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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2卷 日益扩大的矛盾 （1913年2月6—9日〔19—22日〕） 一不久前，立宪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开了有该党地方活动家参加的例会。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会上讨论了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自由派对这一形势的估计是： “注意到，全国对根本法的要求和这种要求由于立法机关现在的制度以及当局目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而不能得到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
话说得乱七八糟，正象被小猫玩了好久的一团线。我们的自由派真是不幸，他们竟然无从把自己的思想说清楚！但是请读得仔细一点——自由派的不幸，与其说是无从说清楚，不如说是无话可说。不但全国的要求和……“现在的制度”的不可救药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而且全国的要求和自由派的一筹莫展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扩大。 自由派政治家先生们，全国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得到满足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答复是：由于立法机关现在的制度和当局目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从中作梗。 结论就是：必须有另一种制度和当局的另一种态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态度，在下文分析了立宪民主党会议的“四点意见”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但首先我们必须提出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制度和态度”？怎样才能出现另一种制度和态度？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默不作声，不外出于那种守旧的、亚细亚式的庸俗观点，什么过去出主意的人不好，以后会有好的出主意的人……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现在的”一切同某一个阶级的利益，例如同大地主阶级的或者最富有的资产者阶级的利益就没有联系？“现在的”一切同一定的阶级的利益就不是完全一致？不考虑到各个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而谈论政治形势，就等于说空话，这不是很明显吗？ 真可悲！立宪民主党人除了空话，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掩盖他们的政策和全国的要求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 二我国所有的自由派分子，还有跟在他们后面的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都喜欢大谈特谈俄国的“欧化”。这是在用一句小小的真话来掩盖大大的谎言。 一般说来，俄国无疑是在欧化，也就是说是在按欧洲的面貌改造自己（而且现在只好撇开地理概念，把日本和中国也算进“欧洲”）。但是这种欧化，总的说来，从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革命高涨时期（1905年）在进行，反革命猖獗时期（1908—1911年）也在进行，警察局在进行，马尔柯夫类型的地主也在进行，他们正在“欧化”自己同民主派作斗争的方式。 “欧化”这个字眼原来是那么笼统，因此可以用来混淆事实，模糊重大的政治问题。 自由派希望俄国欧化。但是贵族联合会也力图用自己1906年11月9日（1910年6月14日）的法令使俄国欧化。 自由派希望俄国有欧洲式的宪制。但是欧洲各国的宪制，是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之间长期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自由派用来“羞辱”我国反动派的各国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宪制，只不过是新事物经过百般周折取得对旧事物的一系列胜利和旧事物使新事物遭到一系列挫折之后得到的斗争结果的记录。 自由派希望我国出现的结果没有构成这一结果的一切长处和短处！自由派的纲领和策略就是：希望我国建立起欧洲式的制度，却不要经过那种在欧洲建立了这一制度的严酷斗争！ 我们的科贝林斯基之流以一种对付“小铺老板”和“庄稼汉”的轻蔑态度来回答自由派的愿望和论据，这是可以理解的。科贝林斯基之流说：“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是想把你们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取得的胜利记在纸上。” 三立宪民主党会议在策略问题上通过了四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 “整个反对派阵线联合行动的策略，虽然是实现国家杜马当前实际活动的必要条件，但是既不能保证为反对派的法律草案取得国家杜马中稳定的多数，也不能保证真正实施反对派依靠杜马中派有可能使国家杜马通过的那些法律草案。”
把这段艰涩难懂的话译成普通的俄语，就是：自由派只有和十月党人一起才能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多数。这个多数是不稳定的，它的决议是无法实施的。 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把这些决议称为“必要的”、“当前的”、“实际的”（！？？）活动，那就是自欺欺人。 如果立宪民主党人不仅仅在口头上想成为民主派，他们就应当对人民这样说：我们和十月党人一起投票否决右派，但是我们不会主张在第四届杜马中进行立法工作，不会散布立宪幻想。 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第一点“意见”惊人地不合逻辑。靠第四届杜马中不稳定的多数使实际上无法实施的法律草案得到通过，这竟被称为“实际的”活动！！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曾经好几百次地把这叫作烦琐、无聊的活动，这是正确的。 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是极端荒谬的，但是从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不妨回忆一下1907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关于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所说的话。