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7卷 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 （1909年6月4日〔17日〕） 国家杜马讨论了正教院的预算问题，讨论了还俗人员恢复权利的问题以及旧教派[201]公会的问题，这次讨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材料，使我们可以从俄国各政党对待宗教和教会的态度来说明这些政党的性质。现在我们来浏览一下这些材料，主要是谈谈关于正教院预算的讨论（讨论其余两个问题的速记记录我们还没有收到）。 在研究杜马的讨论时特别引人注目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好战的教权主义运动在俄国不仅存在，而且显然是愈来愈强大，愈来愈有组织了。4月16日，米特罗范主教宣称：“我们在杜马的第一步活动，就是要使我们这些众望所归的人，在杜马里超越党派的分隔，成立一个根据自己的伦理观点来阐明各方面问题的僧侣集团……可是我们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的境地，原因是什么呢？……这要怪那些同你们〈即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分享这些席位的、属于反对派的僧侣代表。他们最先提高嗓子说这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教权主义的党，说这是极不应该的。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俄国正教僧侣的教权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倾向，我们所以愿意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集团，是为了追求纯道德的和纯伦理的目标，可是现在，诸位先生，由于左派代表在我们弟兄中间制造不和，结果弄得四分五裂，而现在你们〈即立宪民主党人〉却拿这一点来责备我们。” 米特罗范主教在他的文理不通的演说中泄露了一个秘密：你们看，左派的过错就是使杜马中的一部分神父不同意成立特殊的、“道德的”（这个字眼当然比“教权主义的”更能欺骗人民）集团！ 过了将近一个月，5月13日，叶夫洛吉主教在杜马中宣读了“杜马中的僧侣的决定”：“杜马中的正教僧侣绝大多数人认为”……为了保持“正教教会的主导和统治地位”，不能让旧教派享有传教的自由，未经官方准许不得建立旧教派公会，旧教派僧侣不准称为神职人员。俄国司祭的“纯道德观点”完全暴露了他们纯粹教权主义的真面目。叶夫洛吉主教发言所代表的所谓“绝大多数”杜马中的僧侣，大概就是第三届杜马的29名右的和中右的司祭，也许还有8名十月党人司祭。属于反对派的看来是进步派和和平革新党人集团的4名司祭，以及波兰－立陶宛集团的1名司祭。 “杜马（必须补充说明是六三杜马）中的绝大多数僧侣的纯道德和纯伦理观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看几段发言的摘录：“我只是说，这些〈即教会的〉改革应当从教会内部发起，而不应当从外面，从国家方面发起，当然也不应当从预算委员会方面发起。教会是神的和永恒的机关，它的法则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大家知道国家生活的理想是经常改变的。”（叶夫洛吉主教，4月14日）发言者追溯了“令人不安的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曾把教会的财产世俗化。“预算委员会今年主张把它们〈教会财产〉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谁能担保明年它不主张把这些财产移交给国库，以后又把这些财产的管理权从教会当局全部转交给民事当局或政府当局呢？……教规上写着，既然基督教徒的灵魂都托付给了主教，那么教会的财产就更应当托付给主教……现在站在你们〈杜马代表〉面前的是听取你们忏悔的神圣的正教教会，它不仅是站在人民代表的面前，而且是站在自己的忏悔者的面前。”（同上） 我们看到的是纯粹的教权主义。教会高于国家，正如永恒的和神圣的东西高于暂时的、世俗的东西一样。教会不能原谅国家把教会的财产世俗化。教会要求有主导的和统治的地位。在教会看来，杜马代表不仅是人民代表，而且是“教子”，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人民代表，不如说是“教子”。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说得对，这不是穿着教袍的官吏，而是穿着教袍的农奴主。维护教会的封建特权，公开捍卫中世纪制度，——这就是第三届杜马中大多数僧侣的政策的实质。叶夫洛吉主教决不是一个例外。格佩茨基也大喊大叫反对“世俗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侮辱”（4月14日）。马什克维奇神父攻击十月党人的报告是企图“破坏我们教会生活所依据的和应当依据的历史基础和教规基础”，“把俄国正教教会的生活和活动从教规的道路移到另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真正的教会王公——主教将不得不把自己从使徒那里承继来的权利，几乎全部都让给世俗王公……”“这无非是……侵犯他人的财产，侵犯教会的权利和财产。”“报告人引导我们去破坏教会生活的教规制度，他想使正教教会及其一切经济职能服从国家杜马，服从这个由各种各样的分子（既有信仰我国容许的宗教的分子，也有信仰我国不容许的宗教的分子）组成的机构。”（4月14日） 俄国的民粹派和自由派长期拿一种“理论”来安慰自己，确切些说，是欺骗自己，说什么俄国没有好战的教权主义的基础，没有“教会王公”同世俗权力斗争的基础等等。我国革命把民粹派和自由派的这种幻想连同他们的其他幻想一起粉碎了。在专制制度完整地和不可侵犯地存在的时候，教权主义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蒙住了“社会人士”和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阶级斗争，特别是看不到“穿着教袍的农奴主”同“贱民”的斗争。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打开了农奴专制制度的第一个缺口，秘密公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刚刚开始运用他们在1905年底争得的政治自由、组织群众的自由，反动阶级就急忙去抓建立独立和公开的组织了。他们在完整的专制制度之下没有组织起来，没有采取特别明显的活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是因为他们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和进行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感到有很大必要建立独立的阶级组织。