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2卷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09] （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再版序言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9月底开始写，10月1日写成的。 10月25日的革命，已经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从理论的领域转到了实践的领域。 现在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理论根据，是不堪一驳的。这些论据已经被推翻了。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活跃的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从《言语报》到《新生活报》，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到半布尔什维克，总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派别在哪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呢？ 在以下这点上：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 如果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热者”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是现实的， 那么我们只要把负有最重大责任、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的言论一字不改地引来，就能驳倒这种论调。 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听策列铁里部长的一次发言时当即在席位上大声插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110]。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 现在，我们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半布尔什维克（我倒更愿意称他们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在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 9月16日《言语报》的社论说： “……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笼罩着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刊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十分明确而且毫不隐讳。在民主会议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维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词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们除一小部分狂热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嘴上勇敢。他们的本意并不想夺取‘全部政权’。他们这些地道的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骨子里却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内心里深知自己腹中空洞无物，深知他们目前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象我们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们按本性来讲是一些毫不负责的人，按方法和手段来讲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永远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要不是意识到这种试验是不能容许的，有招致毁灭的危险，真可以豁出去试一试这种有英雄气魄的办法。我们再说一遍，好在这些可悲的当代英雄自己也决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建设性的工作都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因此，他们的十分明确和毫不隐讳的态度，只能表现于政治讲坛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谈。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立场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结果：它把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联合起来反对自己……”
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现在请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1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社论中： “……如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据民主会议批准的纲领同民主派合作，那么，联合内阁就应当从民主会议的成员内部产生出来。这对拥护联合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牺牲，但是，宣传政权‘清一色路线’这种主张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牺牲。不过，我们担心在这方面可能达不成协议。那就只有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办法了：政权由民主会议中原则上拥护清一色政权的主张的那一半成员负责组织。
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最后，请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也可以称作立场的话）。下面这一段话摘自9月23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社论：明确地说，就是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布尔什维克极力把仇视联合的思想灌输给革命民主派，答应在消灭‘妥协’以后给他们各种好处，并且说妥协是我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如果布尔什维克了解自己鼓动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欺骗群众，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兑现到处随便开出的支票。 问题非常明显。 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 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 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办法，三条道路，其他的办法和道路是没有的！”（黑体是《人民事业报》原来用的） “……如果再同柯诺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组织联合内阁，那就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又一次投降，意味着撤销民主会议的关于根据8月14日的纲领建立责任政权的决议……
“现在，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的苏维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取消的。现在不仅可以认为‘苏维埃路线’是经过校正的路线，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一条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其实，苏维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整个民主派绝大多数人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维埃成为在组织成分上同民主会议所组织的‘预备议会’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论断是最无耻的谎话，这等于说，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是“几乎相同的东西”：预备议会是伪造的，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库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维埃在民主会议上反对联合的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在一起，其结果也足以使联合彻底垮台。第三，“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主要会扩展到农村去，而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可以稳占优势。）“……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只是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那么这样的政权正是意味着革命的破产和失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一色的内阁，就象联合内阁里负有责任的社会党人部长一样，很难感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政府不但不能把革命的‘活跃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也不能指望从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稍微积极的支持。 但是组织另一种清一色的内阁，即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简直是死路。诚然，这样的口号谁也没有提出过，只有《工人之路报》在偶尔发表的不那么大胆的意见中提到过，后来才不断加以‘解释’。”（这些负责的政论家连9月21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也忘掉了，居然“大胆地”写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 不仅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而且也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无产阶级，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使它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运转起来，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民主派内部真诚联合的政权。” ※ ※ ※ 请读者原谅，我们摘引了这样多的话，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确切地介绍一下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场。必须确凿地证明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所有这些党派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持的理由。 堂堂的《言语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话把布尔什维克痛骂了一顿。顺便说一下，我们引用的话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语报》在“挑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因此说什么，“同志们，要当心，敌人建议我们干的准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估计到一般的用意和具体的用意，就“相信”这是资产阶级在“挑动”我们去夺取政权，那我们就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无疑永远会恶毒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嚣“要一下子‘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把他们彻底打垮。”这种叫嚣也可以说是一种“挑动”，不过是出于相反用意的挑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决不是“建议”我们而且从来没有“建议”我们夺取政权。他们只不过想用政权面临的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来吓唬我们。 不，我们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嚣吓倒。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至于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作为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这些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么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 我们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讨论那些会使某一时机变得不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疯狂的叫嚣吓倒，同时也不能忘记，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确实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党有莫大的危险，比我们认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要危险得多。在这方面，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只有一两件例外。 对《言语报》的恶毒的谩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背诵几句诗：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
