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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1911年12月） 在5年半—6年以前，那些曾经敲起警钟要人们密切注意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的谈判，特别是关于大臣职位的谈判的人，现在不能不非常满意了。历史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有时甚至会从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暴露出来。现在，揭露已经开始了，尽管“有关”人士（和政党）竭力遮掩，揭露也不会停止。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这种揭露将会证实，而且一定会证实，我们当时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抨击是完全正确的。 维特的揭露是从他同古契柯夫的争论开始的。维特采取行动的目的和他的行动的性质极其恶劣；搞卑鄙的阴谋，想陷害别人，从而爬上大臣职位，——这就是他的动机。可是，大家知道，两贼相争，好人总会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如果是三贼相争，好处一定会更多。 维特的信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不管愿意与否，他不得不肯定某些事实，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对所有的当事人的询问来核对这些事实。维特的信中列举的基本事实如下： （1）参加同维特举行的会谈的有希波夫、古契柯夫、乌鲁索夫、叶·特鲁别茨科伊和米·斯塔霍维奇，也就是立宪民主党、和平革新党[72]和十月党的活动家们。 （2）“在维特伯爵和上述社会活动家举行会谈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引用他的信的原话〉，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了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只有内务大臣的任命问题除外。” （3）“维特伯爵坚持任命杜尔诺沃，而社会活动家们除乌鲁索夫公爵外，都反对这项任命。乌鲁索夫公爵就说服参加会谈的同僚，同意任命杜尔诺沃，因为时局困难，不能再拖，并且为了作出表率，他声明愿意接受杜尔诺沃的副大臣的职务……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希波夫、古契柯夫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声明，他们不能加入有杜尔诺沃参加的内阁……” （4）斯托雷平曾被提为候选人，但大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试问，古契柯夫对上面这种叙述，作了些什么样的更正呢？他断言，“热烈拥护杜尔诺沃为候选人的是乌鲁索夫公爵，他后来是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据古契柯夫说，维特是摇摆的，有一个时候，曾想放弃杜尔诺沃，因为报刊正在准备揭露他，准备发表抨击他的文章。古契柯夫补充说：“10月17日宣言发表以后，到处都有最广泛的也可以说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出版自由以后，所有上述事件就立即发生了。” 谈判拖了很久。古契柯夫写道，“谈判旷日持久，令人疲惫不堪”。他说，对斯托雷平，“谁也没有做过维特伯爵所指出的那种否定的评价”。古契柯夫在评述当时整个情况的时候说：“现在出现了许多‘救国志士’……当时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当中许多人当时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站在街垒的哪一边好。” 这就是维特和古契柯夫的揭露的主要几点，一些细节当然就不去管它了。历史真相已经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了：（1）在俄国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是没有任何重大区别的；（2）“许多人〈资产阶级活动家当中的，按古契柯夫“微妙的”暗示，也许还有大臣当中的〉当时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站在街垒的哪一边好。”但事实是，参加会谈而且不止一次参加会谈的，都是站在“街垒”的某一“边”的人。大臣也好，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在各次会谈中都是站在街垒的同一边的。历史真相是不容怀疑，不容歪曲的：这是政府和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会谈和谈判。 现在，我们来看看立宪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在维特和古契柯夫的揭露发表（这两人的信件，在彼得堡是俄历9月26日发表的，在莫斯科是27日发表的）以后，立宪民主党对自己参加会谈的事实完全保持沉默，而只想“嘲弄”古契柯夫。不论是9月28日的《言语报》，还是同一天的《俄罗斯新闻》[73]，都“嘲弄了”古契柯夫，说他随后就成了同杜尔诺沃意见一致的同伙，但是对历史事实既没有发表更正，也没有提出反驳。第三个贼以为，他躲在维特和古契柯夫的争论的后面就不会被人发觉了！ 这时，十月党人又马上向维特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报复”。10月14日（在十月党人进行调查和立宪民主党人胆怯地、卑鄙地保持沉默两个星期以后！）的《莫斯科呼声报》上，出现了以《维特伯爵、彼·尼·杜尔诺沃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同盟》为题的“调查报告”。新的揭露材料可归结如下：（1）叶·特鲁别茨科伊当时是立宪民主党党员。（2）“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不想使维特伯爵产生任何误解，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告诉维特伯爵，关于后者同社会活动家的一切谈判〈显然，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都没有把工人和农民民主派看作“社会活动家”：1905年10月，工人和农民显然都是社会外的“活动家”！〉，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将通告自己党的执行局，该执行局每天在彼得拉日茨基教授家里开会讨论当前问题”。