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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5卷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1914年5月） 当今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些棘手的问题，尤其在经历过这一运动的昨天（即历史上刚过去的阶段）的那些人看来，更是如此。这里首先包括所谓派别活动和分裂等等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参加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用一种激愤的、神经质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口气要求不要触及这些棘手的问题。在经历过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各派长期斗争（如1900—1901年开始的斗争）的人看来，过多地反复议论这些棘手的问题，自然可能是不必要的。 但是，参加过马克思主义者内部14年（如果从出现“经济主义”最早征候算起，其实已经有18—19年了）斗争的人，现在已不很多了。现在补充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对于过去的斗争不是记不清楚，便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我们的杂志[130]所进行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打算就这些似乎是初次（对于年轻一代工人来说，确实是初次）由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性工人杂志”——《斗争》杂志提出来的问题谈一下。 一 论“派别性”托洛茨基称自己的新杂志为“非派别性”杂志。他在广告中把这几个字放在首要位置，他在《斗争》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中，杂志出版以前则在取消派的《北方工人报》上发表的介绍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都大肆渲染这一点。 什么叫作“非派别性”呢？ 托洛茨基的《工人杂志》是托洛茨基为工人办的杂志，因为在杂志上丝毫看不出有工人的倡议，也看不出同工人组织有什么联系。托洛茨基为了通俗起见，在他为工人办的杂志上，向读者解释了“领土”和“因素”等等名词。 这很好。但是为什么不把“非派别性”这个名词也向工人解释解释呢？难道这个名词比领土和因素更容易懂吗？ 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别性”这个标签来欺骗年轻的一代工人。这一点很值得加以说明。 派别活动是社会民主党在某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特点。究竟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从1903年至1911年这段时期。 为了尽量清楚地说明派别活动的实质，至少必须回忆一下1906—1907年的具体情况。当时党是统一的，没有分裂，但是有派别活动，也就是说，在统一的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派别，两个事实上是独立的组织。当时基层工人组织是统一的，但是每遇到重大的问题，两个派别就制定两套策略，这两种策略的各自拥护者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中互相争论（例如，在1906年讨论杜马组阁——即立宪民主党组阁——这个口号的时候，在1907年选举伦敦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于是问题按多数意见来解决：一派在统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31]上（1906年）遭到失败，另一派则在统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1907年）遭到失败。 这在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只要回顾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就足以识破托洛茨基所散布的那些弥天大谎。 自从1912年以来，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派别活动，在统一的组织中、在统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那种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没有了。现在的情况是，党同取消派已经完全决裂，党在1912年1月已经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托洛茨基往往把这种情况叫作“分裂”，关于这个名称，我们到下面还要专门谈谈。但是，“派别活动”这一名词同真实情况不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说法是不加批判、不用头脑、毫无意义地重复在昨天即在过去的时代曾经是真实的情况。我们听到托洛茨基说起“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见第1期第5、6页及其他许多页），立刻就明白，他指的究竟是哪些早已过时的事情。 请用目前在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占十分之九的年轻工人的眼光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吧。他们看到工人运动中广泛表现出来的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或思潮：“真理派的”（以《真理报》为中心，发行量40000份），“取消派的”（15000份）和左派民粹派的（10000份）。报纸的发行量可以向读者说明某种宣传的广泛性。 试问，这与“混乱状态”有什么关系呢？托洛茨基爱讲漂亮而空洞的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混乱状态”一词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把昨天国外的关系搬到（确切些说，妄想搬到）今天俄国的土壤上来。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中，没有任何“混乱状态”。这一点想必连托洛茨基也不敢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运动一诞生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这一斗争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以及观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如果说有“混乱状态”，那只存在于不懂得这一点的怪人的头脑之中。 