他们说：在杜马中有两个多数，一个是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一个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两个多数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参看1913年《启蒙》杂志第1期第13页）。［注：见本卷第346—347页。——编者注］ 立宪民主党人1913年的二月会议印证了我们1907年以来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所说过的话。 对立宪民主党人来说，“整个反对派阵线联合行动的策略……依靠杜马中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们也同十月党人一样，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有内在的血缘关系，因此他们自然都醉心于共同的“实际的”活动，尽管这种活动现在就毫无希望。 十月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无休止地抱怨，谩骂革命，谩骂政府、右派、国务会议，——而在杜马里他们仅满足于有改革的愿望，并且跟着政府走。 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抱怨得更加厉害，谩骂革命，谩骂政府、右派、国务会议和十月党人，——而在杜马里他们仅满足于有改革的愿望，并且尽力使自己的反对派观点迁就十月党人。 四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第二点意见是： “只有实现三个基本条件，即选举法的民主化（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根本改革和责任内阁，才能大大加强国家杜马这一立法因素和政治因素。”
这里阐述的策略的实质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表达：改良主义。历史科学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某一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的变革和非改良主义的变革的差别在于：实行前一种变革，政权仍然留在原先的统治阶级手中，实行后一种变革，政权从原先的阶级手中转到新的阶级手中。立宪民主党人不懂得历史变革的阶级基础。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立宪民主党人的基本错误就在这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述理论上的差别可以归结为：是局部的东西有所改变而总的和基本的东西毫无改变，还是总的和基本的东西也改变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内，有过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但也有过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从不认为通过改良就能够实现根本的变革，但是也决不拒绝在一定条件下提出改良式的当前要求。 这就是说，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把维持现在的统治阶级即封建类型的大土地占有者的统治地位看成是无可争议的。立宪民主党人仍然抱着御用的反对派的观点，仍然坚持“谢天谢地，俄国总算立宪了”的看法。 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的“三个基本条件”，就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由封建土地占有制同资本和睦地瓜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条件。 十月党人也抱着这样的观点（“当局同全国调和”，这不知是十月党人的说法，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的说法），同时十月党人提出了更“讨好”土地占有制的瓜分条件。 十月党人的大讨好已经遭到破产。有什么根据指望立宪民主党人的小讨好会有别的结果呢？从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十月党人要彻底得多，因为坚持改良主义观点的人必须考虑到改良是不是可行，而十月党人的“改良”是“可行”得多的。 结论只有一个：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和全国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 五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第三点意见是： “应当把创造这些条件作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任务，同时当前的立法活动，同其他反对派集团以及中派一起，如果可能实现的话，也应当加以利用，但是这种活动不得妨碍这些基本任务的实现。”（2月4日《言语报》第34号）
前一点“意见”原是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让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原是对民主派的诱饵：支持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吧，因为我们是“民主派”，我们赞成普选制！刚向左点完头，就急剧地向右转。把第三点意见的艰涩难懂的话译成普通的俄语，就是：我们立宪民主党人承认同进步党人以及十月党人共同进行的当前的立法活动！ 但是要知道，在第一点意见中不是已经承认这种“当前的”立法活动只能产生一些无法实施的法律草案吗？立宪民主党人有一个附带条件，“如果可能实现的话”。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烦琐事，可是这样做的责任要让十月党人来负！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真是一些爱开玩笑的人…… 其次，进步党人也好，十月党人也好，都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彻底地坚持改良主义的观点，都不同意象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根本改革等等“过分”自由主义的要求。仍旧以民主派自居的立宪民主党人怎么能宣布同这些人所共知的民主派的敌人共同进行当前的立法活动呢？ 这里立宪民主党人又有一个附带说明：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忙于为实现普选制作准备，通过和十月党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来作准备，而这种活动“不得妨碍”普选制的“实现”！ 办法很简单：我们宣布罗将柯的演说是“拥护宪制的”演说，我们投票赞成（不是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由于犯错误，而是出于信念）十月党人就内阁宣言提出的程序提案，因为这一切并不妨碍实现普选制的“准备”工作！！ 这里已经不能说立宪民主党人是爱开玩笑的人了。这里应该用另外的字眼…… 欧洲各国背弃了民主派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要人们相信，它是在进行（在普鲁士是同民族主义自由派共同进行，在法国是同一切进步派共同进行）实现“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 完全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这样的阶级由于自由主义而软弱无力，不能指望它实行民主变革，它敌视工人，背弃人民，投奔了右派。 六立宪民主党会议的最后一点即第四点意见是： “会议认为，除了提出上述三个口号，同时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议会斗争的策略手段问题，是适时的。”
