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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5卷 论民族自决权 （1914年2—5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9条，近来引起了（我们在《启蒙》杂志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蔑的态度鄙视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139]，无疑同现在的各种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本文中要对罗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所谓自决，首先自然就得提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理解自决？是从权利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去寻找答案呢，还是从对民族运动所作的历史－经济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 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借嘲笑马克思主义纲领“不清楚”来敷衍了事，由于头脑简单，看来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在1903年通过的俄国党纲中谈到了，而且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也谈到了（我将要在适当地方详细谈到这一点）。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曾多次宣称这一条似乎太抽象、太形而上学的罗莎·卢森堡，自己却犯了这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罗莎·卢森堡老是泛泛地谈论民族自决（甚至非常可笑地空谈怎样去认识民族意志），而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的本质究竟是在于法律的定义，还是在于全世界民族运动的经验？ 明确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首先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理解为作为单独的国家生存的权利，而作别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罗莎·卢森堡如何企图“避开”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这个必然的结论。 考茨基的小册子《民族性和国际性》（《新时代》杂志[140]1907—1908年卷第1期附刊，俄译文载于1908年里加出版的《科学思想》杂志[141]），罗莎·卢森堡是很熟悉的。她知道，考茨基［注：1916年，列宁在准备再版本文时，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考茨基在1909年以前，在出版他那本卓越的小册子《通向政权的道路》以前，曾经是机会主义的敌人，他转而维护机会主义只是1910—1911年的事，到1914—1916年才变得异常坚决。”——俄文版编者注］在这本小册子的第4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力量”（见上引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不同于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等等时代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能最容易完成其任务〈即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仍然是内部结构不正常或者说发育不完全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正常，完全是指还不能做到最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要求。 现在我们要问：罗莎·卢森堡对考茨基的这些历史－经济的结论，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些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是考茨基的历史－经济理论正确，还是鲍威尔的那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理论正确？鲍威尔的明显的“民族机会主义”，他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他对民族主义的迷恋（如考茨基所说“有时强调民族因素”），他“过分夸大民族因素而完全忘记国际因素”（考茨基），这一切同他低估建立民族国家这一趋向的力量有什么联系呢？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理论观点的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对考茨基提出了如下的反驳意见。 “……这种‘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和在理论上加以维护倒很容易，但是不符合实际。”（1908年《社会民主党评论》[142]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事理的本领表示惊奇！摆出一付了不起的架势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其他民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就是俄国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裕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19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3页。——编者注］。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十分清楚，但是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牛头不对马嘴。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即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拥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亚洲，大部分或者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是一些极不独立和备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地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唤醒了亚洲，在那里也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证实了考茨基的观点，而推翻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推翻了她的观点，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是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才形成起来的。 所以，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实例也好，巴尔干的实例也好，亚洲的实例也好，都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相反，而证明考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规”，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一种例外。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看来，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支持“民族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下面将要详细地谈到。现在，我们只是阐明一下“自决”这一概念的定义，不过还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是知道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的内涵的，而拥护她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如李普曼、谢姆柯夫斯基、尤尔凯维奇之流，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表机关等等途径，以不同方式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卷入了政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争取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的斗争的开展，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居民阶层——农民投入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商业周转的各个民族日益接近，杂居在一起，而把跨民族联合起来的资本同跨民族的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在一起；同时各个国家在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方面仍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着手考察某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大的弱点。她拼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9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反辩证法的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20世纪初和一个特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俄国究竟是什么问题，俄国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文章告诉我们：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怎样估计1848年具体环境下的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瑞士林区各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滕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这些意见和引证谈不上有什么新颖之处，但不管怎么样，对读者来说，再次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方法分析各国的具体历史问题，还是颇有兴味的。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把自己置于何等可笑的境地了。她娓娓动听又怒气冲冲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20世纪初的俄国究竟是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象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铺成地狱，好心的忠告往往被用来掩饰不愿意或不善于实际运用这些忠告。 请看一个大有教益的对照。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引用了她在1898年所写的一篇证明“波兰工业发展”迅速是由于能向俄国推销工厂产品的著作。不用说，从这里丝毫也不能得出什么有关自决权问题的结论，这只不过证明旧的贵族波兰已经消失，如此等等。但罗莎·卢森堡总是悄悄地把笔锋一转，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说什么促使俄国同波兰结合的诸因素中，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纯经济的因素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是，我们的罗莎一谈到自治问题时，尽管她的文章标题叫《民族问题和自治》，是泛指的论题，她却开始证明唯独波兰王国应该有自治权（见1913年《启蒙》杂志第12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为了证明波兰应有自治权，罗莎·卢森堡剖析了俄国国家制度的各种特征，显然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生活习俗的，也有社会学方面的特征，认为它具有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全部特征（《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大家知道，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纯属宗法制的特征，即前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占优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阶级分化还极不明显，那么上述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因为联结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可见，罗莎·卢森堡甚至在俄国政权的社会结构同资产阶级波兰作对比的问题上，也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至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问题，她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当今任何一个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9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说纲领的这一条“纯粹是老生常谈”，要我们接受这种见解，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一条“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我们的回答是：罗莎·卢森堡显然下决心要使自己的文章成为供中学生做习题用的逻辑错误大全，因为她的这一论断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对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的嘲笑。 如果不是象小孩子那样，而是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就不难看出，这个纲领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有关的。既然如此（而且无疑是如此），那么，这个纲领“显然”“宠统地”适用于一切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场合，是一种“老生常谈”等等。罗莎·卢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也显然会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仅仅适用于确有民族运动存在的场合。 罗莎·卢森堡只要把这些明显的道理思索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知道，她说的话是多么荒谬。她责难我们提出的是“老生常谈”，她用来反驳我们的论据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国家的纲领里没有民族自决的条文。好一个聪明绝顶的论据啊！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现代国家无疑具有共同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共同的发展规律。