还有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斗争的“混乱状态”吗？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取消派已经被全党认为是一种思潮，并且从1908年起就受到全党的痛斥，因此决不能把反对这一思潮的斗争称为混乱状态。只要不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毫不关心的人都知道，取消派甚至就其领袖和参加者的成员来说，都是同“孟什维主义”（1903—1908）和“经济主义”（1894—1903）有着十分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也有将近20年的历史了。把自己党的历史看作“混乱状态”，那是不可原谅的无知。 可是，从巴黎或维也纳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情况，那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除了“真理派”和“取消派”之外，至少还有五个俄侨“派别”，这些单独的集团，如托洛茨基集团、两个“前进”集团，“布尔什维克护党派”以及“孟什维克护党派”[132]，都想把自己算作是同一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巴黎或维也纳（我只是拿这两个特别大的城市作例子），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的。 在那里，托洛茨基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那里确实有派别活动，确实是一片混乱状态！ 所谓“派别活动”，就是名义上统一（在口头上大家都是在一个党内），而实际上四分五裂（在行动上各个集团都是独立的，彼此进行谈判和协商，象是主权国家）。 所谓“混乱状态”，就是指（1）没有关于这些派别同俄国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经得起核对的客观材料，（2）没有材料能判明这些派别的真正的思想面貌和政治面貌。拿1912年和1913年这整整的两年来说吧。大家知道，这是工人运动活跃和高涨的年代，当时任何一个稍微象样的群众性的（在政治上，只有群众性的东西才能算数）思潮或派别，都不能不对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对罢工运动，对合法的报纸、工会、保险运动等活动产生影响。在这整整两年的时间内，这五个国外派别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在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上述任何一种活动中显示过任何作用！ 这是每个人都容易核对的事实。 这一事实证明，我们说托洛茨基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代表，是完全正确的。 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口头上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这就是派别活动，这里具备了派别活动的两个重要特征：（1）名义上承认统一，（2）实际上各自为政。这就是派别活动的残余，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真正联系。 而且，这是最坏的一种派别活动，因为它在思想上政治上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而真理派也好（甚至坚决反对我们的尔·马尔托夫也承认，我们以有关一切问题的众所周知的正式决议为中心建立了“团结和纪律”），取消派也好（他们的面貌很清楚，至少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的面貌很清楚，但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面貌，而正是自由派的面貌），都不可否认有这样的明确立场。 从维也纳和巴黎的角度（决不是从俄国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的那些同托洛茨基派类似的派别组织，其中有一部分不可否认也是有某种明确的立场的。例如，马赫主义的“前进”集团拥护马赫主义理论，是明确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坚决反对这些理论，维护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理论上谴责取消派，这也是很明确的。 而托洛茨基呢，在思想上政治上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他的所谓“非派别性”专利权，不过是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的专利权而已（关于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详细谈到）。 小结： （1）托洛茨基不去解释、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种派别之间思想分歧的历史意义，虽然在社会民主党20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分歧，而且牵涉到当代所有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到）； （2）托洛茨基不懂得，派别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名义上承认统一，实际上四分五裂； （3）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帜，在维护一个最没有原则、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最没有基础的国外派别组织。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二 论分裂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就算你们真理派没有派别活动，也就是说，不是在名义上承认统一而实际上四分五裂，可是你们却有更坏的东西，那就是分裂主义。”托洛茨基正是这样说的；他不善于思考自己说话的含义，不能自圆其说，一会儿大声疾呼反对派别活动，一会儿又高喊什么“分裂派接连获得自杀性的胜利”（第1期第6页）。 这段话只能有一种含义，就是：“真理派接连获得胜利”（这是经得起核对的客观事实，只要研究一下1912年和1913年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便可以肯定这一事实），可是我托洛茨基却要严斥真理派，因为第一，他们是分裂派，第二，他们是自杀的政治家。 对这一点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感谢托洛茨基，不久以前（从1912年8月至1914年2月），他还跟着费·唐恩跑，大家知道，唐恩曾经威胁和号召要“杀死”反取消派。现在托洛茨基并不威胁说要“杀死”我们这一派（和我们的党，——请托洛茨基先生不要生气，这是实话！），而只是预言我们这一派会自己杀死自己！ 