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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2卷 两种乌托邦 （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语词，在希腊文中，“ον”意为“没有”，“γσπо”意为“地方”。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具有诱惑力而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劳动派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的统治下，在金钱的支配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这两种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俄国相当根深蒂固呢？ 这两种乌托邦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些阶级的利益，它们进行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反对政治压迫，一句话，“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乌托邦、幻想，就是这种不独立性，这种软弱性的产物。沉迷于幻想是弱者的命运。 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俄国政治解放事业中的软弱无能的乌托邦，是那些唯利是图，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平”分享特权并把这种高贵的愿望诡称为俄国民主派“和平”胜利论的富豪们的乌托邦。自由派的乌托邦是这样一种幻想，既要战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又不使他们遭受伤害，既要摧毁他们而又不使他们感到痛苦。很明显，这种乌托邦之所以有害，不仅由于它是乌托邦，而且由于它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相信这种乌托邦的群众，永远也不会争得自由！这样的群众不配享受自由；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嘲弄。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的一种试图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当经济解放问题也如现时政治解放问题这样成为俄国当前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民粹派的乌托邦的害处就不亚于自由派的乌托邦的了。 但是，现在俄国所处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改革的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改革的时代；彻底成熟了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问题，而是政治自由即（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 即使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民粹派的乌托邦也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乌托邦在重分土地应有（和将有）什么经济结果的问题上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是农民群众，即在资产阶级农奴制的现代俄国占人口多数的群众的波澜壮阔的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在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也象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样，农民是不会占人口多数的）。 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却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 民粹派和劳动派在俄国土地问题上，用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的是，他们提出并推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重分土地的“平均制”是乌托邦，但是重分土地必须与一切旧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决裂，这却是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有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现在，在20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为此坚决奋斗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的（也许不仅是俄国一国的，而且是在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反映了农民群众斗争的愿望，答应胜利以后让他们享受千万种福利，尽管这种胜利实际上只能给他们一百种福利。但是，世世代代处在闻所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被遗弃、被欺压的境遇中的奋起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得到的胜利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对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要把资本主义新剥削者“一并”消灭掉的虚幻的冀望。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乌托邦，应当坚持本阶级的独立性。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够奋不顾身地反对封建制度，正是因为它丝毫没有“落入”那种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结成联盟的私有制的“网”。而农民“落入了”小商品生产的“网”；他们在顺利的历史情况下，能够做到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但他们永远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 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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