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所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比。例如，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才会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拿去同西欧的土地纲领“作比较”（如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俄国思想》杂志上所作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纲领所回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改革问题，而西欧各国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改革。 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早已解决了。在西欧各国的纲领里寻找并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这是可笑的。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最主要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这种区别正是全部关键的所在。由于罗莎·卢森堡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她那篇宏论也就成了一套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了。 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致是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我们不妨从上面引自罗莎·卢森堡论文的那段话往下再摘一句：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对党具有头等意义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她“特别”想拿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举这个例子是否很有道理。第一，我们要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完成这个基本问题。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那里始终是由大体上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宪制统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党也就是根据这个宪制公开进行活动的。 因此，就奥地利发展的内部条件来说（即从整个奥地利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奥地利各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并没有产生飞跃的因素，而伴随这种飞跃的现象之一，则可能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罗莎·卢森堡在进行比较时，设定俄国在这一点上处于同样的条件，于是她不仅作了这种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反历史的假设，而且不由自主地滑到取消主义立场上去了。 第二，奥地利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俄国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奥地利不仅是一个长期来以德意志人占优势的国家，而且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还曾经怀有想做整个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对老生常谈、死板公式、抽象概念等等如此讨厌的……罗莎·卢森堡，也许肯赏脸回想一下，这种“野心”已经被1866年的战争粉碎了。在奥地利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德意志人竟留在1871年最终建成的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外面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尝试，早在1849年就被俄国农奴制的军队粉碎了。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恰恰不倾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倾向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 俄国同这种情形有哪点相似的地方呢？我们这里的“异族人”是否因为怕受到更坏的民族压迫而情愿同大俄罗斯人联合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拿俄国同奥地利来比较，是多么荒谬、多么死板、多么愚昧了。 在民族问题上，俄国所具有的特殊条件恰恰同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相反。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人占据着广袤的连片地区，人口约有7000万。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57％）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在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的邻国）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的另一边，他们享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最后，我们看到，正是在毗邻的亚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的阶段已经开始，这种革命和运动部分地蔓延到了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 可见，正是由于俄国民族问题的这些具体的历史特点，我们在当前所处的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 况且，就是从单纯事实方面来看，罗莎·卢森堡断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不承认民族自决权，也与实际不符。只要打开通过民族纲领的布隆代表大会[143]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罗辛族社会民主党人甘凯维奇代表整个乌克兰（罗辛人）代表团（记录第85页），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雷盖尔代表整个波兰代表团（记录第108页）都声明，这两个民族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把他们本民族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列在自己的要求之内了。可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接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是它完全容许党的某些部分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这当然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可见，罗莎·卢森堡把奥地利拿来作论据，实际上是在各方面反驳了罗莎·卢森堡自己。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机会主义者特别喜欢接过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纲领的第9条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西”。罗莎·卢森堡自己也非常欣赏这个论据，我们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有时在一页之内一连把这个“口号”重复了8次。 她写道，第9条“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指示，对于民族问题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 她的这个论据还有这样的表述：第9条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要求必须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论据。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指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是指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或者是指民族要求能无条件地立即“实现”。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要求“实际”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永远不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民族和睦（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为了平等，为了创造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性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希望本民族享有种种特权，或者为本民族谋取特殊利益；这就叫作“实际”。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发展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只提出所谓消极的要求，即要求承认自决权，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能最可靠地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无产阶级只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可能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某项要求是否“能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而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违背封建主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意愿争取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睦的保证。 在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罗莎·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主义，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说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赞成民族分离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说这种话的有罗莎·卢森堡，附和她的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顺便说一下，他是在取消派报纸上就这个问题鼓吹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看重“实际的”解决，而工人看重在原则上划清两种倾向。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极力主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考茨基早就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罗莎·卢森堡，而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否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提出的分离权，实际上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黑帮。她实际上是助长机会主义容忍大俄罗斯人的特权（甚至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却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色彩较少而封建色彩较浓，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这在资产者和小市民看来是“不实际的”。但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原则性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政策。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从消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着眼，来评价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让我们看看压迫民族的地位。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注：巴黎有一位名叫列·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词。这位列·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译成有讽刺意味的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列·弗拉·大概打算写一部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剔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研究著作。］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漫长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对这种镇压的不断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大俄罗斯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容忍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要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保证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千百种预先不得而知的因素为转移。我们不想凭空“猜测”，但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享有国家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飞跃中，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而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针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特权和民族特权，主张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运动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让大俄罗斯人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二者都要求明确地回答是或否，都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去说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也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俄国在它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民族和睦的可能，一旦出现分离为各民族国家的问题，又能保证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无损害地）实行这种分离。