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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1912年1月）
1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1月5日〔18日〕）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
鉴于：
（1）反革命情绪的普遍泛滥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2）目前，随着工人运动的活跃，各地的先进工人都更迫切地要求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同时，在此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地方组织对恢复党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表现了高度的和卓有成效的主动精神；
（3）工人运动和反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领导经济斗争、政治鼓动和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第四届杜马的选举等等）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恢复拥有全权的和与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实际中心；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次代表会议闭幕三年多以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经多次试图召开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直到现在，才终于把20个国内组织团结到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俄国组织委员会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毫无例外地邀请了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出席代表会议，并使所有的组织都有可能参加这次会议；
（5）尽管代表会议有所推迟和遭到一些严重破坏，但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党组织，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代表会议被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它是党的最高机关，并有责任建立拥有全权的中央机关。
载于1937年1月18日《真理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2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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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1月12日〔25日〕）
代表会议首先确认1908年十二月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代表会议指出这个决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有关整个六三制度的历史意义和阶级实质、有关革命危机增长的论点，已为三年来的事件所完全证实。
代表会议从这些事件中特别指出下列几点：
（一）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无论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党或是反革命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反革命利益与这个政策联系起来），不但没有在农村建立稍许稳定的资产阶级关系，而且没有使农民摆脱严重的饥荒；这种饥荒表明了居民状况的极端恶化和生产力的巨大损失。
（二）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世界竞争中仍旧软弱无力，而且在欧洲愈来愈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专制政府，现在与黑帮贵族和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企图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芬兰、波兰、西北边疆区）实行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为争取自由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各国人民（波斯、蒙古）进行殖民占领，来满足自己的强盗利益。
（三）农民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预算政策和官僚机构的彻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业已开始的经济高涨，同时，日益昂贵的生活费用也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日趋严重。
（四）因此，在第三届杜马存在的5年中，广大居民群众日益看清第三届杜马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没有力量为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做点什么事情，日益看清在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反人民性质。
（五）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1910—1911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
代表会议根据所有这些情况，确认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详细规定的党的当前任务，并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1）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就是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
（2）必须加紧进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使它能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成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日益频繁的政治行动的力量；
（3）必须组织并扩大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工作，从各方面支持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并在彻底贯彻党的口号的旗帜下使这一运动不断扩大。
应当特别强调反对沙皇君主制政策、争取建立共和国的宣传，以对抗目前广泛进行的删削口号和迁就现有的“合法地位”的宣传。
载于194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2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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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Ｉ月8日〔21日〕）
鉴于：
（1）俄国2000万农民遭受的饥荒又一次表明，受到沙皇制度和农奴主－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法忍受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可想象的悲惨境地；
（2）这次饥荒再一次证明，政府的土地政策已经破产，在控制第三届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宫廷的右派政党所代表的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
（3）黑帮政党（以马尔柯夫等等之流先生们为首）在杜马中的声明，以及它们把责任推到“懒汉农民”头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掠夺俄国的沙皇地主匪帮的无耻行径，擦亮了最愚昧的人的眼睛，激起了最不关心时局的人的愤怒；
（4）政府阻挠赈济饥民的工作，警察当局无端指责地方自治机关，指责开展募捐和组织赈食委员会等等工作的人员，这甚至在资产阶级中间也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在十月党这样落后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中间也激起了抗议的呼声；
（5）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刊物向社会报道饥荒的情况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通过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采取温和的反对派立场，这种立场决不能使民主派感到满意，就象不能同意多数自由派将赈济饥民问题作为慈善事业提出一样；
（6）尽管由于饥民和失业者人数的增加，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趋于恶化，他们还自发地要求为饥民募捐和提供其他援助；这是每个民主派都有的自然要求，更何况社会党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支持这种要求，并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来加以引导，代表会议决定，必须：
（一）集中一切力量扩大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在农民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饥荒同沙皇制度及其整个政策之间的联系；为了进行鼓动，在农村中不仅要散发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杜马中的发言，而且要散发象马尔柯夫第二那样一些沙皇朋友的发言；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首先是推翻沙皇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其次是没收地主的土地；
（二）支持工人尽力帮助饥民的要求，建议他们把捐款全部交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工人报刊或工人的文化教育等等团体，参加饥民赈济小组和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派应成立特别支部；