资产阶级对我们这样切齿痛恨，这也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正确地给人民指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方法。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 ※ ※ 非常难得，这一次《人民事业报》没有赏我们一顿痛骂，但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指出“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的前景，企图用这种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来吓唬我们。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吓唬我们的时候，自己却着实被吓倒了，被吓坏了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在某些特别高级和特别腐朽的机关里，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类似的“联络”（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触的，老实说，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的）委员会里，社会革命党人也能吓倒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第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等等这一切机关里，空气坏到极点，臭得令人作呕，长久地呼吸这种空气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着实的惊恐是有感染力的，着实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个别革命者一时变成庸人。尽管“按人之常情”来说，一个过去不幸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当部长或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能当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着实被吓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别人把我们吓倒，那就是犯了政治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很容易弄到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步。先生们，把你们的切实的理由摆出来！别以为我们会被你们的惊恐吓倒！ ※ ※ ※ 这一次，我们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说，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111]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士的角色更合适些。这位辩护士提出了六条理由： （1）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2）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 （3）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 （4）无产阶级“不能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 （5）“环境非常复杂”； （6）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新生活报》提出第一条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说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现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十分荒谬的。 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象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请注意，这是指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争辩的材料中，我们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们说明了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也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会议的“各选民团”赞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试以苏维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
可见，多数人总的说来拥护无产阶级的口号：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同时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在增长。要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主会议，是由苏维埃的昨天的领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会议！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实际的优势，在这里是被缩小了。 无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目前都已经得到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里的多数的拥护，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月24日的《工人之路报》第19号转载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112]第25号上发表的关于9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消息。在这个会议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4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萨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3个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和黑海省）和2个集团军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23个省和4个集团军的执行委员会。 可见，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是3个边区省（萨马拉省、塔夫利达省、黑海省）和4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这3个边区省份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富裕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4个工业省份中，农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农民最“富裕的”那些省份里的贫苦农民的资料，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40票对15票。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之流对俄国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采取兼并政策，横施暴力的政策，已经自食其果了。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他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忠于这一事业。 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切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没有脱离”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从而不仅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一下子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那种地主对农民、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残酷压迫，不是共和制度下那种在花言巧语掩盖下继续实行类似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伦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切），而是见诸行动的热烈同情，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措施，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所以，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永远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在和平问题这个当今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全民族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活跃的和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在人们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 ※ ※ 第二条理由是所谓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这大概“讲的是希腊语”，——法国人遇到这种场合常这么说。《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适合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说冠冕堂皇、八面玲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话，这种空话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赞成新生活派认为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说法，因为这种话的言外之意是（或者说，这种话他们一听就明白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是“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是僵死的力量。这一点已经由联合的历史证实了。 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重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右翼，如《人民意志报》和《统一报》等等当作“活跃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的教训因而抛弃联合的力量，才是活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的活跃的力量”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以后），是无产阶级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 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的向左摆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9月24日的声明就是向左摆的证明，他说他那一派不赞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联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的代表中中派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摆证明：上面引的《人民事业报》关于民主派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保证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无论如何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绝重新同基什金联合的事实，以及外省孟什维克护国派（高加索的饶尔丹尼亚等）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证据，证明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群众将支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恰恰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 ※ ※ 第三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这也许是最常见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所以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使我们这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逃避完成这种任务，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同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差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促使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说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构，这就暴露出他们非常愚昧无知，他们既不肯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愿考虑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说明的道理。 