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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0卷 斯托雷平与革命 （1911年10月18日〔31日〕） 头号刽子手斯托雷平的遇刺，正是在许多迹象表明俄国反革命历史上第一阶段已告终结的时候发生的。因此，本身意义很小的9月1日事件，又把我国反革命的内容和意义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反动派在肉麻地吹捧斯托雷平或者探究左右俄国的黑帮匪徒的倾轧史，自由派则对“野蛮和愚蠢的”枪杀（《生活事业》杂志中使用这里加了引号的陈词滥调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要算作自由派）不以为然，在这一片大合唱声中，可以听到一些真正有重要原则内容的调子。人们试图把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时期”当作一种完整的事物来考察。 斯托雷平是1906—1911年将近五年的反革命政府的首脑。这是一个真正独特的、发人深省的事件层出不穷的时期。从表面上看，可以把它称为酝酿和实行1907年六三政变的时期。这次政变，正是在1906年夏季，斯托雷平以内务大臣身分对第一届杜马发表演说时开始酝酿的。现在，这次政变已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一切后果来了。试问，发动这次政变的人物究竟是依靠了哪些社会力量，或者说，究竟是哪些力量推动了这些人物？“六三”时期的社会经济内容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斯托雷平本人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大有教益的材料和有趣的例证。 1902年，在普列韦当权时代，一个地主兼贵族代表因残酷迫害和折磨农民（在萨拉托夫省）而博得沙皇及其黑帮奸党的“青睐”，当上了省长；1905年，组织了黑帮匪徒和大暴行（巴拉绍夫大暴行）；1906年，当了内务大臣，并从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起成了大臣会议主席。简略地说，斯托雷平的政治经历就是如此。反革命政府首脑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在我国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个阶级的经历，斯托雷平只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这个阶级就是以第一号贵族、最大的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俄国的名门贵族。这个阶级就是3万个农奴主－土地占有者，他们拥有俄国欧洲部分7000万俄亩土地，即等于1000万农户拥有的土地。这个阶级拥有的大地产，就是在俄罗斯人历来居住的俄国中部盛行的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的农奴制剥削（工役制、盘剥制等）的基础。俄国农民“土地少”（用自由派和民粹派惯用的讲法来说），无非是反过来说这个阶级土地多。作为我国1905年革命的中心的土地问题，就是让地主土地占有制保存下去，还是让大多数居民能够争得多少象人过的生活条件、多少象欧洲那样的自由生活条件的问题。如果是前者，就必然使农民这些大多数居民的贫穷、困苦、饥饿、闭塞、被压迫的处境还要保持许多年；如果是后者，那么，不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地主君主制，这样的生活条件就实现不了。 斯托雷平的政治经历，是沙皇君主制的生活条件的确切反映和表现。在君主制面对革命时，斯托雷平不能不那样做。当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并根据1905年杜马以前以及1906年杜马存在时期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居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地主阶级的存在是不可调和的、并力求消灭这个阶级的时候，君主制也不能不那样做。立宪民主党著作家硬说攻击君主制是我国“知识分子”革命主义的表现，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肤浅更虚假的了。恰恰相反，客观情况正是：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必然提出了我国地主君主制的存亡问题。沙皇制度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斗争，不得不在虚弱不堪的官僚制度以及由于军事失败和内部分崩离析而削弱了的军队之外另找自卫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君主制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居民中的黑帮分子，策划大暴行。我国自由派说到大暴行时满口仁义道德，表示义愤，特别是他们一面满口仁义道德地谴责大暴行，一面又总想同大暴行制造者进行谈判和妥协，这就不能不给每个革命者留下一种极卑劣极胆怯的印象。君主制不能不镇压革命，而半亚洲式的、农奴制的、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君主制又不能不用最龌龊、最可恶、最下流、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因此，每个社会党人，每个民主主义者反对大暴行的唯一适当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就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地进行谴责，而是从各方面忘我地促进革命，组织革命来推翻这个君主制。 大暴行制造者斯托雷平所以能够爬上大臣职位，正是用了只有沙皇的省长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残酷折磨农民，策划大暴行，巧妙地用“欧洲式”的仪态和辞令、风度和举止来为这种亚洲式的“行径”打掩护。 我国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地谴责大暴行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同大暴行制造者进行了谈判，不但承认他们有权存在，而且承认他们有权领导建立新俄国和管理新俄国！斯托雷平的遇刺引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揭露材料和供词。例如，请看维特和古契柯夫关于维特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同“社会活动家”（应读作：温和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领袖）谈判组阁问题的来往书信。参加同维特谈判的有希波夫、特鲁别茨科伊、乌鲁索夫、米·斯塔霍维奇，也就是既有立宪民主党未来的活动家，也有“和平革新”党未来的活动家，还有十月党未来的活动家。这次谈判看来持续了很久，因为古契柯夫在信里说到“谈判旷日持久，令人疲惫不堪”。谈判破裂，原来是由于杜尔诺沃的问题引起的：“自由派”不同意杜尔诺沃当内务大臣，而维特却非要他当不可。