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民族问题上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大俄罗斯自由派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和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实例。 5.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我们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当作一张主要“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就是如下这个论据：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说，如果把这种权利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么在纲领上就不需要专门列这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根本反对任何民族暴力和不平等的。 第一个论据，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20年前就不容争辩地指出过的那样，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嫁祸于人，因为罗莎·卢森堡害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在行动上却替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张目！第二个论据实质上是胆怯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9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包括，那就是说她不承认民族平等。在这里，回避问题和支吾搪塞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正好犯了她枉费心机地企图加在论敌头上的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即俄国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应不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各统治阶级的立场呢？ “官僚”（恕我们用了这个不确切的字眼）和贵族联合会之类的封建地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民族平等和自决权，都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从农奴制度时代拿来的旧口号——专制、正教、民族，他们所谓的民族只是指大俄罗斯民族。甚至乌克兰人也被宣布为“异族人”，连他们的母语也受到压制。 我们来看看“被召来”参加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吧，固然它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很有限，但总算是参加了政权，参加了“六三”立法和行政体制。十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跟着右派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即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谁不研究这个立场，不仔细考察这个立场，那他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时就必然会犯抽象和武断的错误。 去年《真理报》同《言语报》进行了论战，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虽然非常巧于玩弄外交辞令以逃避直接回答“不愉快的”问题，但终究被迫作了一些宝贵的自供。这场风波是1913年夏天在利沃夫召集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144]引起的。首屈一指的“乌克兰问题专家”或者说《言语报》乌克兰问题撰稿人莫吉梁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最厉害的骂人字眼（“梦呓”、“冒险主义”等等）攻击乌克兰分立（分离）的主张，攻击民族社会党人顿佐夫所鼓吹而为上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这个主张。 《工人真理报》[145]丝毫也不赞同顿佐夫先生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个民族社会党人，说许多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还是声明说，《言语报》的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言语报》对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对一个大俄罗斯的民主派或愿意当民主派的人来说，是极不得体的，是不能容许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一文。——编者注］《言语报》可以直接反驳顿佐夫之流的先生们，但是一个自命为民主派的大俄罗斯人的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过了几个月，莫吉梁斯基先生在利沃夫出版的乌克兰文报纸《道路报》[146]上读到了顿佐夫先生的反驳意见，其中顺便提到“《言语报》上的沙文主义攻击只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受到了应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于是莫吉梁斯基先生便在《言语报》第331号上发表了一篇“解释”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的“解释”就是一连三次重复说：“批评顿佐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啊！！〉：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于是，《无产阶级真理报》（1913年12月11日第4号）便向莫吉梁斯基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 当时《言语报》（第340号）就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1）立宪民主党纲领第11条，直接地和明确地谈到了民族“自由文化自决权”。 （2）《言语报》断言，《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即同某个民族的分离“彻底混淆了”。 （3）“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见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上所载《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 我们先来看看《言语报》声明中的第二点。它向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李普曼之流、尤尔凯维奇之流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先生们明确地指出，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的含义“不清楚”或“不明确”，实际上，即根据俄国各阶级相互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况来看，只是简单地重复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已！ 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语报》的那些高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理解为政治自决，即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2）他们是不是否认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是指这种意思呢？（3）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谈到自决问题时，就把自决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无言可答。他们不得不默默承认《无产阶级真理报》绝对正确。 自由派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这个概念不清楚，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彻底混淆了”等等，这不过是力图搅乱问题，不愿承认民主派共同确认的原则而已。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如果不是这样愚昧无知，就会羞于用自由派口吻来向工人说话了。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无产阶级真理报》迫使《言语报》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纲领上所谈的“文化”自决，恰恰就是否认政治自决的意思。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言语报》上的这些话当作我国立宪民主党人“恭顺”的范例，介绍给《新时报》和《庶民报》[147]看，是不无原因的。《新时报》在第13563号上，当然没有放过机会来骂骂“犹太鬼子”，还向立宪民主党人说了各种挖苦的话，但是同时也声明：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政治常识公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非议。”
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导致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所以很清楚，运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抓走和不准’[148]这种历来就有的权利，在实践中往往引起怎样的——说得婉转些——‘大暴行式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拥护这个阶级所建立的关系和国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很清楚，这个阶级所建立或所确定的关系和国界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要不是听起来象是无端蔑视日本人和中国人，那我们就会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这也就是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向他们卑躬屈节，唯恐动摇他们的地位，保卫他们不受人民运动的攻击，不受民主运动的攻击。《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实际上这是迎合了农奴主的利益，迎合了统治民族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熟悉历史，并且奢望成为民主派，所以不敢明说（连试一试也不敢），现在已经成为东欧和亚洲特征的民主运动，力求按文明资本主义国家模样改造东欧和亚洲的民主运动，必定保持封建时代，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具有无限权力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毫无权利的时代所确定的国界。 《无产阶级真理报》同《言语报》的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当前迫切的实际政治问题，1914年3月23—25日举行的最近那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言语报》（1914年3月26日第83号）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中说：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得到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支持的基辅代表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相合〉费·费·科科什金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的这段极其精彩的言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显然非常知情并且无疑是正确转述了科科什金先生的意思，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这是对论敌的一种警告。）《言语报》的正式报道是用极圆滑的外交笔调写成的，为的是尽可能少撩起幕布，尽可能多地掩盖内情。但是从这篇报道中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熟悉乌克兰情况的自由派资产者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决的问题。否则，科科什金先生就用不着号召“谨慎对待”这一“公式”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纲领（参加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当然知道这个纲领）上所写的，恰巧不是政治自决，而是“文化”自决。可见，科科什金先生是捍卫这个纲领而反对乌克兰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捍卫“文化”自决而反对“政治”自决的。非常明显，科科什金先生表示反对“政治”自决，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把“政治自决”原则称为“有伸缩性的”（与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完全合拍！），也就是捍卫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而反对立宪民主党内比较“左倾”或比较民主的分子，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 科科什金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获得胜利了，这从《言语报》的报道里露了马脚的“可是”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党人中获得胜利了。难道这种胜利还不能促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些开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害怕“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的糊涂虫醒悟过来吗？ “可是”，我们现在要从问题的实质看看科科什金先生的思路。科科什金先生援引“过去的政治经验”（显然是指1905年的经验，当时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权，又以自己的这种恐惧吓坏了立宪民主党），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这就表明他十分清楚政治自决就是指分离权和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试问，从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科什金先生的这种忧虑呢？