《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学识的社会党人。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1917年4月4日以来，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几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这一点。当然，《新生活报》本来可以声明他们根本不赞成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象这样一家经常傲慢地责骂布尔什维克对困难问题采取了所谓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却对这个问题完全避而不谈，这无异是证明自己思想贫乏。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构”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这样谈理论，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理论领域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确实不需要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那么苏维埃也就失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权利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消灭苏维埃的意图也就是正当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新生活报》在彼得格勒市杜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经同他们结成联盟）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地方，所以《新生活报》这种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发骇人听闻了。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会议上宣读的那份苏维埃多数派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所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构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机体，以代替旧制度国家机构衰朽的机体……”
这未免说得过分漂亮了一点，就是说，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思想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维埃还没有代替旧“机体”，而且这个旧“机体”并不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既是沙皇制度的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我国1905年的苏维埃，可以说只是腹内的胚胎，因为它们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苏维埃的全面发展。在1917年的革命中也还谈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糟蹋了苏维埃，把它们变成了清谈馆，变成了这些领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属品。苏维埃在李伯尔、唐恩、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领导下活活地腐烂了，解体了。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一种玩物。“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涤罪所”，即苏维埃实际领教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历史。但愿这个“涤罪所”没有使苏维埃受到损伤，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 ※ ※ ※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照新生活派的意思直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得出的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极巧妙地收买格沃兹杰夫、尼基京、普罗柯波维奇、策列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帮歹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这里我们就涉及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 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政府用一道命令就能够而且定会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象资本主义的看门狗白里安等资产阶级部长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员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之成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并不那么复杂的记录工作。 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监察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一贯天真得可爱的彼舍霍诺夫是一个真正的“政界的黄口小儿”，他早在1917年6月就咿咿呀呀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无产阶级一定会认真地把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狂言变成现实。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监察，使所有的季特·季特奇之流都受到包围，就象一个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董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季特·季特奇的名字。他们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10个甚至100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帐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注：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辛迪加化的意义。（见本卷第181—226页。——编者注）］ ※ ※ ※ 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条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使它运转起来。新机构苏维埃则借助“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已经运转起来了。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羁绊。这个机构已经在运转，不过必须去掉那些妨碍它全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瘤。为了补充以上所述，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方面加强民主制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和它整个历史创造活动一样，是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所有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力量，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现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 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贱民”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人联合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每周或每隔一定时间必须从该联合会取得他们工作踏实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一切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银行业的和企业联合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愈来愈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在过渡期间将保留这些专家较高的报酬，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我们说，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苏维埃把全体居民组织进来就能粉碎这种反抗，对特别顽强和拒不服从的资本家自然必须惩办，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关进监狱，只要无产阶级胜利了，象我今天在《消息报》上看到的那种事情就会多起来。我们这样说，当然丝毫不会陷入空想主义，不会离开极其冷静而实际地估计情况的立场。今天的《消息报》说： “9月26日有两个工程师到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声明说，有一批工程师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协会。鉴于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该协会愿意听从工人群众指挥，并且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愿同各个工人组织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回答说，理事会愿意在自己组织中成立工程师部，该部应当把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要点列入自己的纲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近日将举行联席会议。”（1917年9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 ※ ※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管理的方法就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 而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不能为了替穷人谋福利、为了反对富人而管理俄国。这24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100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都证明，就连彼得格勒杜马8月的选举也证明，党员人数同党的得票数的比例正是如此。可见，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20日领取大笔薪俸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例子。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干活的人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帮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15个人组成：2个水兵，2个士兵，2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1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1个知识分子和8个劳动贫民，这8人当中至少必须有5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2男2女住着5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10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家铺子等等，可以节省100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岁的女公民和14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3小时，监督供应10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制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等的讲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讲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吻前任部长策列铁里。感激不尽的人民将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什么叫作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 是的，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策列铁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忠于民主制，并且在人民中间宣传这种民主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民主制有某种不同的概念，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子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房的革命措施。