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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8卷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1916年7月）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3]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先驱》[14]第2期（1916 年4月《Vorbote》第2期）上刊载了分别由我们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5]编辑部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机关报《工人报》[16]编辑部署名的赞成和反对民族自决的两个提纲[17]。读者在前面可以找到转载的前一提纲和翻译的后一提纲。在国际范围内，如此广泛地提出这个问题，几乎还是第一次。20年以前（1895—1896年），即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前，代表三种不同观点的罗莎·卢森堡、卡·考茨基和波兰“独立派”（波兰独立的拥护者，波兰社会党），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时代》上进行的讨论[18]中，仅仅提出了波兰问题。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只有荷兰人和波兰人比较系统地讨论过自决的问题。我们希望《先驱》杂志能够推动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来讨论这个目前如此迫切的问题。公开拥护“自己的”政府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大卫之流或者暗中维护机会主义的考茨基分子（包括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所代表的正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这么多谎话，所以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必然是一方面他们拼命装聋作哑和回避问题，另一方面工人则要求对“该死的问题”给以“直接的回答”。关于国外社会党人之间各种观点的斗争进程，我们将尽力及时地报道给读者。 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个问题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场争论是1903年和1913年争论[19]的继续；这个问题在战争时期曾经在我们的党员中引起某些思想波动；[20]由于格沃兹杰夫工党即沙文主义工党的一些著名领袖，如马尔托夫和齐赫泽，玩弄种种诡计以回避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因此，对国际范围内已经展开的争论作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总结，是很必要的。 从提纲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波兰同志就我们的某些论点，如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21]的论点，对我们作了直接的回答。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直接地回答我们，而是提出自己的相反的论断，间接地回答我们。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间接的和直接的回答。 1．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我们曾经断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拒绝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回答我们说：“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根本的分歧。分歧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的论敌反驳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消灭任何民族压迫，因为它将消灭造成民族压迫的阶级利益……”在争论政治压迫形式之一，即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疆界以内的问题时，谈论消灭民族压迫的经济前提，谈论这种早已尽人皆知和无可争辩的条件有什么用呢？这简直是企图回避政治问题！下面的议论使我们更加相信这一估计： “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会具有经济政治单位的性质。它非常可能只具有文化和语言单位的性质，因为社会主义文化圈的地域划分——如果将存在这种划分的话——只能按生产的需要来进行，并且这一划分问题显然不应当由掌握自己全部权力的各个民族单独解决（象“自决权”所要求的那样），而应当由一切有关的公民来共同决定……”
后面这个用共同决定代替自决的论点，波兰同志非常欣赏，以致他们在自己的提纲里重复了三次！然而再三重复并不能把十月党人[22]的这个反动论点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论点。因为所有反动分子和资产者都准许被强制留在本国疆界内的民族在下议院内享有“共同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威廉二世也准许比利时人在德国下议院内享有“共同决定”德意志帝国命运的权利。我们的论敌竭力回避的正是有争论的，即专门提出讨论的分离权的问题。这令人可笑，更令人可悲！[23] 我们的提纲的第1条指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前提就是在政治方面实行双重改革：（1）各民族完全平等。关于这一点没有争论，这只同国内发生的事情有关；（2）政治上的分离自由。［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页。——编者注］这同确定国界有关。仅仅这一点有争论。可是我们的论敌恰恰对这一点默不作声。他们对国界问题乃至国家问题，都不愿加以考虑。这是一种同1894—1902年间的旧“经济主义”[24]相仿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旧“经济主义”曾经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因此政治问题无关紧要。帝国主义已经胜利，因此政治问题无关紧要！这种取消政治的理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而这个真理就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名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提纲第1条中特意着重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它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只要我们的论敌还没有用某种“取消国家”的新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论断就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不谈国家（也就是说不谈确定国界！），而谈“社会主义文化圈”，也就是故意选择一种含糊到把一切有关国家的问题都抹杀掉的说法！这是一种可笑的同义反复；如果没有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国界问题。那时整个民主政治纲领都是不必要的了。国家一旦“消亡”，共和国也就不再存在。 我们在提纲第5条（注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0—261页。——编者注］中曾提到德国沙文主义者伦施的文章，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引证了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一文中一段有趣的话。恩格斯在那篇文章中顺便提到：“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在吞并许多小的、没有生命力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疆界愈来愈靠居民的“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恩格斯把这种疆界叫作“自然疆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8页。——编者注］。大约在1848—1871年间，在进步的资本主义时代，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反动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愈来愈经常地打破这些以民主方式确定的疆界。现在有种种迹象说明，帝国主义会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各洲的一些不够民主的疆界，许多兼并的地方，遗留给将取代它的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在一切方面恢复和彻底实行充分的民主时，难道会拒绝以民主方式确定国界吗？难道会不愿意考虑居民的“共同感情”吗？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波兰同事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滚向“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 老的“经济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教导工人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经济”因素才重要。新的“经济主义者”或者认为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民主国家将没有疆界（类似没有物质的“感觉的复合”），或者认为疆界将来“只”根据生产需要来确定。实际上，这些疆界将以民主方式，即依照居民的意志和“共同感情”来确定。资本主义强奸这种共同感情，从而给各民族的接近增加了新的困难。社会主义组织没有阶级压迫的生产，保证国家全体成员的福利，从而为发扬居民的“共同感情”提供充分的余地，正因为这样才能促进和大大加速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 为了让读者放下这个笨重的“经济主义”，休息一下，我们援引一个没有参加我们争论的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论点。这位著作家便是奥托·鲍威尔，他也有自己的“癖好”，即“民族文化自治”[25]，但是，他对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却说得很对。例如，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第29节里，他极其正确地指出，民族意识掩盖了帝国主义政策。在第30节《社会主义和民族原则》里，他说： “社会主义公团永远不能强制一些民族成为自己的成员。试设想一下那些拥有全部民族文化财富的、充分和积极参加立法和管理工作的、并且配备有武装的人民群众吧，——难道能够强制这样的民族服从异族的社会机构的统治吗？任何国家政权都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由于巧妙的机制，现在的人民军队同从前的骑士军队和雇佣军队一样，仍然是一定的人物、家族、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公团的军队无非是武装的人民，因为它是由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自愿地在公共的工厂里工作，并且充分地参与各个方面的国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异族统治的任何可能性都会消失。”