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这是遵循“抓走和不准”这一格言的警察梅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派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 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和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了乌克兰的“马泽帕分子”。萨文科先生一伙惊呼，乌克兰运动有减弱乌克兰同俄国联系的危险，因为奥地利正利用亲乌克兰政策来加强乌克兰人同奥地利的联系！！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不能用萨文科先生们怪罪于奥地利的那种方法，即让乌克兰人有使用母语、实行自治和成立自治议会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试一试“加强”乌克兰人同俄国的联系呢？ 萨文科先生们的论调和科科什金先生们的论调完全相同，而且从单纯逻辑方面来看，也同样可笑，同样荒谬。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牢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对一个民族来说，还能有比分离的自由，比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吗？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被自由派（以及那些因为头脑简单而附和他们的人）弄糊徐了的问题，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离婚问题来说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论文中写道，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虽然完全可以容许个别部分实行自治，但是它应当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其中包括有关离婚的立法工作，留归中央议会处理。这样关心用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来保障离婚自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要“谨慎对待”，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意味着“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维护男性的特权以及对女性最沉重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瓦解”，反而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和稳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造成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会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假装被吓倒）。凡是拥护民主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很清楚，政客的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有很长的距离”。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十分清楚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摩擦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求分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论调也有某种逻辑，那就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科科什金先生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维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更相信农奴制的棍棒，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棒已被1905年折裂而大受损伤，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这个魔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维护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即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小资产者尤尔凯维奇等，正是在目前，在六三体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实际上完全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最充分最紧密地团结一致，要求反击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背离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主要的剥削者，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还是异族资产阶级，是波兰资产阶级还是犹太资产阶级，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说他们一旦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诺言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一个个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总是在向前发展，并且会继续向前发展。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仍是剥削的对象，因此，反对剥削的斗争要有成效，无产阶级就必须不依赖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各民族工人之间的阶级团结，都会把工人拆散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拿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具体例子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6.挪威同瑞典的分离罗莎·卢森堡正是引用了这个例子，并且就这个例子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对联邦关系史上最近发生的挪威同瑞典分离这件事，波兰社会爱国主义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149]）曾迫不及待地表示赞赏，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时隔不久这件事却令人惊异地证明，联邦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黜免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全民投票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方案，安然地给自己另选了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分立主义的表现，反映出他们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的国王的愿望，因而这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一事又一次证明，在此以前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就是君主制度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切！！应当承认，罗莎·卢森堡就这个例子所发表的议论把她无可奈何的态度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过去和现在所谈的问题都是：在多民族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没有必要制定承认自决权或分离权的纲领。 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本人所举的挪威的例子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们的这位作者转弯抹角，绕来绕去，故作聪明，大叫大喊反对《前进报》，但是不回答问题！！罗莎·卢森堡什么都说到了，就是对问题的实质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挪威的小资产者希望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并且用全民投票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方案，也就暴露了最恶劣的小市民品质。毫无疑问，《前进报》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也暴露了同样恶劣的小市民品质。 但是所有这些究竟同问题有何相干呢？？ 要知道，这里所谈的是民族自决权，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待这种权利的态度！为什么罗莎·卢森堡不回答问题，而只是兜圈子呢？ 俗语说，对老鼠来说，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150]。看来“弗腊克派”[151]也是罗莎·卢森堡心目中最凶的野兽了。“弗腊克派”是“波兰社会党”的俗称，即所谓革命派，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是赞同这个“派别”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堡一心同这个“派别”的民族主义作斗争，竟弄得头昏眼花，以致除了《前进报》，什么都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 如果《前进报》说：“是”，那么罗莎·卢森堡认为她的神圣义务就是要马上说：“不”，殊不知她持这种态度，并不表明她不依附《前进报》，恰恰相反，这表明她依附“弗腊克派”到了可笑的地步，表明她观察事物并不比克拉科夫那个鼠目寸光的人更深一些、更广一些。《前进报》当然是个很糟糕的报纸，而且根本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但是我们既然谈到挪威的例子，该报的态度决不会妨碍我们分析这个例子的实质。 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个例子，我们应当说明的就不是极可怕的“弗腊克派”的恶劣品质，而首先是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具体历史特点，其次是两国无产阶级在发生这种分离时的任务。 使挪威同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经济和语言上的联系，其密切程度并不亚于许多非大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的联系。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联合不是自愿的，所以罗莎·卢森堡谈论“联邦制”实在毫无道理，只是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罢了。挪威是在拿破仑战争年代由各国君主违背挪威人的意志送给瑞典的，而瑞典人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军队调到挪威去。 此后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虽然挪威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议会等等），但是挪威同瑞典不断发生摩擦，挪威人极力设法摆脱瑞典贵族的束缚。1905年8月，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束缚：挪威议会通过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来举行了全民投票，即向挪威人民征求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约20万票对几百票）同瑞典完全分离。瑞典人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只得容忍分离的事实。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下，可能发生和实际发生民族分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的情况下，这种分离有时会采取怎样的形式。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不敢说政治自由和民主制问题同他无关（他要是这样说，自然也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就不能否认，这个例子用事实证明觉悟的工人必须不断地进行宣传和准备，使民族分离可能引起的冲突，完全按照1905年解决挪威同瑞典冲突的那种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按照俄国方式”去解决。这也就是纲领中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条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于是罗莎·卢森堡只好用猛烈攻击挪威小市民的市侩习气和克拉科夫《前进报》的方法来回避这个不利于她的理论的事实，因为她十分清楚，这个历史事实已把她所发表的民族自决权是“空想”、等于“用金碗吃饭”的权利等等言论，驳得体无完肤。这种言论只是反映了一种贫乏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机会主义信念，以为东欧各民族间现有力量对比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和最注意的是各民族内部无产阶级的自决。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问题也轻轻放过去了，因为她觉得，用她所举的挪威的例子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利于她的“理论”。 在分离引起的冲突中，挪威无产阶级和瑞典无产阶级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在分离之后，挪威觉悟的工人自然应当投票赞成共和制［注：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么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有些社会党人不这样投票，那只是证明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愚蠢的小市民机会主义有时还很严重。对此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文不对题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党纲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党人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的长期摩擦和冲突对经济生活自由妨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留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支持挪威农民民主派（即使它具有小市民的种种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而瑞典无产阶级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父支持下的瑞典地主们曾经鼓吹对挪威宣战，由于挪威比瑞典弱得多，由于它已经遭受过瑞典的侵犯，由于瑞典贵族在本国内占有很大的势力，这种鼓吹就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可以有把握地说，瑞典的科科什金们长期以来也是竭力号召“谨慎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大肆渲染“国家瓦解”的危险，硬说“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贵族制度的基础相容，用这些言论来腐蚀瑞典民众。