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对食品、衣服、靴鞋等等的处理，以及在农村对土地等等的处理都应当这样。我们可以立刻吸引1000万人，甚至2000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从事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管理，而这样的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受资本主义的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兵并逐渐把它扩充（要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 自然，这种新机构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经营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党人”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7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实践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眼界狭窄的旧官僚分子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对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逼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来讲，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 ※ ※ ※ 同国家机构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扎罗夫同志在9月27日《新生活报》第138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十分有力又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巴扎罗夫同志是这样推论的：“苏维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构”，因为7个月的经验已经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有几十份、几百份文件资料”已经证实，苏维埃虽然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消除经济破坏方面，并没有能取得稍微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门划分的、在每个部门内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心”的机构。“请看，问题不在于更换旧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一直讥笑持有这种计划的人……” 巴扎罗夫同志所有这些同资产阶级论调一模一样、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断，简直是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 确实如此。说苏维埃在俄国某地某时曾享有“充分权力”，这简直是可笑的（即使这不是在重复资本家出于阶级私利的谎言）。所谓享有充分权力，就是要有支配全部土地、所有银行和所有工厂的权力；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学术资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法就在于它不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对苏维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骤都暗中破坏，继续把持政府，保留支配土地和银行等等的权力，却又把经济破坏的罪责推在苏维埃身上！！联合的全部惨痛教训也在于此。 苏维埃从来没有掌握过充分的权力，它的措施除起缓解作用和加剧混乱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们全党的信念、纲领和策略来讲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证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简直是多此一举。《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了解我们对他们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生活派没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嘴巴上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一面背诵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一面却时时抱着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是反动的“超阶级观点”，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的效劳叫作“全国性的”计划。 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更通俗一点讲：我们不是讥笑那些“计划”，而是讥笑巴扎罗夫之流不懂得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 从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过苏维埃的集中制，反对过苏维埃的统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反对按生产部门成立工厂委员会，反对工厂委员会的集中化。巴扎罗夫在无的放矢。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讥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计划”，而是改良主义。因为在有了联合的教训之后，你们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谁说问题“不在于更换机构，而在于改良”，谁就是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所作的尝试。 我们所讥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说：“是呀，正是呀，我们恰好不反对改良，我们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们完全同意。”而巴扎罗夫由于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细加思索，就上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扎罗夫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一向如此，将来还会永远如此。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不能理解阶级斗争，他们的政策是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可爱的公民们，去拟订“计划”吧，那不是政治，不是阶级斗争的事情，在那一方面你们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经济学家。请你们同那些准备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工程师及其他人联合起来吧，请你们的大“机构”（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认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银行和辛迪加等等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别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讥笑，而会得到工人的感谢。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为劳动者的利益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 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反对剥削者而调节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我们只同意把所谓“全国性”理解为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权交给大多数人民，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 ※ ※ ※ 第五条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因为“环境非常复杂……”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许愿意顺应革命，但只能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向往这种革命而发出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哀鸣。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113]才会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 第五条理由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因为这里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没有任何别的思想。这里有的只是革命使之感到忧愁和恐惧的人们所发出的叹息。为了说明这种叹息的性质，不妨谈一下我个人经历的两件小事。 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个工程师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被吓坏了，对情绪激昂、无法制服的工人充满愤恨。他（一个有学识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能和德国工人一样就好了，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在战争造成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 要是历史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正点到达社会革命，他是愿意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到了。请全体下车（Alle aussteigen）！”那时，有什么理由不从季特·季特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 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平静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大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在嘴巴上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 七月事变后，承蒙克伦斯基政府的特别照顾，我有幸转入了地下。掩护我们这种人的当然是工人。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再给坏面包了。我们早就不指望在彼得格勒还能买到好面包。” 对七月事变的这种阶级估量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由于什么形势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是没有想到的。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要通过政治分析这种非常复杂的途径才会想到一切的根本，想到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 而被压迫阶级的人，哪怕是待遇很好和十分有知识的工人，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且说得那样朴实直率、斩钉截铁、观点鲜明，令人感到惊奇，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斗。要砍树木就别怕木片飞迸。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们把‘他们’压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压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压倒。”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 ※ ※ 第六条，即最后一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先生们，请别吓唬人，你们吓不倒谁。我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克伦斯基执政和它没什么两样）领教过这些敌对力量和它们的进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怎样消灭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别富有、同革命特别“敌对”的地方小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记得的。9月30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会议召开（在对付起义农民的“军事措施”保护下召开！）以前要“容忍”克伦斯基执政（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条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请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无论《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觉悟的工人。