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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 （1912年4—6月） 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161]工业经济处作了一次关于“俄国工商业阶级的社会组织”的调查——说得更确切一些，即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在古什卡先生的《俄国工商业阶级的代表组织》一书（1912年圣彼得堡版）中已有说明。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以及作者所作的相当肯定的结论，都值得特别注意。 一技术协会的调查其实是在资本家的“代表”组织中进行的，这种“代表”组织约占全部资本家组织的80％。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约占15％；雇主联合会约占5％；其余部分为交易所委员会[162]及代表大会委员会等等。后面这些组织最喜欢把自己叫作“代表”组织。它们的任务是对政权机关施加影响。 根据古什卡先生的意见，雇主联合会是同雇佣工人进行“直接的”阶级斗争，而代表组织则是进行“间接的”阶级斗争，即“通过对国家政权和社会舆论施加压力的办法同其他阶级进行斗争”。 这种用语当然是不正确的。它使我们立即看到古什卡先生同“教授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多数代表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缺点。表面看来，仿佛阶级斗争的概念被接受了，仿佛这一概念已被作为调查研究的基础。而实际上，这一概念被缩小了，被歪曲了。的确，古什卡先生所得的结论就是：资本家同雇佣工人在现存政治制度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是“直接的”阶级斗争，而为政治制度本身所进行的斗争却是“间接的”阶级斗争！那么，为夺取“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斗争应该属于哪一类呢？ 然而，关于古什卡先生“世界观”方面的这一基本谬误，我们只有找到适当机会时再谈。他的这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理论，而在于汇总了事实。这种包括了最主要类型的组织的材料，无论如何都是很有意思的。 1910年俄国大资本的“代表”组织的总数为143个。其中71个是交易所协会和它们的委员会。其次是14个工商业委员会，3个商会，51个“联合性”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委员会、咨询办事处等等）及4个不固定性组织。对调查作了答复的组织共计62个，即不到一半。在51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联合性”组织中，对调查作了答复的有22个。 关于这些组织产生的时间的材料是能说明问题的。在对调查作了答复的32个交易所委员会中，在1800到1900年的100年间产生的有9个；在1901—1904年的4年间产生的有5个；在1905—1906年的两个革命年头内产生的有9个；从1907年到1910年产生的有9个。 古什卡先生写道：“这里十分明显地表明，暴风雨般的1905年的社会运动，推动了资本代表自我组织的进程。” 在22个联合性组织中，1870到1900年间产生的只有7个；1901到1904年间产生的有2个；在1905—1906年革命的两年内产生的有8个；1907到1910年产生的有5个。所有这些由整个工业代表即采矿工业家、石油工业家等等组成的“代表大会委员会”，主要是革命时期和反革命时期的产物。 按照工业部门划分，这些组织各有如下特点。在交易所委员会这一类中，混合部门占优势；这些委员会通常把当地工商业的一切部门都联合起来。在工商业委员会这一类中，纺织业占第一位。在最主要的一类中，即联合性组织中，差不多有一半不是属于商业，而是属于工业，即属于采矿业和冶金业。 有以“高雅的文笔”来叙述自己所研究对象的小小癖好的古什卡先生写道：“这类部门（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恰恰构成了俄国现代工业‘近卫军’组织的经济基础。” 只有一部分组织能够确定该组织中整个工商业部门的周转额或生产额。总计为157000万卢布，其中属于组织成员的为131900万卢布。也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占84％。3134个组织成员的周转额为112100万卢布，每个组织成员平均为358000卢布。685个组织成员拥有的工人人数约为219000名（作者在第111页中错误地计算为319000名），即平均每个组织成员拥有工人300名以上。 显然，这里讲的正是大资本的组织，更确切些说，甚至是最大资本的组织。古什卡先生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点，例如，他指出：交易所委员会以及工商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大的和最大的工业家和商人；工商业代表大会的组织，也是由“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组成的。 因此，作者在该书书名上标明“俄国工商业阶级”的组织是毫无道理的。这是不对的。这又是把阶级概念缩小了。事实上，古什卡先生这里所谈的是阶层，而不是阶级。诚然，最大资本家阶层当然在经济上统治着所有其余的阶层，必然用自己的周转规模来压倒这些阶层；这一切都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毕竟是阶层，而不是阶级。例如，这个阶层的代表组织的政治作用同这个阶层的政治统治之间就有很长的距离，这个阶层的政治统治同工商业阶级的政治统治之间又有很长的距离。 因此，应当指出古什卡先生的下述论断。他写道：“在俄国我们在确定什么是大企业或小企业时习惯于使用很大的尺度，因为大家知道，我国资本非常集中，甚至超过德国资本的集中……” 同德国比较是不对的。例如，在我国乌拉尔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中，没有小企业或者很少有小企业，这是由于完全特殊的原因，——由于工业没有充分自由，由于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而我国官方（或者民粹派，反正都是一样）对工厂工业和“手工”工业的划分，难道不是使我国的工业统计完全无法同德国的工业统计相比较吗？难道这样的划分没有把大量农民小企业的“非常”分散的真相掩盖起来，而使这位说俄国资本“非常集中”的观察家总是上当吗？ 二指出关于最大资本代表组织活动的某些调查材料是很有意思的。