这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以至一切政治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在各方面都充分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共同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充分自由，这种可能才会变为现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消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接近和融合，其结果便是国家消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我们的波兰同事却错误地离开了它。2．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是否“可以实现”？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反对民族自决的一切论战，都是建立在民族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这个论据上的。早在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里，我们火星派就嘲笑过这种论据，并且说这是在重复（臭名昭著的）“经济派”那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自己的提纲里特别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错误，整个争论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而波兰同志不愿（或者无法？）答复我们的任何一个论点。 说自决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那就应当用经济分析来加以证明，就象我们用经济分析来证明禁用机器或使用劳动货币等等是办不到的那样。可是谁也不想作这种分析。没有人会武断地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货币”“作为例外”可以在哪怕是一个国家内通行，就象一个小国在最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可以作为例外甚至不经过战争和革命就实现不能实现的自决一样（1905年的挪威[26]）。 一般地说，政治民主仅仅是资本主义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可能的（虽然对“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说在理论上也是正常的）形式之一。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不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都是在各种政治形式中发展的，并且使所有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因此，说民主的一种形式和一个要求“不能实现”，在理论上是根本不正确的。 对这些论据波兰同事都没有答复，因此只能认为在这一点上的争论已经结束。为了明确起见，我们曾作过极其具体的论断：现在由于这场战争的战略等等因素，便否认波兰的复兴“可以实现”，这是“可笑”的。可是没有得到答复！ 波兰同志只是重复显然不正确的论断（第2节第1条），他们说：“在异族地区的归并问题上，政治民主的形式已被排除；公开的暴力起决定作用……资本决不会让人民来解决自己的国界问题 ……”似乎“资本”能“让人民”来选举它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或者，一些重大的民主问题，如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用民兵代替常备军等，似乎不通过“公开的暴力”也完全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波兰同志主观上想要“加深”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做得很不成功。客观上，他们的所谓不能实现云云是一种机会主义，因为这必须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正象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民主及其一切要求都不能实现那样。 波兰同事只有一次，即在第2节第1条末尾谈到阿尔萨斯时，抛弃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立场，在分析民主的一种形式的问题时作了具体的答复，而不是泛泛地援引“经济”因素。但是这种分析恰恰是错误的！他们写道：如果一部分阿尔萨斯人不征求法国人的意见，“强迫”他们把阿尔萨斯并入法国，尽管有部分阿尔萨斯人倾向于德国人，这样就有引起战争的危险，这是“分立主义的、不民主的”！！！这种糊涂观念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自决的前提（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已经在提纲里特别强调过）是有从压迫国家分离的自由；至于并入某一国家必须先征得该国的同意，这在政治上“通常是”不讲的，正象在经济上不说资本家“同意”取得利润或者工人“同意”取得工资一样！说这种话是可笑的。 如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那么在谈到阿尔萨斯时，就应当抨击德国社会党的恶棍，因为他们不为争取阿尔萨斯的分离自由而斗争，应当抨击法国社会党的恶棍，因为他们同想用暴力吞并整个阿尔萨斯的法国资产阶级妥协；应当抨击这两种恶棍，因为他们都为“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效劳，害怕出现一个单独的即使是很小的国家；并且应当指出，承认自决的社会主义者，用什么方式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解决问题而又不违背阿尔萨斯人的意志。这一切都不谈，而谈论法兰西族阿尔萨斯人“强迫”法国接受自己，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真是莫名其妙。 3．什么是兼并？这个问题我们在自己的提纲（第7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3—264页。——编者注］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波兰同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却强调说：（1）他们反对兼并，（2）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这当然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不过这是另外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多少还关心我们的原则在理论上的周密性及其提法的明确性，我们就不能回避什么是兼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政治宣传鼓动中已经在使用。在同事之间的讨论中回避这个问题，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放弃立场。 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呢？这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已经说明了。因为“反对兼并就是承认自决权”。兼并的概念通常含有：（1）暴力的概念（强制归并）；（2）异族压迫的概念（归并“异族”地区等等）；有时含有（3）破坏现状的概念。这几点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指出，我们的这些意见并没有受到批评。 试问：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笼统地反对暴力呢？显然不能。这就是说，我们反对兼并并不是因为兼并是一种暴力，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同样地，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主张维持现状。你们不管怎样兜圈子，总避不开这个结论：兼并是违反民族自决，是违背居民意志来确定国界。 反对兼并意味着赞成自决权。“反对把任何民族强制地留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以内”（我们在提纲第4条里［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9页。——编者注］也特地用了这种意思相同而措辞略有改变的提法，而波兰同志在这里对我们的答复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在自己提纲第1节第4条开头就声明他们“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赞成民族自决。 我们不想作字眼上的争论。如果有一个党在它的纲领里（或者在人人都应当执行的决议里，问题不在于形式）说，它反对兼并［注：卡·拉狄克在《伯尔尼哨兵报》[27]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用过“反对新旧兼并”这样的提法。］，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它的国家疆界以内，那么，我们就宣布我们同这样的党在原则上完全一致。死抠“自决”这个字眼，那是愚蠢的。要是我们党内有人想用这样的精神来改变我们党纲第9条的字眼、措辞，那我们认为同这种同志的意见分歧完全不是原则性的！ 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的口号要有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理论上的周密性。 特别是现在，由于战争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然而在口头上争论这个问题时曾有这样一种论点（我们在报刊上没有看到这种论点）：抗议某件坏事，并不一定意味着承认排斥这种坏事的肯定概念。这个论点分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显然没有在任何报刊上出现。如果有一个社会党宣称，它“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那么，它一旦执政，就必须拒绝强制留住这些民族。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如果明天兴登堡对俄国取得一半胜利，而这个一半胜利表现为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因为英、法西国想要稍微削弱沙皇政府），这从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经济规律来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如果后天社会主义革命在彼得格勒、柏林和华沙取得胜利，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府就将同俄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府一样，拒绝把例如乌克兰人“强制地留在”“波兰国家疆界以内”。如果《工人报》编辑部的成员参加这个政府，他们无疑会牺牲自己的“提纲”，从而推翻“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考虑，那我们提到日程上来的，就不是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同志般的讨论，而是象对待沙文主义者那样，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 假定我到欧洲任何城市的街上去当众声明，以后又在报纸上声明，“抗议”人们不让我买人作奴隶。毫无疑问，人们有权利把我看作一个奴隶主，看作奴隶制原则或制度的拥护者。我对奴隶制的赞同表现为抗议这一否定形式，而不是表现为肯定形式（“我赞成奴隶制”），这也欺骗不了任何人。政治“抗议”完全等于政治纲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对此居然还要加以解释，真是令人感到有点难为情。无论如何，我们坚信，如果我们说，第三国际将不容许那些竟然能把政治抗议和政治纲领分开并且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等等的人有立足之地，那我们至少不会遭到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是说一切齐美尔瓦尔德派，因为其中还有马尔托夫和其他考茨基分子）的“抗议”。 我们不愿在字眼上争论，我们衷心地希望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尽快地正式提出建议，取消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党纲中的第9条以及国际纲领（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有关条文，并对有关“新旧兼并”和“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的政治思想提出自己的定义。我们现在谈下面一个问题。 4．赞成兼并还是反对兼并？波兰同志在自己提纲的第1节第3条里极其肯定地声明，他们反对任何兼并。可惜，我们在同一节的第4条里又遇到一种不得不认为是兼并主义的论断。这一节是从下面这句……如何说得委婉些呢？……奇怪的话开始的： “社会民主党反对兼并、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的疆界以内的出发点是一概拒绝保卫祖国〈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和掠夺异族的权利……”
这是什么话？这怎样理解呢？“反对兼并的出发点是一概拒绝保卫祖国……”但是要知道，任何民族战争和任何民族起义都可以叫作而且至今一直普遍地叫作“保卫祖国”！我们反对兼并，但是……对这一点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进行的战争，我们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举行的起义！这难道不是兼并主义的论断吗？ 提纲的作者用如下理由说明自己的……奇怪的论断：“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异族的权利。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对于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的战争是正确的，因为交战双方不但都压迫“异族”，而且进行战争是为了决定由谁压迫更多的异族！ 看来，提纲的作者完全不是象我们党那样地提出“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无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或伯尔尼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和第163—169页。——编者注］中都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伯尔尼决议已转载在用德文和法文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28]的小册子里。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第4条和第6条的注释）［注：同上，第27卷第260和262页。——编者注］也曾两次着重指出这一点。