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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1911年12月8日〔21日〕） 尼·罗—柯夫的文章[52]发表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是这个阵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篇文章是自由派工党的真正的“信条”或宣言。罗—柯夫从文章一开头，从评价革命和各阶级的作用，一直到叙述合法工（？）党的计划，在所有的议论中，自始至终都在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 摆在俄国面前的客观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以“文明的资本主义”代替半农奴制经济，——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而是司徒卢威之流或自由派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各阶级对于什么是“文明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53]和无产阶级各有各的理解。 评价革命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罗—柯夫指责那些叫喊革命“失败”的人的怨声载道和背叛变节，并针锋相对地向他们提出……一个学究式的伟大真理：在“反动”时期新的社会力量也在成熟。显然，罗—柯夫的这种回答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正有利于反革命自由派，他们完全承认罗—柯夫新发现的真理。实质在于究竟哪些阶级在革命中能够进行直接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哪些阶级直接或间接地站到反革命一边，从而背叛了革命。罗—柯夫掩盖了这个实质，以此为抹杀革命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君主主义“进步”反对派的区别作了准备。 罗—柯夫讲到地主阶级的作用问题时一开口就胡言乱语。他说，不久以前，这个阶级的人“曾是”道地的农奴主，现在，“他们的一小撮人还聚集在普利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第二的周围，软弱无力地〈！！〉唾沫横飞，说出绝望的恶毒话来”。大多数贵族－地主“正在逐步地坚定地转变为农业资产阶级”。 实际上任何人都知道，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在我国是握有左右一切的力量的，在杜马中是这样，在国务会议中更是这样，在沙皇黑帮匪徒内部更是这样，在对俄国的统治中更是这样。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这种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正是“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见1908年12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页。——编者注］）的保障。农奴主经济转变成资产阶级经济，决不会直接消灭这些黑帮的政权，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来看是显而易见的，从普鲁士60年“转变”（1848年起）后的经验来看也是一目了然的。而罗—柯夫却认为，俄国既没有专制制度，也没有君主制度！罗—柯夫采用了中小学生那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好心地去掉（在纸上）社会极端现象，以“证明”“妥协是必然的”。 按罗—柯夫的说法，目前的土地政策意味着“将会出现的必然的〈！〉妥协”。谁和谁的妥协？“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要请问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迫使掌握整个政权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同意妥协的？罗—柯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既然他同时还指出了大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结合过程，指出“温和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将占统治地位”，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罗—柯夫指望温和的进步的资产阶级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罗曼诺夫王朝手里和平夺取政权。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罗—柯夫的主张所依据的正是这种庸俗透顶的自由主义空想，尽管他吹嘘说他没有“一点点空想”。极端取消派和尼·罗—柯夫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从拉林到切列万宁、唐恩和马尔托夫，所有的极端取消派用各种稍加变化的形式和词句提出的，正是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最多是在“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这个基本思想。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空想中）看到的却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统治，他们因为受到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抱怨而有所节制。“温和的进步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要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而不是要破坏它。这个统治同无疑是在前进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而不是象持“必然的妥协”论点的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愈来愈缓和）。只有群众，即领导农民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动力。 这位过去的布尔什维克，现在的取消派，这样轻易地把这些群众抛到一边，好象是斯托雷平的绞架和路标派滔滔不绝的咒骂不仅从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从自由派的出版物上，而且从实际生活中把他们排挤掉了。我们的自由派在“分析”时说：农民在选举中是软弱无力的，至于工人阶级，他有条件地把他们“搁置一旁”！！ 