这不是说得客气多了吗？这不是已经同“非派别性”言论相差无几了吗？ 玩笑少开（虽然对于托洛茨基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清谈，唯一客气的回答方法就是开开玩笑）。 所谓“自杀”，只是一句空话，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而已。 分裂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政治罪名。取消派以及上述这些从巴黎和维也纳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存在的集团，都千方百计地把这个罪名一再加到我们头上。 但是，他们重复这种严重的政治罪名，都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请看托洛茨基吧。他承认“分裂派〈应读作：真理派〉接连获得自杀性的胜利”，同时又补充说： “许许多多处于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状态的先进工人，往往自行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第1期第6页）
这几句话难道不是揭示了对问题最不严肃的态度吗？目前，我们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角斗场上除了取消派看不到任何其他派别，你们却责备我们是分裂派。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不正确呢？是的，上面所举的那些国外的集团，无论它们彼此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它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是“分裂主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所有这些集团和取消派也有相似之处（而且是政治上的本质的相似）。 如果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在理论上原则上是不正确的，那么托洛茨基就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明确宣布、开门见山地指出，他究竟认为什么地方不正确。可是，托洛茨基多年来一直回避这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在实践中，运动的经验否定了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那也应该分析这个经验，但是，托洛茨基也没有这样做。他承认：“许许多多先进工人往往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应读作：真理派路线、策略、组织体系的积极代理人）。 为什么会发生托洛茨基也承认已被经验所证实的可悲现象，即先进工人，而且是许许多多先进工人，都拥护《真理报》呢？ 托洛茨基回答说：这是因为这些先进工人在“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 不用说，这种解释使托洛茨基，使五个国外派别和取消派都身价百倍。托洛茨基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如果“许许多多先进工人”，都成为与托洛茨基路线不合的另一条政治的和党的路线的“积极的代理人”，那么，托洛茨基就立刻毫不客气地、直截了当地解答说，这些先进工人是“处于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状态”，而他托洛茨基显然是“处于”政治上坚定、鲜明和路线正确的“状态”！……这位托洛茨基同时却又捶胸大骂派别活动、小组习气以及知识分子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工人的行为！…… 看到这样的东西，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喊声是不是从疯人院里发出来的？ 关于取消主义和谴责取消主义的问题，党在1908年就向“先进工人”提出了，关于同取消派这个已经非常明确的集团（即《我们的曙光》集团）“分裂”的问题，也就是不撇开这一集团、不反对这一集团就无法建设党的问题，则是在两年多以前，在1912年1月提出的。绝大多数先进工人恰恰是拥护“一月（1912年）路线”的。托洛茨基讲到“胜利”和“许许多多先进工人”，可见他本人也承认这个事实。托洛茨基只是谩骂这些先进工人是“分裂派”、“政治上茫然失措”，以此来支吾搪塞！ 只要不是疯子，都会从这些事实中作出另一种结论。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哪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哪里就有党性和党。 哪里有被工人“撤销职务的”取消派分子，或者有两年来丝毫没有证明自己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有联系的将近半打国外集团，哪里才真是一片茫然失措和分裂主义的景象。现在托洛茨基试图说服工人不要执行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所承认的那个“整体”的决议，就是试图破坏运动，引起分裂。 虽然他这样做起不了作用，但我们还是必须揭露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这些妄自尊大的领袖，他们自己在搞分裂，却又大喊反对分裂；他们两年多来在“先进工人”面前已经遭到完全失败，现在却非常蛮横无礼地侮辱这些决议，侮辱这些先进工人的意志，骂他们“政治上茫然失措”。这岂不完全是诺兹德列夫[133]或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134]的手法吗？ 我们出于政论家的责任，要不厌其烦地列举确凿的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回答这些反复的分裂叫嚣。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第二届杜马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47％，在第三届杜马代表中占50％，在第四届杜马代表中占67％。 请看，这就是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所在，这就是党的所在，这就是大多数觉悟工人的统一意见和统一行动的所在。 取消派作了反驳（见《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布尔金和尔·马·的文章），说我们是依靠斯托雷平划分选民团的制度才有了立论的根据。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实事求是的反驳意见。德国人按照排斥妇女的俾斯麦选举法进行选举，以此来衡量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来衡量自己所获得的成就，但决不为选举法的种种反动限制辩护。