显然，波兰提纲的作者根本拒绝保卫祖国，就是说，在民族战争中也拒绝保卫祖国，也许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也许”，是因为波兰同志在自己的提纲里并没有说明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在德国“国际”派的提纲和尤尼乌斯的小册子里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关于这本小册子，我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注：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这里要对在那篇文章里所说的作一点补充，因为有人会把那些被兼并地区或国家反对兼并国的民族起义只叫作起义，而不叫作战争（我们已经听到过这种反对意见，所以在这里加以引用，虽然我们认为这种名词上的争论无关紧要）。但不管怎么样，未必有人敢于否认：被兼并的比利时、塞尔维亚、加里西亚、亚美尼亚会把它们反对兼并国的“起义”叫作“保卫祖国”，而且叫得正确。这么说来，波兰同志反对这种起义的理由是：在这些被兼并的国家内也有资产阶级，它也压迫异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可能压迫异族，因为这里只谈到“它的压迫权利”。因此，用来评价某次战争或某次起义的，不是它的实际社会内容（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而是目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可能行使的它的“压迫权利”。假定说，比利时将在1917年被德国兼并，而在1918年举行起义，争取自己的解放，那么波兰同志就会反对起义，其理由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有“压迫异族的权利”！ 这种议论既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又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我们如果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会成为兼并主义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即将开始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可是波兰同志在兼并主义方面走得更远。他们不但反对被兼并地区的起义，而且反对这些地区用任何方式，即使用和平的方式恢复独立！请听： “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它同这些后果作最尖锐的斗争，但是决不赞成在欧洲树立新的界碑或恢复被帝国主义拆除的界碑。”（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现在德国和比利时、俄国和加里西亚之间的“界碑已被帝国主义拆除”。国际社会民主党竟然应当根本反对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恢复这些界碑。1905年，“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挪威自治议会宣布从瑞典分离时，瑞典反动派曾鼓吹瑞典对挪威开战，由于瑞典工人的反抗和迫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形势，这场战争没有打成，——当时社会民主党似乎应当反对挪威分离，因为这无疑等于“在欧洲树立新的界碑”！！这已经是直接的公开的兼并主义。这用不着反驳，它已不攻自破。没有一个社会党敢采取这样的立场：“总的说来，我们反对兼并，但是对于欧洲，一旦兼并已经完成，我们就准许或容忍这种兼并……” 现在只需谈一谈这个错误的理论根源，这个错误使我们的波兰同志落到了这种极为明显的……“不可思议的地步”。把“欧洲”视为例外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提纲中的以下两句话说明了这个错误的另一些根源： “……凡是在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车轮辗压过的地方，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集中，都是通过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形式进行的……”
这样替兼并作辩护，是司徒卢威主义[29]，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记得上世纪90年代俄国情况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很了解司徒卢威、库诺、列金这班先生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共同手法。关于德国的司徒卢威分子，即所谓“社会帝国主义者”，波兰同志提纲的另一条（第2节第3条）专门写道： ……（自决口号）“使社会帝国主义者有可能通过证明这个口号的幻想性质，说我们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感伤情绪，从而破坏无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科学根据的信任……”
这就是说，作者认为德国司徒卢威分子的立场是“科学的”！我们表示祝贺。这种奇怪的论据吓唬我们说，伦施、库诺、帕尔乌斯之流比我们正确。但是，一件“小事情”就完全驳倒了这种论据，那就是伦施之流是始终如一的人，伦施在沙文主义的德文杂志《钟声》[30]第8—9期合刊上（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提到这两期），试图证明自决口号“没有科学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显然承认伦施的这种论点是无可反驳的，这在我们所引证的他们提纲的论断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时也试图证明反对兼并的口号同样“没有科学根据”！！ 因为伦施很了解我们给波兰同事指出的那个简单的道理，即“承认”自决同“抗议”兼并既没有“经济或政治上的”区别，也没有一般逻辑上的区别。但是，波兰同事却不愿意回答这一点。如果波兰同志认为伦施之流反对自决的论据是无可反驳的，那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伦施之流也使用所有这些论据来反对同兼并作斗争。 作为我们波兰同事所有论断的基础的理论错误，使他们成了并非始终如一的兼并主义者。 5．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反对兼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兼并违反民族自决，换句话说，它是民族压迫的一种形式。 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需要特别说明我们为什么反对兼并，这些说明（提纲第1节第3条）却不可避免地使作者陷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他们引用两个论据来“证明”为什么我们（不顾伦施之流的有“科学根据的”论点）反对兼并。第一个论据是： “……有人说，为了保证胜利了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安全，在欧洲实行兼并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拿如下的事实反对这种论断：兼并只能加剧对抗，从而增加战争的危险……”
这样来答复伦施之流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主要论据不是兼并在军事上的必要性，而是兼并在经济上的进步性，兼并意味着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集中。如果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既承认这种集中的进步性，拒绝在欧洲恢复被帝国主义拆除了的界碑，同时又反对兼并，那么这里的逻辑何在呢？其次，兼并会加剧哪种战争的危险呢？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种战争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目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主要对抗，无疑是英德之间和俄德之间的对抗。这里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兼并。这是指加剧民族战争和民族起义的危险。但是，怎么能一方面宣称“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又提出民族战争的危险呢？这是不合逻辑的。 第二个论据。 兼并“在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造成一道鸿沟”……“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会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把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看作敌人，无产阶级不是进行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而是会发生分裂和思想上的蜕化……”
这些论据我们完全同意。但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同时提出两个相互排斥的论据，这是否合乎逻辑呢？在提纲第1节第3条里，我们看到上述论据，即认为兼并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紧接着在第4节里却告诉我们：在欧洲必须反对取消已经完成的兼并，必须“教育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群众去共同进行斗争”。如果说，取消兼并是一种反动的“感伤情绪”，那就不能这样来论证：兼并会在“无产阶级”之间挖一道“鸿沟”，造成它的“分裂”，相反地，必须把兼并看作各民族无产阶级接近的条件。我们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工人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而争取自决即反对兼并的斗争会促进这种紧密的团结。我们是始终如一的。而波兰同志们认为欧洲的兼并是“不能取消的”，认为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们正是拿民族战争的论据来“反对”兼并的！正是用兼并会给各民族工人的接近和融合造成困难这种论据来反对兼并的！ 换句话说，为了反对兼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到他们根本否定的理论行囊中去找论据。 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更清楚。 6．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殖民地同“欧洲”对立起来？我们的提纲已经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求立刻解放殖民地，如同实行民族自决、由人民选举官吏、建立民主共和国等一样，“是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不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是不能实现的，没有社会主义是不能巩固的）；而另一方面，要求解放殖民地，无非就是“承认民族自决”。 波兰同志对这两个论点中的任何一个都置之不理。他们企图把“欧洲”和殖民地区别开。他们成为并非始终如一的兼并主义者，仅仅表现在欧洲的问题上：他们拒绝取消兼并，因为兼并已经完成。而对于殖民地，他们提出无条件的要求：“从殖民地滚出去！” 俄国社会党人应当要求：“从土耳其斯坦、希瓦、布哈拉等地滚出去”，但是，如果他们要求让波兰、芬兰、乌克兰等地也有同样的分离自由，据说，那他们就会陷入“空想主义”、“非科学的”“感伤情绪”等等。英国社会党人应当要求：“从非洲、印度、澳大利亚滚出去”，但不是从爱尔兰滚出去。作这种显然错误的区别能有什么理论根据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反对自决者的主要“立足点”是：“不能实现”。拿“经济和政治集中”作根据也是要表达同样的思想，只是说法稍有不同而已。 显然，集中也是通过吞并殖民地进行的。殖民地和欧洲各民族，至少和欧洲大多数民族在经济上的差别首先在于：殖民地已卷入商品交换，但是还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帝国主义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也是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迅速地被移植到殖民地。殖民地无法摆脱对欧洲金融资本的依附。从军事观点来看，也和从扩张观点来看一样，殖民地的分离，一般说来，只有随着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作为例外，或者要付出代价——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中进行一系列革命和起义——才能实现。 欧洲大部分附属民族（虽然不是全部，阿尔巴尼亚人以及俄国的许多异族人就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比殖民地发达一些。正是这一点才引起对民族压迫和兼并的更大的反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任何政治条件下，其中包括在分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要比在殖民地较有保证……关于殖民地波兰同志说（第1节第4条）：“在那里，资本主义还面临着独立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在欧洲这更加明显：资本主义在波兰、芬兰、乌克兰、阿尔萨斯发展生产力的势头、速度、独立程度无疑都比在印度、土耳其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地道的殖民地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无论独立的发展或任何一种发展，没有资本都是不可能的。欧洲各附属民族既有自己的资本，又有根据各种条件取得资本的方便的机会。殖民地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资本；在金融资本的环境下，殖民地如果不接受政治屈从的条件，就不能取得资本。