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对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对“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们也是承认这种平等的），它没有坚持民族自决权，即挪威分离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盟，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相信瑞典工人把同挪威无产者的兄弟情谊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联系遭到破坏，却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无论资产阶级的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故（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瑞典人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这种事完全可能重演！）他们一定能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共同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和挪威资产阶级。 由此也可以看出，“弗腊克派”有时试图“利用”我们同罗莎·卢森堡的意见分歧去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那是毫无道理的，而且简直是不严肃的。“弗腊克派”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象是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该党团结一致，根本谈不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相反，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因为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而“后悔”。在充满民族主义倾向和狂热的波兰最先建立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重大历史功绩。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功绩是伟大的功绩，这倒并不是由于罗莎·卢森堡说了一些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纲领第9条的混话，而是说尽管有了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仍不失为伟大的贡献。 “自决权”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具有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重大的意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一心同民族主义的波兰小资产阶级作斗争，因此特别喜欢（有时候也许是稍微过分了些）“矫枉过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来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波兰分离的主张当作他们的罪过。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试图否认（象罗莎·卢森堡那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必须承认自决权的时候，才犯了错误。 这实质上就是把从克拉科夫的小天地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关系，搬到俄国所有大大小小民族（包括大俄罗斯人）的范围中来了。这就成了“改头换面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跨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了。 这是因为跨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正是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认识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注：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Verhandlungen und Beschlü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kschaf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bis 1.August 1896》，Berlin，1896，S.18（《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8月1日）》1896年柏林版第18页。——编者注）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词误译成“自治”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罗莎·卢森堡是知道的，还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词。试问，罗莎·卢森堡是怎样搬掉横在她的“新奇”理论前面的这块绊脚石的呢？ 哦，简单得很：……决议的重点是在它的第二部分……决议带有宣言的性质……只是出于误解才会引用它！！ 我们这位作者无可奈何、一筹莫展的样子，简直令人吃惊。通常只有机会主义者在怯懦地回避对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条文公开提出异议时，才推说这些条文带有宣言性质。显然，罗莎·卢森堡这次令人痛心地与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先生之流结伴，并不是偶然的。罗莎·卢森堡不敢公开声明，她到底认为她所引证的决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支吾搪塞，躲躲闪闪，好象指望读者粗心大意、糊里糊涂、读到决议后半节便会忘掉前半节，或者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社会主义报刊上进行过争论。 但是，罗莎·卢森堡如果以为她在俄国觉悟的工人面前，可以这么容易地践踏国际关于这个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甚至不愿对决议作一番批评分析，那她就大错而特错了。 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上进行的）中曾经发表过，实际上已经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这就是俄国读者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实质。 当时争论的是波兰独立问题。发表的观点有三种： （1）“弗腊克派”的观点，代表他们讲话的是黑克尔。他们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个提议没有通过。这个观点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2）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波兰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本谈不上宣布民族自决权。这个观点也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3）由卡·考茨基阐发得最详尽的观点；他反对罗莎·卢森堡，证明她的唯物主义是极端“片面的”。按照这个观点，国际现在不能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纲领，但是考茨基说，波兰社会党人完全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从社会党人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 国际的决议也就重申了这种观点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在国际范围内统一他们的阶级斗争。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20世纪初的东欧和亚洲各国来说，只有根据这个决议，只有把它的两个部分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给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政策提供唯一正确的指示。 现在我们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上述三种观点。 大家知道，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为积极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是西欧一切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绝对职责。对于上一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即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的“农民改革”时代来说，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睡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注：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152]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这种农民还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他们由于对波兰地主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地主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彼·伯·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受之无愧的。］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19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或第三个四分之一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20世纪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在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甚至在其中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俄国，都掀起了独立的民主运动，甚至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贵族的波兰已经消失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波兰了。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义。 波兰社会党（现在的“弗腊克派”）在1896年企图把适用于另一时代的马克思观点“固定下来”，这已经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了。因此，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指出民族问题对于波兰工人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次在波兰创立了纯粹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宣布波兰工人同俄罗斯工人在其阶级斗争中应该结成最紧密联盟的极重要的原则，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是不是说，国际在20世纪初可以认为民族政治自决原则对于东欧和亚洲是多余的呢？可以认为民族分离权原则是多余的呢？如果这样认为，那是荒谬绝伦的，那就等于（在理论上）承认土耳其、俄国和中国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已经完成，就等于（在实践中）对专制制度采取机会主义态度。 不。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心诚意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疆界。 1896年国际的决议所规定的正是无产阶级的这两方面的任务。191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季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基本原则也正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这个决议“自相矛盾”，因为决议第4条承认自决权，即分离权，似乎是使民族主义“达到了”最高限度（其实，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正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而第5条却又提醒工人要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要求各族工人在跨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团结一致和打成一片。可是，只有头脑简单到极点的人，才会认为这里“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例如，为什么瑞典工人维护挪威实行分离并成立独立国家的自由，反而促进了瑞典和挪威两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阶级团结。 8.空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宣称波兰独立是一种“空想”，并且一再加以重复，令人作呕，她用讽刺的口吻高声反问道：为什么不提出爱尔兰独立的要求呢？ “实际的”罗莎·卢森堡，显然不知道卡·马克思是如何对待爱尔兰独立问题的。这点值得一谈，以便说明应当怎样用真正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机会主义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独立要求。马克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习惯用“探查牙齿”的办法来检验他所认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觉悟和信念。 马克思认识洛帕廷以后，在1870年7月5日写信给恩格斯，极力称赞这位俄国青年社会主义者，但是同时补充说： “……弱点就是波兰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5—506页。——编者注］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在谈到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积极主张以前，我们必须附带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任何民族问题都是采取严格的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研究历史的结果使他对波兰问题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波兰问题只有暂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干了一些“大胆的蠢事”。