他们不相信在俄国能发生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主的群众运动。他们满以为靠鞭子就足以控制老百姓。专制制度受到的初次创伤迫使那些拥护专制制度和需要专制制度的社会分子出头露面。要对付那些能够造成1月9日事件、举行1905年的罢工运动和10—12月革命的群众，单靠一条旧鞭子已经不行了。必须登上独立的政治组织的舞台；必须让贵族联合会把黑帮组织起来，并展开最疯狂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必须让“教会王公——主教”把反动僧侣组成独立的力量。 第三届杜马和俄国反革命的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特点，正好就是这种组织反动势力的活动趋于表面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要求有一个特殊的黑帮资产阶级的“议会”。好战的教权主义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止一次地目睹并参与了教权主义资产阶级同反教权主义资产阶级的冲突。既然我们的总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单独的阶级，那么这个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包括利用杜马讲坛，向群众解释社会党人的反教权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的区别。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反对极右派、反对教权派和政府，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这就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立宪民主党人和所谓进步派的合法刊物，现在特别注意旧教派的问题，注意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反对政府的问题，注意他们“已经开始实行”——虽然是小规模地实行——10月17日所答应的“改革”。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原则方面的问题，即包括想取得民主派称号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对宗教和教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应当让一些比较枝节性的问题——如旧教派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冲突问题，同旧教派有联系的、甚至在经费方面部分地依赖旧教派的十月党人（据说，《莫斯科呼声报》[202]就是旧教派出钱办的）行为如何的问题——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这一根本问题掩盖起来。 请看乌瓦罗夫伯爵的演说，此人虽然退出了十月党党团，但按其倾向来说是十月党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之后发言，一开始就反对把问题提到工人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原则基础上去。乌瓦罗夫只是攻击正教院和正教院总监不愿向杜马报告教会的某些收入和教区开支总额。十月党人的正式代表卡缅斯基也是这样提问题（4月16日），他要求恢复教区“以利于正教的巩固”。所谓的“左派十月党人”卡普斯京更加发挥了这种思想，他喊道：“如果我们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农村居民的生活，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一种可悲的现象：宗教生活动摇了，居民道德体系的最伟大的和唯一的基础动摇了……用什么来代替罪恶的概念，用什么来代替良心的启示呢？要知道，这是不能用阶级斗争或者某一阶级的权利的概念来代替的。这种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概念是可悲的。为了使宗教这种道德基础能继续存在，能为全体居民所接受，必须让传教者享有一定的权威……” 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想巩固宗教，想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响，他们感到“穿着教袍的官吏”降低了教会的威信，已经不中用了，过时了，甚瓦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危害。十月党人攻击教权主义的极端措施和警察监护，是为了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响，是为了用比较精巧、比较完善的愚民办法来代替某些过于粗暴、过于陈旧、过于腐朽而不能达到目的的办法。警察式的宗教已经不足以愚弄群众了，那就给我们一种更文明、更新式、更灵活、更能在自治教区起作用的宗教吧，——这就是资本向专制制度要求的东西。 立宪民主党人卡拉乌洛夫也完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这位“自由主义的”叛徒（从“民意党”演变成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大声疾呼反对“教会非民间化，认为这是把人民群众即俗人排斥于教会建设之外”。他认为群众“失去宗教信仰”是“可怕的”（原话如此！）。他的叫嚣完全是缅施科夫式的[203]：“教会本身巨大的价值降低了……这不仅对教会的事业，而且对国家的事业也有巨大的危害。”狂热的信徒叶夫洛吉说“教会的任务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要把教会同政治结合起来是办不到的”，而卡拉乌洛夫把这种令人反感的虚伪说法称为“金玉良言”。他抗议教会同黑帮联合，为的是使教会“能够比现在更有力和更光荣地完成自己伟大的、神圣的、符合基督精神的事业，即爱和自由的事业”。 别洛乌索夫同志在杜马讲坛上嘲笑了卡拉乌洛夫的这些“抒情词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嘲笑一番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阐明，而且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必须在杜马讲坛上阐明，立宪民主党人的观点同十月党人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它无非是表明，“文明的”资本力求使用宗教麻醉剂来愚弄人民，不过采用的教会欺骗手段，比昔日的普通俄国“神父”所采用过的要精巧些。 