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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 （1911年12月10日〔23日〕—1912年1月6日〔19日〕） 一 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在所谓反对派政党之中，立宪民主党在公开活动方面处于最优越的地位，它刚刚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确定了它在选举运动中的政策。从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资料中可以看到，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是这样确定的： （1）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候选人可以保证当选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2）在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能指望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任何政党的可能得到最多选票的进步派候选人； （3）在反对派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而又存在着黑帮危险的情况下，可以支持十月党候选人，只要他是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种情况有时是会出人意料地发生的； （4）立宪民主党既不同右派十月党人，也不同民族党人和君主派[57]缔结任何选举协定。总之，他们既不能忘记党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广义的反对派的最高利益。 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工人民主派应当十分密切地关注这个政策，分析它那被通常的暗语掩盖起来的真正的阶级本质和真正的含义。只要读一下立宪民主党的决定，马上就会碰到“反对派的最高利益”之类的话。问题的实质在于，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现在已经完全最后确定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政策。必须懂得这个实质，必须剥去它的官方自由派辞藻的外衣，让它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 （1）只字未提同左派、同民主派的联盟；（2）只禁止同右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而这是十月党中极少数人——“戈洛洛博夫派”[58]；（3）所谓“广义的反对派的最高利益”，实际上只能有一种含义：照例是事实上准许（并且推荐！）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 这三个关于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政策的结论，应当牢牢记住。 这些结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中派左翼”已把自己的政策确定为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中派右翼结盟的政策，公开声明反对黑帮，同时不提同劳动派、左翼无党派人士和工人候选人结成任何联盟，以表示反对左派，反对民主派。 我们在《明星报》第28号上的《两个中派》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74—376页。——编者注］中所谈到的情况，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俄国，有三个主要政治力量，因而也就有三条主要政治路线：黑帮（代表农奴主－地主的阶级利益）和跟他们站在一起并以他们为依托的“官僚制度”；其次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和“中派”右翼（十月党人），最后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民粹派、左翼无党派人士）和无产阶级民主派。正是这样划分，也只有这样划分才是正确的，这已由20世纪头10年的全部经验所证实，而这10年正是异常重要的事件层出不穷的10年。 当然，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上，任何界限都是可变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是不稳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处在主要分界的“交接线”上的政党和集团的过渡形式和动摇状态是必然的，但是20世纪初俄国阶级力量对比所产生的问题实质，无疑正是由上述一分为“三”的状态所决定的。混淆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为首）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曾使俄国解放运动受害不浅；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伟大10年（1900—1910年）的经验能够帮助所有民主派彻底了解这种混淆的错误和极大危害。因此，当代的工人民主派正面临着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雇佣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不要任何业主即使是最民主的大小业主参加，而且服从于本阶级的整个国际运动即世界性运动；第二，发展和巩固俄国民主派的各种力量（他们的首领也必然是工人，就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首领必然是立宪民主党人类型的社会分子一样）。要完成后一个任务，就必须经常地向最广大群众阐明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等）之间的界限的阶级根源和政治意义。 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愿意也不可能离开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它只是竭力抑制他们的统治。