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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移民问题 （1912年6月3日〔16日〕） 大家知道，政府和各反革命政党对于迁移农民曾经寄予很大希望。按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想法，迁移农民即使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至少也能使土地问题大大缓和一下，而不致造成危害。这就是为什么正是在欧俄农民运动即将开始和发展的情况下移民事业受到大肆鼓吹和百般鼓励的原因。 库尔斯克的死硬派马尔柯夫第二这样一些露骨的反动派嘴上所说的，正是政府的代表和象十月党人这样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脑子里所想的。这位代表在杜马讨论移民问题时，公开地、非常直率地说：“是的，政府应该用移民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常会） 毫无疑问，如果正确地组织移民工作，那是会对俄国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作用的。当然，不应该过高估计这个作用，即使现在，当农民处境不堪忍受，以致俄国庄稼汉不仅下决心逃往西伯利亚，而且逃到天涯海角的时候，即使现在，当正在竭力鼓励少地和无地农民移居和迁出，免得他们对地主的大地产眼红的时候，当11月9日法令特别有助于移民处理他们在故乡的剩余财物的时候，也不应该过高估计这个作用；对于这一点，甚至现在那些以人口自然增长作辩护的辩护士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只有在迁出者的百分比最高的几个省份（俄国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黑土地带），移民人数才等于人口自然增长数，或者稍微超过一些。 但是，在西伯利亚还有大量可供移民用的空地。不过，由于调查工作做得太少，即使大致准确地确定这种空地有多少也是不可能的。早在1896年，库洛姆津曾把待垦土地的数量确定为13万人的份额。从那时起，已经分配出去10倍于这个数额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还没有分配完。相反，根据移民管理署的统计，到1900年，可供移民用的土地数量就有300万人的份额，可供600万移民使用。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大小悬殊，上下的幅度也很大。 无论怎样，即使考虑到官僚主义总要好心夸大而把以上数字打一定的折扣，西伯利亚无疑还是有可以开垦的土地的，因此，只要把移民工作合理地加以组织，向那里移民，无论对西伯利亚还是对全俄国来说，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就连这个必要的条件现政府也不能实现。现在的移民事务办理情况再一次表明和证明，我国的“旧制度”绝对不能满足居民最起码的经济要求；移民工作的安排不当再一次证明，现在当权的老爷们没有能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一点好事。 社会民主党代表每年在讨论移民管理署预算时所作的发言，也都是为了使人弄清移民政策的方针、性质和执行情况。 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决定其他一切问题的基本问题，因为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整个性质是由这一政策的目的决定的。 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第二次常会上发言的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是这样说明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说：“移民政策是政府整个土地政策的一个环节。过去地主需要贫弱的农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政府曾经极力阻止移民，把多余的人口留在当地。但这还不算；政府还加紧反对擅自迁移，竭力关紧这一安全阀；但是当时人口的自然增长在继续进行，时代已经改变了！无产阶级和饥饿农民以及由于饥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威胁象乌云般地涌来。政府和地主赶忙抓住移民问题，把它和11月9日法令共同作为自己土地政策的基础，但是在执行11月9日法令时所注意的是殷实的农民，是要剥夺贫弱农民的土地并把它交给殷实的农民，而抓移民问题时则是尽量把贫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尽管最近移民的平均富裕程度有提高的趋势，但是，主要群众——用斯托雷平的术语来说——仍旧是贫弱农民。土地规划委员会也参与了或者说是被吸引来参加了这种加紧排挤的活动。 土地规划委员会负责分给移民土地，并进行登记，从而结束从前的土地混乱现象。可见，先生们，11月9日的法令、加紧鼓吹移民、加紧把贫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以及成立土地规划委员会，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政策的两个紧密相联的方面。