同时，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头子乌鲁索夫，“热烈地主张提名杜尔诺沃”。当奥博连斯基公爵提名斯托雷平时，“有的赞成，有的说不了解”。古契柯夫写道：“我记得很清楚，谁也没有象维特伯爵信中写的那样提出过反对意见。” 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想强调自己的“民主精神”（不要开玩笑！），也许特别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彼得堡第一选民团[163]选举时同十月党人有过斗争，企图借当时的谈判来攻击一下古契柯夫。9月28日的《言语报》写道：“古契柯夫率领的十月党人先生们，往往为了讨好当局而和杜尔诺沃先生一伙同流合污！他们往往眼睛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论！”同一天的《俄罗斯新闻》的社论，也用各种不同的调子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对十月党人的这种指责。 然而请问，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既然你们那些甚至支持过杜尔诺沃的人都参加了这次谈判，你们还有什么权利指责十月党人呢？难道当时，即1905年11月，不光是乌鲁索夫，全体立宪民主党人不也都是处于“眼睛盯着当局”和“不顾社会舆论”那种人的境地吗？夫妻吵嘴，只当开心；不是什么原则斗争，而是一些同样无原则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这就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借1905年年底的“谈判”来责难十月党人必须说的话。这种吵嘴，只会模糊历史上无可争论的真正重要的事实：从我国革命真正具有人民性，即按积极参加革命的人的成分来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时候起，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切派别，从十月党人到立宪民主党人，一直都是“眼睛盯着当局”，“不顾”民主运动的。俄国反革命的斯托雷平时期的特点，也就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背离了民主运动，因此，斯托雷平能够时而向这个资产阶级的这个代表人物，时而向那个代表人物请求援助，请求同情和征求意见。否则，斯托雷平就不可能在这个具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同情、积极或消极的支持下，实现贵族联合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领导了。 事情的这一方面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我国自由派的报刊，以及象《生活事业》杂志这种主张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刊物，正是忽略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一方面。斯托雷平——不仅是农奴主－地主专政的代表人物；仅仅这样估计，就是根本不了解“斯托雷平时期”的特点和意义。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这个时代，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反革命情绪都十分强烈；农奴主可以依靠并且已经依靠了这种情绪，可以向这个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求婚”，并且已经“求了婚”，甚至可以把其中最“左的”领袖也当作“陛下的反对派”[164]，可以指望并且已经指望了自由派的思想领袖转向他们，转向反动派，转向反对民主派和唾弃民主派。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这个时代，农奴主－地主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在农民农业生活方面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抛弃了指靠农民“宗法观念”的一切浪漫主义幻想和期望，而从俄国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从乡村的俄国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就是沙皇制度最后这条路上，在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上的破产。亚历山大三世的地主君主制企图依靠“宗法式的”农村和俄国生活中的“宗法观念”；这个政策被革命彻底粉碎了。革命后，尼古拉二世的地主君主制企图依靠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和地主自己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现在甚至连立宪民主党人，连十月党人也深信不疑这些企图已经破产，这些企图的破产，是沙皇制度最后能够采取的政策的破产。 斯托雷平时期农奴主－地主专政的对象，并不是包括整个“第三等级”即全体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不，实行这个专政时条件对它十分有利：十月党的资产阶级真心实意地为它效劳；地主和资产阶级拥有保证他们的联盟占多数的代表机构，他们能够正式同君主进行谈判和协商；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和其他路标派分子狂热地向革命泼脏水，并创立了博得安东尼·沃伦斯基欢心的思想体系；米留可夫先生宣布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陛下的〈农奴主余孽陛下的〉反对派”。尽管有这些对罗曼诺夫王朝比较有利的条件，尽管这些条件从20世纪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力量对比的观点看来，真是绝无仅有的、最有利的条件，尽管如此，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遭到了破产；斯托雷平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新的掘墓人（确切些说，是积蓄了新的力量的掘墓人）叩门时遇刺的。 ※ ※ ※ 斯托雷平对资产阶级领袖的态度以及后者对斯托雷平的态度，在第一届杜马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言语报》写道：“1906年5—7月的时期，是对斯托雷平的飞黄腾达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心是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声称：“那个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 真是难能可贵的自供！当时，我们为了能否把“杜马中的发言”作为那个时期的“重心”的问题，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知有过多少争论！