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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三项质询 （1911年12月） 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甚至是第三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也是极有意思和大有教益的政治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聊的《俄国报》[75]的附刊要比所有自由派报纸更有价值，因为自由派报纸总是替自由派涂脂抹粉，把“右派”和真正的人民群众代表双方在问题提法上的棱角磨掉，对我国“国内政策”的实质一贯作不真实的评价。可是现代一切社会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的重心，正在于提出相应的问题，正在于评价问题的实质。 我们想尽可能地说明一下在讨论关于保安机关、饥荒和1881年“暂行”条例的三项质询[76]时的发言。 本届杜马常会的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十月党人主席作了关于斯托雷平的发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用十月党人的这位领袖的话来说，“他〈斯托雷平〉密切关心的是沿着俄国政治社会生活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然而是小心谨慎地前进”。这不是很好吗？斯托雷平成了“进步派”了！为什么在实行这整个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在存在这种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在保存那个以斯托雷平为政策执行人的阶级的情况下，除了现有的那种连十月党人都不满意的“进步”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进步”呢？大概不止一个看到过罗将柯发言的民主派读者想到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那些出席会议听到这个发言［注： 我们从马尔柯夫第二的发言中知道，工人代表没有出席会议。马尔柯夫第二对工人代表说：“你们刚才让你们的席位空着……这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们退出了会场……你们这么做，我虽然不尊敬你们，但我是理解你们的。”马尔柯夫第二在杜马中的表现常常象个十足的流氓。但是上面引证的他的那段话，也同他的同事的很多声明一样，可以从中看出是根据一定阶级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往往要比妄想站在“超阶级”立场上的自由派的陈词滥调有益百倍。］并且以民主派自居的杜马代表中，谁也不愿意说明一下斯托雷平式的“进步”的阶级根源。 讨论保安机关问题的时候，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好机会。 马尔柯夫第二大声说：斯托雷平“信任值得尊敬的亚·伊·古契柯夫和他那些同样值得尊敬的杜马中间派的朋友们。他因为轻信而受到了死的惩罚。我们感受到的宁静，是坟墓中的宁静。其他的宁静是没有的（左边有人喊道：对呀）。有的是革命的高涨……没有宁静，而革命即将到来。应当同革命搏斗，挺胸搏斗，面对面地搏斗（左边有人发出笑声），要把这帮恶棍、暴徒、坏蛋绞死。因此，我反对把这项质询作为紧急问题提出来”。 地主代表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马尔柯夫第二之后发言的是罗季切夫，他已经谈到了质询的实质。他象往常一样说得娓娓动听。但是，这位善于辞令的自由派提出的问题却空洞得令人难以想象。只有自由派的空话，除了空话什么也没有。罗季切夫先生感叹地说：“中央委员会〈十月党人的〉在谈到反对派时说，反对派力图谋杀自己的政敌，这是无耻的谎话。不过，如果你们发誓要消灭掌握俄国政权的毒蛇，消灭特务统治制度，我就决心饶恕你们说这种谎话。”（参看《俄国报》速记记录第23页，在第24页上也有“发誓”的字样） 说得多么动听啊，动听得“不得了”！如果十月党人“发誓”要消灭上述祸害，罗季切夫就决心饶恕他们！饶舌的先生，别再撒谎了，不仅十月党人，就连你们立宪民主党人，不管怎样“发誓”，都不会消灭任何重大的祸害。你们在如此重大问题上用“发誓”的空话来模糊群众的政治意识，而不是启发他们的政治意识，你们用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搅乱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说明、简单明了地论述：为什么这条“毒蛇”掌握了、能够掌握和必然掌握现有的政权。 罗季切夫先生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不敢径直地正视问题的根源和实质，他同十月党人的区别根本不在问题的提法上，不在原则上，而只是在动听词句使用得多少上。只要稍微用心地看看他的发言，稍微考虑一下他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他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是十月党人的观点，仅仅因为如此他才会答应，如果他们“发誓”就“饶恕”他们。所有这些饶恕，所有这些誓言不过是那些害怕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主义的自由派演出的一幕滑稽剧。由此就产生了我们从罗季切夫关于“均衡”的言论，从给洛普欣所作的辩护词等等中看到的那种对问题的提法。