由于这一切，要求立即无条件地解放殖民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庸俗的、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空想”一词的含义来说，这个要求更“空想”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司徒卢威、伦施、库诺这些先生们，正是从这种含义上使用空想这个词的，遗憾的是，继他们之后还有波兰同志。在这里，所有不符合普通人习惯的东西，其中包括一切革命的事物，都被理解成“空想主义”。但是各种革命运动，包括民族革命运动，在欧洲的环境下比在殖民地更可能，更易于实现，更顽强，更自觉，更不容易征服。 波兰同志说（第1节第3条）：社会主义“能给不发达的殖民地民族以无私的文化援助，两不是统治他们”。这完全正确。但是，有什么根据认为转向社会主义的大民族、大国家不能通过“无私的文化援助”来吸引欧洲被压迫的小民族呢？正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给予”殖民地的这种分离自由，会吸引欧洲有文化和有政治要求的被压迫的小民族同社会主义大国实行联合，因为大国一旦实行社会主义，那将意味着一天少劳动若干小时，一天多挣若干工资。力争摆脱资产阶级桎梏的劳动群众，为了取得这种“文化援助”，一定会竭尽全力争取同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民族实行联合和融合，只要昨天的压迫者不伤害长期被压迫的民族的自尊心这种高度民主的感情，并且给后者以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包括建设国家、尝试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平等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尝试”意味着战争、隔绝、封闭以及享有特权的小民族（荷兰、瑞士）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上述纯粹经济上的考虑，劳动群众本身决不会赞成封闭：而政治形式的多样化，退出一个国家的自由，建设国家的尝试，——这一切，在任何国家消亡以前，都将是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基础，加速各民族自愿接近和融合这一过程的保证。 波兰同志把殖民地同欧洲区别开并且对立起来，于是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种矛盾一下子就推翻了他们所有的错误论点。 7．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波兰同志破例地不用间接方式，而用直接方式来反驳我们引证马克思对爱尔兰分离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的反对意见究竟是什么呢？在他们看来，援引马克思在1848—1871年间所持的立场，“没有丝毫价值”。他们发表这个异常愤怒而坚决的声明的理由是：马克思“同时”也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等等”要求独立的愿望[31]。 正因为这种理由特别站不住脚，所以讲话才特别怒气冲冲。照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马克思不过是一个“同时”谈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的糊涂虫而已！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波兰同志提出要作“具体”分析的要求，但自己并不照着去做，正是这种要求使我们必须考察一下，马克思对不同的具体的“民族”运动采取不同的态度，是不是从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观出发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张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无限权力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发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1849年就得到了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证实，当时俄国农奴主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民主的起义[32]。从那时起到马克思逝世，甚至更晚一点，到1890年沙皇政府同法国勾结，企图发动反动战争来反对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民族独立的德国时，恩格斯始终主张首先要同沙皇政府作斗争。因此，而且仅仅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任何人如果不是为了鄙弃马克思主义才注意马克思主义，只要查阅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间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把在欧洲充当“俄国前哨”的“一整批反动民族”同德意志人、波兰人、马扎尔人等“革命民族”直接地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是事实。当时指出这个事实，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1848年各革命民族为自由奋斗，自由的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而捷克人等确实是反动民族，是沙皇政府的前哨。 如果想忠于马克思主义，那就应当具体地分析这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向我们说明什么呢？它只说明：（1）欧洲几个大民族和最大民族的解放利益高于各个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2）民主要求应当从全欧洲（现在应当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如此而已。这里丝毫也没有否定波兰人常常忘记而马克思始终遵守的那个起码的社会主义原则：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 获得解放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是沙皇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时代，如果那种具体形势以如下形式重演，即有几个民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象1848年在欧洲开始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而其他民族却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那我们还是应当主张同后面这些民族进行革命战争，“料碎”它们，摧毁它们的一切前哨，不管那里已经掀起了什么小民族的运动。因此，我们决不应当抛弃马克思的策略范例——否则就是口头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决裂——而应当从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中吸取对未来极为宝贵的教训。民主的某些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局部。在某些具体场合，局部和整体可能有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局部。某一国家的共和运动可能只是其他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应当不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 从1848—1871年到1898—1916年（这里举出的是帝国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里程碑，即从美西帝国主义战争[33]到欧洲帝国主义大战），具体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沙皇政府显然无疑地已不再是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了，第一，因为它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特别是法国金融资本的支持；第二，因为发生过1905年革命。当时，大民族国家体系——欧洲各民主国家——与沙皇政府相反，给世界带来的是民主和社会主义。［注：梁赞诺夫在格律恩贝格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汇》[34]（1916年第1卷）上发表了恩格斯在1866年写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一篇极有趣的文章。恩格斯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承认欧洲各大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决”（right to dispose of itself），同时又指出，“民族原则”（特别是波拿巴加以利用的）即把任何一个小民族和这些大民族等量齐观，是荒谬的。恩格斯说，“俄国是大量赃物〈即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页。——编者注）波拿巴政府和沙皇政府都利用小民族运动来反对欧洲民主运动，使自己得到好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现在已经形成了少数（五六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压迫其他民族，而这种压迫是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之一，是人为地支持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民族中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之一。当时谋求各大民族解放的西欧民主派，是反对沙皇政府利用某些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反动的目的的。现在沙皇帝国主义同欧洲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在共同压迫许多民族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已分裂为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部分和革命部分。 这就是形势的具体变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口口声声说必须具体，却恰恰忽视了这种具体变化！可见，在同样一些社会主义原则的运用上也有具体变化：那时主要是“反对沙皇政府”（并且反对被它用来反对民主运动的某些小民族运动），拥护西欧大民族的革命人民；现在却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步调一致的统一战线，主张利用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反对整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愈纯粹，则“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则显然也就愈有现实意义。 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学理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忽视波兰的国际作用，鄙弃民族运动。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也完全是学理主义的，他们破坏反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阵线，由于自己在兼并问题上的动摇而（在客观上）帮助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阵线在各小民族的具体立场方面恰恰已经改变了：那时（1848—1871年间）小民族的作用是既可能成为“西欧民主派”和革命民族的同盟者，又可能成为沙皇政府的同盟者；而现在（1898—1914年间）小民族已失去了这样的作用；它们今天的作用是“大国民族”寄生性的一个滋生地，因而也是这些民族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滋生地。现在重要的，不是1/50或1/100的小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能不能获得解放，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分成两个国际阵营，其中之一已被大国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其中也包括从对小民族的双重或三重剥削中得来的东西）所腐蚀，而另一阵营如果不解放小民族，不用反沙文主义，即反兼并主义，即“自决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就不能获得解放。 事情的这个最主要的方面被波兰同志忽视了，他们不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立场出发，不是用国际无产阶级有两个阵营的观点来看问题。 这里还有两个证明他们拥护蒲鲁东主义的明显例子：（1）对1916年爱尔兰起义[35]的态度，这一点下面再谈；（2）提纲（第2节第3条，第3条末尾）说：“不应当用任何东西来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正是一种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似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同在一切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上的彻底的革命立场联系起来，就会“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我们的纲领是“民族改良主义的”。