（3）特别激烈反对提名斯托雷平为候选人的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他认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原文如此！〉，应当劝告维特伯爵宁可任命杜尔诺沃，也不要任命斯托雷平为内务大臣。立宪民主党的其他活动家完全同意彼特龙凯维奇的意见，于是就委托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把在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开会的社会活动家们作出的结论转告维特伯爵”。第二天早晨，特鲁别茨科伊就去见维特伯爵，如实转述了立宪民主党执行局对这两个候选人的意见。 叶·特鲁别茨科伊是否证实了对他的这种说法呢？他完全证实了，他既向《新时报》[74]（10月15日的一号）的记者，又向《言语报》（10月19日的一号）的记者声称，《莫斯科呼声报》的消息是“完全确实的”。特鲁别茨科伊说：“不过，‘执行局’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应当说是党〈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特鲁别茨科伊的另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更正”是，他去见维特“可能不是第二天早晨，而是两三天以后”。最后，特鲁别茨科伊对《言语报》的记者说： “对古契柯夫的一个说法是应该提出异议的。他说，社会活动家们只是因为杜尔诺沃的缘故才没有参加内阁。对我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希波夫来说，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我和希波夫曾经表示同意参加内阁，条件是预先制定纲领，但是维特劝我们参加内阁，却不要我们提出这个条件。我们和古契柯夫的分歧也就在这里，据我的记忆，他就没有提出这个条件。”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关于这一点讲得非常谨慎：什么“不完全是这样”，什么“据我的记忆”！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10月19日（开始揭露已经三个星期以后！！）的《言语报》上讲话了。现在，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讲的吧。 他一开头就发表了长篇议论（达27行），说什么凭记忆是不行的，而且又是希波夫一个人记下来的。 发表这种议论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真相立即和盘托出呢？如果是这样，那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说出所有参加者的名字，并向他们询问。如果你不想公开自己党的真相，就不必把希波夫搬出来，玩这套捉迷藏的把戏。 接着，又用27行文字议论十月党人对“造谣生事”的爱好。既然《莫斯科呼声报》已经说出了证实这个消息的人的名字，还发表这套议论干什么呢？？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显然是想用著作家和外交家的一大套废话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掩盖起来。这种手法是不诚实的。 接着，又用20行的篇幅来挖苦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个人的回记”——除了个人的回记，就没有其他什么回忆！——公爵对此“跟任何人一个字都没有提过”，黑体是彼特龙凯维奇用的，他这显然是指责特鲁别茨科伊不谦逊。立宪民主党人不去直接回答问题，竟互相指责起对方不谦逊来了！这种手法除了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由于被揭露而流露出懊丧情绪，说明他们企图把事情压下来（他说，公爵，你以后再不要不谦逊了！），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写了74行的开场白以后，终于就实质问题提出了反驳意见：（1）立宪民主党的执行局当时是在莫斯科，因此就不可能在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开会；（2）彼得拉日茨基“当时并不是党内工作的领导人”；（3）“当时在彼得堡的某些成员〈立宪民主党执行局〉没有权力进行任何谈判，更谈不上同维特伯爵、杜尔诺沃或其他什么人缔结同盟”；（4）“我个人〈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到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去过一次〈黑体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用的〉，那一次，确实谈过能否提名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国民教育大臣候选人的问题，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确信，只有为整个内阁制定一个完全符合政治局势的明确纲领，同时这个内阁是‘社会’〈请记住，所有参加争论的人所说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工人和农民不属于“社会”〉可以信赖的内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公爵才会担任这个职务。很可能同时还对各个不同的候选人（包括杜尔诺沃和斯托雷平在内）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进行了评价，但无论是我，还是我所询问过的在场人，都不记得有人用热情的讲话说服了所有在场的人。” 这就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全部实在的“反驳意见”；他还用了48行的篇幅来大肆挖苦特鲁别茨科伊，说什么他的记忆不中用了，什么立宪民主党没有同杜尔诺沃缔结同盟，“也没有容许自己的党员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参加该党不会支持的内阁”。 10月27日《言语报》上发表的特鲁别茨科伊和彼特龙凯维奇的信，也没有补充什么新东西：前者坚持说，正是彼特龙凯维奇“曾劝告别人宁可支持杜尔诺沃，也不要支持斯托雷平”，而后者则否认这一点。 结论是什么呢？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声明说，当时在彼得堡的执行局的某些委员没有权力进行任何谈判，但他又情不自禁地确认了谈判的事实！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本人写道（10月27日《言语报》）：“在彼得拉日茨基家里的会谈中，我们讨论了提名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候选人的问题。” 