也许只有疯子才会借此来责备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地，我们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来衡量我们所获的成就，也并不是为选民团或选民团制度辩护。在前后三届杜马（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杜马）选举中，都有选民团的划分，但是在同一工人选民团内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却发生了不利于取消派的根本的变动。谁不愿自欺欺人，谁就应该承认工人的统一战胜了取消派这一客观事实。 另一种反驳意见也同样的“聪明”：说什么“孟什维克和取消派投了某某布尔什维克的票（或参加了选举）”。好极了！难道这不同样适用于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占53％，在第三届杜马选举时占50％，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占33％的非布尔什维克代表吗？ 如果可以不引用杜马代表的材料，而引用工人选出的复选人即受托人等等的材料，那我们很乐意这样做。但是，这种更详细的材料并没有，“反驳者”不过是借此蒙骗公众而已。 关于工人团体帮助各派报纸的材料怎么样呢？在两年中间（1912和1913），有2801个团体拥护《真理报》，750个团体拥护《光线报》［注：截至1914年4月1日止的初步统计，有4000个团体拥护《真理报》（从1912年1月1日算起），有1000个团体拥护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这些材料，谁都能够加以核对，而且谁也没有想否认。 试问，多数“先进工人”的行动和意志的统一在哪一边，违背多数工人的意志又在哪一边？ 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性”，就其最肆无忌惮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 三 论八月联盟的瓦解要检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分裂主义的责难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实，还有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 你们认为“列宁派”就是分裂派吗？好吧，就假定你们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们是正确的，为什么其他一切派别和集团都未能证明：撇开“列宁派”和反对“分裂派”，就能同取消派团结一致？……如果我们是分裂派，为什么你们联合派彼此没有联合，也没有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你们要是这样做，岂不是用行动向工人表明统一的可能和统一的好处吗？…… 我们来追溯一下往事吧。 1912年1月，“分裂派”即“列宁派”声明，他们是撇开取消派和反对取消派的党。 1912年3月，所有的集团和“派别”——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前进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护党派”——在他们的俄文报刊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上一致反对“分裂派”。他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痛骂我们，给我们起了“篡夺者”、“故弄玄虚的骗子”等等亲热好听的诨名。 先生们，好极了！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对“篡夺者”，给“先进工人”作一个统一的榜样？这对你们来说不是最容易的事吗？如果先进工人一方面看到你们取消派和非取消派团结一致反对篡夺者，另一方面又看到“篡夺者”、“分裂派”等等众叛亲离，他们难道会不拥护你们吗？？ 如果意见分歧仅仅是由“列宁派”虚构或鼓吹出来的，如果实际上取消派、普列汉诺夫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等等有统一的可能，为什么你们两年来自己没有作出榜样来证明这一点呢？ 1912年8月召开过“联合派”代表会议。但是立刻就发生了分裂：普列汉诺夫派根本拒绝参加，前进派参加了，可是很快就退出了，而且还提出过抗议，揭露此事不过是空中楼阁。 取消派、拉脱维亚人、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和谢姆柯夫斯基）、高加索人、七人团“联合起来了”。是真的联合起来了吗？我们当时就说过，并没有真的联合，这不过是为取消主义打掩护罢了。事态的发展是否把我们的话推翻了呢？ 到了1914年2月，正好过了一年半就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七人团瓦解——布里扬诺夫退出七人团。 （2）留在新的“六人团”内的齐赫泽同图利亚科夫或另外一个人，在答复普列汉诺夫的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报纸上表示要给他答复，但是始终未能答复。 （3）托洛茨基事实上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光线报》露面了，他脱离该报办他“自己的”《斗争》杂志去了。托洛茨基称这个杂志为“非派别性”杂志，这就明显地（凡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得很明显）说明，在托洛茨基看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原来是些带有“派别性的”联合派，也就是说，是拙劣的联合派。 亲爱的托洛茨基，既然您是个联合派，您说可以同取消派统一，既然您和他们一起站在“1912年8月所拟订的基本观点”（《斗争》杂志第1期第6页《编辑部的话》）的立场上，那么，为什么您自己没有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上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早在托洛茨基的杂志出版以前，《北方工人报》发表过一篇用心险恶的短评，说该杂志的面目“还不清楚”，说关于这个杂志“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得很多”，《真理之路报》（第37号）［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自然就不得不揭穿这种谎话，说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的是托洛茨基反对光线派的秘密信，说明托洛茨基的面目和他脱离八月联盟的行动已经十分“清楚”了。 （4）曾经反对过尔·谢多夫的（因此受到费·唐恩之流当众斥责的）高加索取消派的著名领袖阿恩，现在已经在《斗争》杂志上出头露面了。高加索人现在愿意同托洛茨基一道走，还是同唐恩一道走，这一点“还不清楚”。 （5）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八月联盟”中唯一实在的组织，现在已经正式退出了这个联盟，并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声明（1914年）： “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落到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附取消派的地步。”