十月党人和自由派的立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另一方面，请仔细考虑一下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的发言。他首先指出，他和他的同事的质询同十月党人的质询“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尽管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和他的同事的质询有不完全恰当的地方，但是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本质上的区别。波克罗夫斯基第二说：“我们感到不安的不是保安机关会招致政府灭亡，而对此你们是感到不安的。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你们协助下由政府扶植起来的保安机关会招致国家灭亡……” 于是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就极力说明（他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说明），为什么当局需要保安机关，这类机关的阶级根源是什么（“发誓”和“饶恕”都没有接触到阶级根源）。波克罗夫斯基第二说：“政府成了完全同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它在社会中没有任何支柱，因为它成了民主派的敌人，政府中只有已经死亡的贵族阶级的很少的一些余孽。它必然〈黑体是我们用的〉同社会隔绝、脱离社会而孤立起来，所以它建立了保安机关……所以，随着广泛的社会运动日益发展，随着日益广泛的民主派阶层卷入这个运动，保安机关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扩大。” 波克罗夫斯基第二显然自己也感觉到，在这里用“社会”这个字眼是不确切的，所以他接着就把它换成民主派这个确切的字眼。不管怎样，他总算试着说明了保安机关的实质，讲清了它的阶级根源以及它同整个国家制度的联系，他的巨大功绩也就在这里。 即使把罗季切夫先生离题万里、枯燥无味的空话放在一边不谈，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和格格奇柯利对问题的提法同罗季切夫之流对问题的提法也有天壤之别，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其实，工人代表提出问题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始终运用民主主义，只运用民主主义。阐明真正的民主主义同徒有民主派之名的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即“社会”的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是整个第三届杜马期间，也是1906—1911年这一时期以后，特别是第四届杜马选举之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现在来谈谈第二项质询即关于饥荒的质询。第一个发言的是久宾斯基先生，他的发言糟透了。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可靠的事实，不，他收集到了绝对可靠的事实，并且对这些事实作了简单、明了、正确的阐述。也不是因为他对饥民没有同情心，不，他无疑是有这种同情心的。也不是因为他忽视了对政府的批评，不，他一直在批评政府。但是，他的发言不象一个民主派的发言而象一个自由派官僚的发言，这就是他的发言的主要缺点，这也是劳动派“知识分子”的整个立场的主要缺点，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记录中这个缺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久宾斯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他的发言没有反革命的腔调，而这种腔调是任何一个细心的人随时都能从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听出来的；在对问题的提法上，久宾斯基没有超出自由派官僚的观点。因此，他的发言极其软弱无力，十分枯燥，十分贫乏，特别是同他的一个党内同志农民彼得罗夫第三的发言比较起来更是如此，人们可以感觉到，彼得罗夫第三（也象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几乎所有的农民劳动派分子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本能的、“有根基的”民主派。 请看久宾斯基先生是怎样开始发言的。在谈到饥荒的时候，他提到首位的——你们认为是什么呢？——是“1900年6月12日暂行条例”这个粮食条例！！你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这个政治活动家对饥荒的最鲜明的印象，不是从亲身的经历，从对群众生活的观察，从对群众生活的明确认识中得来的，而是从警察法教科书中得来的，而且，不用说，他所使用的是一位纯粹自由派的，一位彻头彻尾自由派的教授写的最新最完善的教科书。 久宾斯基先生批评了1900年6月12日条例。请看他是怎样批评的，他说：“几乎从1900年6月12日条例颁布的时候起，无论政府本身或者社会本身都认为这个条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本身也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就是说，民主派的任务是修改1900年6月12日条例，使这个条例能够被政府本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俄国省政府机关的情景吧。