例如，作者把有关这些组织的预算材料作了综合。22个联合性组织的预算收入为395万卢布，而所有组织的收入，总计为725万卢布。古什卡先生写道：“如果把未经调查的其他组织的财务报告也包括进去的话，我国56个组织的这个725万的年度预算，大概会增加到1．5—2倍。” 然而，这一预算的一大半，即450万卢布是用在经济和慈善事业方面的。56个组织在纯粹代表职能方面花费了270万卢布。“绝大多数答复或财务报告都把雇用职员的费用列为代表机构开支项目中的第一项，其次是房租。其中有64．4％的组织把最大部分开支用作雇用职员的费用，有26．7％的组织把最大部分开支用作房租。” 被调查的资本家同盟共有131900万卢布的周转额，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数字说明这方面的支出为数甚微，因此古什卡先生的言过其实的结论——支出预算是“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代表组织的财政实力的标志〈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又一次向我们表明这位作者过分爱说“大话”。 作者在自己这本书的第9章里专门介绍了“第三种分子”，即为资本家同盟服务的知识分子。结果是，在29个交易所委员会中，第三种分子的代表，即在这些委员会中供职的职员，有77人；其次，在22个联合性组织中这样的职员有180人。大多数材料说，每个组织有2—4个第三种分子的代表。由于资本家同盟往往过分缩小这类数目字，作者认为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代表组织中服务并担任要职的知识分子大军〈！！〉为数不下千人”，他们是秘书、会计、统计人员、法律顾问等等。 古什卡先生所说的“大军”，是不需要很多人的。 资本家同盟的出版业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到说明。对于调查的答复，除所填的表格以外，还有228册根本不曾出售的图书——代表大会汇编、总结报告、条例、报告书等。 有9个组织出版定期刊物：《采矿工厂事业》杂志、《石油事业》杂志、《工商业》杂志、《俄国酿酒厂主协会消息通报》杂志[163]等等。根据作者统计，已出版各期刊物的总数为2624“册”，再加上452册《汇编》、年度总结报告等等以及333册不定期出版物，共计3409“册”，古什卡先生认为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各种出版物总数大概为4000—5000册。 古什卡先生赞叹说：“在这些书刊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埋藏着全部宝藏，埋藏着研究俄国大资产阶级解剖学和生理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不研究这一有价值的材料，就不可能对俄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些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特别是对1905年前后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古什卡先生经常对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和作用问题发表类似的谬论。由于这一问题特别重要，由于这位过分夸大事实因而才赶忙发誓说“毫不夸大”的作者把这个问题肆意歪曲，所以对他这些谬论就需要单独加以考查。 三古什卡先生写道：“被调查的组织既然是代表性组织，即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的组织，它们的活动的重心，自然就在于表述这个阶级的代表在涉及它的利益的各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并利用各种方法来维护这种立场。” 毫无疑义，“重心”正是在这里。在调查表中非常注意资本家组织讨论了哪些问题和提出了哪些申请。作者综合了已有的资料，列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一般性质的问题”的长长的单子。几类最重要的问题如下：（一）工人保险、节日休假等等；（二）所得税、营业税等等；（三）关税政策；（四）交通；（五）股份公司、信贷等等；（六）驻外领事馆、统计工作、矿业管理局的组织；（七）商人参加地方自治机关、参加国务会议、参加政府立法草案的预先审议等等。 古什卡先生关于这点作出的结论是：“从上述列举的各类问题和申请中可以看出，我国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至少是很广泛的……”读了这样的结论，你会不由得停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偶然漏掉了一个“不”字，因为很明显，作者列举的活动范围是很不广泛的。然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失言，而在于作者的根本“思路”。他认为“很难举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哪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不包括在资本代表组织的活动范围内的”。 这种论断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古什卡先生十分认真地说出这种令人愤慨的谎话，并用几十种不同的调子加以重复！ “很难举出……”可是，选举法呢？土地问题呢？难道这都不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吗？ 古什卡先生是以商人立场的一孔之见来观察“社会政治生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的武断的叙述决不能证明他的见解广阔，而恰恰证明他的见解狭隘。商人提出的问题一般都很狭隘，因为这些问题只涉及到商人。资本家还没有达到过问一般政治问题的程度。“容许工商业代表”参加这些或那些地方机关或中央机关，——这就是他们所提出的申请的“勇敢”限度。至于这些机关一般应当怎样组成，他们是不善于思考的。他们承认那些按别人指使组成的机关并乞求在里面占一席之地。他们奴颜婢膝地站在不是由本阶级建立的国家基地上，并在这一基地上“为”自己等级的、自己集团的、自己阶层的利益提出“申请”，甚至在这方面也没有达到广泛理解整个阶级利益的地步。 恣意歪曲事情真相的古什卡先生，最后竟然唱起了颂歌。他写道：“坚决而顽强地对政权机关施加压力”，“我们的组织”“本身非常清楚地〈！！〉了解这点……”“大资本的组织已变成真正的预备杜马，它对立法的影响实际上恐怕比国家杜马的影响还大，况且”——作者故意俏皮地说——“第87条[164]不适用于资本家的议会，资本组织从来还没有被有意地解散过三天……” 这种俏皮话极其明显地证明工业巨头先生们及其吹捧者古什卡的极端的狭隘和自负。