（三）极力把饥荒激起的民主义愤引向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和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最初形式上去。
载于1937年1月18日《真理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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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1月17日〔30日〕）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鉴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4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08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46页。——编者注］；
（2）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并的条件；
（3）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分孟什维克，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孟什维克代表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提出的保证，拒绝帮助恢复中央委员会（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1910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
（4）上述出版物正是在1910年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受过书刊检查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嘲笑和谩骂，要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5）为数不多的、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取消派地方小集团，在继续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同时，不但拒绝1911年再次提出的关于帮助恢复秘密党和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号召，而且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在工人中进行反对秘密党的公开鼓动和反对恢复秘密党的公开斗争，——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占优势的地方（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基辅等地）也是如此，
代表会议声明：上述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1929—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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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90]
（1月7日〔20日〕）
社会党国际局[91]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工作，如通信、委员分工等等；另一部分是大会，如哥本哈根代表大会[92]和苏黎世会议[93]。俄国社会民主党自伦敦代表大会起便有一名［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全会还选出了普列汉诺夫，但他表示拒绝，说有一个人参加工作就够了。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起来，我们友好地交谈；当时我已不可能同呼声派分子讲话，我不赞成托洛茨基，特别是在信的问题[94]上。普列汉诺夫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接受了全会的建议。我们两人共同拥有一票。直到最近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在哥本哈根期间，我参加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系极度紧张，表面上统一，但内部有两个不同的流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一半是代表党的，一半是代表工会的。人们发现，德国代表团人数愈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就愈下降。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95]上，他们投票赞成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结果弄得名誉扫地……例如有个代表竟说剥夺资本家是不可能的。原来他们纲领中涉及这个问题的部分并没有剥夺一词。实际上他们执行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在这方面不能抱幻想，愈往后，斗争将会愈激烈愈尖锐；当然无产阶级群众是不会动摇的。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他们退出了会场，然而这吓不倒任何社会民主党人。[96]
捷克人闹分裂。[97]我们曾反对这种分裂，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受任何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在奥地利，许多争吵不休的事都是由文件应该用哪种文字书写等类问题引起的。普列汉诺夫曾就这次分裂问题作过报告，他的决议案以大多数票通过。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企图进行调和，说这是阿德勒的过错，说他是最“温和的”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
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正面临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经济危机、军事危机、世界各种纠葛，这一切也在促使新时代的征兆提前到来。在此以前是做准备工作。现在才是同资产阶级搏斗的时代。这时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便显露出来了。社会党国际局就摩洛哥问题在苏黎世召开会议。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莫尔肯布尔以个人名义写信，要求不要召开会议。罗莎·卢森堡把这封信发表了，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98]在上次代表大会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倍倍尔说，他要追究罗莎·卢森堡的责任。法国人曾想把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斗争手段写入决议。所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反对，指出不能向政府暴露我们将使用什么武器，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武器合适。建议未被采纳。倍倍尔提出了不发表文件的问题，并暗指罗莎·卢森堡，要求作出决议。我替罗莎·卢森堡说了话。我引了奎尔奇的话，这使倍倍尔大为恼怒。倍倍尔这时以调和者面目出现。罗莎·卢森堡发表的那封信，根本不能同［其他］文件相提并论。最多也不过是要在党内批评她，而且已经批评过了；把问题提交社会党国际局是不公正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歧日益表面化，党内沸腾了。那里迫切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7—358页
6
表决关于同饥荒斗争的决议时的发言
（1月8日〔21日〕）
党应当积极进行干预，要作出一个决议。经过交换意见我们深信，工人对饥荒非常关注，他们正积极进行干预，赈济饥民。赈济饥民并非慈善行为。只有用资产阶级观点提问题，赈济才是慈善行为。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确实接受了内阁里的官员们的观点。参加那些为消除饥荒而建立的委员会是必要的。我指的是非党的工人委员会。不必强行规定要建立这类委员会，但参加是必要的。捐款最好交给社会民主党党团，交给工人的联合会、俱乐部及其他团体。传单也应当印发，不过最好是写给工农。要着手散发马尔柯夫第二的发言，他把受灾农民叫作懒汉。这个发言妙极了，要让人们看看。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9页
7
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
（1月11日〔24日〕）
我想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灵活性……决议是正确的[99]。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下，哪一方面是重要的。就拿合法团体作例子来说吧。我不敢说整个俄国的情况如何，但有5个城市则可以说……是可能的。那么，合法团体首先能干些什么呢？组织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讲座，看来是准许的。我从报刊上看到，大城市里准许这样做。有人说讲课人难找……工人应该自己推举讲课人，自己支付报酬。再就是，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不知是否准许有《明星报》。此外，合法团体还可以组织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这从财政角度看是重要的，而且从另一角度看，由于有这些娱乐活动，就可以形成俱乐部之类的团体。如果这类团体不是虚构而是现实的——而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就该问问：我们过去［是否］为扩大这样的团体做过工作？我们［是否］在工厂作过关于这些团体的报告？是否去努力组织过这类团体？还有，应该怎样利用这些团体？我们现在着手建立的是类似非常法[100]时代的德国的那种组织。但对我们来说既比较困难也比较容易。说对我们比较困难，是因为他们那里有合法活动的机会。中央委员会是议会党团成员组成的，可以公开集会，邀请秘密成员参加。而我们这里群众是很同情、很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应当在每个团体中建立起同党保持密切联系的不大的支部，使每个问题都按照党的决定的精神去解决……这些支部不应象区和分区那样庞大臃肿。彼得堡、里加正着手建立这种［合法］团体。在莫斯科，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正是因为有这种支部，使得党的建设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以前，我那个时候，一切都得我们自己干。如今工会和行业组织担负起一部分工作。根据可能，政治斗争也经常由合法的杜马党团来进行；假如这样组织起来的合法团体能多一些，革命就是不可战胜的。这便是组织的灵活性问题。这是改造我们组织的理想方案。这些由合法支部网为外围的秘密支部，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基地。要把各种交往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组织若有若无。不要搞集会。党的工作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新的形式已经渗入旧的形式里。尽管形式上不够严谨，但是通过合法团体的活动，党的工作还是不断地开展。要使文化方面的每一个措施都体现着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社会民主党的文化。这将是同取消主义作的一场坚决的斗争……有支部，同中央机关报[101]有联系，每年联系一次，工作比过去做的多一百倍。我们在合法团体中的工作做得不够。要从自由派手中夺下合法团体，［夺下］整个合法运动。要推广并扩大合法团体。要切实注意合法团体的工作情况。无论哪里都要在秘密支部的外围建立起合法支部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9—361页