“一分钟也不能认为，波兰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俄国的文明、教育、工业和资产阶级成分，要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5页和第286页。——编者注］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 可是这些非常英明的和有远见的思想，绝对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12年以后，即俄国仍然处于沉睡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 1864年，马克思起草国际告工人阶级书时写信给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说，必须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马克思写道：“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注：同上，第31卷第16—17页。——编者注］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 1866年来到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巴黎“蒲鲁东派”，说他们“宣布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作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他们简直太可笑了”（1866年6月7日的信）。［注：同上，第224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1866年6月20日写道：“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一切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么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特权的民族）。［注：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153]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亚历山大而拥护波兰的呼声等等，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7页。——编者注）］ 我们再回来谈谈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在他的书信里有下面几段话表述得最清楚：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编者注］ 他在同年11月30日写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说： “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Ｒｅｐｅａｌ〈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爱尔兰同英国的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67年12月17日的信）［注：同上，第31卷第418页。——编者注］。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土地革命。……”［注：同上，第31卷第405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注：同上，第32卷第196页。——编者注］，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只有一步之差（il n'y a qu'un pas）……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么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对‘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注：同上，第348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1869年11月1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内就英国内阁对赦免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讲了1小时15分钟的话，并且提出了下列决议案： “决定：
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如下：格莱斯顿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释放被囚禁的爱尔兰爱国分子时，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莱斯顿身为政府官吏，曾经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隶主的暴动，而现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传消极服从的学说； 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问题的全部政策，十足地、彻底地表现了他先前曾慷慨激昂地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党的内阁的那种‘征服政策’；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本决议应通知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同它有联系的工人组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3—374页。——编者注］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154]〈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黑体是马克思用的）［注：同上，第398页和第399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空想家”马克思竟如此“不实际”，公然主张爱尔兰分离，而这种分离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还没有实现。 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预先就估计到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个问题使当前俄国的民族问题变得极其困难），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自由派的影响，成了他们的尾巴，由于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使自己失去了领导。爱尔兰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加强起来，并且采取了革命的形式。马克思重新审查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作了改正。“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站稳脚跟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 马克思在国际中提出了同情“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人民”的决议（聪明的列·弗拉·大概要大骂可怜的马克思忘记了阶级斗争了！），鼓吹爱尔兰同英国分离，“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马克思这一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总的说来早已完成了。但是在爱尔兰却还没有完成；只是现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英国自由派的改良才正在把它完成。如果英国资本主义的覆灭，象马克思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快，那么爱尔兰就不会有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了。可是这种运动既然产生了，马克思就号召英国工人支持它，给它以革命的推动，为了自己的自由把它进行到底。 爱尔兰同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联系，当然比俄国同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联系还要密切些。当时，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的“不实际”和“不能实现”（单就地理条件，以及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制的，但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注：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既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拥护任何联邦制，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民族成分复杂和地理等条件各异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结果不是这样，原来爱尔兰人民和英国无产阶级都软弱无力。直到现在，才由英国自由派和爱尔兰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交易，用土地改革（交付赎金）和自治（现在还没有实行）来着手解决爱尔兰问题（阿尔斯特的例子表明这是何等困难）。究竟怎样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空想家”，说他们提出的是“不能实现的”民族要求，说他们受了爱尔兰小资产者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的影响等等呢？ 当然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也实行了真正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使爱尔兰和英国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延迟半个世纪，不致让自由派为讨好反动势力而把这种改革弄得面目全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警告人们要预防世界各国、各种肤色、使用各种语言的市侩们所犯的“奴仆式的急性病”，这些人匆匆忙忙认定，改变某一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用暴力和特权所确定的疆界是“空想”。 如果当时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政策，没有提出主张爱尔兰分离的口号，从他们方面来说就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就是忘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而向英国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让步。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是1903年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这次大会的记录现在已成了罕有的珍本，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不知道纲领某些条文的由来（况且有关文献远不是都能有合法印行的良机……）。因此，把1903年代表大会讨论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的情况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献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献中仍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所以怀疑这一点，说第9条“不清楚”等等，完全是由于他们极端无知或漠不关心。早在1902年，普列汉诺夫［注：1916年列宁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曾是机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之一，很久以后他才完成了他那向机会主义以及后来向沙文主义的臭名昭著的转变。”——俄文版编者注］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非有不可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非有不可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么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155] 这是对纲领第9条的基本论据所作的非常中肯的说明，正因为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批评我们纲领的“忘了自己身世的”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它。不承认这一条，不管拿什么理由作借口，实际上都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可耻的”让步。既然谈论的是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为什么说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这里所谈的是同大俄罗斯民族分离。无产者联合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团结的利益，都要求承认民族分离权，——这就是12年前普列汉诺夫在上述那段话里所承认的论据；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对这一点认真思索一下，对于自决问题也许就不会发表这么多谬论了。 在批准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这个纲领草案的1903年代表大会上，主要工作是在纲领委员会里进行的。可惜，纲领委员会的讨论没有作记录。要是关于这一条的讨论有记录，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只是在委员会里曾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对“承认自决权”提出异议。读者如果愿意把他们的论据（瓦尔沙夫斯基的发言，他和加涅茨基的声明，见记录第134—136页和第388—390页）拿来同罗莎·卢森堡在我们上面分析过的那篇用波兰文写的论文中的论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起来反驳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最多的是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对待这些论据的呢？对这些论据无情地嘲笑了一番！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建议是如此荒谬，谁都看得一清二楚，以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敢再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重申自己的论据！！他们知道在大俄罗斯、犹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会议上守不住自己的阵地，于是就退出了代表大会。 这段历史插曲对于每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纲领的人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在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被彻底驳倒了，他们放弃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维护自己观点的企图，——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实。难怪罗莎·卢森堡在她1908年写的那篇文章里“谦逊地”隐讳了这一点，大概是一想到代表大会，就觉得不愉快吧！她还隐讳了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在1903年以全体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名义提出的“修改”纲领第9条的这项令人发笑的拙劣建议，无论是罗莎·卢森堡，还是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没有敢（而且现在也肯定不敢）重提这项建议。 罗莎·卢森垦为了隐瞒自己在1903年的失败，没有提起这些事实，但是关心自己党的历史的人，应该设法弄清这些事实并好好考虑它们的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会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纲领草案第7条〈现在的第9条〉改写为：第7条，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