一件小事情，一件很小的事情被忽略了：杜马作为全国性的机关，提出有关整个国家管理问题以及有关一切阶级的问题，可是商业大王的组织却认为仅仅提出商人问题，仅仅提出商人的权利问题才算是勇敢。 古什卡先生竟然引录了乌法省交易所委员会1905—1906年的总结报告中的话：“政府本身在根本改革交易所机构的同时就选定了……得力的助手”，并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把它用黑体标出来，还说这是“同政府的生动的积极的合作”。 读了这些东西，你会不禁想起德语中的一个词：Lobhudelei——阿谀地奉承或奉承地阿谀。在1905—1906年，作者竟然洋洋得意地大谈起“交易所机构的根本改革”来了！可是要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奴仆观点，老爷只是让奴仆去同厨师“商量”准备午餐之类的事情，并且只在这时才把他们称为“得力的助手”。 古什卡先生的观点究竟同这种观点接近到什么程度，从该书第15章关于各资本组织申请的结果那一节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节的标题是《失败的阵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能否认，有这样几个方面，资本代表的申请和要求在那里的确遭到了政府方面的反对。”依次举例如下：（1）官方的森林方面；官方自己即木材商；（2）铁路运价方面；官方自己即企业主；（3）关于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权问题；（4）关于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代表权问题。关于最后两点，作者说：“在这两种场合，官僚机构同另一个统治阶级即领地占有者阶级亲密无间的关系当然发生了作用。” 洋洋得意的古什卡先生继续说：“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问题放在一边，那就不得不说，在其余一切方面……我们的调查材料所描述的工商业阶级的阵地都是胜利的阵地……” 您看，这真是妙论！失败的阵地是森林、铁路、地方自治机关和议会。“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问题放在一边”，那就都是胜利的阵地！ 在自己这本书的“结束语”中，古什卡先生在拼命反对关于工商业阶级低下无权的“传统偏见”时，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阿谀奉承的地步： “工商业资产阶级并不是作为低下无权的阶级来参加俄国的国宴的，它是以一位受人欢迎的的贵宾和合作者，以国家政权的‘得力的助手’的资格出现的，无论是根据已有的习惯，还是根据法律，根据成文法，它都占据显著地位，而且也不是从昨天起才这样的。”
这完全可以作为某某克列斯托夫尼科夫、阿夫达科夫、季津高津之流在款待大臣的宴席上用的一篇正式讲话。正是这样的讲话，正是用这种语言起草的讲话，所有俄国人都很熟悉。不过请问一下，这个妄图对重要的调查作“科学的”探讨，然而却把奴颜婢膝的商人们的席间致词当作“调查结论”写入著作的人，怎么能称作学者呢？ 古什卡先生继续说：“我们从旧时代承袭了一种象偏见那样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俄国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受奴役的地位。我们的全部调查材料在这一传统概念上打开了一个重大缺口。”
卖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古什卡先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无限庸俗化，才会认为关于资本家组织的调查能够提供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专制制度和地主奴役的问题的材料。能够给这一问题提供实际答案的材料，作者几乎不曾涉及到，由于局限在这次调查的范围内，也就不可能涉及到。这次调查由于只涉及到我国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方面，反而证实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奴役的地位。调查表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在前进，资产阶级某些私人的权利在扩大，它的组织正在成长为阶级，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在增强。然而，正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两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权保持在专制政府和地主手中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加强的矛盾，才变得更加深刻起来。 古什卡先生虽然在卖弄马克思主义术语，事实上却赞同庸俗的社会自由主义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粉饰这种自由主义，是俄国的一个特点，或者可以说，是俄国的一种痼疾。古什卡先生由于抱着自由主义观点来谈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问题，甚至不能大致地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范围和全部意义。 俄国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在1905年后起了重大变化。这是向资产阶级方面发展的变化。第三届杜马、“路标派”自由主义、一系列其他特征，都证明我国旧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然而，即使在这一新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政权却仍然是旧的，而政治矛盾的总数却因此增加了。古什卡先生碰到了这个重大问题，也就暴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完全无知。 四在研究十分专门的调查材料时，古什卡先生还涉及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特别谈一谈。这就是关于“1905年的作用”问题，古什卡先生书中第13章有一节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调查表的第41个问题，即关于最近每5年中各组织的执行机关举行会议的次数问题，是为了弄清各组织在1905年加强活动的程度。