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2卷 政论家札记 （1917年9月22—24日〔10月5—7日〕） 我们党的错误1917年9月22日星期五 对所谓民主会议的意义愈深入思考，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常言道，旁观者清）对民主会议愈仔细观察，就会愈加确信，我们党参加这个会议是犯了错误。本来应当抵制这个会议。也许有人会说，分析这种问题有什么益处呢？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但是，这样反对提及昨天的策略显然没有道理。我们向来都谴责，并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谴责“过一天算一天”的策略。我们取得一时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只有一分钟或一天的计划也是不够的。对一连串的政治事件，我们应当从它们的整体上，从它们的因果关系和结果上加以研究，以此来不断地检验自己。我们分析昨天的错误，这样就可以学会避免今天和明天再犯错误。 目前在国内，一场新的革命，另一些阶级（不同于实现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的那些阶级）的革命，显然在日益成熟。当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同英法金融资本勾结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 现在正在成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即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英法金融资本、反对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的革命。 现在我们不谈那些证明新的革命日益成熟的事实，因为根据我们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文章来判断，党已经说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新的革命日益成熟，看来是全党公认的现象。当然，有关新革命成熟的材料还需要综合起来，但是这应该是写其他文章的题目。 目前更重要的是，充分注意新的革命和旧的革命之间的阶级差别，充分注意从这一基本现象，即从阶级对比关系的角度对政治时局和我们的任务作出估计。在第一次革命中，先锋队是工人和士兵，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先进阶层。 这个先锋队不仅带动了许多不可靠的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我们都还记得孟什维克和劳动派分子在共和制问题上的动摇），而且带动了主张君主制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资产阶级，从而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变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为什么能有这种转变呢？ 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统治就是一切，至于政治统治的形式，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资产阶级在共和制度下照样可以统治，这种政治制度不会因政府的成分或执政党的成分和组合发生任何变化而触犯资产阶级，就这点来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共和制度下甚至更加稳固。 当然，资产阶级拥护过而且还会拥护君主制，因为君主制机关那种采用比较粗暴的军事手段对资本的护卫，一切资本家和地主都看得更清楚，感到“更贴近”。但是，在“来自下面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总是处处“容忍”共和制，只求保住自己的经济统治。 现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即大多数人民与资产阶级和“盟国的”（以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以致“带动”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了。不仅如此，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中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显然都反对新的革命。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因此现在不需要再加以说明。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变化。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现在站在“街垒两边”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些阶级了。 这是主要之点。 正是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谈论新革命的科学根据；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推论，抽象地研究问题，那么只要在资产阶级召开的立宪会议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分子占了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党占了多数，新的革命就可以合法地进行。 阶级间客观的相互关系、各阶级在这种类型的代议机关内外的作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的高涨或者低落、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这两种手段的相互关系，这都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客观情况，必须估计到这些情况，才能不是随意地，不是凭自己的“好感”，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决定抵制或者参加的策略。 我们革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应当怎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抵制问题。 为什么抵制布里根杜马[94]是正确的策略呢？ 因为抵制符合发展中的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关系。它是为日益成熟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提出口号，当时旧政权为了引诱人民离开革命，正在拼凑妥协的、伪造得十分拙劣的、因而前途不可能真正同议会制度“挂钩”的机关（布里根杜马）。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比较有力。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正确的、估计到客观形势的策略，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制定的。 为什么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策略是错误的呢？ 因为这一策略依据的只是抵制口号的“鲜明性”，只是人们对六三“牲畜栏”赤裸裸的反动性的厌恶。而客观形势却是：一方面，革命十分低落，并且在继续低落。为了将革命推向高潮，我们在议会里面的（即使是“牲畜栏”里面的）据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当时议会外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手段几乎没有，或者十分无力；另一方面，第三届杜马赤裸裸的反动性，并没有妨碍杜马成为体现实际的阶级关系的机关，即由斯托雷平把君主制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机关。国家不得不经受这种新的阶级关系。 参加第三届杜马这一正确估计到客观形势的策略，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制定的。 只要仔细想一想这些经验教训，想一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抵制或参加的问题的条件，就会深信，参加“民主会议”、“民主苏维埃”即预备议会的策略是完全错误的。 一方面，新的革命正在成熟。战争正在升级。议会外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手段多得很。这个预备议会的“议会”讲坛作用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这个预备议会并不代表任何新的阶级关系，也不是为它“服务”的；例如，拿代表农民这一点来说，它不如现有的机关（农民代表苏维埃）。预备议会实质上完全是一种波拿巴式的伪造。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一帮卑鄙龌龊的党徒伙同克伦斯基之流弄虚作假，伪造了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的成员，而且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是因为预备议会的唯一用处是欺骗群众，愚弄工人和农民，引诱他们离开新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给旧的、早已试验过的、破烂不堪的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披上新外衣（也就是资产阶级把策列铁里先生之流变成帮助他们驱使人民服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小丑），来蒙蔽被压迫阶级。 1905年8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说：现在我们力量很弱。我们的政权不稳。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必须哄骗那些“大老粗”，用甜言蜜语引他们上钩…… 现在的“沙皇”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对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派的季特·季特奇、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之流说：现在我们力量很弱。我们的政权不稳。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必须哄骗民主派，为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革命民主派领袖”，我们亲爱的朋友策列铁里们和切尔诺夫们从1917年5月6日就穿起来欺骗人民的那套小丑服装，必须换一换颜色。用“预备议会”这种甜言蜜语不难引他们上钩。 1907年6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说：现在我们强大了。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不断低落。但是，再按老一套办法我们就无法维持下去，单靠欺骗是不够的。要制定新的农村政策，要同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同资产阶级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抵制策略的客观根据，以及这一策略同阶级关系的联系，可以设想1905年8月、1917年9月和1907年6月这样三种情况。压迫者总是要欺骗被压迫阶级的，但是，这种欺骗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决不能只根据压迫者欺骗人民这一点来制定策略；确定策略时，应当从整体上分析阶级关系以及议会外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发展。 参加预备议会的策略是错误的，这一策略不符合客观的阶级关系，不符合当前的客观条件。 本来应当抵制民主会议，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都犯了错误，但错误并不等于欺骗。只要我们真诚地愿意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认真地考虑策略的客观根据，我们就一定会改正错误。 应当抵制预备议会。应当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去，到工会中去，总之应当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们进行斗争。应当给他们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议会，解散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转交给苏维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们在苏维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们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一切革命组织中赶出去！不要同基什金之流的这些朋友，科尔尼洛夫派地主和资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谈判！不要同他们有任何来往！ 9月23日星期六 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 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 抵制万岁！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参加的主张。参加一个会议的党团不是党的最高机关，即使是最高机关的决定，也要根据实际生活的经验重新审议。 无论如何要让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党的紧急代表大会对抵制问题作出决定。现在就应当把抵制问题作为代表大会选举和党内一切选举的纲领。应当吸引群众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让觉悟的工人自己来抓这件事，进行讨论，并对“上层分子”施加压力。 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现在还不晚，应当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斗争，捍卫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路线。 在我们党的“议会”上层分子中间，并不是一切都令人满意的；工人们应当对他们多加注意，多加监督，应当更严格地确定议会党团的职权。 我们党的错误是很明显的。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 9月24日星期日 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到10月20日召开。以目前的俄国生活节奏看，这简直等于无限期地拖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4月20—21日以后演过的滑稽剧，又在重演了。
注释： [94]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谘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谘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