这就是说，谈判是举行过的。如果“党”象这位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容许”特鲁别茨科伊，那就是说，谈判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用绝妙的手法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没有举行谈判，不过……不过举行了“有关候选人的会谈”。没有举行党执行局的会议，不过……不过作出了党的决定。这些可怜的遁辞勾画出那些妄图隐瞒真相的人的嘴脸。实际上，说出所有参加会谈的人的名字，援引“执行局”的或者党的或者领导人的确切决定，阐明（据说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维特内阁制定的所谓明确的纲领，这不是更简便易行吗？可是，我国自由派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不能说出真相，他们害怕真相，真相会把他们置于死地。 于是，就出现了卑鄙下流的诡计、遁辞和借口，这些都妨碍（至少是对不够细心的读者来说）弄清1905年10月自由派对政府的态度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问题。 为什么真相会把立宪民主党人置于死地呢？因为谈判的事实，谈判的情况和条件，会把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的神话驳倒，证明他们搞的自由主义是反革命的。 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一般说来能不能同维特这样的人在1905年10月这样的时候进行谈判呢？不，不能。要进行这样的谈判，必然要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要有反革命的要求、情绪和意图这样的共同基础［注：参看收入《闪电》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的尤·加·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片断》一文中根据米留可夫先生本人的文章（《斗争的一年》）对这个共同基础所作的出色说明。米留可夫先生在1906年4月18日这样写道：“维特伯爵的辞职等于失掉达成协议的最后一个机会”，就是说，他完全明确地承认，有过协议，有过机会，有过想再次达成协议的念头。］。同维特的谈判除了谈制止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外，不会涉及什么别的内容。 其次，即使暂且假定，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不是没有民主目的的，那么当这个谈判中断的时候，一个民主党能不能向人民避而不谈这个谈判呢？绝对不能。这也就是反革命自由派和不应得到这种评语的民主派的区别。自由派希望扩大自由，但采取的方法是使民主派不要因此得到加强，使同旧政权的谈判和接近能够继续下去，得到加强和巩固；因此，在谈判中断以后，自由派就不能把谈判公布出来，因为这样一来，他就难以恢复谈判，就会在民主派面前“露出马脚”，就会同旧政权决裂，而自由派正是不能同旧政权决裂的。相反，如果一个民主派处于同维特进行谈判的地位，看出谈判是徒劳的，他就会把谈判立刻公布出来，从而使维特先生们声誉扫地，揭露他们的把戏，使民主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内阁的纲领和它的成员问题。对第二点，所有参加的人都谈到了，并且谈得非常明确：把某些大臣职位给某某人，而对第一点即对纲领，却没有讲过一句明确的话！对大臣职位有些什么要求，无论是特鲁别茨科伊，还是彼特龙凯维奇都记得很清楚，也谈得很清楚。但“纲领”是什么样的，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谈到！！这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由于（无疑也是证明）“纲领”在自由派先生们那里处于极不重要的地位，成为空洞的招牌和“华丽的辞藻”，实际上，除了巩固政权和削弱民主派，维特是不会有其他任何纲领的；他许下任何诺言，发表任何声明，都只是执行这样的政策；对他们来说，瓜分大臣职位才是“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只是因为这样，象维特这样的人才会把纲领忘得一干二净（维特说过，关于纲领问题，甚至已经取得了原则上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关于杜尔诺沃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人谁好（或谁坏？）的争论他们都记得，都在谈论，都在引证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讲话或论据。 口袋里藏不住锥子。历史真相甚至从三四个人故意粉饰过的谈话中也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古契柯夫到米留可夫（他在政治上无疑是要对特鲁别茨科伊负责的），在10月17日以后马上就离开民主派而转向维特。这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个别人的叛变，而是一个阶级向符合自己经济利益的反革命立场的转变。立宪民主党人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才能在1905年通过特鲁别茨科伊同维特进行谈判，在1906年通过穆罗姆采夫同特列波夫进行谈判，等等。不了解反革命的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区别，就根本不能理解民主派的历史，也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任务。
注释： [72]和平革新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由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建，1906年7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和平革新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利益，列宁曾称之为“和平掠夺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75。 [73]《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76。 [74]《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