你们说：“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简单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克伦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竟敢说什么这将是“国内战争”，这将是“可怕的前途”！ 不，先生们，你们欺骗不了工人。这将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绝望的骚乱。就是说，他们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想不顾一切地挑动人民大规模地重复在维堡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那种行动，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想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克伦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触怒人民。不过，先生们，你们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 真是卑鄙无耻到绝顶了：他们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马，利用伪造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选举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蹂躏人民的意志，蹂躏工农的意志。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象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象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庇护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 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6月19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还在一味地空谈和平而不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还在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说：“必须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一个月，而他们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场……“必须容忍”。 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吗？？ 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是骗不了士兵的！ 工人和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克伦斯基政府了，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因此一定能立刻实现停战并迅速缔结和约。 我们农民军队的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这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农民起义的克伦斯基政府违反苏维埃意志存在下去了。 不，社会革命党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再也骗不了工人和农民了！ ※ ※ ※ 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问题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那种进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逻辑上和政治上的非常惊人的错误，只有那些已经让别人吓得几乎神经失常的人才看不出来。你们说：“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说得好。不过可爱的同胞，你们都是些经济学家和有学识的人。你们都知道，拿民主派同资产阶级作对比是荒诞的和愚蠢的，这就象拿斗同尺作对比一样，因为世上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非民主派的（能参加旺代叛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各种敌对力量”，这是一句空话。而阶级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拥护它的还有地主）。 俄国也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三种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正是这三种主要“力量”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俄国），不仅早已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所证明，而且也为一切国家的整个现代史的政治经验、为18世纪以来欧洲所有革命的经验、为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了。 那么，你们是想恐吓无产者，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会把他们的政权消灭吗？你们的恐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意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 好吧。比方说，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消灭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那剩下的就只是“联合”，也就是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或妥协。任何别的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要知道联合已经试验了半年，已经遭到了破产，并且你们这些可爱而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自己也已经放弃了联合。 结果怎样呢？ 《新生活报》的公民们，你们吓糊涂了，你们让别人吓得甚至连最简单的议论都不能自圆其说了，连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数目都弄不清了。 或者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你们早已不赞成了，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了，因为它知道，在4月20—21日，人民用肩膀一撞就把这种政权撞翻了，现在更是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打翻这种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由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试用过不下几十种方法，但还是失败了。 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而不是归资产阶级，以便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 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仿佛可能被资产阶级搞垮而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暗地里回到同资本家妥协的立场！！！很明显，谁害怕反抗，谁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谁教导人民说，“你们应当害怕资本家的反抗，你们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谁就是以此号召重新同资本家妥协。 现在，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联合，同时他们又得到资产阶级的保护，而害怕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涂，《新生活报》也象他们一样，糊涂到了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 ※ ※ ※ 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多么可耻！被机会主义败坏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论调！资本家的反抗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资本家比其他阶级更有觉悟，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苏维埃的意义，马上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谣诽谤的手段，制造军事阴谋，来破坏苏维埃，消灭苏维埃，糟蹋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维埃变为清谈馆，长年累月地用无聊的空话和玩弄革命的把戏使农民和工人厌倦。 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页。——编者注］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1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100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办法糟蹋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他们觉得反正都一样，因为一个挨饿的人不会去区分共和国和君主国，一个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去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 但是，一旦无论哪个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娘，随便哪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向财富卑躬屈节，而是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让无家可归的人强行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受工人监督；百万富翁隐匿财产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 如果我们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 ※ ※ ※ 担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能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本家先生们“消灭”！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虚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属于“上等”（这是按资本主义的尺度，而实际上是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讲到“正义”这个词，自己并不相信，而是习惯于把它当作一种空话，并不赋予它任何内容。这里有个例子：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派分子，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更志同道合的人了。没有哪个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阶级效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热烈地拥护“联合”、拥护同资本家的妥协！ 请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读作：布里根）会议上的发言不得不供认： “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阶级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纲领。最坦率地维护这个纲领的是布尔什维克。而民主派其他部分的人也很难拒绝这个纲领。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视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民主派难以同布尔什维克决裂，拒绝这些阶级要求，首先是因为这些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我们在革命前为这个纲领奋斗过，为这个纲领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们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纲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现在，这种危险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正义和强烈，一概不予以满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须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当资本家们还掌权的时候，他所保卫的不是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私利。