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按照古什卡先生的说法，“在我们的组织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即没有发现活动显著加强。 古什卡先生指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究竟他是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呢？ 他推断：由于罢工斗争的加强，“雇主”联合会在1905年势必要加强自己的活动。 古什卡先生继续说：“而纯粹代表性的组织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却处于相反的状况：它们的主要订约人——政府当局——正是在1905年这一年中处于最缺乏自信又最不能取得别人信任的守势。在那‘上司已下台’的‘疯狂的’一年中，所有的人，包括工业家在内，都觉得（特别是在年底）旧的‘上司’再不会回来了。 所以，资本的代表组织，当时就没有理由加强自己在政权机关面前的代表作用的积极性。” 这种解释是完全要不得的。如果“上司”真的“下台了”，那么，旧的政治上司的下台必然会加强新的经济上司的积极性，把它变成新的政治上司。如果政权主要是处于守势，那么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这是古什卡先生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评语）怎能不加强自己的活动来守住这个政权和自己本身呢？我们的作者完全没有考虑一下他所说的话，只是把最流行的、最习惯用的说法拼凑起来。他也许感到，这里谈的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回答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这个更一般的问题有决定意义或者有密切关系，——可是他好象害怕认真接触这个重要问题，好象是在逃避这个重要问题。 请考虑一下作者下面一段同样是关于1905年作用的议论： “……资本组织并不觉得需要经常聚在一起阐述它们对当时激荡全国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因为它们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到了后面，宁愿暂时观望等待，直到周围沸腾的斗争有个水落石出；最后，当‘上司’明确地表现了重新‘登台’的愿望的时候，工商业阶级的组织才开始逐渐地恢复了自己的代表活动的通常形式和紧张程度。”
“资本组织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到了后面……”好极了！不过古什卡先生又没有思考一下他所讲的东西。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是反对谁的呢？是反对旧政权的。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怎么会被抛到了后面呢？他如果真正是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他的不依赖旧的政权组织的经济力量愈是强大，他就愈是应该努力站在前面。旧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怎么会陷于“宁愿观望等待”的状况呢？ 古什卡先生本打算反对关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处在受奴役地位的理论，但是从一开头他就把自己弄糊涂了！他所要推翻的那种“理论”，反而被1905年事态的发展证实了。 无论是大的工商业资本，还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905年不仅是“观望等待”，而且采取了极其明确的反革命立场。事实证明了这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毫无疑问，同专制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力量相比较，最大的资本在某种强度上是“被抛到了后面”。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运动浪潮”的最大高涨把资产阶级抛到最后面，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是能够发生的，因为只有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完全曲解了，才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好象资产阶级一旦退出，资产阶级革命就削弱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动摇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地主和专制政府的奴役，可是另一方面，它在工人运动加强时却采取反革命的立场，这就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向“后面”退却。它既反对旧制度，又拥护旧制度。它愿意帮助旧制度反对工人，然而在没有任何地主和旧政治制度的任何残余的情况下，它又完全能够“自行安排”，甚至能够加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人民运动巨大浪潮”的最大高涨以及旧政权的极度削弱，能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加紧向“后面”退却。这正是那个在新制度同旧制度的斗争中，在民主制度同中世纪制度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中立的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一方面感到自己同旧制度在一起比较习惯，比较安稳，比较方便，另方面在新的制度完全胜利的时候它也能取得统治地位。 五谈到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的调查，便不能不谈到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2期合刊和第3期上发表的阿·叶尔曼斯基先生的文章。叶尔曼斯基先生非常详细地转述了古什卡先生的著作，然而，从来没有附带说明自己不同意他的意见！