这个采取中立立场、不愿和两个中央机关的任何一个发生联系的组织，根据一年半的经验，作了这样的声明。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中立者所通过的这项决议应当是更有分量了！看来，够了吧？ 那些给我们加上分裂主义罪名、责备我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同取消派相处的人，自己也没有同取消派相处好。八月联盟原来是一个空架子，它已经土崩瓦解了。 托洛茨基向读者隐瞒这种瓦解，也就是在欺骗读者。 我们的对手的经验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证明同取消派一起共事是不可能的。 四 一个调和派分子对“七人团”的忠告《斗争》杂志第1期以《杜马党团的分裂》为题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文章谈到一个调和派分子对拥护取消派的（或动摇到取消派方面去的）国家杜马代表七人团的忠告，忠告的主要点就是下面这句话： “凡是必须同其他党团达成协议的时候，应该首先同六人团商量。”（第29页）
这个明智的忠告看来就是托洛茨基同取消派－光线派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从两个杜马党团斗争一开始，从夏季会议（1913年）通过决议那时起，真理派就采取了这种立场。而且在分裂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还在报刊上屡次声明，它尽管屡遭“七人团”的拒绝，但仍将采取这个立场。我们在一开始，在夏季会议通过决议的时候，就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就杜马活动问题达成协议，是适当的，也是可能的。既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派（劳动派）都能屡次达成这种协议，那么，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当然更有可能、更有必要达成协议了。 不要夸大意见分歧，而要正视现实：所谓“七人团”，就是一些动摇到取消派方面去的人，他们昨天还完全跟着唐恩跑，今天却忧郁地把自己的目光从唐恩转到了托洛茨基的身上，并且来回地转来转去。所谓取消派，就是脱离党、推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合法派。他们否认“地下组织”，所以在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事务方面，根本谈不上同他们实行什么统一。谁不这样看，谁就没有估计到1908年以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因而大错特错。 但是，在个别问题上，当然可以同这个党外的或者说与党貌合神离的集团达成协议：我们对待这个集团，也应该象对待劳动派那样，应该经常地迫使他们在工人的（真理派的）政策和自由派的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例如，在争取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是按自由派那样地提问题，否定或忘记未经书报检查的报刊，还是实行相反的工人的政策，取消派显然是动摇的。 在杜马政治的范围内不会直接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即杜马外的问题，在这个范围内同自由派工人代表的七人团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由取消派立场转到党的夏季（1913年）会议的立场上来了。 不过不要忘记，党外的集团对于协议的理解，同党员一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非党员看来，在杜马中的“协议”，就是“制定策略决议或路线”。在党员看来，达成协议就是试图吸引其他人来实行党的路线。 例如，劳动派没有政党。在他们看来，达成协议就是今天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明天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自由地”“制定”路线。而我们对于同劳动派达成协议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关于一切重要策略问题都有党的决议，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这些决议；在我们看来，同劳动派达成协议，无非是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让他们相信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使他们不拒绝反对黑帮和反对自由派的一致行动。 党员和非党员在对协议的看法上存在的这种基本区别，竟被托洛茨基忘得干干净净（他在取消派那里毕竟没有白呆！），他下面这段议论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国际的代表必须把我们已经发生分裂的议会代表团中的两部分召集起来，并同它们一起研究它们观点一致的地方和分歧的地方……那时就能制定一个详细的策略决议案，规定议会策略的原则……”（第1期第29—30页）
这就是取消派对问题的提法的最明显最典型的范例！托洛茨基的杂志把党忘掉了：是啊，这样的小事难道还值得想起它吗？在欧洲（托洛茨基喜欢硬扯到欧洲主义），不同的政党彼此达成协议或实行联合，通常是互派代表来开会，首先澄清分歧点（国际提出来作为俄国当前任务的正是这一点，国际并没有把考茨基认为“老党已不存在”的轻率论断写入决议[135]）。代表们澄清了分歧点以后，就拟出一些应提交两党的代表大会分别加以讨论的有关策略和组织等问题的决定（决议、条件等等）。如果能拟出一致赞成的决定草案，那就由两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采纳；如果拟定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提案，那么，同样由两党的代表大会进行彻底的讨论。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觉得“可爱的”，仅仅是欧洲机会主义的榜样，而决不是欧洲党性的榜样。 “详细的策略决议案”将由杜马代表来制定！！俄国“先进工人”（托洛茨基对他们非常不满意，是不无原因的）从这个例子能够清楚地看出，维也纳和巴黎的那些让考茨基甚至相信了在俄国“党已不存在”的国外小集团，异想天开到多么可笑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外国人有时也许会受他们的骗，但是，俄国“先进工人”（不怕是否又会引起威严的托洛茨基的不满）却要当面耻笑这班异想天开的家伙。 工人会对他们说：“我们的详细的策略决议案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来制定的，就象1907年、1908年、1910年、1912年和1913年的历次会议那样（不知道你们非党人士是怎么干的）。