不难看出，11月9日法令的实施，可以使殷实的农民靠牺牲贫弱农民而定居在份地上，从而可以把这些贫弱的，这些在垦殖开发方面不太适宜的人赶到人生地疏的边疆地区。无论在村社方面还是在移民方面，政府的移民政策都只是根据一小撮农奴主－地主的利益以至一切压迫工人群众和劳动农民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政府根本不了解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次常会，第七十七次会议） 齐赫泽代表在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会上的发言中最充分地揭露了事情的这个方面，他详细地描述了移民政策在高加索执行的情况。 这位社会民主党发言人首先用事实和数字证明，官方关于高加索的空闲土地的所有报道，都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符。我们要特别着重指出，齐赫泽代表为了避免被别人指责他偏袒和歪曲，在发言中总是利用官方材料和政府官员的报告。根据前国家产业部大臣早在80年代搜集的材料，“仅仅在高加索官地上定居的国家农民中间，在外高加索4个省里，完全没有土地的计22000人，每人有份地不足1俄亩的计66000人，有份地1—2俄亩的计254000人，有份地2—4俄亩的计5013人，——份地少于在高加索定居的移民的份地最低定额的共约100万人。在库塔伊西省29977户中，无地和份地不足1俄亩的计2541户，有份地1—2俄亩的计4227户，有2—3俄亩的计4016户，有3—5俄亩的计5321户。根据最近的材料，外高加索4个省完全没有官地或官地很少的村落约占46％，而库塔伊西省无地农户约占33％。从巴库农业生产需要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这些官地很少的村落中还有一些无地的农民，他们迁移到拥有大量份地的农民近旁去住，因而多年来一直处于这种依附地位。而参议员库兹明斯基在其奏章中说：‘可以看出，有时移民完全是由那些放弃农业和把以垦殖开发的名义获得的土地租给同村人或邻村土著农民的人组成的。’可见，早在25年以前，外高加索就有数十万本应比其他各类农民得到更多保证的国家农民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作雇农了。早在25年以前，当地农民就不得不租佃交给移民的土地。” 根据这些材料就可以判断对高加索国家农民的土地保证情况。 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至于所谓暂时义务农，根据开列出的文件可以看出，梯弗利斯省完全没有土地的就有1444户，甚至连宅旁地都没有的就有386户。这占梯弗利斯省地主农民总数的13％。库塔伊西省在改革时无地农民还更多。即使按梯弗利斯省农奴总数的比例来计算，在库塔伊西省也有5590户农奴或25000个农奴在高加索农民解放时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得到。”报告的作者继而谈到义务关系的解除时说：“改革后经过了20年，到1895年，伊丽莎白波尔省的无地农民有5308户或25000个男女。巴库省的无地农民有3906户或11709个男女。以下材料是关于那些没有赎买自己的份地但也多少有点田地的暂时义务农拥有土地的情况。梯弗利斯省每人平均为0．9俄亩，库塔伊西省为0．6俄亩。梯弗利斯省赎回份地的农民每人平均为1．7俄亩，库塔伊西省为0．7俄亩。这就是那些多少有点田地的农民在土地方面所得到的保障。库塔伊西省农业生产需要委员会的报告对高加索农民经济状况作了总的描绘。根据从各种官方调查中得来的材料，库塔伊西省极端贫困的农民人数达70％。此外，这里也提到，库塔伊西省有25％的贵族也很穷。” 报告中继续谈道：“这些土地占有者只有在找到外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把钱用在改善经营上，用在购买农具和肥料上。大量的需求不能不影响到租佃份地的代价，在实行对分制的情况下地租往往达到总收入的60％，而在必须交纳土地的一定数量产品的情况下，歉收年份地租往往超过总收入。采用货币地租的很少，租金每俄亩每年达30卢布。这是库塔伊西省的情况。下面是关于伊丽莎白波尔省4个县的农民拥有土地情况的一些材料。根据有关一切靠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的资料，我们看到，在伊丽莎白波尔省的4个县，即吉布拉伊尔县、赞格祖尔县、舒申斯克县和杰万希尔县，平均每人有地0．6俄亩。根据参议员库兹明斯基的统计，巴库省连科兰县在地主土地上落户的移民每个男人平均有份地0．5俄亩。在库巴县为0．9俄亩。”这位发言人最后说：“先生们，这就是外高加索农民拥有土地的情况。” 既然在缺少土地方面高加索农民的状况与俄罗斯农民的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那么试问，高加索还能有什么待垦土地呢，为什么不是适当分散当地的农民反而还要向那里迁入移民呢？ 移民用的土地是靠疯狂地侵犯土著居民的土地权而得来的，从俄罗斯向外移民则完全为了贯彻“边疆地区俄罗斯化”这一民族主义原则。 齐赫泽代表引用了许多仍然是来自官方的材料，说明为了准备待垦土地，怎样把整村整村的土著居民从他们的故土上赶走，为了证明剥夺山民土地是正确的，怎样策划了一系列的诉讼（见贵族代表策列铁里公爵向内务大臣作的关于库塔伊西县基克纳韦列季山村情况的报告），等等。