这样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能赞同工商业巨头颂扬者的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 叶尔曼斯基先生在奉行用马克思主义色彩稍加粉饰的布伦坦诺和桑巴特式的社会自由主义方面，甚至比古什卡先生走得更远。 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代表性的组织，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部分地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组织。调查材料表明这些组织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几乎是无边无际的。我们这些组织的活动，正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交易所委员会正确指出的那样，几乎涉及到具有全国意义的一切任务。”这就是叶尔曼斯基先生在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上发表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彻头彻尾的、令人气愤的捏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在这里被偷换成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这里所宣称的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恰恰缺乏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国家政权的机构以及“全国性”管理、全国性政策等的所有方面。 请看一下，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狂热使他达到了怎样荒谬绝伦的地步。在反驳“俄国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他想说的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不够发达的等等的看法时，他在寻找能够表达“俄国大资产阶级实际状况”的“现代公式”。 结果怎样呢？叶尔曼斯基先生拿来当作这种公式的是阿夫达科夫在矿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争论（请听吧！）关于过渡到有一个被选任的主席的矿业主代表大会的新组织时所讲的话。阿夫达科夫说：实际情况（俄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方面都没有限制我们”。 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这就是最适合于当前时代的公式。” 那是当然啦！在矿业主代表大会组织中愚蠢而驯服地忍受地主的国家特权压迫的商人没有受到限制！叶尔曼斯基先生不去讥笑那位言词夸张的基特·基特奇·阿夫达科夫，却拼命要人相信阿夫达科夫不是基特·基特奇[165]，是他提出了表达“俄国大资产阶级实际状况”的“现代公式”！基特·基特奇·阿夫达科夫却完全象一个吃得肥胖的奴仆，他根本不敢想代替老爷成为真正的主人，他由于老爷容许他在下房里同侍女、厨师等商量事情而受宠若惊。 从叶尔曼斯基先生文章中摘录的下面一段冗长议论表明，他恰恰不想理解奴仆地位和老爷地位之间的这一区别： 他写道：“在这里作一番比较并不是多余的：大家都记得，人们曾经多么坚决地、可以说全民一致地把地方自治人士‘参加国内管理事务’的愿望称作‘荒谬的幻想’；另一方面，彼得堡交易所委员会还在立宪以前宣称‘尽可能广泛地扩大交易所协会〈请注意这点！〉参加管理事务的权利’的必要性的同时，就曾有充分根据地补充说：‘交易所协会的这种权利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交易所协会已经部分地在行使这种权利了。’对其他人是‘荒谬的幻想’的东西，对大资本的代表来说并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是实际的立宪的一个因素。” 对不上“号”，叶尔曼斯基先生！你的“比较”暴露出你不能或者不愿把两种愿望，即地主阶级自己要成为真正老爷的愿望和发了财的管家费吉卡或万卡同老爷的其他仆人商量事情的愿望区别开来。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 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结论在精神上和拉林的完全一样，这是十分自然的。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大资本的代表“在俄国早已占据了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的地位”。 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里他既忘记了专制制度，也忘记了政权和收入仍旧是在土地占有者和农奴主手里。叶尔曼斯基先生毫无根据地以为：“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专制制度“才不再是独特的农奴制度。”同尼古拉一世时代相比较，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已经没有这种“独特性”了。然而，把失掉独特的农奴制性质而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前进的农奴制度同“大资本代表的完全统治”混为一谈，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六《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照例给叶尔曼斯基先生的文章加了一个“附带说明”，说什么，作者“过低估计了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它〈大资产阶级〉的意义”。 这种加附带说明的做法，在取消派那里是屡见不鲜的。叶尔曼斯基在好多篇文章里极其详尽地以自由主义精神来发挥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家杂志的宣传是自由主义的宣传……只是在两行注释之中伏了一笔对马克思主义“美好日子的回忆”！《我们的曙光》杂志用暗中替换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精神影响读者，而它的编辑部却用附带说明“为自己打掩护”，这种做法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的做法完全一样。 