请对照一下两种实际主张：（1）主张自治（波兰人的提纲第3节第4条）和（2）主张分离自由。要知道，我们双方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而且也仅仅在这里！改良主义的纲领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的一些让步。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民族纲领中改良主义的变革不废除统治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灭任何民族压迫。“自治”民族同“有统治权的”民族是不平等的。波兰同志如果不是一贯忽视（象我们的老“经济派”那样）对各种政治概念和范畴的分析，就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05年以前，自治的挪威作为瑞典的一部分而享有极广泛的自治权，但是同瑞典并不平等。只有它的自由分离，才在实际上表明和证明它享有平等权（这里顺便补充一句，正是这种自由退出，才为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更紧密更民主的接近打下了基础）。只要挪威还仅仅实行自治，瑞典贵族就享有一种额外特权；分离则不是“削弱”这种特权（改良主义的实质就是削弱祸害，而不是消灭祸害），而是把它彻底消灭（这是纲领的革命性质的基本标志）。 顺便说一说，自治是一种改良，它和作为革命措施的分离自由根本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大家都知道，改良实际上往往只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正是自治使一个被强制留在某一国家疆界以内的民族能够最终被确认为一个民族，能够聚集、认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选择完全适当的时机，以便……用“挪威的”方式声明：我们是某某民族或某某边疆区的自治议会，宣布全俄皇帝已经不再是波兰的国王，等等。对此常有这样一种“反驳意见”，说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声明，而是用战争来解决的。对，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用战争来解决的（正象大国的管理形式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只能用战争和革命来解决一样）。可是不妨想一想，对革命政党政治纲领的这种“反驳意见”，是否合乎逻辑？难道我们反对为正义的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事业、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争和革命吗？ “但是，我们不能拥护各个大民族之间的战争，不能拥护为了也许只有1000—2000万人口的某个小民族不可靠的解放而断送2000万人的生命！”当然不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抛弃自己纲领里的完全的民族平等，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几个和一切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利益。假定两大君主国之间有一个小君主国，它的国王因为亲缘及其他种种关系而同两大邻国的君主都有“联系”。其次，假定在这个小国里宣布实行共和制，赶走它的君主，那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两大邻国会为恢复这个小国的某一君主而进行战争。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这个小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下，就会反对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是一种民主要求，它服从整个民主运动的利益（当然，更服从整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想必丝毫不会引起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假如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根据这一点就建议根本取消国际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共和国口号，那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人们就会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特殊和一般在逻辑上的基本区别。 这个例子使我们多少能从另一方面来观察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教育问题。这种教育——对于它的必要性和极为迫切的重要性，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间是不可能有意见分歧的——在压迫的大民族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亲密接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这一页书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从它的一边向左走和从相对的一边向右走，都是一样的。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就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对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当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蛋。这是绝对的要求，尽管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分离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可能和“能够实现”。 我们必须教育工人“漠视”民族的差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不是兼并主义者的那种漠视。压迫民族的成员对于小民族按照它们的共同感情究竟属于他的国家还是属于邻国，还是属于它们自己这个问题，应当抱“漠视”态度。他如果不抱这种“漠视”态度，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上有人恰恰表现出兼并主义者的漠视态度。祸根就在这里。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自己鼓动工作的重心放在我们总的提法中的另一句话上：各民族的“自愿联合”。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的某个国家，这都不违背他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性、封闭性和隔绝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大局，主张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的其他道路，摆脱现在的状况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其他道路。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特殊境况。 8．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立场中的特殊与一般毫无疑问，反对自决的荷兰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优秀的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是，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的理论上的论断全是一大堆错误，没有一个一般性论断是正确的，除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什么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这决不是因为荷兰同志和波兰同志的主观素质特别差，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所处的客观条件特殊。这两个国家（1）在现代大国“体系”中都是孤立无援的小国；（2）在地理上都处于竞争最激烈的、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掠夺者（英国和德国；德国和俄国）之间；（3）这两个国家对过去自己曾是强盛的“大国”的时代怀念极为强烈，其传统极为深刻：荷兰曾经是一个比英国更强盛的殖民大国，波兰曾经是一个比俄国和普鲁士更有文化和更强盛的大国；（4）这两个国家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压迫异族的特权：荷兰资产者拥有极富庶的荷属印度；波兰地主压迫乌克兰的和白俄罗斯的“农奴”，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等等。 在爱尔兰、葡萄牙（它有一个时期曾被西班牙兼并）、阿尔萨斯、挪威、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边疆区、白俄罗斯边疆区及其他许多地方，都找不到由这四个特殊条件结合而成的独特境况。而问题的全部实质正在于这种独特性！当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用一般论据，即关于一般帝国主义、一般社会主义、一般民主制、一般民族压迫的论据来反对自决时，真可以说他们是错上加错，一错再错。但是，只要一抛开一般论据的这层显然错误的外壳，从荷兰和波兰独特的特殊条件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独特的立场就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可以说（不怕成为奇谈怪论），当荷兰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口沫飞溅地反对自决时，他们所说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想要说的，换句话说，他们想要说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所说的。［注：提醒一下，所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德宣言[36]中都承认一般的自决，仅仅在措辞上有些不同。］ 我们在提纲里已经举了一个例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2页。——编者注］哥尔特反对自己的国家实行自决，但是赞成受“他的”民族压迫的荷属印度实行自决！我们认为，同德国的考茨基、我国的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那种在口头上假装承认自决的人相比，他是较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和较接近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则，无疑有义务为受“我自己的”民族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恰恰把荷兰的独立放在首位，荷兰的缺点主要就是狭隘的、守旧的、自私的、愚蠢的封闭性：让全世界都燃烧吧，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满足于自己过去的猎获和它的极其丰富的“余产”——东印度，其余的事情与“我们”毫不相干！ 另一个例子：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拉狄克，由于在大战爆发之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为国际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他在《民族自决权》一文（载于1915年12月5日《光线》杂志[37]第3年卷第3期，该杂志由尤·博尔夏特主编，是左翼激进派的月刊，被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中，激烈地反对自决。顺便说说，他仅仅引用了荷兰和波兰权威者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并且除了其他的论据以外还提出这样一个论据：自决会助长“社会民主党似乎必须支持争取独立的任何斗争”这种思想。 从一般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论据简直令人气愤，因为它显然不合逻辑：第一，如果不使局部服从整体，那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局部的民主要求不致被滥用；我们既不必支持争取独立的“任何”斗争，也不必支持“任何”共和运动或反神父运动。第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反对民族压迫的提法不带有同样的“缺点”。拉狄克本人在《伯尔尼哨兵报》（1915年第253号）上就曾用过“反对新旧兼并”的提法。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将理所当然地从这个提法中“得出”结论：“波兰已被兼并，我反对兼并，也就是说我赞成波兰独立。”记得罗莎·卢森堡在1908年写的一篇文章[38]里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用“反对民族压迫”这个提法就够了。但是，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会说，而且完全有权利说，兼并是民族压迫的形式之一，因而，如何如何。 撇开这些一般的论据不谈，拿波兰的特殊条件来说：现在波兰的独立不经过战争或革命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仅仅为了复兴波兰而赞成全欧战争，那就意味着充当最坏的一种民族主义者，把少数波兰人的利益放在要遭受战争折磨的几亿人的利益之上。