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个别的、例外的事实，而是正如参议员库兹明斯基所确认的那样，是“典型的事件”。 结果在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简直形成了敌对的关系。例如，当阿拉尔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被赶走，象参议员库兹明斯基所说的那样，“被迁出去而得不到土地保证，只好听天由命”的时候，掠夺他们土地的移民却靠国库的开支武装起来：这些县的地方官奉命“要设法给在穆甘新建村庄的农民（其中包括波克罗夫人）以武器——每100户10支别旦式步枪”。这是说明现行政策的“民族主义方针”的很有意思的例证。 虽然如此，国家杜马中的右派代表们还是洋洋得意地指出，据高加索总督的报告，可以移民的土地有170万俄亩。但是，也正如这个总督所证明的那样，几乎有一半这样的土地已经被移民占去，而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仍如这个总督所确证的那样，是那些人生地疏的农村业主在体力上无法经营的地带。 齐赫泽代表还讲了政府如何安置各地新移民的情况。“根据总督的报告，主要在外高加索东部地区，移民土地上水源不足和难以灌溉，这是使已定居在那里的移民重又迁走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移民从黑海沿岸地区纷纷逃走，因为不但在各个居民点之间，而且在每一块移民土地上，都没有适于车辆通行的道路。关于这点，应该再补充一下：移民所不习惯的恶劣的气候条件，加上高加索许多地区发生危害人畜的疟疾，至少也象没有道路一样，迫使立脚未稳的新移民纷纷逃出边疆地区。在上述原因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移民从伊丽莎白波尔省、巴库省和达吉斯坦州以及从梯弗利斯省和黑海省迁出的现象。” 因此，总督本人是这样评价向高加索移民的结果的。总督说：“至今对高加索居民的土地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已经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为这种态度对于农村居民中出现革命情绪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政府和统治阶级在迁移农民到西伯利亚去这件事情上抱着完全相同的目的；由于追求政治目的，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不考虑移民的利益，也不考虑当地居民的权利。 在迁出地，即在俄罗斯，移民事宜现在由土地规划委员会、地方官和省长掌管。疏散当地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根据大土地占有制的需要把一部分这样的农民留在当地（作为提供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对于土地规划委员会极为重要，同时它们却用大力把贫苦农民“迁出”，以至引起了移民管理署的怨言。有一个移民官抗议说：“土地规划委员会弄来了一批批一贫如洗的人，他们急需路费补助，急需贷款，但不是为了安家，而是为了糊口；即令有个别的移民有一些钱，那也只够路上吃用。” 这些被标榜“寄希望于强者”的土地政策遗弃的“弱者”，挤在毫无设施的运牲畜的车厢里，老人、孩子和孕妇人满为患，一群一群地被运到西伯利亚去。移民们就在这些运牲畜的车厢（上面标上“40个人、8匹马”）里做饭，洗衣服；在这里往往还躺着患传染病的人，移民们总是把他们藏起来，因为害怕他们被撵下车去而掉队。在各车站和终点站，移民下车了，碰得巧，可以在专门设置的帐篷下呆一呆，碰得不巧，就得在露天下受日晒雨淋。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在杜马中说，他本人在斯列坚斯克居民点就看到过一些患伤寒病的人露天躺在雨地上，没有遮盖。就是上面所引的这样一些移民旅行条件，两位大臣（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还认为“并不算坏”。他们禀报说：“移民在旅途上的卫生条件并不算坏，许多人在旅途上甚至非常舒服。”官僚们真是功德无量！ 贫困不堪的移民虽然在“到乐土去”的道路上受尽了千辛万苦，但他们在西伯利亚并没有找到幸福。例如，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就曾经引用官方报告来描述他们在新地方的生活状况。 有一位官员（移民管理署的特派员）写道：“大多数移民区分散在针叶林地带，缺水，缺少耕地，缺少牧场。”另一位官员补充说：“贷款完全失掉了作为安家费用的性质；贷款数目对于真正帮助安家来说本来就太少。现行的贷款发放制度把贷款这件事变成了纯粹的慈善事业，因为两年左右靠150个卢车的贷款安家糊口是不可能的。” 请看，下面就是这些官方报告中对新移民的卫生状况的描写。 一位官员写道［注：《报告》第8页。］：“在伤寒病之后，这里又有坏血病流行；几乎在所有村落和农舍里都有患这种病的或者将要患这种病的人。往往在一间农舍里躺着患这两种病的人。在奥库尔－沙斯克移民区，我曾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的男主人患伤寒病，正处在脱皮期，他那怀孕的妻子因营养不良而极端虚弱，儿子是个12岁左右的孩子，淋巴腺肿大，并且患着坏血病；他的妻妹也患坏血病，不能行走，还要带一个吃奶的孩子；她的10岁的男孩也患坏血病，鼻子流血，双腿发软，只有她丈夫是全家唯一健康的人。 