仅仅是议会斗争吗？仅仅是提出问题吗？“更积极的议会斗争的策略手段”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天知道。立宪民主党会议完全是故意用最难理解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论点。 立宪民主党人说什么更积极的手段，显然是想表明他们正在向左转。但这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因为从这里看不到任何具体的东西。 一般说来，哪些议会斗争的“手段”可以称为更积极的呢？ 不投票赞成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不发表“当局同全国调和”的言论。 当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通过反民主的措施时决不沉默。 不同意停止和缩小普遍性的、原则性的争论。 我们建议每一个同立宪民主党人有接触的人不要忘记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更积极的手段的问题？既然他们打算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上他们是怎样采取“更积极的手段”的？ 全国正在向左转。新的民主派已经出现在实际生活中。立宪民主党人装模作样地稍稍向左转，这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义，就是欺骗这个新的民主派，使它跟着走，冒充它的代表。 民主派的首要任务，就是不让这种骗局得逞。要知道，即使立宪民主党人局部地领导了民主派分子，也必然会导致动摇、背叛和不战而败的可耻结局。谁不能从过去的沉痛教训得出这个结论，谁就是什么也没有学到。必须把这样的人看作民主派的敌人。 七总的来看，立宪民主党会议拿出来的是一份说明我国“中派”政治生活的很有意思的文件。对于这样的文件，对于有组织的政党的一些确实的正式决议，我们的报刊通常很少注意。人们不大喜欢“决议”，而喜欢访问记和流言蜚语。 但是对待政治的严肃态度要求极仔细地分析各政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者将尽其所能来进行这种分析。 我们曾把立宪民主党人称为“中派”。这通常是对站在右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十月党人的称呼。 但是，不论从各政党的阶级基础来看，还是从当代政治的实质来看，对各政党的分析都不能仅仅局限于杜马内的情况，都不能单单把十月党人算作是“中派”。 请看一看我国各政党的阶级基础：右派和民族党人，总的来说，都是农奴主－地主。他们主张保持并“加强”现行制度。 我们看到，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无疑是比较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以及一批大资产阶级分子。所有这些政党都希望实行改良。它们形成了介于地主－农奴主和民主派（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之间的真正的“中派”。 资产阶级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派；进步党人是这样，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当然，在日常政治的实际任务中，必须估计到这两个党的反对派立场，但是我们不应当因此而忽视这两个党和十月党人的阶级血缘关系。 农奴主－地主实行统治时既单独干，也同资产阶级上层勾结起来干。农奴主反对改良。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赞成改良的，而且仅限于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场。对于农民民主派，特别是对于工人民主派，就不能这样说了。 立宪民主党会议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是他们唯一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弄清楚这个策略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联系，这个策略的缺点，它同全国的要求之间的“日益扩大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根本的血缘关系，弄清楚在立宪民主党人领导下民主派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八在《莫斯科呼声报》第30号上有一篇评论立宪民主党会议的编辑部文章，题目是《今后怎样？》。在我收到这份报纸时，我的短文已经写好了。 这篇编辑部文章由于同2月6日杜马的表决（通过就卡索的说明提出的程序提案）[243]一事有关而显得十分重要，它十分明确地阐述了立宪民主党人对待十月党人的态度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再谈谈他们的关系问题。 十月党人的正式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把立宪民主党会议（不知道为什么它把这次会议称为代表会议）说成是以米留可夫为首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对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莫斯科呼声报》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作了这样的说明：“立法活动只有在同这些基本任务〈即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改革和责任内阁〉不矛盾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利用。”