罗—柯夫居然证明说，俄国的革命（“风暴”）即使是可能的，也不是必然的。如果把工人阶级和农民“搁置一旁”，即使是有条件地、即使是“暂时地”、即使是由于“在选举中软弱无力”而“搁置一旁”，那么，不言而喻，革命不仅不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罗曼诺夫的无限权力，还是日益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忍饥挨饿、备受折磨的农民日益加强的革命反抗，都不会由于自由派的好心肠而从实际生活中消失掉。整个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路线是在各种情况下，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无论是在群众大会的演说中，在第三届杜马的讲坛上，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或是在最和平的合法工人团体中，都要坚持支援、加强和发展这种革命反抗，并正确地把它引向完全的胜利，而尼·罗—柯夫在自己的议论中却处处都把这条路线偷换成自由派的路线，而自由派是不愿看到被迫转入地下的东西的，除了“正在转变为”“文明的容克”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温和的进步的”米留可夫之流，它什么都不想去看。 这正是整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整个斯托雷平工党所特有的一种失明症。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工党的合法化上面的做法，就是与这种由自由派的偏见引起的失明密切相联的。既然“妥协是必然的”，那同必然的东西作斗争就没有必要了，工人阶级也和已经完全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其他阶级一样，只要在这个制度下有一席之地，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小市民安乐窝就行了。这就是合法派的说教的现实意义，不管马尔托夫在波特列索夫、尤里·查茨基、拉林、唐恩之流的先生们的授意下，用什么样“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这种说教。 在罗一柯夫的文章中，合法的“工人阶级利益保障协会”的这种现实意义，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种协会——即使是在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领导下——“当局”不会批准，也不会容许它“事实上的存在”，这是很清楚的。只有自由派的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向工人群众进行自由主义说教的知识分子的协会，事实上已经成立了。这个“协会”也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一伙撰稿人；尼·罗—柯夫就是“打着”他们的旗帜，即自由主义的思想旗帜，他硬说，没有公开的组织，斗争必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旧的口号已经变成僵死的字眼，不能把策略变成“撕打”，新的“协会”“连想都没有想到〈！〉暴力变革的必要”，等等。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叛徒的说教是客观现实，而公开的工人团体不过是句空话。按自由派的方式保障自由派所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是客观现实，这个“协会”也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而在目前俄国建立工人的“公开的广泛的政治组织”，不过是天真的、空洞的、虚伪的自由主义的幻想。 建立合法的工会（明知这种工会在目前既不能成为广泛的，也不能成为“政治性的”，也不能成为巩固的组织），这是有益的事情。鼓吹放弃暴力思想、建立工人政治协会这一套自由派主张，这是毫无意义的有害的事情。 最后，有两个怪论。第一个怪论。罗—柯夫写道：“假如有人受了反动的丧失理智行为的蒙蔽，想要控告这个协会的成员蓄意进行暴力变革，那么这种无意义、无根据的、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全部严重后果，就要由控告者本人承担。”结果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严重后果，就由舍格洛维托夫之流承担，根据这个“严重后果”把他们处死的是尼·罗—柯夫，而不是罗季切夫…… 第二个怪论。罗—柯夫写道：工人们“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应担负起政治领导的任务”。罗—柯夫是在抽出领导权的全部内容之后承认领导权的。罗—柯夫说，工人们，你们不应该反对“必然的”妥协，但你们应该自称为领导者，——然而成为领导者，恰恰是要说明关于妥协的“必然性”的思想是虚假的，要按无产阶级和无产者农民反对资产阶级非民主的妥协的路线进行斗争。 尼·罗—柯夫会给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事业带来好处，就象尤·拉林曾给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一错误主张[54]的斗争事业带来好处一样。尼·罗—柯夫和尤·拉林都有勇气……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罗—柯夫是个诚实的取消派。他的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使人不能不考虑取消派的思想根源。他会一再证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的十二月决议是正确的，因为他系统地提出（并完全错误地解决）的那些问题，正是这些决议正确地加以分析和解决了的。罗—柯夫会使《我们的曙光》杂志（或《呼声报》）的编辑之类的取消派外交家们在工人的眼里变得特别渺小，因为他们转弯抹角，支吾搪塞，左一个保留，右一个保留，以便推卸对罗—柯夫文章的“个别地方”或他的计划的“具体化”的责任。似乎问题是在个别地方等等，而不是在统一的、完整的、一贯的路线——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路线！
注释： [52]指尼·亚·罗日柯夫的《俄国的现状和当前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一文。列宁在《自由派工党的宣言》一文中已批判过罗日柯夫的这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95—395页）。——24。 [53]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24。 [54]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第15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等文。——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