我们很愿意向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和健忘的俄国人介绍我们党的决议，我们更愿意请‘七人团’、‘八月联盟派’或‘左派’的代表或是其他任何人，把他们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决议向我们介绍一下，并且请他们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能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他们对于我们的决议或对于1914年保持中立的拉脱维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这就是俄国“先进工人”要对各种异想天开的人说的话，这就是彼得堡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报刊上说过的话。托洛茨基想不理睬在报刊上对取消派提出的这些条件吗？那对托洛茨基就更糟了。我们的责任是要预先告诉读者：不愿考虑俄国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提出异想天开的“联合”（是仿照八月“联合”吗？）计划，是多么可笑啊！ 五 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观点托洛茨基在他的新杂志上，极力不谈自己观点的实质。《真理之路报》（第37号）已经指出，关于地下组织、关于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等问题，托洛茨基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我们指出，他企图成立独立的组织，而又不亮明它的思想政治面貌，这是最坏的派别活动。 托洛茨基虽然不愿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他的杂志上有许多地方已经表明他所偷运、所隐藏的究竟是些什么思想。 在第1期第1篇编辑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正在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第5页）
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论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党的导言。这种论调是以歪曲历史事实为基础的。1895—1896年的罢工已经形成了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在这些罢工中，在这些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鼓动中，是“知识分子引导工人阶级”的吗！！？请看，1901—1903年有关国事罪的确切材料和前一时期同类材料的比较：
由此可见，在80年代，俄国还没有社会民主党，运动还是“民粹主义的”运动，那时知识分子居于主要地位，占运动参加者的一半以上。 在1901—1903年这段时期，已经有了社会民主党，旧《火星报》已经进行工作，情况就完全改观了。知识分子只占运动参加者的少数，工人（“工商业从业人员”）已经比知识分子多得多，工人和农民一起占总数一半以上。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思潮的斗争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翼，开始是“经济主义”（1895—1903），接着是“孟什维主义”（1903—1908）和“取消主义”（1908—1914）。托洛茨基重复取消派对党的诬蔑，害怕提起党内各种思潮20年来的斗争历史。 请看另一个例子： “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议会制度的态度，也经过了三个阶段〈正如其他各国一样〉：起初是‘抵制主义’……然后是原则上承认参加议会的策略，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用谢德林的话来说，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136]！〉是为了纯粹鼓动的目的……最后把当前的要求……搬上杜马的讲台……”（第1期第34页）
这又是用取消派的手法歪曲历史。这里虚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差别，是为了暗中替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辩护。抵制主义无论在欧洲或俄国，都不是“社会民主党对议会制度的态度”的一个阶段，在欧洲，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只是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譬如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只是针对特定的机关的，同“议会制度”从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为争取继续强攻而进行的一场特殊斗争的产物。至于这个斗争如何反映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两种思潮的斗争上，托洛茨基却根本没有提到！既然提到历史，就应该说明各种具体问题，说明各种思潮的阶级根源；谁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阶级斗争，研究各个派别在参加布里根杜马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斗争，谁就会看出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根源。但是托洛茨基“提到”历史，只是为了规避具体问题，而杜撰一些替目前的机会主义者辩护的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东西！ 他写道：“……事实上，所有的派别都在采用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这不过是宗派主义者对现实的粗暴歪曲。”（第1期第5页和第35页）
这就是公然地替取消派辩护，而且火气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举出一件比较新鲜的小小的事实。托洛茨基专爱说空话，我们希望工人自己来考虑这一事实。这件事实就是3月13日《北方工人报》所载的言论： “人们不去强调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一定的具体任务，即迫使杜马否决法案〈关于出版的法案〉，却提出争取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这一模糊的提法，同时鼓吹秘密报刊，而这种鼓吹只能削弱工人争取自己的合法报刊的斗争。”
