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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1卷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1912年7月22日和29日〔8月4日和11日〕） 一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注定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流派方面起独特的作用。例如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就曾轰动一时。他的宣传曾经吸引了并迷惑了一部分工人。但是它宣传的主张散布得愈广泛，问题愈接近实际解决，全盘计谋的凭空虚构的性质就愈明显。计谋是不攻自破了。经验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不止一次的论断：阿克雪里罗得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空想，是企图“回避”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幻想。 目前，提出工人出版社和“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的主张，恰恰是这类事件的重演。彼得堡的工人有谁不记得，取消派就在不久前还是如何醉心于这种主张？他们是如何用“回避”工人民主派内部斗争的幻想来迷惑工人？《明星报》解释说，不能回避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问题（请回忆一下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定[210]），关于工人监督非派别性报纸的议论只不过是一种蛊惑宣传，对于这种解释，取消派曾是如何令人发笑地大动肝火？ 可是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在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非常出色地揭露了（他不得不揭露）自己的知心朋友的蛊惑宣传。蛊惑宣传，就是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所谓扩大的工人代表大会、公开的工人出版社、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这些主张，是够迷惑人的。但是，全部实质在于，如果不先展开顽强和艰巨的斗争，去争取一般的政治自由、争取马克思主义在工人民主派内部的胜利等等，这些迷人的东西就不能兑现。许下蛊惑人心的诺言是轻而易举的，可是生活很快证明它们是不可能兑现的，并且使充满“玫瑰色的幻想”的机会主义暴露出来。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说了一大堆动听的空话，例如他担保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党的进步代表”，而对方是“反动代表”。自然，阿克雪里罗得非常乐意这样想，取消派也非常乐意这样刊登。不过这种动听的话太没有价值了！自己吹嘘自己的“进步性”……要是说明一下意见分歧的实质和意义不是更好吗？ “主张办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折不扣的真正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客观上同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旗帜下争取党的政治发展和组织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穿过缝隙飞进来。”
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写的。这种见解挺不坏。这种见解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见解表明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取消派是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昨天还在向工人群众灌输阿克雪里罗得现在所谴责的主张。不过我们看不出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有什么“进步性”…… 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在我国，正式形成组织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另外一些则摆来摆去，成为前者的绊脚石。”
前半句话不完全正确。阿克雪里罗得很清楚，完全正式形成的组织是存在的，但只限于目前可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后半句话是正确的，的确有许多摇来摆去、成了绊脚石的小集团。阿克雪里罗得说出事态发展必然导致的这个真情，就再一次揭露了自己的朋友们。谁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们现在所炫耀的恰恰正是摇来摆去的小集团的装模作样的纸上的“联合”？不也是在《涅瓦呼声报》的这个第6号上他们许诺说，所有取消派同所有摇来摆去的小集团会实现这种装装样子的“联合”吗？ 阿克雪里罗得继续写道：“争执的焦点和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抱着不同的态度〈可爱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对公开的党吗？不应当歪曲意见分歧的实质！〉，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在现在，当新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的时候，变得特别迫切和紧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试问，正在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吗？这种中立立场在原则上是能够容许的吗？显然不能……”
完全正确的结论。阿克雪里罗得不仅出色地驳倒了他的那些昨天还在叫喊中立的和非派别性的机关报的朋友，而且也出色地驳倒了那些今天还在要天真的人们相信他们同中立小集团的“一致”、“联合”、团结等等的人。主要阵营确实有两个。其中一个完全正式形成为组织了。它对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各种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正式、非常明确的，是同某些著作家所写的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的小文章不同的。而另一个阵营，即阿克雪里罗得所属的取消派阵营显然没有正式形成什么组织（代替它的只是一些关于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的诺言。只是一些关于建立比1906—1907年的工人代表大会更不可能实现的各种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的议论），也没有对阿克雪里罗得自己所列举的问题作出什么确切的回答（代替这种确切回答的只是叶若夫、列维茨基、克列诺夫、查茨基等人的写作练习）。 “……只要工人的出版和写作团体决定发表一定的行动纲领，决定在一些问题上，譬如说，即使是同选举运动有关的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决定向工人提出这个运动的某些任务和口号，决定主张对不同政党采取这种或那种策略，只要——我说——出版协会想要使自己的出版物在原则上具有无产阶级政治机关报的性质，它就会面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动荡不安和四分五裂的最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这时，协会本身就可能变成这种争执的新策源地，如果它的成员不能预先协商好，不能就这些问题彼此达成协议的话。”
