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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2卷 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 （1912年8月19日〔9月1日〕） 立宪民主党在同《真理报》的论战中，尽管费尽心机，也未能回避他们是民主派政党还是自由主义君主派政党的问题。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不仅仅具有一般原则上的意义，能为澄清基本的政治概念提供材料。此外，这一涉及妄图领导整个反对派的立宪民主党的本质的问题，是同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所有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自觉地对待选举运动，重视这一运动在群众的政治教育中的意义，他就应当十分关心这场有关立宪民主党的本质的问题的争论。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现在企图抹杀这场争论，用遁词和谩骂（“造谣”，“歪曲”等等）把原则问题掩盖起来，把取消派在发泄由于组织上的激烈争执引起的私愤时辱骂我们的某些词句搬了出来。这都是在原则争论中感到无能为力的那些人所采用的司空见惯的、陈腐不堪的手法。因此，为了答复立宪民主党人，我们应当把原则问题重新阐述一下。 民主派和自由派，一般说来，有哪些区别呢？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自由派（所有的自由派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主派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反对旧制度，反对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最高等级的特权等等，都拥护政治自由和立宪的“法”制。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 他们的区别是：民主派代表大多数居民。它赞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例如，期望通过重新“平均”分配全部土地，不仅可以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这种想法还是有根据的），而且可以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础（这种想法就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任何重分土地的办法，既不能消除市场和货币的统治，也不能消除资本的统治和无限权力）。但是，民主派相信群众运动，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正义，决不害怕这种运动。民主派坚决主张把一切中世纪特权统统消灭干净。 自由派不是代表大多数居民，而是代表少数居民，也就是大中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群众运动和彻底的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自由派不仅不致力于完全消灭一切中世纪特权，反而维护某些最重要的特权，竭力想要由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来瓜分这些特权，而不是加以全部消除。 自由派主张政治自由和实行宪制时，总要打些折扣（如两院制和许多别的主张），而每打个折扣都是为了保留农奴主的特权。自由派总是这样摇摆于农奴主和民主派之间；因此，自由派在一切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总是显得极端软弱无力，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俄国的民主派，是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民主派）和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劳动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的自由派，是指立宪民主党以及“进步派”[54]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大多数民族集团。 俄国民主派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俄国自由派没有取得任何胜利。前者善于斗争，它的失败也总是整个俄国的重大的历史性的失败，而且即使遭到失败，民主派的要求也总有一部分得到了实现。后者即自由派，不善于斗争，在俄国历史上，它总是受农奴主的蔑视，就象奴仆受老爷的蔑视一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记载。 我们拿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来验证一下这些总的看法和基本的原则前提。《真理报》曾向立宪民主党人指出，他们的非民主性通过立宪民主党人别列佐夫斯基第二在第三届杜马中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得到了证明。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在第208号上回答道：“大家知道，别列佐夫斯基第二的发言是对立宪民主党土地问题纲领的肯定。” 瞧，这个回答多么狡黠！我们说，别列佐夫斯基第一［注：《真理报》和《言语报》说的别列佐夫斯基第二，是都弄错了。那个立宪民主党人是别列佐夫斯基第一，叫亚历山大·叶利扎罗维奇，是辛比尔斯克的地主。］的发言是非民主地提出问题的典型。《言语报》很清楚，我们认为的自由派不同于民主派的特征究竟是什么。但它根本不想认真研究问题，不想明确说出，它《言语报》认为自由派不同于民主派的哪些特征是确实的，并且检查一下，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有没有这些特征。所有这一切，《言语报》都没有做。《言语报》竭力回避问题，从而暴露了它在原则上的弱点和心术不正。 但是，就连《言语报》也没敢否认整个立宪民主党对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应负的责任。它把别列佐夫斯基单一的发言称为“对立宪民主党土地问题纲领的肯定”，就是承认，而且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应承担这一责任。 好极了。我们现在就来引一下第三届杜马代表亚·叶·别列佐夫斯基这位辛比尔斯克的地主的这篇无疑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发言的几个主要地方。我们将通过分析发言人的论点来看看，他所持的是民主派观点还是自由派观点。我们还要看看，立宪民主党先生们在他们数量很大的刊物上或是会议上，能不能驳倒我们。 1908年10月，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在第三届杜马中说（我们是根据《俄国报》[55]上的速记记录引证的）：“我深信，这个法案〈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对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不仅对农民〉，先生们，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熟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从建立文明的农业的角度来看，人民自由党的法案无疑要比现行制度更有益处。不应当光是抽出强制转让这一事实，对这一事实感到气愤，说这是暴力，而应当研究和考虑一下，我们的法案建议实行的办法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制转让的办法是怎样实现的……”