可是，例如“弗腊克派”[39]（波兰社会党右派）就正是这样的，他们只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要比他们正确千百倍。现在，在毗邻的帝国主义大国处于目前这种关系的形势下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追求空想，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忘记了全欧革命或至少是俄国和德国革命这个前提。这就象1908—1914年间在俄国把结社自由作为独立的口号提出来一样，意味着追求空想，在客观上帮助斯托雷平工党[40]（现在是波特列索夫—格沃兹杰夫工党，其实是一样的货色）。但是，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 第三个例子，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在波兰人的提纲里（第3节第2条末尾）有一段话是反对波兰成为独立缓冲国这种主张的，说这是“一些没有力量的小集团的空想。要是这个主张得以实现，那就意味着建立一个小小的残缺不全的波兰国家，它会成为这个或那个大国集团的军事殖民地，成为它们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玩物，成为受外国资本剥削的地区和未来战争的战场”。这一切如果是用来反对现在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那是很正确的，因为仅仅波兰一国的革命不会带来任何变化，反而会使波兰群众不去注意主要方面，即他们的斗争同俄国和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现在波兰无产阶级本身只有同邻国无产者共同进行斗争，反对狭隘的波兰民族主义者，才能帮助社会主义和自由的事业，包括波兰自由的事业，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事实。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巨大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那些从当前时代的波兰特殊条件来看是正确的论据，如果当成一般性的论据，那显然就不正确了。一旦发生战争，波兰就会成为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场，这不能成为反对在两次战争的间隔时期争取更广泛的政治自由（从而也争取政治独立）的理由。关于受外国资本剥削、充当外国利益的玩物的考虑，也是如此。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不能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因为作为国际主义派无产者的波兰人，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而只能象“弗腊克派”那样，对帝国主义君主国之一俯首帖耳。可是，俄国和德国的工人将成为兼并波兰的参加者（这意味着教德国和俄国的工人农民去干最卑鄙的野蛮勾当，同意充当残杀异族人民的刽子手）还是波兰将获得独立，这对他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当前的状况的确非常混乱，但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还是有的，这就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做国际主义者：俄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给波兰以无条件的“分离自由”，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则为大小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团结而奋斗，在当前时期或目前阶段不提波兰独立的口号。 9．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1907年柏林版）中发表了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写给他的信，这封信对于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
恩格斯根本没有设想“经济”因素自己会直接排除一切困难。经济变革会使一切民族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同时也可能发生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战争。政治适应经济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发生，不会顺利地、简单地、直接地发生。恩格斯认为只有一个绝对国际主义的原则是“肯定的”，他把这个原则运用于一切“异族”，也就是说，不仅仅运用于殖民地民族，这个原则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就会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决不会仅仅因为它完成了社会革命就变成圣人，保险不犯错误和没有弱点。可是，可能犯的各种错误（以及自私自利——企图骑在别人头上），必然会使它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所有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都确信，考茨基在1914年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到维护沙文主义以前也曾经确信，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正如同一个考茨基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就在“旦夕之间”。民族的恶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憎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它才会消散。我们如果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10．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我们的提纲是在这次起义以前写的。这次起义应当作为检验理论观点的材料。 反对自决的人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小民族的生命力已经消耗殆尽，它们不能起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支持它们纯粹的民族愿望不会导致任何结果，等等。1914—1916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用事实驳斥了这种结论。 战争对西欧各民族，对整个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危机时期。每次危机都抛开了俗例，撕破了外壳，扫清了一些过时的东西，揭示了更深刻的动力和力量。从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的角度来看，危机究竟揭露了些什么呢？殖民地有过多次的起义尝试，当然，压迫民族在战时书报检查机关的协助下，竭力加以掩饰。然而大家还是知道：英国人曾在新加坡残暴地镇压过自己的印度军队的起义；在法属安南（见《我们的言论报》[41]）和德属喀麦隆（见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注：见本卷第8—9页。——编者注］）也有过起义的尝试；在欧洲，一方面，爱尔兰举行的起义，被不敢让爱尔兰人服普遍义务兵役的“爱好自由的”英国人用死刑平定下去了；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以“叛逆罪”把捷克议会一些议员判处死刑，并且以同样的“罪名”把捷克整整几个团的官兵枪决了。 当然，这里所举的例子是极不完全的。但是它们仍然可以表明：由于帝国主义的危机，无论在殖民地或在欧洲都燃起了民族起义的火焰；尽管有残忍的威胁和镇压，民族感情上的好恶还是表现出来了。但是要知道，帝国主义的危机还远没有达到它发展的顶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还没有被摧毁（打得“精疲力竭”的战争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现在还没有做到）；帝国主义大国内部的无产阶级运动还十分薄弱。一旦战争打得精疲力竭，或者即使在一个大国中资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打击下动摇起来，象1905年沙皇政权那样，那时情况将会怎样呢？ 1916年5月9日，齐美尔瓦尔德派以及一些左派的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就爱尔兰起义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好景不常》，署名卡·拉·。爱尔兰起义被说成是十足的“盲动”，据说因为“爱尔兰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由于实行改良而安定下来了，现在民族主义运动是“纯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虽然闹得很凶，但是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这种学理主义和书呆子式的奇怪评价，同俄国民族主义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A．库利舍尔先生的评价（1916年4月15日《言语报》[42]第102号）相吻合，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库利舍尔先生也骂这次起义是“都柏林盲动”。 许多同志不了解，他们否认“自决”，轻视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是陷入了什么样的泥潭，但愿他们象俗语所说的“因祸得福”，现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表的评价竟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偶然”相吻合，这总会使他们睁开眼睛吧！！ 只有当起义的尝试仅仅暴露出一批密谋分子或荒唐的狂热者，并没有激起群众丝毫的同情的时候，才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盲动”这个词。爱尔兰的民族运动进行了几百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和各种阶级利益的结合，这个运动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美国召开了群众性的爱尔兰民族代表大会（1916年3月20日《前进报》），主张爱尔兰独立；它还表现为，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经过长期的群众鼓动、游行示威、封闭报馆等等之后进行了巷战。谁把这样的起义叫作盲动，谁就是最凶恶的反动分子，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社会革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的学理主义者。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一定要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才会是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居民中一切具有不满情绪的阶级、集团和分子的一系列的会战构成的。其中包括带有最荒谬的偏见和抱着最模糊的、最稀奇古怪的斗争目的的群众，领取日本津贴的小集团，以及投机分子和冒险分子等等。但是客观上，群众运动打击了沙皇制度，为民主制扫清了道路，因此，觉悟的工人领导了这个运动。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所有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性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他们同样必然地会把自己的偏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将向资本进攻，所以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只要体现出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性斗争的这一客观真理，就能统一和指导这个斗争，夺取政权，夺取银行，剥夺大家所憎恨的（虽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实现其他的专政措施，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能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是一下子就会“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渣滓的。 波兰人的提纲（第1节第4条）中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来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在这方面，把欧洲和殖民地对立起来是决不容许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欧洲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能导致起义和巷战、破坏军队铁的纪律和戒严状态，这种斗争将比在遥远的殖民地大大发展起来了的起义有力得多地“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爱尔兰起义给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的打击，其政治意义要比亚洲和非洲所给予的同样有力的打击大一百倍。 