那里空气污浊，官气十足。坐在那里的是省长、检察官、宪兵上校、一名常任官员和两名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一个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证明说，应该提出关于修改1900年6月12日条例的申请，因为这个条例“政府本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久宾斯基先生，得了吧！如果我们把30年前在省机关，在小市民的舒适的“安乐窝”里，即在自由派工程师、律师、教授和地方自治人士的办公室里可以得到人们谅解的（如果是可以谅解的话）语言和作风，“政治”思维方法和问题的提法都带到杜马中来，那我们民主派还需要杜马干什么呢？这样做是不需要任何杜马的！ 谚语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只要读一下杜马的速记记录，就很想针对某个代表，把这个谚语改成：“你让我看看，你走上国家杜马讲坛时你是同谁讲话的，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 例如罗季切夫先生就象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总是同政府和十月党人讲话。罗季切夫先生就象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要他们“发誓”，并同意在这个条件下“饶恕”他们。实际上罗季切夫的这个天才的警句（无意中道出了真实情况！）把立宪民主党人在各届杜马中以及在议会、报刊或者大臣的前厅发表的一切重要言论中的整个政治立场的精神出色地彻底表达出来了。“如果你们发誓要消灭掌握俄国政权的毒蛇，我就决心饶恕你们说这种谎话”。——这句话应当刻在纪念碑上，现在已经到了给罗季切夫先生竖立纪念碑的时候了。 不过久宾斯基先生不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不是那种把立宪民主党当作民主派政党的政治上无知的人。他自称劳动派分子，民粹派分子。可是他没有一点民主主义的嗅觉，登上国家杜马讲坛还继续同官僚们讲话。他没有一点嗅觉，竟不对千百万忍饥挨饿的农民讲话（这一点在俄国要在杜马中，而且目前恐怕只有在杜马中才可能做到），而对几百个熟悉1900年6月12日条例的官僚讲话。 久宾斯基先生说：“6月12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个条例旨在排除地方自治社会团体并把向居民赈济粮食的事宜全部移交给政府办理。”
“6月12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是什么话？它散发出多么陈腐的古董气！在25—30年前，即在该诅咒的上世纪80年代，《俄罗斯新闻》用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批评政府时，说的就是这种话。久宾斯基先生，醒醒吧！20世纪的头10年你尽在睡大觉。在你安睡的这段时间，旧的俄国已经死亡，新的俄国已经诞生。不可以同这个新的俄国说这种话，指责政府说它的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句话虽然意图善良，彬彬有礼，十分友好，但它还是比第三届杜马反动分子说的话反动得多。这是那些认为“政治”高深莫测，并幻想“脱离政治”来进行粮食运动的人（或者是被吓得不敢接近任何政治的地方官吏）说的话。只有放弃一种政治而择取另一种政治，放弃一个阶级的政治而择取另一个阶级或另几个阶级的政治，放弃一种政治制度而择取另一种政治制度，才能同当代俄国讲话。这不仅是民主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而且甚至是最狭隘的自由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这里指的是这些政治术语的真正意义来说的。久宾斯基的发言通篇都贯穿他发言的开头部分的精神。他谈到征税的公告，谈到捐税的不断增加，谈到割禾者和短工的优惠税率，谈到播种期过后才得到种子的情况，谈到以奶牛作抵押的贷款（因为在政府看来，养人不如养牲口），谈到农民宁愿向私人银行以12％的利息借75000卢布，也不愿通过各种繁琐手续向国库借70000卢布的无息贷款，最后他引用了来自地方的几封描绘极度贫困状况的颇有教益的信。但是，在这整篇充满善良意图的发言中，既没有一点民主主义的情感，也没有丝毫对民主主义“政治”任务的理解。从这个发言中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制度是腐朽的——这也是好心的久宾斯基先生想证明的。但不幸的是，发言人甚至没有发觉，从他的发言中同时也可以“得出”腐朽的自由派官僚的道德品质也是腐朽的这个结论。 继久宾斯基之后另一个人发言，再接着讲话的是乌法省的代表托尔斯泰伯爵，他的思想虽然同劳动派相距甚远，但是他的发言同久宾斯基极其相似，他说：“政府出于某些政治考虑，不断排挤地方自治机关，不让它们参与粮食工作，这就使大部分平民遭受苦难……”在20年或者50年以前，也可以出现象久宾斯基和托尔斯泰伯爵这样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散发着幸而已经死亡了的旧俄国的气息；在旧的俄国，没有一个阶级意识到或开始意识到不同居民成分的“政治”的区别，没有一个阶级学会或开始学习为各自截然相反的利益而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在旧的俄国，下层是“平民”，上层是处于大多数是非自由派官僚统治之下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当时无论“平民”或者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害怕“某些政治考虑”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 请把速记记录再往下翻两三页。