我们把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这些货真价实的金玉良言用黑体标出，说这些话是金玉良言，这是因为它道出了难得的实情。谁要是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56]时期批驳立宪民主党人的发言和文章，或是现在花点工夫把这些文章浏览一下，他就会承认，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在1908年出色地证实了布尔什维克1906年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且我们可以预言：凡是客观一些的历史记载都将再三证实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在1906年说过：不要听信“强制转让”这些铿锵的话语。全部问题在于：谁强制谁。如果是地主强制农民用高价购买坏地，象臭名昭著的1861年的赎买那样，那么这种“强制转让”就是对地主有利、而使农民破产的地主的改革。［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00—103页。——编者注］ 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强制转让的问题，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黑帮与民主派之间随风转舵。1906年，他们向民主派解释“强制转让”的时候，竭力把这说成是某种民主性的东西。到1908年，他们向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死硬派”解释的时候，又向“死硬派”证明，应当研究一下“这种强制转让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是怎样实现的”。 我们来听听立宪民主党的这位正式发言人是怎么说的吧： 亚·叶·别列佐夫斯基说：“就拿第一届国家杜马的42位代表的法案来说吧。这个法案只是〈一点不错，别列佐夫斯基先生！〉认为，必须首先转让占有者自己没有经营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张在各地成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在一定期间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
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谁要是想查对一下载于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的库特列尔（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公认代表）的土地法案，就会看到，这个法案规定，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政府任命的，就是说，这些主席还是地主的代表。但是，即使假定亚·叶·别列佐夫斯基比库特列尔更确切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假定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全部都说出来了，而且立宪民主党人真的要求成立由农民和“非农民”各半组成的、没有阶级政府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那又怎样呢？是不是就有人敢断定，这样的法案是民主性的呢？？ 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制，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民主的委员会。从民主制的一般的、基本的、起码的道理出发，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还要我们来向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唠叨，简直有点离奇。 立宪民主党人在纸上是承认普选权的。而实际上，在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上，他们就不承认普选权了！任何遁词和诡辩都不能抹杀这个头等重要的事实。 不要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只是离开了普选权原则，离开了民主原则。不，他们依据的是另一个原则，即旧与新、地主与农民、黑帮与民主派“妥协”的原则，把一半给这部分人，把另一半给另一部分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宣扬的货色。 这恰恰是动摇不定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典型原则。他们要求的不是消灭中世纪特权，而是由地主和资产阶级来瓜分这种特权。使“非农民”（说穿了就是地主）与占人口7/10的农民平等，就是保留和肯定中世纪特权，这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吗？中世纪特权就是一个地主在政治上相当于几百个几千个农民，否则中世纪特权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地主和农民的平等，客观上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瓜分特权。1861年的情况正是这样：地主把自己千分之一的特权让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却不得不遭受半个世纪（1861＋50＝1911）的痛苦：无权，备受凌辱，慢慢饿死，交纳苛捐杂税，等等。此外，不应当忘记，地主在1861年把自己千分之一的政治特权让给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改革，城市改革，司法改革，等等）的同时，他们自己在经济上也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开办起酿酒厂、甜菜制糖厂，参加股份公司董事会，等等。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本人根据一小撮地主和众多农民的这种“平等”，指出了一条什么样的最终出路。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先来着重谈一下别列佐夫斯基下面这些话的全部意义：这些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应当“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 关于给农民分土地的各种“份额”的一切议论，都不过是些空话，——顺便提一下，我们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甚至最“左的”也不例外，往往用这种空话来迷惑自己和农民。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是全部土地都应当转让呢，还是并非全部？如果是后者，那由谁来决定，“哪些不该”转让呢？（我就不必说，由谁来决定赎金的多少，因为赎买中世纪特权本身是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办法，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绝对不民主的、反民主的办法。） 立宪民主党土地法案里所有那些繁琐罗列的、四平八稳的条款，完全是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谁来决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在什么条件下转让？即使一个最理想的法案，如果回避了这个问题，也只能是一种骗局。 那么，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来解决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的呢？其实很明白，即使在农民与“非农民”平等的情形下，也多半不会有什么妥协可言的，况且农奴主同昨天的农奴的友好妥协，根本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法令。即使没有任何法令，农奴主也总是赞成同农奴“友好妥协”的。 所以，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向第三届杜马中的死硬派，明确回答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再听听他下面是怎么讲的吧： “这样，各地进行了这项一般的具体的工作以后，当然会弄清楚‘可以’〈请听！〉转让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为什么需要？为服劳役吗？对此，农奴主向来都是赞成的！〉，最后农民自己也会相信，他们的公正〈哼！哼！上帝保佑，千万别使老爷发怒，不要老爷的爱怜[57]，也不要地主的“公正”）要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然后，这一切再提交给国家杜马和〈请听，请听！〉国务会议，经它们修改以后〈哼！哼！〉，才由陛下批准〈即批准为法律〉。进行了这种有计划的工作以后〈这真是再“有计划”不过的了！〉，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真正满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的。”