法国沙文主义报纸不久前报道说，秘密杂志《自由比利时》[43]第80期已在比利时出版。当然，法国沙文主义报纸常常造谣，可是这个消息却近乎事实。沙文主义的和考茨基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战争爆发两年以来并没有为自己创办一种自由刊物，奴颜婢膝地忍受战时书报检查机关的束缚（只有左翼激进派分子避开检查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传单，这是值得赞扬的），与此同时，一个被压迫的文明民族，却以创办革命反抗的刊物来回答空前残暴的军事压迫！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小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无力成为独立的因素，却起一种酵母、霉菌的作用，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 在目前战争中，各国总参谋部都处心积虑地利用敌人阵营中的每个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德国人利用爱尔兰的起义，法国人利用捷克的运动等等。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利用敌人的最小弱点，不抓住一切机会，尤其是如果不能预先知道某个地方的火药库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力量发生“爆炸”，那就不能严肃地对待严肃的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我们不能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一种灾难的一切人民运动来加剧和扩大危机，那我们就是很糟糕的革命家。如果我们一方面再三声明“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而另一方面却把被压迫民族某些阶级中最活跃和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反对压迫者的英勇起义叫作“盲动”，那我们就会把自己降低到与考茨基分子同样愚蠢的水平。 爱尔兰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起义时机不合适，——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并没有被安排得如此协调，以致起义的各个源泉会不遭到挫折和失败而立刻自行汇合起来。相反地，正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爆发的各种各样的起义，保证整个运动的广度和深度；群众只有通过不适时的、局部的、分散的、因而也是遭到挫折的革命运动，才能取得经验，获得教训，集合力量，找到自己的真正领袖——社会主义的无产者，从而为总攻击作准备，正象各次罢工、各城市的和全国性的游行示威、军队哗变、农民暴动等等为1905年的总攻击作了准备一样。 11．结束语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正确的论断相反，民族自决的要求在我们党的鼓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武装人民、教会同国家分离、由人民选举官吏以及被庸夫俗子们称为“空想的”其他各点。相反地，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的活跃自然也使我们的鼓动工作活跃起来了，如1912—1913年的许多文章和1913年我们党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事物的本质作了确切的、“反考茨基主义的”（即对纯口头上的“承认”决不调和的）规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60—62页。——编者注］。 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各民族的机会主义分子，如乌克兰人尤尔凯维奇、崩得分子李普曼、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俄国奴仆——谢姆柯夫斯基，都拥护罗莎·卢森堡反对自决的论据！这位波兰女社会民主党人仅仅是对波兰运动的特殊条件所作的不正确的理论概括，立刻在实际上，在更广泛的环境中，在并非一个小国而是一个大国的条件下，在国际的而不是小小波兰的范围内，客观上成了对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支持。政治思潮（和个别人的观点不同）的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纲领的正确性。 现在露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伦施之流，既直接反对自决，又直接反对否定兼并。考茨基分子则假惺惺地承认自决，在我们俄国走这条道路的有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也和考茨基一样，口头上赞成自决。实际上呢？如果拿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民族和经济》一文来看，就可看到他惯用的折中主义：一方面，经济使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民族压迫又使各民族分离。结论呢？结论应当是：流行的伪善态度仍然没有被揭穿，鼓动工作没有生气，没有触及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接近实际的问题，即对于受“我的”民族压迫的民族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马尔托夫及其他国外书记宁愿干脆忘掉——多么有利的健忘！——他们的同事和伙伴谢姆柯夫斯基反对自决的斗争。马尔托夫在格沃兹杰夫分子的合法报刊（《我们的呼声报》[44]）上写过赞成自决的文章，证明了自决并不要求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回避了——他在秘密的自由刊物上也回避了这一点！——主要的问题：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象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这班先生那样“承认”民族自决，而不去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那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者，就是沙皇制度的走狗。 不管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主观的“善良”愿望如何，他们在客观上都是以他们模棱两可的态度支持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把所有“大”国变成了许多民族的压迫者，而帝国主义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思潮划分得更加清楚。
注释： [13]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一名称，则是1915年11月该组织出版刊物《国际传单集》时开始正式使用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挪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选举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局。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0多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了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参看列宁的《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2—52页）等文。——16。 [14]《先驱》杂志（《Vorbote》）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机关刊物，用德文在伯尔尼出版，共出了两期：1916年1月第1期和同年4月第2期。该杂志的正式出版人是罕·罗兰－霍尔斯特和安·潘涅库克。列宁参与了杂志的创办和把第1期译成法文的组织工作。杂志曾就民族自决权和“废除武装”口号问题展开讨论。杂志刊载过列宁的《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两文。——16。 [15]《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π-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8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列宁高度评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的功绩，他写道：“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如果想了解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一次胜利”，该报所发表的文章“是不可不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6页）。——[16]。 [16]《工人报》（《Gazeta Robotnicza》）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5—10月先后在克拉科夫和苏黎世出版，由亨·多姆斯基（卡缅斯基）主编，出了14号以后停刊。1912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出现了两个华沙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所办的机关报都叫《工人报》，一家是由在华沙的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办的，出了4号，另一家是由在克拉科夫的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办的，出了11号（最后两号是作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在苏黎世出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后，《工人报》在1918年8月还出了1号。——[16]。 [17]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署名的提纲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268页）。由《工人报》编辑部署名的提纲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是卡·拉狄克写的。这两个提纲都发表于《先驱》杂志第2期并转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16]。 [18]《新时代》杂志上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是在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进行的。争论是由罗·卢森堡的文章《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载于《新时代》杂志1895—1896年卷第32期和第33期）引起的。卢森堡在该文中批评了波兰社会党领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她同时指出分别处在奥地利、德国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各个部分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认为波兰的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她并因此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一般持否定态度。 埃·黑克尔代表波兰社会党右翼在《新时代》杂志第37期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文章，反驳卢森堡的观点。黑克尔维护波兰社会党领袖们的立场，坚持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卢森堡在《新时代》杂志第41期又发表了《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一文，作为对黑克尔文章的答复。 卡·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第42期和第43期上发表了题为《波兰完了吗？》的长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他同意卢森堡的看法，认为只有民主派在俄国取得胜利，波兰才会获得民族解放，但同时坚决反对卢森堡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提出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一论点。他指出，从社会党人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考茨基认为波兰必须恢复，因为这“第一是正义的，第二会给俄国反动派以打击”。 这次讨论后不久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伦敦代表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说：“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列宁认为这一决议“完全直截了当地、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在国际范围内统一他们的阶级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61页）。——[16]。 [19]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和在代表大会上，由于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曾就民族自决权这一要求展开了争论。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和《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7—90页和第218—226页）阐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火星派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在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中，围绕着纲领草案第8条（在正式通过的纲领中是第9条）所表述的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个要求帮了波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忙，建议代之以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崩得分子当时没有直接反对民族自决，但也建议用民族文化自治的论点对这一条加以补充。崩得分子还提出了建党的联邦制原则。代表大会否决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崩得分子的主张，通过了关于民族自决的条款和跨民族的建党原则。 1913—1914年，一方面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增强，民族问题的争论再度发生。孟什维克取消派、崩得分子、乌克兰机会主义分子一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反对民族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的要求，而坚持民族文化自治这一民族主义要求。罗·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她在《民族问题和自治》（1908—1909年）一文及其他著作中企图论证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删掉关于民族自决权这一条款的必要性。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0—154页）和《论民族自决权》（同上，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中批评了机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卢森堡的观点。——[17]。 [20]指1915年春尼·伊·布哈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和1915年秋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联名提出的提纲《论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列宁在《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卷第98—107、108—114、115—170页）等文中批评了他们的观点。——[17]。 [21]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批判，可参看他1866年6月7日和6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24页和第230—231页）。——[17]。 [22]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8]。 [23]这是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给亚·奥·斯米尔诺娃》（1840年）一诗中的诗句。原诗反映了诗人因斯米尔诺娃对其诗作未置一词而产生的怅然心情。列宁在转义上借用这两句诗来嘲讽论敌。——[18]。 [24]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其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8]。 [25]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销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0—154页和第180—184页，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20]。 [26]挪威于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同瑞典结成了瑞挪联盟，由瑞典国王兼挪威国王。1905年7月，挪威政府宣布不承认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世为挪威国王，脱离联盟，成为独立王国。——[22]。 [27]《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5]。 [28]《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这本小册子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在1915年7—8月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召开的前夜合写的。列宁撰写了小册子的主要部分（第1章和第3、4章的一部分）并且审订了全书。小册子在附录部分收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社会民主党》、列宁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及代表会议决议、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列宁把这部著作称为“对我们党的决议的注释，也就是对决议的通俗的说明”。 《社会主义与战争》最初于1915年8月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且散发给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小册子又在法国用法文出版，并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用挪威文全文发表。列宁还曾多次尝试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未能实现。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战争》由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28]。 [29]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司徒卢威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思想家，用虚假的借口为掠夺战争、兼并和民族压迫辩护。——[30]。 [30]《钟声》杂志（《Die 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30]。 [31]这是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里的论点。这篇文章载于1849年2月14—15日《新莱茵报》，其确切作者在列宁撰写此文时尚未查清。——[36]。 [32]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1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37]。 [33]指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发动的战争。1898年4月，在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美国借口其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而对西班牙宣战，向西属殖民地发动进攻。7月，西班牙战败求和，12月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古巴形式上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列宁称这场战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38]。 [34]《社会主义历史文汇》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汇》（《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卡·格律恩贝格编辑出版的杂志，于1910—1930年在莱比锡出版，共出了15卷。——[38]。 [35]指1916年4月24—30日爱尔兰人民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爱尔兰工人阶级及其武装组织——以詹姆斯·康诺利为首的爱尔兰市民军在起义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中心是都柏林，4月24日起义者在那里宣布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并组成了临时政府。起义遭到英国军队的残酷镇压。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这次起义促进了爱尔兰解放斗争的发展。——[40]。 [36]指波兰代表团在国际社会党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1915年）上的宣言。宣言抗议沙皇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三国政府的压迫政策，说它们“剥夺了波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性，把波兰各地区看作是将来玩赔偿游戏的抵押品”。宣言指出：“在这方面，资本家政府的政策的实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这些政府把人民群众赶进屠场，同时专横地决定各民族世世代代的命运”。宣言说，波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深信，只有参加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参加那种“必将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一切形式的异国统治的斗争，才能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关于这个宣言，还可参看本卷第58页。——[45]。 [37]《光线》杂志（《Lichtstrahlen》）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月刊），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尤·博尔夏特任该杂志主编，参加杂志工作的还有安·潘涅库克、安·伊·巴拉巴诺娃等人。——[46]。 [38]指罗·卢森堡的《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该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908年第6、7、8—9、10期和1909年第12、14—15期。——[46]。 [39]弗腊克派即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原为波兰社会党内的右派，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为独立的政党，自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它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约·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和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46]。 [40]斯托雷平工党是人们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一种称呼，因为该派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顺应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制度，以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为代价，企图换取沙皇政府准许公开的、合法的“工人”政党存在。——[47]。 [41]《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 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呼声报》。列·达·托洛茨基是该报编辑之一。——[51]。 [42]《言语报》（《Речъ》）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彼·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 这里提到的A．库利舍尔发表在1915年4月15日《言语报》第202号上的文章，题为《都柏林叛乱》。文中说，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借助于德国的金钱”准备了“这次都柏林盲动”。——[52]。 [43]《自由比利时》杂志（《Libre Belgique》）是比利时工人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办的秘密刊物，1915—191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54]。 [44]《我们的呼声报》（《Наш Гол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周报），1915—1916年在萨马拉出版。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