可见，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观点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听起来几乎很难令人相信，可惜这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上，虽然5个崩得分子拥有5票，3个高加索人拥有6票，而科斯特罗夫的发言权还不计算在内，但结果竟没有一票赞成取消自决这一条。有3票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补充这一条（即赞成戈尔德布拉特所提出的条文：“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有4票赞成李伯尔所提出的条文（“各民族有自由发展文化的权利”）。 现在出现了俄国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我们知道，在它的纲领中已经把民族政治自决改成“文化自决”。这样看来，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朋友们同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干得很出色，竟提议用自由派的纲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他们还责备我们的纲领是机会主义呢，难怪这种责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只能遭到嘲笑！ 我们知道，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过“民族自决”，那么这些代表究竟是怎样理解这个“自决”的呢？ 记录中的下面三段话可说明这一点： “马尔丁诺夫认为，不能对‘自决’一词作广义的解释；它的意思只是指民族有权实行分离而组成单独的政治整体，而决不是区域自治。”（第171页）马尔丁诺夫当时是纲领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个委员会里，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的论据遭到了驳斥和嘲笑。当时，马尔丁诺夫按他的观点来说是“经济派”，是激烈反对《火星报》的，如果他当时发表了为纲领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能同意的意见，他肯定是会被驳倒的。 当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纲领第8条（现在的第9条）时，首先发言的就是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 戈尔德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合法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175—176页）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戈尔德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权。在戈尔德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留在俄国版图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阻碍它的。”（第176页）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的含义“仅仅”是指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暂且先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谈完。他们参加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时有一个声明，说的是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是，他们在纲领委员会里遇到“挫折”以后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而他们的最后的话就是载于代表大会记录的书面声明，其中包括上面所引的那个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来代替自决的建议。 1906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党了，可是他们无论在入党的时候，或者在入党以后（无论在1907年代表大会上，在1907年和1908年代表会议上，或在1910年中央全体会议上），都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俄国党纲第9条的任何建议！！ 这是事实。 不管人们怎样花言巧语，但是这件事实毕竟明显地证明，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都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争论和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把问题完全解决，证明他们已经默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因为他们在1903年退出代表大会以后，又于1906年加入了党，而且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党的途径提出修改纲领第9条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文章是在1908年由她自己署名发表的（当然谁都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党的著作家有批评党纲的权利），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同样也没有一个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机关提出修改第9条的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为罗莎·卢森堡的某些崇拜者效劳，真是熊的帮忙[156]，他以《斗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在第2期（1914年3月）上写道：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纲领中删去。”（第25页）
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要危险！除了“私下的谈话”（说穿了，也就是流言蜚语，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他找不到任何证据把全体“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罗莎·卢森堡的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成丧失人格和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党的纲领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1903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因为自决权问题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托洛茨基还可以说，他们认为这种权利没有什么内容而应该从纲领中删去。 可是，自此以后，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拥有这一纲领的党，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纲领的建议。［注：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纲领中删去”第9条。］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他的杂志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呢？只是因为他想借此投机，挑起波兰反对取消派的人同俄国反对取消派的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且想在纲领问题上欺骗俄国工人，这样做对他有利。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没有什么定见，他只要看见有意见发生分歧，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们对党是不讲客气的。 请听听崩得分子李普曼所说的话吧！ 这位绅士写道：“15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用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个词仍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有人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暂时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这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157]嘲讽党纲，不是干得很漂亮吗？他为什么要嘲讽党纲呢？ 只是因为他一窍不通，什么都没有学过，连党史都没有读过，只是因为落入了取消派的圈子，那里的人在党和党性的问题上“通常”是不在乎赤身裸体的。 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一个神学校学生以“把痰吐到装满白菜的桶里”[158]而自鸣得意。崩得派先生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把李普曼之流放出来，让这些绅士当众把痰吐到自己的桶里。至于国际代表大会曾经通过某个决议，至于崩得自己的两位代表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表明完全能够理解（虽然他们非常“严格”批评过和坚决反对过《火星报》！）“自决”的意义，甚至表示赞同，这一切又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党的政论家们”（别开玩笑了！）象神学校学生那样来对待党的历史和纲领，那么把党取消岂不更省事吗？ 你们再看另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即《钟声》杂志的尤尔凯维奇先生。尤尔凯维奇先生手头大概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因为他引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一段由戈尔德布拉特转述过的话，并且看得出他知道自决的含义只能是分离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乌克兰小资产阶级中间造谣诬蔑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主张保持俄国的“国家完整性”（1913年第7—8期合刊第83页及其他各页）。当然，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要离间乌克兰的民主派同大俄罗斯的民主派，除这样造谣诬蔑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这种离间行为是符合《钟声》杂志这个文人集团的全部政策路线的，他们就是在鼓吹乌克兰工人分离出去，组成单独的民族组织！［注：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先生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概略》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一批民族主义的市侩力图分裂无产阶级，——《钟声》杂志的客观作用就是如此——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散布极端糊涂的思想，当然是和他们的身分完全相称的。不言而喻，尤尔凯维奇之流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他们一听见人家把他们叫作“与党貌合神离的人”，就委屈得“要命”），简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到底打算怎样在纲领中解决分离权的问题。 现在再看第三个而且是主要的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即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当着大俄罗斯公众的面“大骂”纲领第9条，同时又说他“由于某种理由不赞成”删去这一条的“建议”！！ 这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1912年8月，取消派代表会议正式提出民族问题。一年半以来，谈第9条这个问题的文章，除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一篇之外，再也没有了。而且这位作者在文章中反驳纲领时，又说他“由于某种理由〈是某种隐疾吧？〉不赞成”修改纲领的建议！！我敢担保：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种机会主义的例子，很难找到这种比机会主义更坏的背叛党、取消党的例子。 谢姆柯夫斯基的论据如何，从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看清楚了：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希望同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希望波兰同俄国分离，希望在全民投票（征求全民意见）中赞成分离的票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新工人报》第71号）