“人民自由党”的代表就是这样说的，这个党实在应当叫作地主放心党。从这里可以明显不过地看出，立宪民主党的所谓“强制转让”是地主对农民的强制。谁要想否认这一点，他就应当证明，在国务会议[58]里，是农民比地主占优势！开头讲地主与农民“平等”，而到最后，要是没有友好妥协，就由国务会议来“修改”法案。 “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文明田庄的”，地主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先生这样说，他一定以为他的田庄是“文明的”。我们要问：由谁来决定，谁的田庄是文明的，哪些部分是“文明的”，什么时候才是“迫不得已”呢？答案就是：开头由地主和农民各半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然后由国务会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立宪民主党是民主派政党呢，还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是“人民自由”党呢，还是地主放心党？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形形色色的劳动派和民粹派，他们的严重过错就在于，他们以为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就可以实现“平均制”，就可以普及“劳动原则”，等等；他们的过错还在于，他们空谈土地占有的各种“份额”，把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应不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搁在一边，不过，这个民主派还是帮助了新制度排除旧制度，它并没有编造一套为旧制度保留一系列特权的法案。 不，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派政党，而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要想否认这一点，简直就是拿众所周知的事实开玩笑。 最后，我们来简单谈一谈其他一些幼稚的立宪民主党人可能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是地主对农民的强制，那为什么大多数地主又反对这种强制呢？ 米留可夫先生1908年10月31日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以历史学家的姿态作的发言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不得不承认，1905年年底以前，政府和地主都认为农民是一种保守力量。在1905年7月19—26日彼得戈夫的会议（这次会议筹备了布里根杜马[59]）上，未来的贵族联合会的台柱阿·亚·鲍勃凌斯基和纳雷什金等人，都主张让农民在杜马中占优势。维特当时也认为，专制制度的支柱应当（而且可以）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民主派”。［注：见《人民自由党党团演讲录》（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会期间）（1909年圣彼得堡版）第43页。遗憾而且万分遗憾的是，立宪民主党人没有把别列佐夫斯基的发言编进去……］ 米留可夫先生说：“先生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政府想出了强制转让的主意（有人喊：是库特列尔想出来的）。是的，是库特列尔，先生们……库特列尔起草了关于强制转让的法案。
1906年1月4日，贵族代表的代表大会开会了。这次大会根据一些传闻和个别报道，否决了库特列尔的法案。大会通过了自己的土地纲领（就是后来的“斯托雷平”纲领）。1906年2月，库特列尔大臣辞职。1906年3月30日，提出“农民”纲领的维特内阁就为提出“斯托雷平的”贵族资产阶级纲领的古尔柯—哥列梅金内阁所取代。……他拟订了这个法案，先生们；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不知道，反正是直到1905年年底。在众所周知的莫斯科事件发生以前，这项工作一直毫无阻碍地进行着；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气氛就起了显著的变化。” 这就是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的。“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法案，本是幻想依靠农民来维护专制制度的维特内阁库特列尔大臣的法案！当农民民主派得势的时候，他们就想用“和平的”、“强制转让的”、“第二次解放的”法案，用“地主”官僚式地“强制农民”的法案，来收买、腐蚀和欺骗这个民主派。 这就是历史事实所告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就是维特内阁的大臣“玩弄”农民凯撒主义[60]的法案。 农民民主派有负众望。他们表明，而且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比在1905年似乎更为明显地表明，他们从1861年起，就开始觉悟了。在这样的农民面前，库特列尔－立宪民主党法案就成了荒谬的了：农民不仅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受蒙蔽，而且会利用立宪民主党的地方土地委员会来组织新的冲击。 贵族代表1906年1月4日正确地断定，自由派地主（库特列尔之流）的法案只是一张废纸，并且把它扔掉了。国内战争胜过自由派官僚的空洞计划。阶级斗争屏弃了“社会和平”的幻想，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么是斯托雷平的办法，要么是劳动派的办法”。
注释： [54]进步派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这一集团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以及在杜马中，试图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和派别的成员在“非党”的旗号下联合起来。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进步派组成了一个有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代表参加的集团。出于害怕爆发新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1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期是28名，末期已增加到37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48名。 进步派于1912年11月11—13日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见本卷第264—266、348—353页）。进步派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进步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报刊有《莫斯科周刊》、《言论报》、《俄国评论报》和《俄国晨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50]。 [55]《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52]。 [56]第一届杜马即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52]。 [57]这里是套用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2场中女仆莉莎的独白：“哎！最好别让我呆在老爷身旁，在他身旁时刻都会遭殃；老爷发怒也罢，老爷爱怜也罢，都是最可怕的灾难，可千万别落到我们头上！”——[55]。 [58]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56]。 [59]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而于1905年7月19、21、26日（8月1、3、8日）由沙皇主持在新彼得戈夫举行会议审议批准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57]。 [60]凯撒主义是个人独裁和形式上承认人民即平民的权利相结合的政治制度，由其创始者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尤利乌斯·凯撒得名。所谓农民凯撒主义是指沙皇政府笼络农民，使之充当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的政策。——[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