8
代表会议的决议
（1月5日和17日〔18日和30日〕之间）
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
代表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代表所作的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召集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
认为必须指出，俄国组织委员会在不分派别地团结国内所有的党组织和把我们党恢复为全国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特别值得赞许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内孟什维克护党派进行友好合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是在警察迫害的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在党内状况所造成的许多障碍和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
鉴于：
（1）反革命情绪的普遍泛滥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间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2）目前，随着工人运动的活跃，各地的先进工人都更迫切地要求恢复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社会民主党的有条不紊的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同时，在此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地方组织对恢复党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表现了高度的和强烈的主动精神；
（3）工人运动和反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领导经济斗争、整个政治鼓动、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等等）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恢复拥有全权的和与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实际中心；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次代表会议闭幕三年多以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经试图召开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直到现在，才终于把20多个国内组织（圣彼得堡、莫斯科、萨拉托夫、喀山、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罗斯托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尼古拉耶夫、卢甘斯克、巴库、梯弗利斯小组、维尔纳小组、德文斯克小组、叶卡捷琳堡、乌法、秋明和中部地区一些地方等等）团结到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俄国组织委员会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毫无例外地邀请了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出席代表会议，并使所有的组织都有可能参加这次会议；
（5）尽管代表会议遭到警察当局的一些严重破坏，但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党组织，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6）俄国许多大城市（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合法工人运动活动家小组应邀出席了代表会议，并对代表会议表示了赞同，代表会议被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它是党的最高机关。
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
代表会议认为，加强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立与各地“民族集团”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组织与全俄中心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以下几点：
（1）经验完全证明，党内不能容许出现以下状况：完全脱离俄国组织单独进行活动的“民族集团”实行最坏类型的联邦制，并且（往往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使最重要的俄国组织处境困难——各民族中央机关实际上根本不参加俄国的工作，但缺了这些民族中央机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无法进行党最必需的最重要的工作。
（2）有一个民族中央机关（崩得）一年来公开帮助取消派，并试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制造分裂，而其他的民族中央机关（拉脱维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102]的中央机关）在紧要关头回避了对党内破坏分子取消派的斗争。
（3）民族组织中的护党分子，首先是所有的工人护党分子，得到俄国组织还存在的消息后，坚决主张同俄国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主张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主张同取消派进行斗争。
（4）三个民族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曾三次被邀请（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邀请）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并保证它们完全有可能派遣自己的代表。
鉴于上述一切，并考虑到不能因为各民族中央机关不愿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党代表会议而耽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代表会议认为，“民族代表”没有出席会议，应由他们的中央负完全责任，并责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极力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组织实现统一和建立正常的关系。
代表会议相信，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排除一切障碍，同心协力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而并肩奋斗。
关于各地的报告
代表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报告，确认：
（1）在各地，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间，都在为巩固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秘密组织和小组大力进行工作；
（2）各地都认为必须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我们的秘密党组织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作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但是，从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合作社和俱乐部等等中进行实际工作来看，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利用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发表的讲话等等来看，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在这方面无疑必须加强社会民主党秘密小组的活动；
（3）在各地（毫无例外）同心协力进行护党工作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还有国内的前进派（在有前进派的地方）和其他所有认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必要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整个工作是本着捍卫党和反对取消主义的精神进行的。
代表会议相信，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始活跃，将要继续大力巩固旧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相当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将会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在新的环境下为实现旧有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代表会议首先确认1908年十二月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六三制度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代表会议指出这个决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有关整个六三制度的历史意义和阶级实质、有关革命危机增长的论点，已为三年来的事件所完全证实。
代表会议从这些事件中特别指出下列几点：