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甚至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前提恰好是不能由中央议会来解决问题，而只能由要分离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问题。现在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是科科什金之流，甚至把分离的念头也看作罪恶，居然有人撇开当前现实的具体政治问题，而象一个小孩那样发问：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大多数人都赞成反动派，“那又该怎么办呢”！大概整个俄国的无产者今天不应该同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作斗争，而是要放过他们，去同波兰的反动阶级作斗争吧！！ 这种荒谬已极的议论竟写在取消派的机关报上，而该报的思想领导者之一就是尔·马尔托夫先生，就是那个起草过纲领草案，并且在1903年使它获得通过，后来还写文章维护过分离自由的尔·马尔托夫。现在尔·马尔托夫大概是按以下惯例作出决断的： 那里不需要聪明人，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列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纲领的新读者们曲解纲领，制造无穷的混乱！您派列阿德去就行， 让我看看再说。[159] 取消派实在是跑得太远了，——连许多过去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留下一点党性的痕迹。 至于罗莎·卢森堡，当然不能把她同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和谢姆柯夫斯基之流等量齐观，但是她的错误恰好被这班人抓住了，这个事实也就特别明显地证明她陷入了怎样的机会主义泥坑。 10.结束语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无论是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无论是自决权只能理解为分离权也好，无论是组织独立民族国家是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也好，严格地说都不可能有什么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并肩奋斗，而且应当并肩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抵抗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要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作非常激烈的斗争，致使一些人看不清远景，忘记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但是，看不清远景这种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各民族无产者共同斗争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当从“克拉科夫的”观点，而应当从全俄的观点来提出政治问题。而在全俄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他们的思想影响极大，他们对异族人的迫害（因为异族人拥护“分立主义”，存有分离的念头）在杜马、学校、教会、营房以及千百种报纸中得到广泛宣传和实施。正是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毒素毒化了全俄国的政治空气。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动势力在全俄巩固起来，那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怀念1849年和1863年仍是一种在起作用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规模很大的风暴发生，这种传统还会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阻碍一切民主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毫无疑问，不管被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的“不幸”，有时就在于人民群众被“本”民族解放的思想所迷惑）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看起来多么合乎情理，但在实际上，从俄国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来看，拒绝维护自决权就等于最凶恶的机会主义；就等于拿科科什金之流的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而这种思想，实质上也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思想和政策。 因此，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作为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种特殊的狭隘观点［注：不难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在某种场合宣传反对离婚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中一定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正在“挑起的”那种并不存在的“矛盾”。］起初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现在，当民族主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种民族主义在左右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不能原谅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他们躲避“急风暴雨”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并且追随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要看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哪些阶级占首要地位。1905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主义自由派。 事实上我国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即当代整个资产阶级，也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往后必然会产生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民主派。“人民社会”党创始人之一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8月号上号召人们谨慎对待农夫的民族主义偏见的时候，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不管人家怎样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把农夫“理想化”了，可是我们总是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把农夫的理智和农夫的偏见，农夫反对普利什凯维奇的民主主义立场同农夫想跟神父和地主调和的倾向严格地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考虑的意思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概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注：波兰民族主义先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农民民族主义，如能探讨一下这一过程，那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德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 Gemein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关系到一个波兰。］1905年以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要提一下第一届杜马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和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就行了），必然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撕杀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自由）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 在本文已经排好版以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工人报》[160]第3号，在这份报纸上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谈到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他写道：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党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也就根本不涉及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如何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很清楚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而崩得《时报》编辑部曾经让李普曼先生嘲讽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请把这两件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的那种“党的”风气真是奇怪得很……至于科索夫斯基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反驳什么，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清楚的。
注释： [139]“十二个民族的侵犯”原来是指1812年拿破仑第一对俄国的进攻。据说拿破仑当时统率着一支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操12种不同语言的军队。这里是借喻机会主义各派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一致攻击。——223。 [140]《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5。 [141]《科学思想》杂志（《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孟什维克派的刊物，1908年在里加出版。——225。 [142]《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F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积极参加下办的刊物，于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226。 [143]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代克布尔诺）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映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来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另一个是主张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的妥协的决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奥地利和俄国民族纲领的历史》一文）。——236。 [144]指1913年6月19—22日（7月2—5日）在利沃夫举行的全乌克兰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安排在伟大的乌克兰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伊万·弗兰科的纪念日举行。俄国的乌克兰大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德·顿佐夫作了《乌克兰青年和民族的现状》的报告。他坚持乌克兰独立这一口号。——244。 [145]《工人真理报》（《Рабоч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年7月13日（26日）—8月1日（14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7号。——244。 [146]《道路报》（《Шляхи》）是乌克兰大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持民族主义立场，1913年4月—1914年3月在利沃夫用乌克兰文出版。——245。 [147]《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6月—1917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247。 [148]“抓走和不准”出自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书中的主人公梅穆列佐夫是俄国某县城的岗警。在沙皇军队的野蛮训练下，他丧失了人的一切优良天性，“抓走”和“不准”成了他的口头禅。梅穆列佐夫这个形象是沙皇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247。 [149]《前进报》（《Ｎａｐｒｚｏｄ》）是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92年起在克拉科夫出版。该报反映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253。 [150]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小老鼠和大老鼠》。寓言说，有一天小老鼠听说狮子把猫逮住了，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大老鼠。大老鼠说：“你先别忙高兴，免得一场空欢喜！要是它们两个真动起爪子来，狮子肯定活不了命。要知道：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254。 [151]弗腊克派即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见注26。——254。 [152]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决定于1863年1月在波兰王国强制征兵，企图用征召入伍的办法把大批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赶出城市。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进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地主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2。 [153]《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266。 [154]指《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勒斯·格里利创办，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给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当时这个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不再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269。 [155]列宁引用的是载于1902年《曙光》杂志第4期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一文。 《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273。 [156]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277。 [157]“没有裤子穿的男孩”一词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集《在国外》。谢德林在特写集里用一个没有裤子穿的俄国男孩来比喻沙皇专制制度下落后、愚昧的俄国。后来人们经常用“没有裤子穿的男孩”来比喻粗野而愚昧的人。——278。 [158]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神学校随笔》。一个叫阿克休特卡的学生受到腐败的神学校的毒害而变成了品行恶劣的流氓。有一次他和同学一起外出，钻进一家食品店里偷吃东西，并且把痰吐到白菜桶里。——279。 [159]列宁这里引用的是俄国作家列·尼·托尔斯泰写的讽刺歌曲《1855年8月4日黑河战役之歌》。列阿德是沙皇军队的一位有勇无谋的将军，在克里木战争中守卫塞瓦斯托波尔。老奸巨滑的利普兰吉将军在反攻时怕担风险，建议总指挥高尔查科夫公爵派列阿德去冲锋陷阵，结果俄军遭到惨败。托尔斯泰的这首歌曾在俄国士兵中广为流传。——281。 [160]《我们的工人报》（《Наша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5月3日（16日）—7月在彼得堡出版。——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