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却不能不比较彻底地和自觉地要求消灭这种统治的一切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从工人民主派的观点来看，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正是应当把这个内容提到首要地位，以对抗故意用些关于“进步性”和“反对派立场”这类泛泛的词句来混淆一切根本原则问题的立宪民主党政策。 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早就预见到会有这种联盟，早在1905—1907年就指出了这个联盟两个组成部分的内在的阶级血缘关系。在第三届杜马中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多数，早在1907年底，马克思主义者就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石。第三届杜马5年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个结论。这届杜马的组成大致如下［注：这个统计数字是根据1910年官方《参考手册》（第2分册）的资料计算出来的。右派：道地的右派——51；民族党人——89；右派十月党人——11；加上二分之一的无党派人士——9；自由派进步人士——39；立宪民主党人——52；所有民族集团——27；加上二分之一的无党派人士——9；民主派：劳动派——14；社会民主党人——15。］：
第三届杜马始终依靠这两个多数，而这两个多数是整个六三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多数意味着政权完全保持“旧制度”；第二个多数意味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了一步”。六三体制需要第一个多数，是为了使马尔柯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及其同伙保持自己的“政权和收入”，它需要第二个多数是为了抑制这种统治和按资产阶级步法前进（按进一步、退两步的程式）。实际经验在清楚地表明，这种前进等于停滞，而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并没有被“抑制”。 第三届杜马的一系列表决都是“第二个多数”的表决。《言语报》前不久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它说：最近一次会议一开始的“几次表决”“实际上再现了中派左翼〈应读作：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在杜马中的优势”。这样的表决之所以会出现，完全是因为第二个多数也和第一个多数一样，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只要回忆一下《路标》文集，或是卡拉乌洛夫的虔诚的演说，或是“伦敦”口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二个多数的这些“胜利”的成果又在什么地方呢？十月党人中间有“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是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惊人的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实又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发现难道不是证明，“真正的立宪主义”这个概念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意识中已经被大大贬低了吗？ 选举运动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是这个运动的政治内容和它所反映的思想路线的问题。立宪民主党的决定一再表明它的反民主的本质，因为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运动的内容，就是在群众的意识中进一步贬低“立宪主义”这个概念。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左派”十月党人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打算，这就是它的选举政策的含义。 民主派的任务则不同，不是贬低立宪主义这个概念，而是说明，只要政权和收入还继续掌握在马尔柯夫之流手里，立宪主义就是完全虚假的。工人民主派的选举运动的内容是由下列任务决定的：阐明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全世界的雇佣工人队伍团结起来。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使这个党距离民主派更远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民主派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表现，去对抗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 二 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已经开始了。政府颁布了关于协助“民族”党的公告，采取了规定政府候选人的资格限制和排挤一切反对派特别是民主派的候选人的“措施”，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 反对派的报刊也开始了选举运动。立宪民主党作出了关于同“左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决定，从而也开始了这个运动。 因此，工人民主派应当立即对选举问题给予极大的注意，事先（一个星期也不能拖延）就有条不紊地讨论自己的策略，事先就训练各种各样的民主派拥护者去完成他们的重大的使命。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详细谈谈工人复选人的作用问题。不用说，在这个问题上，象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提到首位的还是活动的内容，即运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把他们联合成与西欧政党团结一致的独立政党，向工人阶级阐明它的历史目标是改造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坚决划清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所有派别，甚至“左派”、民粹派等等的界限，——这就是基本任务。 