随着坏血病和伤寒而来的是夜盲症。有的村落简直可以说所有移民无一例外地都是瞎子。叶姆纳河沿岸有许多地区完全是稠密的针叶林，这里既没有耕地，也没有割草场，两三年来新移民勉勉强强地耕种自己宅旁的土地，盖起简陋的小茅舍。根本谈不到粮食自给，完全靠借贷度日。借来的钱用完了，粮食奇缺；许多人确实是在挨饿。不仅粮食缺乏，而且饮水也缺乏。” 这样的报告屡见不鲜。不管这些官方报告怎样耸人听闻，显然，还是没有完全说出真相，这样也就粉饰了现实。例如，曾访问过远东的地方自治机关全国性组织的全权代表李沃夫公爵——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见解温和的人——就对阿穆尔河沿岸边疆区的移民情况作了如下的描写： “与世隔绝，如在荒岛，周围是原始森林中的沼地草丘、布满沼泽的河谷和山丘，这种野人般的生活、劳动和谋生条件，自然会对那些意志薄弱的贫困移民有很大压力。他们为了安置简陋的住所，刚一开始同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就耗尽了自己原有的一点点精力，因而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坏血病和伤寒侵袭着疲惫不堪的机体并将它送进坟墓。1907年，许多村落的死亡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竟达25—30％。这些村落里有多少户人家就有多少个十字架，不少村落的居民注定要全体迁往新的地区，不然就得进坟墓。在那些不幸的家庭里不知流了多少悲痛的眼泪，在这遥远的边疆，国家的钱用来举行如此耗费钱财的葬礼，而不是用来垦殖开发！被去年的巨大移民浪潮卷来、在原始森林中弄得筋疲力尽的残存者并不是很快就能站稳脚跟的。许多人还会死去，许多人还会逃走，回到俄罗斯，诉说自己的灾难，诅咒这个地区，使人不敢再来，为今后的移民工作造成障碍。难怪今年在滨海州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移民倒流，而流入这个州的移民减少了4/5。” 在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里，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这种交通闭塞的地方，移民被隔绝和被遗弃的情况使得李沃夫公爵也大吃一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象，现在那里正在怎样有成效地推行独立农庄经济并划分独立田庄的地块，因为那些土地政策的指导者已经宣布：“必须坚决改变〈！〉西伯利亚的土地政策”，“建立和巩固私有制”，“根据1906年11月9日法令确保个体农民土地”，“拨给移民土地，尽可能把土地划分成独立田庄”［注： ①《报告》第60、61、62页。］，等等。 很自然，在这种移民条件下，根据移民管理署的材料，在1903—1905年已安置好的移民中，一头役畜也没有的占10％，只有一头役畜的占12％，没有奶牛的占15％，没有犁的占25％（引自盖达罗夫代表在第一次常会上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所作的发言）。因此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依据这些官方报告，完全有理由对1906—1908年的移民政策作出如下的结论： “在1906年、1907年和1908年这3年期间，就有1552个男女被迁往乌拉尔以东地区，其中有一半是穷人，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来到这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听凭命运的摆布。按照移民管理署提供的材料，其中已安居下来的有564041人，已返回的男女有284984人。这就是说，根据移民管理署的材料，有下落的为849025人，那么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呢？那703414人究竟在哪儿呢？先生们，政府分明知道他们的悲惨命运，但它就是不说；其中一部分人已加入当地居民村，另一部分加入到西伯利亚无产阶级的行列，到处行乞。 但是有一大部分人政府给举行了代价很高的葬礼，这就是政府闭口不提这些人的原因。” 马尔柯夫第二用移民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就是这样实现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连大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移民工作的缺陷”。早在举行第一次常会时，十月党人就表示了自己的愿望（而且杜马也接受了这种愿望），即“改变和改善移民旅途条件”，“在定居地区创造发展这些地区的文化经济所必需的条件”，“在给移民划分土地和安置他们时要尊重当地农民和异族居民的利益和权利”。自然，这些小心翼翼表达出来的和故意闪烁其词的愿望迄今仍是“旷野里的呼声”[170]。十月党的啄木鸟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种老调……
注释： [170]“旷野里的呼声”一词来源于基督教圣经（见《旧约全书·以塞亚书》），意思是得不到人们响应，因而是徒劳的号召或呼吁。——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