（一）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无论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党或是——从实际上看——反革命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反革命利益与这个政策联系起来），不但没有在农村建立稍许稳定的资产阶级关系，而且没有使农民摆脱严重的饥荒；这种饥荒表明了居民状况的极端恶化和全国生产力的巨大损失。
（二）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世界竞争中仍旧软弱无力，而且在欧洲愈来愈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沙皇政府，现在与黑帮贵族和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企图对边疆地区、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芬兰、波兰、西北边疆区）实行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为争取自由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各国人民（波斯、中国）进行殖民占领，来满足自己的强盗利益。
（三）农民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预算政策和官僚机构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高涨，同时，日益昂贵的生活费用也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日趋严重。
（四）因此，在第三届杜马存在的5年中，广大居民群众日益看清第三届杜马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没有力量为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做点什么事情，日益看清在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反人民性质。
（五）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1910—1911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
代表会议根据所有这些情况，确认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详细规定的党的当前任务，同时特别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的任务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代表会议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1）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就是对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
（2）必须加紧进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使它能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成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日益频繁的政治行动的力量；
（3）必须组织并扩大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工作，从各方面支持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并在彻底贯彻党的口号的旗帜下使这一运动不断扩大。应当特别强调反对沙皇君主制政策、争取建立共和国的宣传，以对抗目前广泛进行的删削口号和把工作局限在现有的“合法地位”范围内的宣传。
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
一
代表会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绝对必须参加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提出我们党的独立候选人，并建立第四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将作为我们党的一部分而从属于整个党。
党在选举中以及未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内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阶级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其余所有的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任务。
我们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主要选举口号应该是：
（1）建立民主共和国
（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3）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在我们的一切竞选鼓动中，必须根据第三届杜马的经验和政府在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方面的全部活动，尽量清楚地阐明这些要求。
在宣传上述三个要求时，必须密切配合宣传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其他一切要求，如普选权、结社自由、法官和官吏的民选制、工人的国家保险、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等。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的总的策略路线应该是：党应当对沙皇君主制和支持它的地主资本家政党进行无情斗争，同时坚决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反革命观点和它们的假民主。
在竞选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划清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界限，阐明民主派（主要是劳动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以及由于它们在彻底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问题上的动摇而给民主事业带来的危害。
至于选举协定，党仍然以伦敦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依据，应当：
（1）在各地的工人选民团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这方面不容许同其他政党或集团（取消派）订立任何协定；
（2）鉴于提出社会民主党独立的候选人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很大的鼓动意义，必须尽力使党不论在第二城市选民大会上，或是尽可能在农民选民团中，都有自己的候选人；
（3）在为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举复选人的决选投票阶段（选举条例第106条[103]），容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订立协定来反对自由派，然后再同自由派订立协定来反对一切政府党。协定的形式之一，可以是提出一个或几个城市的共同复选人名单，名额根据初选所得票数按比例分配；
（4）在实行直接选举[104]并且可以进行决选投票的5个城市（彼得堡、莫斯科、里加、敖德萨和基辅），在初选时，必须为第二等城市选民团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候选人。在这些城市进行决选投票时，由于显然没有黑帮危险，只容许同民主派订立协定来反对自由派；
（5）任何选举协定，都不能算作提出共同的纲领，既不应用任何政治上的义务来约束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也不应制止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进行坚决批判；
（6）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在县的初选人大会和省的选举大会上，等等），凡是有必要使十月党－黑帮的名单或整个政府的名单通不过的地方，都必须首先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等），然后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进步派等订立分配代表席位的协定。
三
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立即开始进行选举运动的准备工作，为此，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即刻在各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支部，让这些支部毫不迟延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的准备工作；
（2）对加强和扩充工人合法报刊的工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3）整个选举工作应当同工人的工会和所有其他工人团体密切配合进行，而且在选择这些团体参加的形式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合法性；
（4）特别注意做好6个省（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组织准备和鼓动准备工作，因为在这些省可以保证从工人选民团中选出一个杜马代表。全体工人复选人，无论是这些省的或其他省的，毫无例外都应当是社会民主党护党分子；
（5）工人初选人大会应当依据秘密党组织的决定，确定究竟应该选谁为工人的杜马代表，并责成所有复选人为了使党的候选人当选而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否则就要受到抵制和以背叛论处；
（6）由于政府迫害、逮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等等，必须特别沉着地、有条不紊地和谨慎小心地进行工作，针对警察的各种策略手段，迅速采取一切办法来制止沙皇政府的一切诡计和暴力行为，使社会民主党人进入第四届国家杜马，然后主要就是加强本届杜马内的民主派代表小组；
（7）党的秘密地方组织和小组批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和发布有关选举的指示，要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
（8）如果经过一切努力，仍然不能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以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新的代表会议，则本次代表会议授权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指定的机关，对各地进行选举运动的问题或根据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等等，作出具体的指示。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根据党的十二月（1908年）代表会议确定的路线，利用了杜马讲坛；这条路线今后还应当是确定党的杜马工作方向的指导路线。