这个基本任务对所有国家的工人民主派都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目前把它运用到俄国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必须估计到——为了完成这个共同的任务——当前的一些特殊的具体的任务。在俄国工人民主派的这些任务中间，现在——由于客观条件——提到首位的是两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第一，清楚地认识到取消派这个流派（大家知道，它是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为代表的）同流传甚广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流派“路标派”的联系。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危害，是克服这种影响的必要条件，是达到取消派所否认的涉及工人民主派本身存在的当前的最近目标的必要条件。第二，在明确地划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界限的情况下把左派民主派组织起来。做不到这一点，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就不能实现，而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是整个解放运动取得任何进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把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劳动派、左派“民粹派”[59]等）混淆起来，在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上会导致对民主派的利益的背叛。工人复选人的任务是：坚持对解放运动的正确理解，阐明各个政党的阶级实质（不为“招牌”、响亮字眼和动听名称所蒙蔽），明确区分右派（从黑帮到十月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及其同伙）和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劳动派和同他们血缘相近的各种流派，其次，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无产阶级民主派）。 根据1907年六三法令规定的选举制度[60]，工人复选人在省选举大会上起着特殊的作用。争取使所有这些复选人都成为工人民主派的忠实可靠的代表，——这就是当前的实际任务。 大家知道，有6个省可以从工人复选人中各选1名杜马代表。这些省就是：彼得堡省、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科斯特罗马省和哈尔科夫省。但是，代表是由省选举大会的全体成员选举的，就是说，几乎总是由右派复选人（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即十月党人选举的。为了保证工人民主派当选杜马代表，就必须使所有的工人复选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工人民主派，都坚决支持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候选人。只要有一个“倒戈分子”或一个自由派的、“右派分子”复选人，十月党人就会不顾大多数工人复选人的意愿而把他选出来！ 但是，不仅仅是这6个省的省选举大会的成员中有工人复选人。53个省中的44个省一共有112名工人复选人。 这些复选人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他们应当始终贯彻思想路线，组织民主派（尤其是农民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这方面的活动领域是极端重要的。第二，工人复选人在右派和自由派的选票分散的情况下，能够（也应当争取）选入杜马。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这后一项任务。在第三届杜马中，维亚特卡省有两个社会民主党代表：阿斯特拉汉采夫和普佳京。但按法律规定，维亚特卡省一个工人选民团的代表也不应该有。在维亚特卡省的选举大会上，有109个复选人，其中4个是工人复选人。4个（109人中的）工人是怎样把其中2个选入杜马的呢？显然是省选举大会上的选票分散了，自由派没有工人的援助就战胜不了右派了。被迫同工人结成联盟的自由派，只好同工人分占席位，于是就把两个社会民主党人选入了杜马。维亚特卡省选出的杜马代表的构成是：1个进步派，3个立宪民主党人，2个劳动派，2个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说，4个自由派，4个民主派。假如在民主派复选人多于自由派复选人的条件下前者能同后者分开，工人在该省甚至可以得到3个席位。假定109个复选人中有54个是右派（土地占有者的53个复选人中的50个，加上第一城市选民大会[61]选出的17个复选人中的4个），再假定其余的55个复选人中有20个是自由派（3）个土地占有者，13个第一等市民和4个第二等市民），35个是民主派（23个农民复选人，8个第二等市民和4个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民主派就应当得到8个席位中的5个，工人在取得农民民主派的信任的情况下本来有可能获得3个席位。 在乌法省，所有的代表席位都被自由派（穆斯林也包括在内）夺去了。民主派一个席位也没得到。可是，假如乌法省的3个工人复选人在有30个农民复选人的情况下能把民主派更好地组织起来，本来肯定是可以为劳动派和为自己争得席位的。 在第三届杜马中，彼尔姆省有6个自由派代表，3个民主派代表，其中只有1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农民复选人在这里有26个，其中有1个劳动派被在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的自由派选为代表，就是说，农民选民团可以说完全是劳动派的选民团（只要有1个农民倒戈，从民主派投向自由派，自由派就会选这个倒戈分子！）。第二等选民团（有13个复选人）也是一样，其中也有一个劳动派被自由派选为代表。就是说，复选人中的民主派人数是：26人＋13人＋5个工人＝44人。一共120个复选人，其中59个是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17个是第一等市民的复选人。即使除了民主派全是自由派，也只有76人，还不到2/3。当然，很可能有一部分复选人是右派。这就是说，自由派没有2/3的复选人，却夺得2/3的杜马席位。由此就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如果民主派能够更自觉更好地组织起来（而首先应当关心这一点的是工人！），就不会受自由派的欺侮。