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资本家，和他们的秘密条约，和他们的兼并（侵占别人土地），和他们的银行的金融诈骗行为断绝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在断绝这种关系之后，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绝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约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资本的枷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银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的国家的防御力量，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许多倍。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认它的要求是“劳动群众”即多数居民的要求，那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立场，放弃了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立场。 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 要知道，彼舍霍诺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们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或者克伦斯基的军队（他们是一路货）打败了布尔什维克，这些老爷们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维克的眼珠。 就连这样的一位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要求的“正义性”。 在他看来，“正义”不过是空话。但是在半无产者群众看来，在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看来，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会不会饿死、能不能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挨饿者和破产者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妥协”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定会得到这些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妙”这个堂皇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正是在目前，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25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掌握这种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记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月1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受人挑动”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可别落入这种关于挑动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不要夺取政权）。 这套妙论说： “无论是7月3—5日运动的教训，还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那它就要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而遭到失败。”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因为发表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这个话题恰好是通体漂亮的太太搭得上话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曲解到了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奠基人卡尔·马克思谈到这些教训，谈到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时是这样论述的：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德文版第11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编者注］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114]，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样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在“我们”看来，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1917年两次运动的经验——透过莫尔恰林[115]的眼镜被歪曲了的经验。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 你们拿7月3—5日的事变同“国内战争”相提并论，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先生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7月3—5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做过一点事情）。 我们姑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雏形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胚胎，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拿下许多东西。如果说这是国内战争（《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不是如实地看作自发的爆发向4月20—21日那种示威的转变），采取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 由此可见，“教训”同《新生活报》那些聪明人所说的相反。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它并不在我们和《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国内战争”即起义的教训，而不是革命政党由于显然缺乏多数人的支持而放弃起义的念头。 因为大家知道，1917年7月过了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49％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请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 为什么《新生活报》谈到7月3—5日事变的“教训”，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 还有，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7月3—4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列铁里先生之流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是自己的先进战士而“社会联盟派”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垮台的。他们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隐瞒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但这是欺骗自己和欺骗读者；根据8月24日《日报》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来看，立宪民主党人得票的百分数从22％增加到23％，绝对票数减少了40％；布尔什维克得票的百分数从20％增加到33％，绝对票数只减少了10％；所有“中间”党派得票的百分数从58％下降到44％，绝对票数减少了60％！！） 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事变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垮台，也为两党中的“左”翼人数几乎增加到40％这一情况所证实，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先生之流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报了仇”。 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7月3—4日事变中赢得了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群众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背叛。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和“新生活派”所说的完全不同，这个“教训”就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而去迁就“民主派的莫尔恰林们”，如果是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精确估计客观形势作为策略的基础，而是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混为一谈吗？ 先生们，这简直令人可笑，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逻辑的嘲弄！ 如果在客观形势中没有使阶级斗争激化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根据，你们在谈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这里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形势中没有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哪怕只是可能性是以目前的客观形势为根据的，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么，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挨饿的和受蹂躏的群众！难道挨饿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经济破坏会允许“等待”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够断定，从2月28日到9月30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10月1日起到11月29日[116]就会发展得极其平静、和平、稳步、合法，而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代表前线正式宣布“不会再打下去”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暴行”，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镇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在农民国家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平静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 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校张皇失措”[117]！你们张皇失措的程度并不小些。是你们在用张皇失措的言语和可怜的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
注释： [109]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是在维堡写的，最初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刊物《启蒙》杂志1917年10月第1—2期合刊。——[282]。 [110] 1917年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发言中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走开吧，我们将取而代之。俄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列宁当即在席位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反驳说：“有的！”接着又在自己发言时讲到这个问题，宣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0页）。——[283]。 [111] 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于该书第1部第9章。——[289]。 [112] 《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Ｂ．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91]。 [113]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2]。 [114] “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326]。 [115] 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327]。 [116] 2月28日（3月13日）指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月30日（10月13日）是临时政府最初规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这个日期后来被它改为11月28日（12月11日）。——[330]。 [117] 这句话出自《新生活报》上刊登的俄国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雷声又响了》一文。 斯莫尔尼学校即斯莫尔尼宫。1917年8月4日（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塔夫利达宫迁到这里。它的一个房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办公处。1917年10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也设在此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