代表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根据无产阶级的任务，党团活动的特点是：最坚决地捍卫工人的利益和一切能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措施（例如工人法案），同时竭力从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运动的总任务出发，阐明一切局部的任务，指出群众运动是使俄国摆脱沙皇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和耻辱的唯一途径。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黑帮杜马中举起了社会民主党第二届杜马代表的旗帜，向全世界工人彻底揭露了制造1907年政变的沙皇黑帮匪徒的无耻挑衅行为，——由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这些恰当的行为而开始的工人公开行动，代表会议表示欢迎。代表会议号召俄国所有觉悟的工人从各方面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上述行动和彼得堡工人已经开始的无产阶级群众集会运动。
代表会议认为，由于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即将到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应当更加注意向人民说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实质（特别是揭穿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的和背叛的实质），并以伦敦（1907年）代表大会的决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编者注］为指针，——这个决议的所有最重要的部分已为反革命势力的活动所证实。同时，理应把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行动统一起来、指导它的工作的性质、把一切局部的要求和改革集中在主要之点上的中心口号，应当是下面这三个口号：（1）建立民主共和国；（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3）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并分给农民。
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
鉴于最近三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十二月（1908年）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论点，鉴于工人运动已经开始活跃，有可能通过建立以支系繁多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网为外围的社会民主党秘密支部来进一步发展党的工作的组织形式，代表会议认为：
（1）必须使秘密的党组织最积极地参加经济斗争（罢工、罢工委员会等等）的领导，并使秘密党支部同工会，特别是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以及工会运动中的一些活动家在这方面实行合作；
（2）最好是——同时要考虑到当地的条件——把工会中按行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和按地区建立的党支部结合起来；
（3）必须在安排社会民主党在工会、阅览室、图书馆、各种工人文娱团体等合法团体的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性；推广工会出版的报刊，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工会报刊；利用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演说；从工人中培养合法的讲课人；成立（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工人选举委员会和其他的区、街道选举委员会等等；社会民主党在选举城市自治机关时进行鼓动，等等；
（4）必须大力巩固和发展秘密的党支部，找到这种支部的新的尽量灵活的组织形式；在每个城市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领导组织，宣传“介绍所”、工厂党员大会等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形式；
（5）最好吸收宣传小组参加日常实际工作：散发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物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等等；
（6）必须注意到，通过社会民主党出版物进行经常性的鼓动，特别是按时散发定期和经常出版的党的秘密报纸，对建立秘密支部之间以及合法工人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之间的组织上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
（1）俄国2000万农民遭受的饥荒又一次表明，受到沙皇制度和农奴主－地主阶级压迫的贫苦农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法忍受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可想象的悲惨境地；
（2）这次饥荒再一次证明，政府的土地政策已经破产，在控制着六三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宫廷的右派政党所代表的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
（3）黑帮政党（以马尔柯夫等等之流先生们为首）在杜马中的声明，以及它们把责任推到“懒汉农民”头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掠夺俄国的沙皇地主匪帮的无耻行径，擦亮了最愚昧的人的眼睛，激起了最不关心时局的人的愤怒；
（4）政府阻挠赈济饥民的工作，警察当局无端指责地方自治机关，指责开展募捐和组织赈食委员会等等工作的人员，这甚至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资产阶级中间也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5）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刊物向社会报道饥荒的情况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通过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党团，以温和的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他们的做法决不能使民主派感到满意，就象不能同意多数自由派将赈济饥民问题作为慈善事业提出一样；
（6）尽管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于饥民和失业者人数的增加而趋于恶化，他们还自发地要求为饥民募捐和提供其他援助。这是每个民主派都有的自然要求，更何况社会党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支持这种要求，并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来加以引导。
鉴于上述一切，代表会议决定，必须：
（一）集中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力量扩大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在农民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饥荒同沙皇制度及其整个政策之间的联系，为了进行鼓动，在农村中不仅要散发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杜马中的发言，而且要散发象马尔柯夫第二那样一些沙皇朋友的发言，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推翻沙皇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的土地；
（二）支持工人尽力帮助饥民的要求，建议他们把捐款全部交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工人报刊或工人的文化教育等等团体，参加饥民赈济小组和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派应成立特别支部；
（三）极力把饥荒激起的民主义愤引向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和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群众斗争的形式上去。
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
一
1．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工人的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去储蓄，以便在因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而丧失劳动力时，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失业时使用。因此，在出现上述一切情况时对工人实行的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决定的一种改革。
2．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它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在工人丧失劳动力的一切情况（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还有女工的怀孕和生育；供养人死亡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下，或在他们因失业而失去工资的情况下，国家保险都应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应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人都应按照偿付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偿，同时一切保险费应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应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按被保险人完全自行管理的原则建立。