社会民主党人叶戈罗夫是由彼尔姆省全体复选人大会即由自由派选出的，这就是说，自由派需要工人的援助，而工人在给予这种援助时，没有为民主派争得合乎比例的代表席位，这就直接犯了错误，直接违反了民主派的利益。 我们引用这些统计数字，强调这些数字是粗略的，是为了说明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全体复选人和每个选民团复选人的党派成分的确切材料。实际情况要比我们这些粗略的材料所描绘的纷繁复杂得多。但是，工人应当掌握我们的六三选举的“巧妙把戏”中的基本力量对比，而掌握了主要东西，他们也就能够弄清各个细节了。 有两个选民团是最民主的（当然是不算工人选民团，工人选民团可以而且必须是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反取消派的），这就是农民选民团和第二等城市选民团。其中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尽管与城市居民比较起来，农村的选举自由要少得多，农民的宣传和组织的条件要差得多。 实际上，第二城市选民大会的特派代表[62]是从28个省选入第三届杜马的。选出了16个右派、10个自由派、2个民主派（萨拉托夫省的罗扎诺夫和彼尔姆省的彼得罗夫第三）。农民的特派代表，所有的53个省都有：选出了23个右派、17个自由派、5个民主派和8个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中右派和反对派各算一半，可以得出下列对比数字：
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出的代表中反对派占43％，而农民选民团选出的代表中反对派占49％。如果注意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第三届杜马的农民代表提出了土地法案，这个法案就其内容来说比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要民主些，而且无党派的和右派的农民都在这个法案上签了名，那就很清楚，实际上，农民选民团的民主超过第二等城市选民团的民主的程度比我们从上述材料看到的还要大些。[63] 这就是说，全体工人，尤其是工人复选人，应当特别重视的正是农民选民团和农民复选人。工人作为民主派的组织者，应当首先在农民中间活动，其次才是在第二等市民中间活动。在这两个选民团中，混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情况特别严重、特别经常，这是立宪民主党人特别精心地培植起来的；他们利用自己那“行家里手”的“议会”经验，利用自己那掩盖了反民主的、路标派的、反革命的本质的“民主”称号（“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来直接欺骗政治上不成熟的人。 在俄国解放运动的现阶段，工人的思想政治任务就是组织民主派。选举的技术工作必须服从这个任务。因此，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农民选民团上，其次放在第二等城市选民团上。在省选举大会上，工人复选人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民主派。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就必须有3票：必须物色两个农民民主派，至少要说服两个自由派，使他们相信他们提出工人候选人是不会冒任何风险的。民主派在省选举大会上要同自由派结成联盟来反对右派。如果这种联盟不能立即形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复选人彼此都不认识），民主派就应当首先联合自由派去击败右派，然后，再联合右派去击败自由派。这样，他们两者就都不能当选（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无论右派，或是自由派单独都不占绝对多数。没有这个条件，民主派就不会被选入杜马）。根据选举条例第119条的规定，大会宣布休会。这时，民主派计算出投票结果以后，就同自由派结成联盟，因为它掌握了确切材料，并且争取到按比例分配代表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让自由派先选举民主派，而不是相反，因为欧洲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经验都已证明：自由派经常欺骗民主派，而民主派则从来没有欺骗过自由派。 工人复选人既然知道哪些选民团会选民主派，并且能把民主派和自由派分开，那么，无论在组织整个民主派方面或是在把大量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选入杜马方面，他们在44个省中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现在，工人民主派有15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有14个。如果工人的策略正确，搞得好，就可以使这两者的数字增加一倍。自由派在第四届杜马中必定会有一个强大集团，一个人数在100人以上、能够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负责的反对派”（伦敦式的）的集团。必须努力使真正的民主反对派，而不是路标主义的反对派组成一个几十人的集团，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法律规定，工人有权在44个省选出复选人。每个工厂的觉悟工人应当立即熟悉这个法律，认真考虑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地位，设法使自己选出的复选人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派，而不是取消派。 如果112个工人复选人就是这样有意识地、想方设法地、有条不紊地选出的话，他们就会在团结争取在欧洲各地实现伟大的世界目标的工人阶级方面和在组织俄国民主派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时不待人。每个觉悟的工人都肩负着艰巨的但大有可为的任务。 三 选举运动中的农民和农民复选人在上一篇文章中（《明星报》第34号）［注：见本卷第42—49页。——编者注］，我们谈到了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我们的结论是，工人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有两个：团结雇佣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对自己的伟大历史目标的认识；其次是组织民主派。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非无产阶级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他们在俄国的主要阶级支柱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当前任务是什么？