《莫斯科呼声报》由此得出结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解散杜马，因为十月党人决不会采取立宪民主党人如此“不调和的〈可不是闹着玩的！〉立场”，杜马中根本没有多数，“毫无希望”……“简单地说，通过这个提案无异是拒绝了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的一切立法活动，而立宪民主党这个反对派从此就具有了一种公然不负责任的性质。” 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这里清楚地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极密切的血缘关系，以及他们“争吵”的真实性质，那是：夫妻吵嘴，只当开心。 我们已经知道，2月6日十月党人的正式机关报在莫斯科宣布，在2月4日前召开的立宪民主党会议（2月4日《言语报》发表了关于会议的消息）以后，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完全瓦解了。 就在同一个2月6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圣彼得堡，在第四届杜马中，一起以173票对153票使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卡索的说明提出的程序提案得到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在复决时偶然被否决了！！ 这不是很好吗？ 我们眼前清清楚楚摆着一个说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如何搞自己的政治“勾当”的典型例证。老天在上，他们决没有结成任何“联盟”！可是他们为了欺骗公众，十分“巧妙地”分摊角色，甚至任何形式上的联盟都不可能使他们得到这样的“方便”。立宪民主党人看到，全国正在向左转，新的民主派已经出现，因此他们玩弄左倾把戏，通过自己的会议说出一些毫无意义、毫无内容而象是左倾的空话。十月党人支持公众中这样一种情绪或印象，似乎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向左转；他们采取的办法是郑重其事地在《莫斯科呼声报》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不调和的，声称通过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形成杜马中的多数是不可能的，攻击立宪民主党人左倾，叫嚷解散杜马等等，等等。 实际上，他们在悄悄地和立宪民主党人讨价还价，而且正是在自己最猛烈地攻击立宪民主党人左倾的时候，在共同的提案上同他们谈妥了！！ “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民主派被愚弄了，被欺骗了，被牵到立宪民主党那一群人中去了（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十分左吗……看，十月党人不是在大骂他们左倾吗！），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在黑帮杜马中保留下来了，巩固了，发展了。 这使人不禁要长叹一声：啊，天呀！俄国的民主派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套简单的骗人把戏呢？其实，欧洲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客变换花样玩弄的正是这一套把戏：在人民面前，为了选举，他们在正式的言论中大叫大嚷，赌咒发誓，说他们是民主派，是激进派（德国的“自由思想派”[244]，英国的劳合－乔治之流），甚至是社会党人（法国的激进社会党人）。而实际上，在自己真正的政策方面，他们却同极力反对民主的政府和政党，同各种不同色彩和不同民族的十月党人走在一起。 这是陈腐的老一套，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么没完没了地在重复着这老一套！ 九《莫斯科呼声报》硬说，在选举前立宪民主党人 “同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证明在现实条件范围内进行立法工作的必要性。这就使人有理由指望杜马中派和反对派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选举后，立宪民主党领导者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米留可夫提出的经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杜马策略问题的决议，根本违反了选举时显然是为了争取城市大资产阶级的选票而说的一切。城市大资产阶级未必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现在代表会议提出的政纲”。
这真是一种典型的怪论，简直不知道值得惊奇的究竟是其中天真的狡猾还是天真的无知。立宪民主党人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始终是以欺骗手段引导民主派的自由派政党。1912年选举时，立宪民主党人在大资产阶级面前突出表明了自己的“真”面目，自己的投机分子的“团结感”，资本家阶级奴仆的“冷静”。而在同一个时期，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却在民主派选民面前再三说，他们是民主派，他们在杜马中的策略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毫无重大差别。 立宪民主党政策的这两个方面是各文明国家的每个自由派政党必定有的“服饰”。当然，某些党员往往各有专长，有的玩弄民主，有的给“狂热的人”泼冷水，执行着“慎重的”资产阶级政策。要知道，各国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的。例如，英国著名的自由党骗子劳合－乔治，在向人民演说时把自己描绘成十足的革命者，几乎是社会党人，而实际上这个部长在政策方面是跟着自己的领袖，比保守党人毫不逊色的阿斯奎斯走的。 《莫斯科呼声报》的文章把米留可夫先生描绘成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代表，这只能引人发笑。事实上，米留可夫先生是玩弄正式的立宪民主党外交辞令，使立宪民主党的不民主实质同民主词句调和起来的代表人物。 《莫斯科呼声报》写道： “米留可夫先生的这个‘选举后的’新主张远没有得到代表会议的一致赞同。代表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代表坚持和杜马中派达成协议的策略，以便使某些草案和文化改革得以通过。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表示，在讨论各种法律草案时，党团应该妥协，竭力使这些草案按自由主义精神得到通过，而决不应该使这些草案成为不可接受的。”于是出现了反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的纪律”，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绝对服从”米留可夫先生的“专制意志”的越轨举动。
