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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35]

(1917年10月18日〔31日〕)



  同志们!我还未能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有人打电话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声明全文[136]告诉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怀疑毕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利用这机会给党员们写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
  真令人难以想象!党内都知道,党从9月份起就在讨论起义问题。谁也没听说这两个人中有谁写过一封信或一篇东西!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夕,这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却出来反对多数,显然也反对中央委员会。这一点没有明说,但这样对事业危害更大,因为含沙射影更加危险。
  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声明的行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反对中央的,否则他们的声明就毫无意义了,可是他们究竟反对中央的哪一个决定,这点却没有说明。
  为什么呢?
  显然是因为中央没有公布那个决定。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定!
  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137]还要卑鄙千倍,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
  过去我同这两个从前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犹豫不决,不去谴责他们,那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将据理力争,要求中央和代表大会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因为,中央已经通过但还未公布的决定居然在非党报纸上遭到非议,从而在战士的队伍中引起动摇和混乱,这样的工人政党就没有能力解决实际生活愈来愈频繁地提到它面前的困难的起义任务。
  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工人是不会加入这种政党的,因为它的第一个口号是:
  “在中央会议上讨论决战问题遭到失败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非党的报纸上攻击党没有公布的决定。”
  让他们去建立这样的党吧;这样,我们布尔什维克工人党只会得到好处。
  将来所有文件都公布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还会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暂时让工人把下面这个问题考虑一下:
  “假定全俄工会理事会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多数决定准备罢工,但是罢工日期等等暂不公布。假定有两个理事以‘不同意见’为借口,决定通过之后不仅写信给各地组织,说要重新审查决定,而且允许把自己的信告知党报纸。最后,假定他们本人还在非党的报纸上抨击甚至尚未公布的决定,并且在资本家面前诋毁罢工。
  试问,工人会犹豫不决,不把这种工贼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吗?”

※     ※     ※

  现在离10月20日已经很近了,至于说到目前起义问题的情况,我从远方无法判断工贼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使事业究竟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毫无疑义,实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要补救这一点,首先必须开除工贼以恢复布尔什维克阵线的统一。
  把思想上的反对起义的理由愈充分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理由的弱点就愈加明显。前几天我刚给《工人之路报》寄去一篇有关的文章,如果编辑部认为不能发表,也许可以让党员看到这篇文章的手稿[注:见本卷第390—410页,——编者注]
  这些“思想上的”(姑且这样说)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等待”立宪会议。等等再说,也许我们能熬过去,这就是全部理由。即使有饥荒、经济破坏、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即使罗将柯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的步骤,即使有同盟歇业,我们也许还能熬过去。
  碰运气,这就是全部理由。
  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资本家的一切都准备得好得出奇,工人的一切都不行。“悲观主义者”就问题的军事方面声嘶力竭地叫喊,而“乐观主义者”却默不作声,因为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面前泄露点什么,除了工贼恐怕未必会有人引以为快。



  困难的时刻。艰巨的任务。严重的叛变。
  但是任务总归会得到解决的,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农民起义和前线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一定会发生作用!我们把队伍团结得更紧密,无产阶级就必定胜利!

  尼·列宁

载于1927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5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19—422页



  注释:

 [135]1917年10月11日(24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他们的信曾在10月15日(28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但是,不论在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是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加米涅夫于10月18日(31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们两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列宁对此极为愤慨,当天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第二天又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列宁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称作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决定接受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并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得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它规定的工作路线的声明。中央委员会还决定,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反对中央通过的决议。
  列宁不同意中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决定。在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他把这个决定称作妥协(见本卷第429页)。——[411]。
  [136]1917年10月18日(31日),《新生活报》第156号以《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为题发表了列·波·加米涅夫的声明,全文如下:
  “弗·巴扎罗夫昨天的文章提到了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出的一份反对发起行动的传单。
  尤·加米涅夫就此宣布:鉴于发起行动的问题在加紧讨论,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给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的我们党的各大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
  应当说,我并不知道我们党有什么定于某某时间举行某某行动的决议。
  党的这样的决议是没有的。大家懂得,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并不是搞什么类似‘武装游行示威’的事情的问题。问题只能是武装夺取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负有责任的人不会不懂得,只有清楚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武装起义的任务,才能举行某种群众性‘行动’。不仅仅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并且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目前,在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主动发起武装起义,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极端危险的步骤。
  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集中着群众希望和信任的党,决不会不力图掌握政权,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纲领。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举行起义来反对祸国的政权,是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某种时刻也是那些得到群众信任的政党的神圣义务。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起义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现在,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责任反对一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的企图,因为这种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会给党、给无产阶级、给革命的命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把一切都押在近日发起行动这张牌上,这就是采取绝望的举动。而我们党是强有力的,是有远大前途的,决不会采取这种绝望的举动。”——[411]。
  [137]指1906—1907年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叶·德·库斯柯娃出版的接近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发表言论,主张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