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怎样？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阶级支柱是农民。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极为艰苦，地主土地占有制对他们的压迫非常残酷，经济条件十分恶劣，无权状况异常严重，因此，在他们中间就不知不觉地、自发地必然产生民主主义的情绪和要求。自由派资产阶级（以立宪民主党为首）所描绘的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就是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让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之流（或米留可夫之流）共同统治群众。这条出路对千百万农民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农民的阶级地位和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必然使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产生重大的区别。 上述两种政治派别通常都没有完全的明确性和完全的自觉性，但农民倾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倾向君主派自由主义，却是事实，这是俄国事件层出不穷的20世纪头10年所完全证明了的事实。不仅在1905年的解放运动中，不仅在最初两届杜马中，农民群众表现出了民主主义倾向，而且就在地主老爷的第三届杜马中，包括右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43个农民代表，也提出了比立宪民主党的法案更为民主的土地法案。 一般说来，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农民的主要问题。在俄国欧洲部分，不到3万个地主占有7000万俄亩的土地，而1000万最贫困的农户差不多也只有这么多的土地。前者每户平均有2300俄亩，后者平均只有7俄亩。在俄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只能是各种类型的“工役”经济即旧徭役制残余极其普遍的存在。在欧洲早已绝迹的对农民的盘剥制和赤贫现象，以及中世纪式饥荒的出现，——就是这种后果。 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想用自由派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按“公平价格”购买一部分土地，在实施“改革”的机关中让地主比农民占优势。农民不能不倾向于用民主派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民主派的解决办法丝毫不触及也不可能触及（即使是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货币的权力、商品生产和市场的统治地位。农民对问题的看法多半是相当模糊的，于是，民粹派就制定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完整的学说，把这种模糊看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其实，就连最激进的土地变革也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但是，农民运动愈广泛、愈壮大，这种模糊看法在实践上的影响就愈小，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和要求中实际的民主的内容就愈明显。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政治问题方面，工人民主派的作用、他们反对农民服从于自由派领导的斗争是最为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整个俄国民主运动的一切成就，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与对农民的政治领导从自由派向工人民主派的转移密切联系着的。没有这种转移，俄国的民主运动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 大家知道，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摧残”得最厉害的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只要提出以下几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这个法令把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从1952人增到2594人，即增加了32．9％；而农民和哥萨克的复选人却减少一半多，从2659人减到1168人，即减少了56．1％。此外，根据六三法令，农民选民团（正式名称是“乡初选人大会”）产生的杜马代表，不是象从前那样只由农民复选人选举，而是由省选举大会的全体成员，即由占多数的地主和大资本家选举。 根据这种规定，农民民主派（劳动派）只有在农民的复选人全体无一例外都是劳动派的条件下，才能保证得到杜马的席位。这样，右派地主将不得不从农民选民团选出劳动派，就象他们曾不得不从工人选民团选出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但是，农民的团结性、组织性和自觉性当然要比工人差得多。这里还是一个尚待开展严肃的大有可为的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域。所有民主派和所有“到居民的其他阶级中去”［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2页。——编者注］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领域，而不应该同反革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干《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取消派所喜爱的那一套，等等。 我们上次已经指出，农民选民团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是非无产阶级选民团中最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选民团。