就垂涎三尺的庸人们，都将失去耐性，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觉悟的无产阶级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忘记他们在1905年秋季和冬季亲眼看到和亲身参加过的一切的。而且，我们在估计我国革命中的力量对比时，应当认识到：在现今的俄国，农民运动是社会高潮真正广泛展开、革命危机真正日益临近的必然标志。 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只有勇敢的切列万宁们和怯懦地宣布同自己的同道者和战友断绝关系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编辑们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有谁根据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反革命性作出结论，说他们的反对派立场和不满情绪、他们同黑帮地主的冲突或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在新高潮的酝酿过程中都不可能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极大的错误，真正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象其他国家的经验一样，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存在的时候，最微小的、离开真正的革命策源地似乎最遥远的冲突都可能具有最严重的意义，都可能成为导火线，成为加在杯中就会使水外溢的一滴水，成为情绪转变的开端等等。可以回想一下，1904年自由派的地方自治运动和请愿曾是1月9日这个独特的纯粹无产阶级的“请愿”的前奏。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当时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反对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而是反对有人（我们的孟什维克）想把这种示威限制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反对把面向地方自治人士的游行示威捧为最高形式的示威，反对制订示威计划要从尽量不吓倒自由派出发。另一个例子是学生运动。在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国家中，在易燃物不断积累的条件下，这种运动很容易成为一系列事变的开端，而这些事变却远远超过因国家的一个管理部门办事不当而引起的小的局部冲突的范围。当然，社会民主党实行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永远不会去迁就学生的斗争，不会去迁就重新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要求，更不会去迁就互相争吵的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对问题的提法，永远不会认为这种家庭内部的争吵有什么独立意义等等。但是，社会民主党是整个解放斗争中的领导阶级的党，它必须无条件地利用所有各种冲突，使冲突愈演愈烈，使冲突具有更大的意义，把宣传自己的革命口号同这些冲突联系起来，向广大群众传播有关这些冲突的消息，鼓励他们独立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等等。在法国，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793年以后就已经诞生并且不断地成长起来，但是它的各个派别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此后一百年间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新的革命的导火线，而无产阶级在这些革命中始终是主要的动力，并且把这些革命一直进行到争得了共和国。 现在来看看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这个先进的领导阶级举行进攻的条件问题。莫斯科的同志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强调了工业危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搜集了有关工业危机的极其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估计了莫斯科同罗兹的斗争的意义，对某些在此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作了许多修改。只是希望这些材料不要压在莫斯科委员会或莫斯科区域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里，而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发表，以供全党讨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只能就问题的提法表示一些意见。发生争论的是危机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我国工业在短时期的稍微复苏之后，又被近似危机的严重的萧条所笼罩，这是大家公认的）。有的说，工人在经济方面的进攻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有的说，不可能进行经济斗争的情况会推动人们去进行政治斗争，因此最近必然会出现革命高潮。 我们认为，这两种推论从根本上说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毫无疑问，仔细研究工业危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样毫无疑问，任何有关危机的材料，即使是非常确切的材料，实质上都不能解决革命高潮最近是否到来的问题，因为这个高潮的到来还取决于上千种事前估计不到的因素。没有国内的农业危机和工业萧条这种一般性的条件，就不可能出现深刻的政治危机，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即使一般性的条件已经具备，也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萧条会把工人的群众性斗争推迟一个时期，或者说同样的萧条在事变的一定阶段上会推动更多的群众和新的力量去参加政治斗争。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密切注视国内整个政治生活的脉搏，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动向和情绪。例如，近来党的工作人员从俄国各地、从各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传来的许多消息都证明，群众情绪无疑正在活跃起来，新的力量不断涌现，对宣传的兴趣不断增加等等。把这些现象同群众性学生风潮的开始和重新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尝试对照一下，我们就可以肯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出现了某种打破最近一年半以来完全停滞局面的现象。至于这个转变有多大力量，它是不是公开斗争的新时期的前奏等等，就有待于事实来说明了。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做到的，就是集中力量巩固秘密的党组织，十倍地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只有进行宣传，才能广泛地表明群众的真实情绪；只有进行宣传，才能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只有把每一次罢工、工人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或每一个大问题、统治阶级内部或者统治阶级中某个派别和专制制度的一切冲突、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每一次发言、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的每一个新表现等等都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才能够把革命无产阶级的队伍重新团结起来，才能够掌握确凿的材料去判断新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的条件成熟的速度。 现在总结一下。对革命结局和当前情况的考察明显地表明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解决。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以及它在杜马中和借助于杜马实行的总政策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变，只能使黑帮专制政府和“野蛮的地主”的统治同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日益扩大。警察和富农对农村群众的进攻使农村群众内部的斗争日益加剧，使这个斗争具有政治自觉性，使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愈来愈和每一个村庄的日常的切身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个时候，在土地问题上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需要的。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正在用实例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可以同什么样的“宪制”“调和”，它即使在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极狭小的范围内也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就使“争取宪制”的斗争日益变为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以及它们和政府之间的局部性冲突，在目前情况下恰好会使这种斗争日益临近。农村贫困，工业萧条，全国普遍认识到当前政局没有出路，认识到声名狼藉的“和平宪制”的道路走不通，这一切都在不断地产生革命危机的新因素。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编造什么新口号（如以“打倒杜马！”的口号代替“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而是要巩固秘密的党组织（不管正在埋葬秘密的党组织的孟什维克怎样反动地号叫），广泛开展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通过这种宣传把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一起，把无产阶级群众动员起来。
注释： [142] 无双议院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的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252。 [143] 1876年5月土耳其新奥斯曼党人发动政变。同年8月登上苏丹宝座的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假意发表立宪誓约，于1876年12月颁布了土耳其的第一部宪法。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宣布“延期”召开议会，并于1878年2月解散了议会。30年后，即1908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革命后，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才被迫恢复了1876年宪法，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253。 [144] 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集团，首领是亚·亚·波格丹诺夫，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派的变种最后通牒派则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