野蛮的地主和旧时的杰尔席莫尔达[204]通过普利什凯维奇的嘴说：为了使人民处于精神奴隶的地位，教会同黑帮必须建立最紧密的联盟。反革命的资产者通过卡拉乌洛夫的嘴反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错了，你们用这种手段只能使人民完全离开宗教。让我们干得更聪明、更狡猾、更巧妙一些吧，我们要排除过于愚蠢和粗暴的黑帮分子，宣布反对“教会非民间化”，我们要在旗帜上写下叶夫洛吉主教的“金玉良言”：教会高于政治，——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至少欺骗一部分落后工人，特别是欺骗小市民和农民，我们才能帮助革新后的教会完成其使人民群众继续处于精神奴隶地位的“伟大的、神圣的事业”。 我们自由派的报刊，包括《言语报》在内，最近猛烈地抨击《路标》文集的作者司徒卢威及其同伙。但是，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的正式发言人卡拉乌洛夫却淋漓尽致地暴露出这些对司徒卢威及其同伙的斥责和否定是极其卑鄙虚伪的。司徒卢威嘴上所说的，正是卡拉乌洛夫和米留可夫脑子里所想的。自由派斥责司徒卢威，只是因为他粗心大意地说出了真相，把牌摊得太多了。自由派斥责《路标》派，而又继续支持立宪民主党，这就是一方面谴责粗心大意的露骨言论，一方面又继续干着符合这种言论的事情，这是最无耻地欺骗人民。 关于杜马中的劳动派在讨论上述问题时的表现，没有多少可谈的。同往常一样，在劳动派农民和劳动派知识分子之间暴露出明显的差别，这对于更愿意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劳动派知识分子是不利的。不错，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上的不自觉，他也重复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见解，说俄罗斯人民同盟不是有助于巩固信仰，而是有助于破坏信仰，他没有能提出任何纲领。但是当他开始直率地讲到一些赤裸裸的事实真相，如僧侣的勒索，神父的敲诈，他们向举行婚礼的人除了索取金钱还要求给“一瓶烧酒、一盘小吃、一斤茶叶，有时还提出我在讲台上不敢讲的要求”（4月16日，速记记录第2259页）时，黑帮杜马就按捺不住了，从右边的席位上发出了野兽般的咆哮。黑帮分子大喊大叫：“这是多大的侮辱！这太不象话了！”他们感到一个普通庄稼汉讲述敲诈勒索和圣礼的“法定价格”，比任何理论上或策略上的反宗教反教会声明更能使群众革命化。于是在第三届杜马中维护专制制度的一帮死硬派便威胁他们的奴才梅延多夫主席，强迫他制止罗日柯夫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某些劳动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等联名抗议主席的这种行为）。 劳动派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清楚地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虚伪地、居心反动地保卫宗教同庄稼汉那种原始的、不自觉的、保守的宗教信仰是有天壤之别的；庄稼汉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违反自己的意志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反对勒索的真正革命的愤恨和坚决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决心。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想用革新和巩固宗教来反对人民。罗日柯夫这类人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这一派是不开展的、不觉悟的、闭塞的、不独立的、分散的，但是在反对地主、神父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他们却蕴藏着还远没有发挥出来的革命干劲。 劳动派知识分子罗扎诺夫是接近立宪民主党人的，而且比罗日柯夫要觉悟得多。罗扎诺夫能说出教会和国家分离这一“左派”的要求，但是他禁不住说了一些反动的、市侩式的空话，说什么“修改选举法的方针应该是不让僧侣参加政治斗争”。一个典型的普通庄稼汉在讲起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时，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在劳动派知识分子身上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有时简直是卑鄙无耻的空话。俄国的农民群众只有跟着无产阶级走，才能推翻压抑他们、摧残他们的农奴主－土地占有者、穿着教袍的农奴主、拥护专制制度的农奴主的压迫，这个真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得到了第一百次、第一千次的证实。 在整个杜马中，只有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才把讨论据到了真正的原则高度，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一切彻底的和有生命力的民主派应该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的钱一文也不能给这些蒙蔽人民意识、沾满鲜血的人民敌人”，——社会党人的这种直率的、大胆的、公开的战斗呼声是对黑帮杜马的挑战，这种呼声获得了千百万无产者的响应，他们将在群众中传播这种呼声，只要时候一到，他们就会把它变成革命的行动。
注释： [201] 旧教派也称旧礼仪派，是17世纪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旧教派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是大商人和工业家。1906年以前，旧教派受沙皇政府迫害。——402。 [202] 《莫斯科呼声报》（《》）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12月23日—1915年6月30日（1907年1月5日—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406。 [203] 这里说的缅施科夫是指反动政论家、《新时报》撰稿人米·奥·缅施科夫。——407。 [204] 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列宁用这个形象来比喻俄国警察专制制度的横暴。——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