3．国家杜马通过的政府法案是与合理化的保险制度的所有这些基本要求根本抵触的，这个政府法案（一）只提到两种保险——不幸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二）只包括一小部分（最多也只有1/6）俄国无产阶级，许多地区（西伯利亚，政府的修改方案中还有高加索）和许多特别需要保险的部门的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邮电工人、店员等等），都被置于保险范围之外；（三）规定的补偿费少得可怜（完全致残的最高补偿费也只有工资的2/3，并且计算的工资低于实际工资），同时保险费用的大部分都由工人负担：草案规定，不仅疾病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负担，而且“轻度”——实际上是最经常的——伤残的保险费也由工人负担。这个新办法比现行的法律还要坏：现行法律规定，伤残的补偿费完全由企业主负担；（四）使保险机关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处于官吏（“政府机关”和“保险事务委员会”的官吏）、宪兵、警察（他们除了一般监视，还有权指挥保险机关的重要活动，对它们的人员组成施加影响等等）、企业主（实行不幸事故保险的公司的所有企业主；实行疾病保险的工厂型的伤病救济基金会；企业主有规章保证的对它们的影响，等等）的重重监视之下。
4．在目前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刻，在反革命势力统治的时期，经过政府同资本家的代表的多年预备性的谈判和取得协议，也只能产生这种极端粗暴地嘲弄工人的最迫切利益的法律。必须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
二
鉴于上述一切，代表会议决定：
（1）秘密的党组织和在合法组织（工会、俱乐部、合作社等等）中工作的同志们的迫切任务，是开展最广泛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触犯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极其粗暴地损害这种利益的杜马保险法案。
（2）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针对保险法案进行的一切鼓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同对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散布的资产阶级空想的批判，同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这种鼓动中，应当把杜马“改革”的性质同目前的政治形势，同我们整个的革命民主任务和口号联系起来。
（3）代表会议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投票反对杜马法案表示完全赞同，并请同志们注意杜马辩论这一问题时所提供的、便于了解各个阶级对工人改革的态度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代表会议特别着重指出落后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在辩论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公然敌视工人的倾向，以及立宪民主党用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和平”的辞藻掩饰起来的伪善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对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并以仇视的态度反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杜马草案所作的主要修改。
（4）代表会议极坚决地要工人们提防缩小和完全歪曲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把它局限于反革命统治时期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内的种种企图；相反，代表会议着重指出，这个鼓动的基本点应当是向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说明一个真理，就是没有新的革命高涨，工人的生活状况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改善；谁想实现真正的工人改革，谁就应该首先为争取新的胜利的革命而斗争。
（5）如果不顾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杜马法案仍然付诸实施，代表会议则请同志们利用这个法案规定的新的组织形式（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大力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从而把这个为了更进一步奴役和压迫无产阶级而炮制出来的法律，变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加强无产阶级争取政治上的完全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武器。
关于“请愿运动”
1．以政府和第三届杜马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把工人运动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横加迫害，甚至对工人阶级在革命后保留下来的“合法机会”也不断进行破坏。
2．这个制度使广大工人群众经常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彻底推翻沙皇君主制，他们连起码的权利（首先是结社自由）也得不到。
3．圣彼得堡取消派1910年冬提出的请愿书和他们与此相配合所进行的鼓动，从工人阶级的全部革命要求中抽出了结社自由的要求。取消派不但不向工人指出，在俄国，要争取结社的完全自由，必须进行争取基本民主要求的群众革命斗争，反而在实际上宣扬所谓的“争取权利的斗争”，即自由派争取通过局部改善来“革新”六三制度的斗争。
4．由于俄国政治生活的具体条件和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上述运动必然变成纯形式的和毫无意义的纸上签名运动，在群众中得不到任何反应，也不会激起他们对政治的关心。
5．这个请愿运动的结局明显证实了整个这一活动是错误的，是脱离工人群众的；请愿书一共征集到1300人的签名，而且请愿运动在所有不分派别和流派的党组织中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连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认为不能参加这个运动。
6．由第二届杜马代表的遭遇引起的工人群众集会运动以及一些城市1912年1月9日的工人游行示威都表明：工人群众的独立活动决不是朝请愿运动这类办法的方向发展，也决不是为了争取“部分权利”。
根据上述一切，代表会议
（1）号召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向工人说明结社自由对无产阶级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必须经常把这个要求同我们总的政治要求和对群众的革命鼓动密切联系起来；
（2）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群众性的工人请愿可能是一种最有利的抗议形式，但在俄国，在目前这个时期，请愿却是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工作的一种最不利的方式。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鉴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4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08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2）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併的条件；
（3）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各派代表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提出的保证，公开为这个被全党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产物的流派进行辩护；
（4）前中央委员米—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1910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并公开声明说，他们认为党中央的存在本身都是“有害的”；
（5）取消派的上述主要出版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正是在1910年中央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是一具“死尸”，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公开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诽谤和谩骂，要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6）当全国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地联合起来，致力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当前任务的时候，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甚至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占优势的地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也脱离了党，完全拒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保持任何党内联系，代表会议声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关于中央机关报[105]
代表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中央机关报代表的报告，赞同中央机关报的原则路线，——
希望中央机关报更多地发表宣传性的文章，文章要写得更加通俗，使工人也能看懂。
关于《工人报》
鉴于《工人报》始终坚定地捍卫党和党性，并得到地方上不分派别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完全同情，代表会议
（1）号召地方上的全体同志从各方面支持《工人报》；
（2）确认《工人报》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
关于《真理报》
代表会议废除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和《真理报》编辑部订立的协议。[106]
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107]
第2条补充如下：
根据十二月（1908年）代表会议的决定，认为增补是容许的。第8条原有条文删去，并改为：
中央委员会尽量经常召开有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
第9条第3段，关于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作如下修改：