阿克雪里罗得非常正确，非常出色地驳倒了取消派。“协会”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就更需要。那它们为什么不就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进行协商呢？它们为什么连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最重要问题（对各种不同政党的态度，任务，口号，策略）都不确切地回答呢？“医生，先治好自己吧。”阿克雪里罗得在向工人解释必须确切地回答“棘手的问题”时讲得如此之妙，《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也许不限于涅瓦……）的著作家们也应该倾听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话。对“棘手的问题”不作出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只限于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这是小组习气！需要有准确的、正式的、周密考虑过的，明确的决定。难怪阿克雪里罗得在谈论——而且谈得很妙！——什么明确的行动纲领，什么任务和口号等等了。 顺便说一下，取消派所以称为取消派，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旧的，但是提不出新的来。什么建立公开的政党是有好处的，什么建立公开的政治协会又是必需的，所有取消派的这类话我们都听腻了。但这样谈论是不够的，取消派没有行动，没有，丝毫没有。没有的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要求工人做的！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上分栏线下面的小品文中提出极有力的揭露材料，驳斥了取消派在分栏线上面发表的报纸编辑部写的文章。仔细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就会发觉，取消派叫喊要就选举纲领“达成协议”，要有“统一的”纲领等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明星报》的拥护者”在《涅瓦明星报》第16号上已经揭露了这个骗局。但是，阿克雪里罗得的揭露更加深刻，更加可贵，因为这是出自阿克雪里罗得之手。 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纲领，正如“《明星报》的拥护者”所公正指出的，这种纲领，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早已通过，并且正在加以贯彻执行。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选举运动，这种运动必须以这个纲领为基础，以这些决定和对所有“棘手的问题”的确切回答为基础。 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他们企图用响亮的字眼来引诱一些不开展的工人。“统一”非常中听，“非派别性的机关报”更讨人喜欢！但是，即使是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他也会叫你明白，非派别性是不可能有的，这是空想，因为在工人民主派中有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又是互相对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取消派莫非想要维护这个“纲领”以掩盖自己的观点？维护这个博得资产阶级如此钟爱的外交式的纲领，——这个对“棘手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满纸“全是”和“只是”“选入杜马”问题的纲领？ 如果要维护这个纲领，那就是毫无原则性。对这种做法工人是绝不会同意的。这样的纲领不管是怎样“公开”，都是连一天也站不住脚的。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应该正视连取消派领袖阿克雪里罗得这次也直截了当承认了的真情了。取消派先生们，如果你们想要坚持“自己的”纲领（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提出这种纲领，而对于这个在选举前6周还在炮制的纲领我们是不会相信的！），如果你们想要坚持“自己的”策略（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确切地、正式地、按照党的方式表述出来！），——那你们就只好怨自己了。那你们就是已经存在的统一的破坏者。破坏统一的全部责任就要落在他们身上。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枉费心机的掩人耳目的手法。取消派既然很清楚工人是反对他们的，也会同样很清楚，他们的单独行动将会带给他们怎样彻底的毁灭性的失败。所以他们什么诺言都愿意许下，只要能选入杜马。 这样做是不行的。只有资产者才这样做。工人民主派相信的只是选举前几年就在贯彻执行而在选举时只是第一百次重申的那些纲领、决定、策略和口号。谁如果无视这些决定，只是为了选举而杜撰出空空洞洞的“纲领”，那他就得不到任何信任。 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教训各种各种杜撰“新的”、“公开的”、“共同的”纲领的人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是一篇有益的东西。 二我们在《涅瓦明星报》第18号上谈到的阿克雪里罗得的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现在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出现了。总的来说，这个结尾部分完全证实了我们所作的评价，因此，我们只是重申一下：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弄清取消主义真正的本质来说，对评价目前某些集团瞎吹一气的臭名远扬的“非派别性”这类无聊话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是一篇有益的东西。 阿克雪里罗得极为有力地和令人信服地驳斥了目前同取消派结盟（是不是牢固的呢？）的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写道：“进步分子〈他把取消派叫作党内进步分子，而把我们叫作党内反动分子来自我安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成独立的派别，在当前情况下这是他们的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在党内的这种情况下，把‘非派别性’当作唯一解救危急的手段来谈论，这样做就象鸵鸟在危险逼近时把脑袋埋在沙堆里一样，这样做就是掩盖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第15页） 可怜的托洛茨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攻击取消派的忠实朋友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撰稿人，简直是残忍和刻薄。现在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是托洛茨基发表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来反驳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呢？还是马尔托夫按平常的做法，用一打膏药般的附带说明把裂痕粘合起来，使调和派分子托洛茨基同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和解呢？