显然是一种把戏。破绽百出。十月党人在“激”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竭力把他们描绘成失败者，促使他们去更坚决地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但是十月党人的这个把戏（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不是同一个小家族的成员，这个把戏也就玩不成了），并没有消除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即我国自由派中的劳合－乔治之流和阿斯奎斯之流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请看《俄国评论报》。这个进步党人的机关刊物，鼓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刊物，在大量地搜罗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党员。曼瑟列夫、马克拉柯夫、奥博连斯基、格列杰斯库尔和亚历山德罗夫都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地跟着“路标派的”首领司徒卢威跑过去的。这一伙人过去就想更加接近十月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情况只能是这样。但是，米留可夫正在使他们在打着民主派招牌而实际包藏着十月党实质的纲领的基础上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调和起来，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十杜马中各个政党就卡索的说明提出的程序提案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提案为我们进行政治分析提供了准确的，已由各个政党的杜马代表正式确认了的材料。我们通常做得最不够的，正是对这种材料的分析。这种材料都隐没在每天的报刊评论或杜马的一大堆速记记录中。为了弄清楚各个政党的真正本质，很有必要研究一下这种材料。 在通过不信任案的第二天，《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宣称：“这样，俄国社会从国家杜马那里得到了有权指望得到的东西。”（2月7日第37号）这似乎是说，“社会”只要知道杜马是不是信任卡索先生，就够了！ 这不对。人民和民主派应当知道不信任的理由，以便了解被认为政治上不正常的现象产生的原因，以便能够找到正常化的办法。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仅仅根据“我们不信任”这样一句话就联合起来，这是远远不能说明这些重大问题的。下面就是十月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国家杜马……认为：（1）任何吸引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做法，都对俄国青年力量的精神发展有极大的害处，对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也有害处；（2）当局及时获悉中等学校中的不良现象后，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坐待这些现象具有不正常的性质［注：这个文本是在1月25日的会议上提出的。在2月1日的会议上，第2点被改成这样：“从这一具体事件可以看出，中等学校中对学生普遍采取形式主义的冷漠态度，教师同家庭隔阂，因此必须确立善意看待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共同观点。”］；（3）坚决反对对学生使用1912年12月10日使用过的办法，即不通知学校校长，用警察措施来代替正常的教育影响；（4）迟迟不决定被开除的学生的命运是违反教育原则的，希望善意地对待学生，立即消除这种现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学校里谈政治是有害的。学生是有过错的。但是惩罚他们的应该是教师，而不是警察。我们对政府不满的是它缺少“善意”和办事迟缓。 这是反民主的思想。这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让旧政权的制度继续存在，但在运用它时要温和一些。打吧，但是要适可而止，并且不要声张。 请看进步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杜马认为：（1）国民教育部获悉最近在圣彼得堡中等学校中发生的事件后，对自己的职责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没有制止警察局侵入中等学校；（2）警官任意采取了搜查学校，逮捕孩子并把孩子拘禁在警察局，用不能容许的方法审讯学生等等措施，这些措施决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何况这里的问题还不涉及维护国家的安全，而在于恢复中等学校中的秩序，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未对此提出抗议；（3）国民教育部的一整套旨在使学校同家庭隔阂的办法，因为是以死板的形式主义压制青年一代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也就为学校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杜马认为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一提案是在1月30日提出的，当时进步党人就声明，如果十月党人提出不信任，他们就投票支持十月党人。这次交易的结果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能够进行这次交易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意见基本上一致。 进步党人也认为学校里谈政治是不正常的，也要求“恢复秩序”（农奴制的秩序）。他们采取的也是御用的反对派的立场，他们反对的不是旧政权的制度，而是运用这个制度时的“冷漠的、死板的”方法等等。皮罗戈夫在19世纪60年代也同意要打，但是他要求，不要冷漠地打，不要死板地打。进步党人不反对由当今的社会人士来“恢复秩序”，但劝他们做得“留情些”。半世纪来我们有多么大的进步啊！ 下面是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程序提案： “杜马在听取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后认为：（1）这个说明完全把教育观点和警察观点混淆起来了；（2）这个说明完全否定了学校和家庭借以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的正常基础；（3）该部的政策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愤慨，这一政策本身就促成了一种过早地吸引青年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造成了一些本应防止的情况的发生；（4）采取象对待国事犯那样的办法来对待学生，摧残了正在成长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人的生活，使其中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从而构成了对俄国未来的威胁。杜马认为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里也非常温和地、闪烁其词地指责了“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做法。这是反民主的观点。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他们指责警察措施，只是因为要求用预防措施来代替，现行制度要做的不应当是解散集会，而应当是防止集会。显然，这样的改良只会粉饰而不会改变制度本身。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不满意国民教育部的政策。