今后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中央委员会同各地方组织预先联系后确定。
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
代表会议获悉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1910年1月，中央全会同他们签定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把本派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协定）的声明，认为：
（1）由于取消派破坏了协定，由于保管人拒绝做仲裁人，所以，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有一切法定权利支配他们手里掌管的和前保管人蔡特金同志掌管的财产；
（2）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声明以后，代表会议认为，蔡特金同志掌管的全部钱款，应该无条件地归党所有，即归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所有；
（3）赞成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立即从蔡特金同志那里取得党的财产。
检查委员会审查了现在被代表会议批准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工人报》的编辑部和中央全会曾为之拨款出版社会民主党刊物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帐目和单据，认为报告无误，并建议代表会议予以批准。
关于“红十字会”
代表会议建议地方上的全体同志尽力恢复为援助被监禁者和被流放者所非常必需的“红十字会”。
关于国外的党组织
代表会议认为，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下协助进行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是绝对必要的。
代表会议批准国外组织委员会[108]为党的一个国外组织，并号召一切站在秘密党一边同反党流派（取消派）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流派，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协助进行国内的党的工作，并建立统一的国外组织。
所有的国外小组，毫无例外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与国内组织进行联系。
代表会议认为，国外小组如果不服从进行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国内中心即中央委员会，不通过它而单独同国内进行联系，因而造成组织上的瓦解，它就不能享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称号。
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公然扼杀波斯人民自由，并且为此不惜采取最野蛮最无耻的行动的沙皇匪帮的强盗政策表示抗议。
代表会议确认，受到俄国自由派大肆吹嘘和支持的俄国政府同英国政府的联盟，其锋芒首先指向亚洲民主派的革命运动，这个联盟使英国自由派政府成了沙皇制度的血腥暴行的帮凶。
代表会议对波斯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对在反对沙皇暴徒的斗争中作出重大牺牲的波斯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
关于中国革命
鉴于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叫嚣要乘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机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地区，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会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行为。
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沙皇政府和反革命杜马通过剥夺芬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之后第一次召开的代表会议，对兄弟的芬兰社会民主党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强调指出，在反对践踏人民权利的俄国反革命政府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芬兰工人和俄国工人的任务是一致的，同时表示深信，只要俄国工人和芬兰工人共同努力，就能推翻沙皇政府，使俄国人民和芬兰人民获得自由。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
根据代表会议的委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发出了如下贺电：
俄国组织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在竞选中击败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而取得辉煌胜利的兄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致以热烈祝贺。[109]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德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912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32—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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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89]这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有关这次代表会议的另外一些材料，收在本卷《附录》中（见第486—492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会址在布拉格民众文化馆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编辑部内。
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20多个党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萨拉托夫、梯弗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喀山、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德文斯克和维尔诺的代表。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叶卡捷琳堡、秋明、乌法、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卢甘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尔瑙尔等地党组织的代表未能到会，但这些组织都送来了关于参加代表会议的书面声明。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运输组等单位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代表中有两位是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Д．М．施瓦尔茨曼和雅·达·捷文），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出席代表会议的一批代表和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曾经写信给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国外各集团，请它们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但被它们所拒绝。马·高尔基因病没有到会，他曾写信给代表们表示祝贺。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报告（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各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报和其他单位的报告）；确定会议性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杜马党团；工人国家保险；罢工运动和工会；“请愿运动”；关于取消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党的出版物；组织问题；党在国外的工作；选举；其他。
列宁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会议的工作。列宁致了开幕词，就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讲了话，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在讨论中央机关报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党在国外的工作等问题时作了报告或发了言。他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也都经过他仔细审订。
代表会议共开了23次会议，对各项决议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这一决议，是议程上的组织问题与罢工运动和工会这两个问题的共同决议）。会议的记录至今没有发现，只保存了某些次会议的片断的极不完善的记录。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于1912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巴黎出版。
布拉格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是：列宁、菲·伊·戈洛晓金、格·叶·季诺维也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苏·斯·斯潘达良、Д．М．施瓦尔茨曼、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在代表会议结束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增补伊·斯·别洛斯托茨基和斯大林为中央委员。过了一段时间又增补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为中央委员。代表会议还决定安·谢·布勃诺夫、米·伊·加里宁、亚·彼·斯米尔诺夫、叶·德·斯塔索娃和斯·格·邵武勉为中央候补委员。代表会议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员会，并选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这次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126。