在1906年春夏，社会民主党人曾说过那个时期的重心不是杜马中的发言，当时，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怒气冲冲地谩骂社会民主党人，高傲地学究般教训他们不知多少回！当时，俄国“社会”幻想“国民公会”[165]而对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的“议会”舞台上获得的胜利没有表示十分高兴，《言语报》和《杜马报》[166]因此不知对整个俄国“社会”进行了多少责难！过了5年，到了必须对第一届杜马时期作个总的估计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却象换付手套那样轻松地宣称：“那个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 先生们，当然不是啊！那么重心究竟在哪里呢？ 《言语报》写道：“……两派代表在幕后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一派谋求同人民代表机关取得妥协，即使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也不怕。另一派则要求采取强硬步骤，解散国家杜马，修改选举法。拥有强大势力作后盾的贵族联合会实行了这个纲领……斯托雷平一度动摇过。有消息说，他曾两次通过克雷让诺夫斯基向穆罗姆采夫建议，讨论成立由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的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可能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分明是同贵族联合会有来往的。” 富有教养、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自由派领袖先生们就是这样编写历史的！原来，“重心”不是发言，而是黑帮沙皇奸党内部的两派斗争！毫不迟延、立刻实行“攻击”政策的是贵族联合会，——就是说，不是个别人，不是尼古拉·罗曼诺夫，不是“上层”中的“一派”，而是一定的阶级。从右边来的对手，立宪民主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从左边来的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却没有看到。历史是由“上层”即贵族联合会和立宪民主党创造的，而庶民百姓当然没有参加创造！当时，同一定阶级（贵族）对立的是超阶级的“人民自由”党，而上层（即慈父沙皇）则动摇不定。 但是，能否设想，还有比这更加自私自利的阶级失明症吗？还有比这更严重地歪曲历史和忘记历史科学的起码常识的吗？还有比这更明显地混淆阶级、政党和个人、比这更可怜的糊涂观念吗？ 不愿看见民主运动及其力量的人，比瞎子还要瞎。 第一届杜马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重心是杜马外的阶级斗争，即地主－农奴主及其君主制同人民群众即工人农民之间的斗争。群众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重新高涨起来：1906年春夏，一般罢工、政治罢工、农民骚动以及军队暴动风起云涌。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先生们，这就是“上层”动摇不定的原因：沙皇匪徒内部各派的争执在于，能否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立刻举行政变，或者要再等待一下，再把资产阶级愚弄一下。 第一届杜马已使地主们（罗曼诺夫、斯托雷平及其同伙）完全确信，他们同农民群众和工人们和平相处是办不到的。而他们这种看法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当时，还有一个次要问题需要解决：在什么时候和怎么样修改选举法，是一下子修改还是逐步修改。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但它的所作所为，甚至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它害怕革命比害怕反动派要超过百倍。所以地主也就愿意拉拢资产阶级的领袖（穆罗姆采夫、葛伊甸、古契柯夫及其同伙）来磋商可否共同组阁的问题。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去同沙皇、同大暴行制造者、同黑帮首领们商讨对付革命的手段问题。然而，资产阶级从1905年底起，从来没有派过它的一个政党去同革命的领袖们商量如何推翻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问题。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时期的基本教训。当革命还强大的时候，沙皇政府就拉拢资产阶级来磋商问题；当革命不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时候，沙皇政府就用士兵的靴尖把资产阶级所有的领袖相继踢开：先踢穆罗姆采夫和米留可夫，再踢葛伊甸和李沃夫，最后踢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区别完全是非本质的，不过是先后次序问题——这些资产阶级领袖都把自己的脸颊凑近罗曼诺夫—普利什凯维奇—斯托雷平去求得……“一吻”并博得了这样……“一吻”。 斯托雷平恰巧是在黑帮君主制度已经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中一切有利于它的东西尽量利用完了的时候下台的。现在，这个资产阶级已被抛开，已被唾弃，已因脱离民主派、脱离群众斗争、脱离革命而弄得身败名裂，它一看见革命新高潮起来的征候，就张皇失措，困惑不解。斯托雷平给俄国人民上了很好的一课：或者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获得自由，或者在米留可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下，去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马尔柯夫之流和托尔马乔夫之流奴役。
注释： [163]根据1907年6月3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城市选民按照财产状况分为两个等级，城市选民团从而分成第一、第二两个选民团。第一选民团由大资产阶级组成。——[328]。 [164]陛下的反对派一词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67号）——[329]。 [165]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331]。 [166]《杜马报》（《Дум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参加者有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弗·伊·维尔纳茨基、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伊·伊·彼特龙凯维奇、费·伊·罗季切夫、列·尼·雅斯诺波尔斯基等。——[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