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认真地谈论什么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准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同阿克雪里罗得结成的臭名远扬的联盟［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刊登于1912年5月17日，即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派分子为了在“非派别性”的旗帜下同反取消派展开斗争而隆重结成联盟5个月之后！］呢？ 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个论点是值得认真分析的，即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欧化”问题。但是，在分析这个论点之前，有必要就取消派采取的一种手法说几句话。 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页（第16页）字里行间尽是特意挑选的穷凶极恶的谩骂词句，攻击一切反取消派，特别是攻击本文的作者。假如没有证据确凿的材料证明，有一些人专门在利用这种谩骂，另一些人则为此而感到难堪的话，那就完全不值得理睬这种谩骂（因为处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境地，除了咒骂以外，是别无办法的）。 比如说，切尔诺夫先生在《箴言》杂志[211]上对加米涅夫证明他这个“左派”民粹派领袖正从民主主义滑到自由主义这一点进行答复时，就一边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那里收集最激烈的咒骂语句，一边嬉皮笑脸地自鸣得意。切尔诺夫先生的手法非常卑鄙，对于这种手法只需稍加指出，无需予以重视。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各个集团间的任何原则斗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开一系列个人的争执和组织的争执。专门去搜罗“争执的”词句，这是无耻之徒干的勾当。而对这些争执感到难堪，采取绝望或轻蔑态度加以回避，把一切都说成是个人纠纷！——持这种态度的只能是“同情者”中的那些神经脆弱的见识 浅薄的人。真正关怀工人运动的人，即使在研究工人运动的伟大活动家的历史作用时，也总要学会把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的“争执”部分同原则部分加以区别——这点是能够学会也是应当学会的。人总是人，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同巴枯宁），盖得派同饶勒斯派[212]，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等等的历史上的冲突也不是没有“争执”没有“纠纷”的。 直到现在也还有些无耻的著作家专门搜集“往昔”对不计其数的不忠实行为等等的责难。但是，也有严肃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意见分歧由于各个集团发生分裂、流亡国外等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倾轧形式时，他们总是去揭示这些分歧的思想根源。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想要“吓走”谁，不让他研究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文章的极尽谩骂之能事的篇幅中所暗示的——只是暗示——那些资料。完全相反。谁愿意全面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们就请他来研究这些资料。在国外这些资料是非常完备的，不仅有充满激情的责难，而且有文件和中立人士的证词。研究这些文件和这些证词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1910年1月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间达成完全的和解的尝试没有成功。 下面是阿克雪里罗得文章中最引人注意的也是最带原则性的段落之一： “……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说〈请听！〉是革命派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他们才能够完成下述任务：把在革命前就形成，并在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并且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基础上把它组织起来。”
这样说来，取消派就是党内革命派了，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个难得的老实话是值得加以指出的，因为令人痛苦的真理比“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有益[213]，比外交式的遁词和附带说明要珍贵。可爱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就请进行党内革命吧！我们要看看，您和您的朋友们能不能比不久前在葡萄牙企图实现“革命”（反对共和国）的那些“革命者”[214]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在上面援引的这段议论中，主要的是臭名远扬的所谓“欧化”，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维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这种“欧化”。这是他们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仔细考虑一下这些话吧。是什么决定每个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它的性质的根本改变呢？无疑，是该国的总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无疑，只有在这些条件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根本改变某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 这都是最起码的、最不容争辩的真理。但是，正是这些最起码的真理暴露了阿克雪里罗得的机会主义错误！他的不幸就在于他想用根本改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的幻想来回避为实现尚未完成的俄国政治条件的根本改变而进行的顽强而严酷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兴致勃勃地高谈欧化（取消派既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字眼，也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主张），用这个暧昧的字眼来代替对政治自由的牢固基础这一正确概念，并“现弄”“立宪反对派”的把戏，同样，取消派也在玩弄“欧洲式社会民主党”的把戏，虽然在他们以玩弄这种把戏来取乐的国家里还没有宪法，还没有“欧洲主义”的基础，还面临着争取实现这一切的顽强斗争。 赤身裸体的野人把大礼帽往头上一戴，就以为自己成了欧洲人，那是相当可笑的。当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米留可夫在第三届杜马断言：“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的时候，当工人的追随者阿克雪里罗得把一顶上面写着“我是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大礼帽戴在头上的时候，都会使人想起这种野人来。米留可夫也好，阿克雪里罗得也好，他们俩都天真得令人可笑。他们俩都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想用关于“欧洲主义”的富于幻想的空谈，来回避这样一个艰巨和紧要的问题，即在与欧洲不同的环境中，这个或那个阶级应当如何行动，以便为保证欧洲主义的基础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自己的文章证明了，正是他用富于幻想的空谈来回避活生生的紧要问题。