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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

(1912年3月2日〔15日〕以后)



  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第7号刊载了一篇编辑部的文章《拥护联合,反对分裂》。这篇文章谈的无疑是每个有头脑的工人正在考虑的一个极有意义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就《现代事业报》对自己读者所作的几点显然错误的阐述,发表一下自己的哪怕是不全面的、哪怕是简短的意见。
  《现代事业报》根据《土地呼声报》、《俄罗斯言论报》和《基辅思想报》[112]的报道(“同《现代事业报》掌握的材料没有出入的”报道)证实了一个事实:在国外举行了全党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把某个选举运动策略强加给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宣布《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已置身于党外(黑体是《现代事业报》用的)。在这一点上,《现代事业报》(它的文章对反取消派一贯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在竭尽全力,第一,贬低代表会议的意义,第二,为《我们的曙光》杂志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说他们不能被“置于党外”,说这个派别的“著作家”“对这种决议耸耸肩膀表示蔑视”,等等。
  我们首先要指出,《现代事业报》这篇文章的整个内容,它的整个歇斯底里的腔调,它的一切“拥护联合”的叫嚷,都确凿地证明,取消派被触到了痛处,他们企图掩盖事情的实质的手法太不高明。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事情的实质。
  当然,我们既不会为代表会议进行辩护,也不会补充或更正上述报纸(现在还应该加上《莫斯科呼声报》)所引用的材料。况且这也不是我们的任务。只要把《现代事业报》的哪怕是一句话只字不差地重复一下就够了。取消派叫道:“我们要问,是谁选举他们〈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是谁给他们权利代表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话和决定问题的?”假如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是普利什凯维奇先生或扎梅斯洛夫斯基先生,那倒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取消派在《现代事业报》上向公众提出这个问题,那单单这个问题就把他们的取消派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使他们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我们只要指出取消派的手法就行了。
  再说一遍,我们所以要谈谈这里提到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对报刊的所有见解作出反应,并指出同工人选举运动有关的东西。应该使读者了解真相。既然取消派说“拥护联合,反对分裂”,我们就有责任揭露这里面的假话。第一,用不着捉迷藏,泛泛地讲“联合”,因为这里实质上讲的只是同取消派的联合。为什么《现代事业报》要捉迷藏呢?它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讲,它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观点呢?第二,谈论“分裂”为时尚早,因为现在还没有在一个整体内进行活动的两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
  《现代事业报》倒是应该讲讲这个事情的实质,叫嚷和谩骂是无济于事的。
  同取消派联合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个很老的问题了。两年多以前,在1910年1月曾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正式试图实行这种联合,当时不但达成了协议,而且通过了一致的决定。这次尝试没有成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其中也包括取消派(见1911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第130页)。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对这个问题,凡是真心想要找出答案的人都应该根据文件自己去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只是援引少数几个(但能说明问题的)文件。
  因参与同取消派联合的尝试而出名的“联合派分子”或“调和派分子”约诺夫先生恰恰是在这一尝试期间写道: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指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里有一个材料证明,同取消派联合的条件是取消派完全放弃取消主义。这是1910年1月的事。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因为在1909年,当取消派所要取消的东西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这取消派怎能不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现实呢?”(1910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61页)
  所有的实际工作者都知道,取消派实际上正是按照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指导行事的。取消派另一个有名的刊物《复兴》杂志[113](参加编辑的还是马尔托夫、拉林、列维茨基先生之流)在1910年3月30日颇有同感地援引了波特列索夫先生上面一段话,并以编辑部的名义写道:“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1910年《复兴》杂志第5期第51页)
  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和其他派别把这些话看作是取消派同旧的、原来的政治集体的决裂呢?无疑是有的。证据是:(1)伊兹哥耶夫先生在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114]第8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路标派分子》。伊兹哥耶夫先生总是用彻底的“路标派的”观点来评价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的事件。伊兹哥耶夫先生写道:“回答〈波特列索夫先生对工人运动问题的回答〉同遭他痛骂的《路标》文集上所写的以及《俄国思想》杂志的政论家所说的完全一致。”(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第67页)(2)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1910年5月谈到波特列索夫先生的上述言论时写道:“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看来,那个认为我们党不存在的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现在,我们党的全体成员应该说,波特列索夫先生不是他们的同志,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不会因为我早就不认为他是同志而再责怪我了。”