[90]这篇报告和下面两篇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是依据这次代表会议某几次会议的片断记录整理出来的。方括号里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根据文意增补的。——135。
[91]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停止活动。——135。
[92]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一样，俄国在大会上拥有20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0票，社会革命党7票，工会3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决议，大会成立了5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和奥地利工会运动统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会；关于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的决议制定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38—346页）中分析了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围绕着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与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斗争。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全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武尔姆，波兰的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135。
[93]指1911年9月23—24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135。
[94]1910年9月2日，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刊登了列·达·托洛茨基匿名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文章，俄国代表团成员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曾联名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表示抗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列宁还在1910年9月25日（10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发表《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和在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反驳来自托洛茨基的诽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47—349页和第350—368页）。——135。
[95]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123名，奥地利75名，匈牙利25名，波希米亚41名，意大利13名，波兰23名，法国78名，美国20名，德国289名，俄国65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只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这条修改意见末尾的著名论点还为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荷兰社会民主党人亨利克·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机会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代表，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共同努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修正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在草拟工人侨居问题决议案的委员会中，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反映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工人贵族的狭隘行会利益，要求禁止中国和日本的无产者移居这些国家，说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体会议上没有公开发言。因此，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也符合对各国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要求。
在关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中，卢那察尔斯基捍卫了关于工会应具有党性的列宁主义路线。代表大会就此问题通过了确认工会的党性原则的决议。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135。
[96]指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退出1910年9月18—24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一事。巴登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不顾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投了赞成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以289票对80票的压倒多数谴责了巴登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巴登代表随即声明他们今后仍然保留不服从代表大会决定的权利。针对这个声明，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布：任何人如违反党代表大会关于表决预算的决定将立即予以开除出党。在通过这项决议前巴登代表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136。
[97]指捷克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统一问题上的分歧。1905年12月，在奥地利工会非常代表大会上，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成立其权限可及于奥地利全境的民族工会的问题。捷克人的建议被绝大多数票否决。但是捷克社会民主党代表拒绝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1910年把这个问题提交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解决。大会否决了捷克人的分立主义的建议，一致主张工会组织统一。——136。
[98]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机会主义者赫·莫尔肯布尔给该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建议，鉴于帝国国会选举临近，对德国政府的殖民政策不要进行批判。罗·卢森堡公布了这封信。——136。
[99]指1908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54—256页）。——139。
[100]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39。
[101]指《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10。——140。
[102]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43。
[103]1907年6月3日的选举条例第106条规定：选民大会选举复选人，得票过半数者当选；如得票数相等，以抽签决定；如当选的复选人不足额，则举行补充选举。这里说的决选投票，即是指的补充选举。——148。
[104]按照1907年6月3日的选举条例，彼得堡、莫斯科、里加、敖德萨和基辅这5个城市实行杜马代表的直接选举，办法是：每个城市的第一、第二两个城市选民团分别按分配给自己的名额直接选举杜马代表，得票过半数者当选；如得不出结果，则另订日期选举不足额的代表，得票最多者即当选。——148。
[105]指《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10。——160。
[106]参看注12。——161。
[107]这里说的组织章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5—217页。——161。
[108]国外组织委员会是1911年12月在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上选出的。这次会议决定“在拒绝同取消派－呼声派达成任何直接或间接协议的基础上”，“在执行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会议还“决定在各地设立这一国外组织的分部，并认为必须吸收一切同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的护党分子参加这些分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37页）。会议选出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成员有：尼·亚·谢马什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涅萨·阿尔曼德等人。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团结党的力量，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调和派、托洛茨基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7年停止活动。——162。
[109]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1月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共有110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他们共得到450万张选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发表于1912年1月27日《前进报》第22号。——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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