托洛茨基准备了一份完全是欧洲式的草案（确实完完全全是欧洲式的草案），提出要建立“报刊委员会”，作为工人对工人报纸的“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页）。看来，托洛茨基当时甚至征求过“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作为礼物的祝福，对于这种祝福他是特别珍视的。 “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等待了大约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那些论述“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的信件引起一片哗笑，使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厌恶，这时，“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终于怜悯起托洛茨基来，向他解释道：“报刊委员会”是无意义的，它是不可能实现的，须要用工人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的“协议”来代替它（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页和第19页）！！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遗憾，我们只能举出这么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的“欧洲式”计划落了个令人耻笑的下场，现在所有取消派关于“公开的工人政党”或“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以及关于“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等等的“欧洲式”计划也都要落到这种下场的。 从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即关于“所有正式形成的工人组织”对工人报纸实行监督的那种“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等等的“欧洲式”计划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这就是合法派玩弄的“工人出版社”把戏给了工人特别的教训，实际上，无论是“报刊委员会”也罢，无论是工人报刊也罢，取消派都没有搞成！事实就是这样。 “报刊委员会”是这位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幻想，他为了绕过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困难的、与欧洲不同的条件，杜撰了一份绝妙的欧洲式计划，并利用杜撰这个计划的机会向全世界吹嘘自己的“欧洲主义”。 取消派这个悲惨的遭遇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们的“欧洲式”计划一接近实现，就立刻暴露出这套玩艺只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虚幻想象和凭空捏造。落到这样下场的还有工人代表大会，有“报刊委员会”，有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马尔托夫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5期上为“挽救”这个“计划”而发表的矛盾百出的附带说明，丝毫也没有使情况好转），有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 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1871年以后，即正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宣告结束和政治自由的基础已经牢固形成、长期存在的时期进行活动的，取消派把他们当时的活动条件叫作“欧洲主义”。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改变”，第一，是在政治条件根本改变之后，即比较彻底巩固地建立起一定的立宪制度之后出现的；第二，这种改变只是一种暂时的改变，它只适应于一定时期（这个时期恰好目前正接近于结束，这点是欧洲最谨慎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一致承认的）。 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完全巩固的条件下，比如说，争取结社自由或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至争取立宪改革的运动，在一定情况下也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成为真正的政治运动，成为真正争取立宪改革的斗争。 可是，我国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却把这一类“欧洲式的”运动的口号移植到还没有最起码的欧洲立宪制度基础的土地上，企图绕过通常是出现在建立这些基础之前的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国的阿克雪里罗得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同比索拉蒂（这是真正的欧洲人）的改良主义的区别在于，比索拉蒂牺牲阶级斗争的原则，牺牲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原则，是为了真正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改革（打了折扣的）。阿克雪里罗得作出与比索拉蒂同样的牺牲，却是为了那些软弱无力的、毫不严肃的、沉溺于幻想的自由派仅仅在口头上空谈的改革。 在我们俄国，只有当国家不顾自由派的怯懦畏缩，不顾他们的不彻底的调和主义口号向前发展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才会成为一支现实力量。各国过去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只有在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而获得胜利的时候，自由派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注释： [210]指彼得堡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办所谓“非党的阶级报纸”是徒劳的努力，认为必须出版一种不是“自由派工人政策机关报”的工人日报，因此对《真理报》的即将出版表示欢迎，并号召全体会员为该报组织募捐。1912年4月8日《明星报》第27号报道了这个决议。——465。 [211]《箴言》杂志（《Заветы》）是倾向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的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912年4月—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P．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维·萨文柯夫、尼·苏汉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等。——472。 [212]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473。 [213]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474。 [214]指1912年夏葡萄牙君主派为恢复君主制而组织的叛乱。叛乱以失败告终。——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