  事实俱在。任何诡辩和遁词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取消派早在1910年就同原来的政治集体决裂了。没有一个研究俄国政治生活历史的人能够回避这个事实,除非他想违背真理。而在1911年,列维茨基、马尔托夫、唐恩、拉林、查茨基之流先生们不止一次地重复完全是“波特列索夫式的”内容的声明。我们只要提一下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1911年第6期第15页)上怎样教导工人就够了:他说,“在每个城市,凑成……几百人的小组”并不困难,但这是一种“弄虚作假的”手法!
  我们深信,从这里,从两年多的经验中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取消派实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缔结任何协定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缔结协定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里说的是被取消派轻蔑地称为“等级制度”的东西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现代事业报》——同一个派别的同一批取消派的机关报——的任何谩骂,都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取消派置身于……外——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个事实意味着分裂。不,所谓分裂是指一个政治集体分成了两个。而现在,1912年3月,用最好的天文望远镜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纽约或随便什么地方观察我国政治生活的人,都只能看到一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而取消派的谩骂只会使这个集体在工人中间壮大起来。
  取消派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确实取消了自己同旧的东西的关系,但又没有把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什么时候他们建立起来,那时我们再看看,并且为了履行政治评论家的职责,我们定会把情况告诉给读者。而现在,事实终究是事实:没有第二个完整的政治集体,也就是说,没有分裂。
  取消派早就答应建立一个“公开的”政治协会。但是,诺言不是事实。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的最亲密的同道者列维茨基先生“本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1911)的社论中,曾遗憾地写道:“我们没有看到过一次多少象样的组织合法政治〈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用的〉协会的尝试。”列维茨基先生在这里既责怪了“群众”,又责怪了“领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责怪谁,而是肯定事实。如果列维茨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创立起合法的政治协会,如果这个协会事实上实施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不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那时……那时我们再看看。不过你们要快一点,先生们,到进行选举,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用赫拉克勒斯之力[115]才能把几年忽略了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补上(或者把以前做的完全改成相反的方向)。
  取消派自己把自己的头砍掉了。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观察俄国政治生活的人在我们所谈到的范围内只能找到一个政治集体。在这个集体的周围,是一些个别的人和一些没有组织起来的、甚至对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都没有完整答案的集团。换句话说,周围处于涣散状态。同一切涣散状态一样,这里也有人摇摆,也有人希望(唉,这是枉然的!)促使取消派同取消主义真正决裂。但是,在选举前的短短半年中间,只有毫无希望的政治家才试图靠希望过活。
  就拿选举运动的口号、策略、缔结协定等问题来说,在这方面,只有一个正式确定的、清楚的、精确的、完全的、目前为俄国各地所有工人领导者所熟悉的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再说一遍,取消派先生们: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附言:托洛茨基大概也把自己归入“希望”纠正取消派的这类人之中,他在《现代事业报》上通俗地转述了1908年12月关于六三制度的实质的决定的开头部分。如果托洛茨基能够说服比如拉林和马尔托夫,使他们能对我国目前的“立宪”实质问题的一个明确的、精确的、清楚的答案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就太高兴了。人们只是高喊“联合”的好处和“小组习气”的害处,可是竟不能在我们整个工作的原则问题以及实践问题上拿出哪怕是“自己的”小组的统一意见!然而话是可以随便说的。托洛茨基写道:“社会民主党不仅会把自己的伟大任务用公式的形式写在脑壳里面……”托洛茨基写得多漂亮,他并不比波特列索夫和涅韦多姆斯基逊色!


载于1912年2—3月《启蒙》杂志第3—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61—166页



  注释:

  [112]《土地呼声报》(《Голос Земли》)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于1912年1月10日(23日)—3月10日(23日)在彼得堡出版。
  《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
  《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ъ》)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1份;1917年起出上午版和晚上版。该报的编辑是A.尼古拉耶夫和F.塔尔诺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维克,其中有亚·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171。
  [113]《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伊·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173。
  [114]《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ъ》)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174。
  [115]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主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私生子,因婴儿时吸过宙斯的妻子天后赫拉的几口神奶,后来变得力大无比。——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