这是白纸上写黑字，明确地维护取消派的政策，批评真理派的政策。怎么样？难道一个有见识的人能说两派在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吗？难道一个有见识的人能说取消派在这里不是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吗？能说工人运动中的这种自由主义危险是臆造出来的吗？托洛茨基所以回避事实和具体的证据，正是因为这些事实和证据无情地推翻了他那些气愤的叫嚣和夸张的词句。装腔作势，说什么“宗派主义者对现实的粗暴歪曲”，当然是很容易的。再添上一些更刺激更夸张的字眼，说什么必须“从保守的派别活动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不难做到的。 可是，这不是太不值钱了吗？这种武器不正是从托洛茨基在中学生面前大出风头那个时代的武器库中拣来的吗？ 但是，使托洛茨基大为恼火的“先进工人”，还是希望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明确答复：上面这种对具体政治运动的估计已经明确地反映了一种“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您对这种方法是否赞成？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如果赞成，那就是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党；如果认为可以同这种政策，同推行这种政策的集团讲“和平”，讲“统一”，那就是自欺欺人。 不赞成吗？——那就请您直截了当地说吧。可是，在今天的工人看来，讲空话已经不足为奇了，讲空话满足不了他们，也吓唬不了他们。 顺便说一句：取消派在上面这段话中所鼓吹的政策，甚至从自由派观点看来也很愚蠢，因为在杜马中能否通过法律，要取决于那些已经在委员会摊牌的本尼格森之类的“十月党人－地方自治人士”。 ※ ※ ※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的一代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给这种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过一个绰号：“图希诺的倒戈分子”[137]（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 我们说到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确认这是一种经过许多年生长起来的、同20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一脉相承、同一定阶级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思潮。 “图希诺的倒戈分子”自称超越一切派别，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取消派的思想。 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那时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睡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别、集团、派别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同他人谈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十分清楚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理睬党从1908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根本不愿考虑实际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当今工人运动的经验。
注释： [130]指《启蒙》杂志。 《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А．А．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194。 [13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了两派分别制定的政纲，并按300名党员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代表大会选出了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清一色的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6。 [132]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即以阿·伊·柳比莫夫（马·佐梅尔）为首的倾向取消派的调和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孟什维克护党派反对取消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197。 [133]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203。 [134]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03。 [135]指1913年12月13—14日在伦敦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通过的决议。该决议委托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有来自“俄国（包括俄属波兰）工人运动中所有承认党的纲领或其纲领与社会民主党纲领相符合的派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就使他们相互疏远的问题交换意见。”卡·考茨基在12月14日的发言中谈到提出这个决议案的理由时说：老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已不复存在。必须根据俄国工人要求团结的愿望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恢复起来。列宁在《好决议和坏发言》一文中对此作了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210。 [136]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13。 [137]“图希诺的倒戈分子”一语源出于俄国历史故事。1608年俄波战争时，波兰傀儡伪德米特里二世率军攻入俄国，驻扎在莫斯科西北的图希诺，与在莫斯科的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两军对峙。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俄国领主和贵族象候鸟随气候变化而迁飞那样奔走于两个营垒之间：当莫斯科情况危急时，他们纷纷投奔图希诺营寨；当战局有利于沙皇时，他们又返回莫斯科，重新归顺沙皇。这些人便被称为“图希诺的倒戈分子”。后来人们常用这一称号来形容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2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