我们又看到一些发言，如果把这些发言综合起来看的话，无论在50年前，或者在20年前，甚至在7年前，都不可能在俄国作这样的发言。马尔柯夫第二和彼得罗夫第三在决斗，他们的姓后面都带有第几的字样，就好象故意要表明，站在我们面前的是相应阶级的典型代表，象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马尔柯夫第二是用旧方式进攻，彼得罗夫第三是防御，并由防御转入不是用旧方式的进攻。 马尔柯夫第二说：“……对于根本不是由实际情况引起的无端攻击，当然……只能这样解释：不论俄国政府做什么，总是要激起我国人民暴动的”……“在西部各省……人们在田地上劳动，做着你们伏尔加河流域的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伏尔加河流域”一语，发言人是对谁说的，不十分清楚，因为在他之前发言的只有一个维亚特卡省的劳动派克罗波托夫；很明显，“你们伏尔加河流域”一语不是指杜马代表，不是指杜马过去或现在存在的东西，而是指其他某种东西〉，因为伏尔加河流域懒汉太多了，这一点是应当记住的……我们知道，你们那里的饥民中间有许多人确实应该挨饿，这样才能促使他们去工作，而不再游手好闲。” 彼得罗夫第三虽然不是来自伏尔加河流域，而是来自彼尔姆省，但是他回答说：“先生们，我再提醒一点：如果马尔柯夫第二不是懒汉，他就应当回忆一下1905年和1906年，在这两年以后，地主老爷们从国库得到了千百万补助金。这又说明什么呢？首先应当回忆一下这一点，至于向农民挑衅，你们是没有权利的。” 马尔柯夫第二（在座位上）说：“小声点，亲爱的。” 这些“第二”和“第三”的举止多么粗鲁啊，不是吗？ 放肆之至！对比之下，久宾斯基在向贵族代表证明1850年……不，1900年的粮食条例不完善的时候，用的却是彬彬有礼的、得体的国语。好象我们从体面的“社会活动家”的体面的办公室来到了某个广场，来到了街头，来到了人群拥挤、忙乱不堪的地方。真是不成体统，真是一片混乱！可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是怎样恢复了“秩序”，请不要以为是会议主席恢复的，不是的，是体面的社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党员盛加略夫先生。不过，我们要先把这幅现代风俗画画完。 彼得罗夫第三说：“……有人说，如果你们发放一笔买粮食的钱，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花在小酒店里。先生们，这是不正确的。要防止这一点，取决于谁呢？其实，现在有许多省的居民请求取缔小酒店，可是小酒店仍然没有取缔。是的，也许居民要喝掉一定数量的钱。但是，马尔柯夫第二等人也应当看一看自己，你们贵族老爷喝掉多少钱？如果我们按每人平均计算，也许你们要比农民喝得多得多……只要理应属于农民的土地还在马尔柯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手里，饥荒自然就会继续不断地发生。这帮老爷居然说，由于农民都是懒汉才发生饥荒的。” 马尔柯夫第二（在座位上）：“我们的农民没有挨饿。” 彼得罗夫第三：“先生们，我认为，消灭一切饥荒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把土地从不耕种土地的所谓‘不是懒汉’的这帮老爷的手里拿过来，交给耕种土地的人。只要你们不交出土地——你们是不会交出的，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农民就会挨饿。不言而喻，1905年发生过的战争现在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你们引起的，因为饥饿的人民就象野兽一般，而在这方面，是你们挑起居民进行革命，挑起他们用暴力夺取他们有权拥有的东西的。” 假如第三届杜马的主席是穆罗姆采夫，他大概会打断发言人，因为他在第一届杜马就曾打断过这种不恰当的发言。由于穆罗姆采夫不在了，恢复“秩序”的是下一个发言人盛加略夫。他公然耻笑马尔柯夫第二满口都是“江湖艺人的腔调”，并教导彼得罗夫第三应当怎样同马尔柯夫之流论战。盛加略夫说，马尔柯夫的同一党团的同志维什涅夫斯基“发言很真诚”，并赞成通过这项质询。他盛加略夫“希望政府会比马尔柯夫代表的发言聪明些……俄国人民代表有责任对这帮先生说：你们可耻。” 罗季切夫和盛加略夫狠狠地奚落了马尔柯夫，而盛加略夫通过他同马尔柯夫的模范论战完全击败了这位“第三”。 本文要谈的最后一项质询，是对1881年8月14日“暂行”条例，即对30年来一再恢复实行的事实上等于俄国宪法的有名的保安条例提出的质询。就这项质询作主要发言的是捷斯连科和米留可夫，而最后的插曲是“取消耶利内克的资格”，也就是，捷斯连科由于引用了耶利内克的话而被取消参加15次会议的资格，尽管捷斯连科声明，他的发言“决没有现在要投票赞成”取消资格“的人们显然想硬加上去的那个意思”[77]。 我们不再详细评价这个有趣的插曲了，我们只指出：甚至在这个政治上如此简单明了的关于1881年8月14日条例的问题上，立宪民主党的首领米留可夫先生居然也能非常“出色地”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所特有的在问题提法上的狭隘性和虚伪性。米留可夫感慨地说：“先生们，再没有什么问题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更迫切的了，因为这是俄国生活的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可以把一纸公文和俄国生活之间的矛盾叫作俄国生活的矛盾吗？〉，因为这是国家制度的现有形式和国家管理方法之间的矛盾……” 这是不对的，米留可夫先生。