问题决不仅仅在于叶尔曼斯基先生“过低估计了”问题的某一方面，而在于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问题在于他对专制制度的社会结构的估计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早已指出，并且还要不倦地指出，对于“1908年的答复”（或1912年的）等等无论怎样讥笑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只要是一篇比较象样的政论，那就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叶尔曼斯基和拉林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之间的分歧，是直言不讳的、别具一格的诚实的取消派同有外交手腕的取消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 拉林写道：我们的政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工人应当组织起来，不是等待革命（也不是“为了革命”，——他补充说），而是为了参加国家的立宪革新。叶尔曼斯基从另一方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实质上是重复了拉林的第一个前提，并且暗示了他的结论，只是没有直说罢了。 马尔托夫“修正”拉林的话，正象《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修正叶尔曼斯基的话一样：说政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工人只要抓住立宪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矛盾“就够了”。 可见在结论上，马尔托夫（以及《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同拉林—叶尔曼斯基之间的意见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们对工人政策都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 我们却依旧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不正确的。问题不在于叶尔曼斯基“过低估计”或马尔托夫“过高估计”古契柯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左倾”。问题也不在于叶尔曼斯基“过低估计”或马尔托夫“过高估计”“直接参加政权对于资产阶级的意义”。问题在于，他们两人不仅“过低估计”，而且简直不理解“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工人阶级以及对于摆脱了目前的自由主义动摇而跟着工人阶级走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义！他们两人所考虑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忘记了另一个政权。 他们两人只看着上层而看不见下层。但是，如果10个里亚布申斯基和100个米留可夫都在唠唠叨叨，自由主义地发泄不满，这就是说，千百万小资产者和一切“小人物”都感到自己是忍无可忍了。这千百万人也是“政权”的可能来源。只有这样的民主分子团结起来既反对右派，也不受自由主义动摇的影响，才能“解决”历史在20世纪初期向俄国提出的问题。
注释： [161]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俄国技术协会）是以在俄国发展技术和工业为宗旨的科学团体，1866年在彼得堡成立。该协会共有15个部，在全国各地设有数十个分会。协会活动包括出版刊物、举办学校、资助实验、举行普及科技知识的讲座及展览会等。1917年十月革命后，协会改组了自己的活动，于1923年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关于工业基本需要》的纲领。参加协会的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和前企业主。1929年协会被查封。——294。 [162]交易所委员会是附属于交易所的常设机构，由大商人、工厂主、银行家选举产生，因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组织”的形式之一。俄国第一个交易所委员会于1816年成立于彼得堡，以后各城镇陆续成立，到1917年全国共有101个交易所委员会。交易所委员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讨论经济问题。1905年交易所委员会被许可派工商界代表参加国务会议。1917年十月革命后，交易所委员会停止活动。——294。 [163]《采矿工厂事业》杂志（《Горнозаводское Дело》）是俄国南方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刊物，于1910—1918年在哈尔科夫出版。 《石油事业》杂志（《Нефтяное Дело》）是石油工业家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刊物，于1899—1920年在巴库出版。 《工商业》杂志（《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是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刊物，于190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俄国酿酒业主协会通报》杂志（《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шества Винокуренных Заводчиков》）是俄国酿酒业主协会理事会的刊物，于1908—1915年在彼得堡出版。——299。 [164]指沙皇俄国《国家根本法》第87条。该条规定，在立法机关停止活动期间，如遇非常情况，政府可不经立法机关迳行颁布法律。1911年3月，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主席被·阿·斯托雷平曾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暂时解散3天，以便援用该条来颁布被国务会议否决了的在西部各省推行地方自治条例的法令。——301。 [165]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野蛮愚钝而刚愎自用的人物形象。——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