从农民选民团选入第三届杜马的53个代表中，有26个是反对派代表，占49％，而从第二等城市选民团（“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28个代表中，只有12个是反对派代表，占43％。从农民选民团选入第三届杜马的53个代表中，有5个是民主派，占10％，而从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出的28个代表中，只有2个民主派，占7％。 考察一下农民选民团中选入第三届杜马的反对派代表是从多少个省选出的，各个省的代表构成情况又是怎样，那是很有意义的。在从农民选民团各选1名法定代表参加杜马的53个省中，有23个省从农民选民团选了右派（包括十月党人），其次，有17个省选了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进步派和穆斯林），只有5个省选了民主派（劳动派）。还有8个省选了无党派农民。 我们把情况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右派代表占优势的省从农民选民团选出一个民主派去参加第三届杜马。民主派（劳动派）完全是从一个右派代表也没有的省份中选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维亚特卡、彼尔姆、斯塔夫罗波尔和托木斯克这5个省，共选入第三届杜马15个自由派、8个劳动派和3个社会民主党人。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省的农民和工人的自觉性和组织性高一些，还可以通过减少自由派的名额，把民主派的名额增加一些。 在这里，指出下列一点也许是适宜的，这就是一共有24个省在第三届杜马中反对派代表比右派代表多；在这24个省中有18个省选入杜马的完全是反对派代表。这24个省选入杜马的有9个右派代表、2个无党派人士、55个自由派、14个劳动派和8个社会民主党人。读者可以看到，要用减少自由派代表名额的办法来增加民主派代表的名额，要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从自由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那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其次，指出下面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从农民选民团选出自由派参加杜马的有17个省，其中10个省是右派代表比反对派代表多。可以设想：这些省的农民复选人中通常是根本没有右派的，否则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的右派就会把他们选出来…… 工人民主派在选举中对农民所担负的任务是很明显的。应当向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农民进行纯阶级宣传。应当帮助农民在选举中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按照六三选举法，排除来自旧制度的卫道者方面和自由派方面的障碍，建立自己的尽可能强大的第四届杜马代表团。应当竭力巩固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彻底阐明农民民主派倒向自由派的危害。 四 从第三届杜马选举的实践得出的结论为了具体规定工人民主派在选举运动期间的任务，我们认为，尽可能详细地考察一下几个省份的第三届杜马选举的资料，是有好处的。考察这些资料，首先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和更正确地掌握复杂而混乱的六三选举制度；其次，可以使所有参加选举运动的工作人员对他们作为民主派所处的地位和开展活动的“环境”有个最具体的了解。各地民主派研究一下每个省份的资料，就会补充我们的材料，修正这些材料，并立即唤起所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参加选举、以便从政治上教育雇佣工人和组织民主派的人们的注意。 就拿喀山省为例来说。它在第三届杜马中有10个代表，右派和反对派各半：5个右派（其中有4个十月党人和1个民族党人）和5个自由派（其中有1个进步派、2个立宪民主党人和2个穆斯林）。既没有劳动派，也没有社会民主党人。 与此同时，喀山省的资料又使人不能不承认民主派在这里当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选出的右派，1个是土地占有者大会选出的（萨宗诺夫），3个十月党人是第一和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其中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卡普斯京先生是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1个十月党人是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的。选出的自由派，1个是土地占有者大会选出的，1个是农民选出的（立宪民主党人卢宁），3个是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的。 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3个自由派和1个右派，从这一情况来看，自由派在省选举大会上占了多数，但这个多数是不稳固的，不然全体复选人大会1个右派也不会选上。土地占有者选出了1个进步派和1个右派，这一情况显然也说明了自由派多数是不稳固的，因为假如自由派的多数稳固的话，这个右派就不会当选。 喀山省的复选人的成分按选民团划分如下：总共117人，其中农民33人，土地占有者50人，第一城市选民大会18人，第二城市选民大会14人，工人2人。可见，土地占有者和第一选民团的市民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多数（50＋18＝117中的68）。大家知道，根据六三法令，在一切省份都保证了或者这样的多数，或者更“可靠的”多数，即清一色的土地占有者组成的多数（只有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有可能在选入省选举大会的复选人中占绝对多数）。 自由派争得了杜马中的一半席位，因为他们在土地占有者中间的代表显然是很强大的。相反，在市民中间，好象是右派几乎占了绝对优势。不这样设想，就很难解释，当自由派在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时，两个城市选民大会怎么都选了右派。立宪民主党人是不得不选举右派的。上面已经指出，自由派在复选人中的多数地位是不稳固的，所以工人民主派就有了一个有利的活动场所：利用地主和资本家的纠纷来组织整个民主派的力量，特别是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选入杜马。 