正是1881年8月14日条例，正是它的三十周年纪念，正是它的“独特的”“法律本质”证明，“国家制度的现有形式”和管理方法是完完全全相适应的，决不是“矛盾”的。米留可夫先生认为在这里有矛盾，试图在“制度”和“管理”之间制造出一条鸿沟，从而把自己对祸害的批评从民主派的斗争的水平降低到自由派的善良愿望的水平。米留可夫给生活中密切相联系的东西之间凭空制造出一条鸿沟，他正是以此来支持法律和国家法制的空架子，从而便于替祸害辩护，模糊其真实的根源。这样一来，米留可夫就站到十月党的立场上去了，因为十月党也不否认祸害，但是他们竭力消除形式上的矛盾，而不消除上上下下普遍存在的官僚制度的现实的无限权力。 米留可夫这位真正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发觉他这位“民主派”在胡乱搅和，没有发觉他象十月党人那样在发表议论，而且甚至还以自己是从“国家”观点出发提出问题而感到骄傲。紧接着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之后，他说： “……先生们，这个矛盾非常明显，甚至在你们中间〈米留可夫先生当然只是在同“第三届杜马的领导政党”即十月党人谈话〉也有人不止一次地、极为经常地指出这个矛盾，但是很少象我们今这样接触到本质，接触到根源，接触到基本原因。通常你们是怎样谈论制度和管理之间的矛盾问题的？你们推说行政机关的风气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说得对——如果……如果不消除全部“行政机关”的话，而要消除全部“行政机关”，立宪民主党人也是不会干的〉，你们借口地方行政机关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颁发的指示，你们敢于做的最多不过是指责中央没有颁发适当的指示。过去你们总是把这方面的问题当作事实问题提出来，而现在我们是把它们当作权利问题提出来的。”
米留可夫先生，你非常出色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十月党人指出中央同地方行政机关有密切的，不可分的联系，有极为密切、决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是正确的，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由此应当得出民主主义的结论，因为在俄国出现托尔马乔夫、杜姆巴泽、雷因博特、伊利奥多尔以及杀害赫尔岑施坦的凶手等等人之后还否认这种联系，那就太可笑了。可你们由于自己的不彻底性，却由此得出了天真的“权利问题”。这权利的范围将由谁来决定呢？你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达成“协议”呢？政治权利如果不是力量对比的表述、记录，那又是什么呢？你们的权利的定义是从西欧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而西欧教科书所记载的是作为西方长期战斗的整个时期的结果的东西，是作为已经确定的（在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工人阶级的运动出现以前）西方资产阶级、西方农民、西方地主－封建主和政权等等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结果的东西。在俄国，这一时期还刚刚开始，我们现存的问题——现时的历史环境就是如此——就是“事实”问题，而你们向后退，不肯直接地、明确地提出问题，你们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戴上用虚构的“权利”做成的隐身帽。你们所持的观点是自由派官僚的观点，而不是民主派的观点。
注释： [75]《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83。 [76]关于保安机关的质询即因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被暗杀而对保安机关和警察司的活动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是由以十月党人与民族党人这两个党团为一方，社会民主党党团为另一方分别提出的，曾在1911年10月15日（28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上讨论。 关于饥荒的质询即就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歉收省份的居民给予粮食救援一事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由劳动派提出，在1911年10月15日（28日）的杜马会议上通过。 关于1881年“暂行”条例的质询即就延长1881年8月14日沙皇批准的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定的措施的条例的有效期一事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是由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54名成员签名提出的，曾在1911年10月17日（30日）的杜马会议上讨论。——83。 [77]立宪民主党代表尼·瓦·捷斯连科在发言的结尾说：“……你们认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而不通过法律程序来继续实施非常状态，但是请允许我提醒你们，伟大的国家法学家耶利内克曾就此说过：‘不要忘记，这种行动程序已把王冠加给了两位国君，一位英国的和一位法国的。’”为此他被取消了参加15次会议的资格。——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