但是他们完全象十月党人一样，认为可以希望这种政策有所改变而不必经过某种深刻得多的变革。立宪民主党人说的反对政府的话比十月党人说的尖锐得多，政治上不开展的人听了这种尖锐的话，会看不出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在对问题的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的提法上是完全一致的。 杜马应当认真地教人民学习政治。谁向立宪民主党人学习政治，谁就会在思想上受到毒害，而不会得到提高。 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共同的提案上讨价还价，而且谈妥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在思想政治方面基本上一致的结果。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最可怜不过的了，——他们为了承认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同意直接指责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活动。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同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反对“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 下面是劳动团提出的提案： “国家杜马注意到：（1）1912年12月9日对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采用蛮横的暴力，可耻地让保安机关参与对中等学校学生的教育监督工作，这种做法使社会震惊，但国民教育大臣卡索先生在说明中，却完全赞同这种做法，而且幸灾乐祸地嘲笑社会舆论；（2）搜查和密探制度是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特别是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全部政策的产物，它会导致极大的混乱，有在将来引起正在成长的一代严重波动的危险。国家杜马要求立即恢复12月9日全体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同时认为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职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严格说来是一个激进自由派的提案，但是，民主派所应该说的、不同于自由派的话在这个提案中却没有。自由派也会承认让保安机关参与教育监督工作是可耻的，但是民主派则还应当说（而且应当教会人民懂得），任何“监督”都无权侵犯成立小组和组织政治座谈会的自由。自由派也会指责“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但是俄国民主派则还应当阐明，有某些共同条件使任何一个部都不得不实行实质上相同的政策。劳动团提出的提案的民主性只表现在它的语气上，表现在起草者的情绪上。不用说，情绪是政治上的一种征象。但是要求程序提案不仅要有“高昂的”情绪，而且要有缜密的思想，这并不算过分。 社会民主党人的程序提案是： “国家杜马听取了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从说明中看出：（1）决心反对青年学生通过自学来增长见识和增进同学间交往这一合理而可喜的意图；（2）为官僚的形式主义办法、密探和警察搜查制度辩护；这种办法和制度正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级学校中推行，残害着青年的心理和精神，无情地压制任何一点独立思考和个性独立的表现，使学生中间自杀流行。因此，国家杜马认为这个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时，国家杜马认为：（1）警察观点在国民教育事业中的统治，是同密探对俄国全部生活的控制、同公民各种有组织的独立活动受到镇压以及他们的无权地位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2）只有根本改造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才能把公民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把学校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未必能说是无可挑剔的。不能不说它还可以表述得更通俗、更透彻些，也不能不对它没有指出从事政治活动的合理性这一点表示遗憾，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对一切提案的批判，决不是针对着它的表述的细节，而纯粹是针对着起草者的基本政治思想。民主派不得不说出主要的一点：成立小组和组织座谈会是合理而可喜的事情。实质就在这里。用任何理由指责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即使指责“过早地”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都是虚伪和蒙昧主义的表现。民主派不得不把问题从“联合内阁”提到国家制度的高度。民主派不得不首先指出“同密探的控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指出同封建大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注释： [243]1912年12月14日（27日），44名杜马代表就彼得堡34名中学生在私立维特美尔中学开会被捕一事提出质询。这些学生是由于沙皇保安处怀疑他们参加了秘密小组而被捕的。国民教育大臣列·阿·卡索在第四届杜马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杜马的第十二、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次会议讨论了这一质询。1913年2月6日（19日）进行表决。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议案先由会议通过，后在复决中被否决。会议最后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认为沙皇教育大臣的说明不能令人满意而转入下一议题的提案。——[401]。 [244]自由思想派是指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成员。1884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进步党同从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7年，自由思想党分裂为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个集团。1910年这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又合并为进步人民党。自由思想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