即使在复选人中有57个右派和同样多的自由派，而只有3个民主派（其中有2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和1个劳动派农民），这3个人甚至也可以把社会民主党人选入杜马，更不用说在有33个农民复选人的情况下这3个人所面临的把民主派力量联合起来这一大有可为的任务了。我们提出3个人：这是按法律（选举条例第125条）规定在推举候选人的提名单上所必需的最少人数，提名单上不足3票的候选人不得参加选举。不言而喻，选举法所要求的这3票也可以由两个自由派加上一个民主派凑成，如果这两个自由派没有“进步”（朝“路标派”的方向）到甚至在省选举大会上也选举十月党人而不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话。 在右派和自由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甚至只有1个民主派，也可以在投票的时候联合右派去反对自由派，联合自由派去反对右派，使他们谁也不能选入杜马，从而（根据选举条例第119条的规定）达到休会的目的（休会时间的长短，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由大会自行决定，但不得超过12小时），然后，安排自由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条件是把民主派选入杜马。 喀山省的例子可以说明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可能存在的两条工人政策的路线（从而也可以说明整个工人政策的路线，因为选举中的政策只是总的政策在个别场合的运用）。第一条路线是：通常是投票支持比较进步的候选人，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第二条路线是：组织民主派，利用右派和自由派的对立来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条路线从思想上说是对立宪民主党的领导的消极屈服；这条路线如果成功，它的实际后果就是，通过削弱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在民主派的少数可能减少的同时）使第四届杜马中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扩大。第二条路线从思想上说是反对立宪民主党对农民和对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这条路线如果成功，它的实际后果则是，第四届杜马中的民主派集团将得到扩大、团结和加强。 第一条路线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路线。第二条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策。关于这两条路线的作用，我们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更详细地加以阐述。
注释： [57]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П．Н．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 君主派是指俄国君主党。该党于1905年秋在莫斯科最终形成，参加者是一些大土地占有者、沙皇政府的大臣和高级僧侣，首领是反动政论家弗·安·格林格穆特、大司祭И．沃斯托尔戈夫、Д．Н．多尔戈鲁科夫公爵、Г．Г．罗森男爵等。该党的机关刊物是《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报》。该党奉行与俄罗斯人民同盟相近的方针，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1911年该党改名为“俄罗斯君主主义同盟”。——38。 [58]指以Я．Г．戈洛洛博夫为代表的极右翼十月党人。——39。 [59]指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4。 [60]指沙皇尼古拉二世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的解散第二届杜马和修改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新的选举条例大大增加了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权。按照新的选举条例，地主选民团每230人选出1个复选人，第一城市选民团每1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第二城市选民团每15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60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125000人选出1个复选人。地主和资产阶级共选出65％的复选人（其中地主选出49．4％的复选人），农民选出22％的复选人（原为44％），工人只选出2％的复选人（原为4％）。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夫罗波尔省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在整个俄国，所有不会俄语的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根据这个选举条例选出的第三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44。 [61]根据1907年6月3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城市选民按照财产状况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城市选民大会和第二等城市选民大会（或第一城市选民团和第二城市选民团）。第一等城市选民大会是由大资产阶级组成的。——45。 [62]指各省选举大会首先从各选民团复选人中选出的杜马代表。1907年6月3日的选举条例规定了每个省所选杜马代表总名额，同时还规定每个省的选举大会首先从哪些选民团的复选人中分别选举杜马代表各1名（由土地占有者选民团和第一城市选民团复选人占多数的省选举大会来选举，并非由该选民团复选人自己推举），然后再来选举名额中余下的代表。——47。 [63]列宁对无党派和右派农民代表提交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土地法案的评价，见《新土地政策》和《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33—436页，第17卷第283—297页）。——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