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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05]

（1918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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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要用跟往常有些不同的方式来谈问题。因为真正的报告是我的那篇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50—188页。——编者注］，那篇文章星期天已经在两家报纸上发表了，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读过。
　　因此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报告中已经讲过的东西，只要作一些补充和说明就行了。我觉得，现在作这些说明的最合适的方式是论战，因为我在关于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所谈到的问题，不外乎是对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非常代表大会3月15日通过的决议［注：同上，第114—115页。——编者注］的发展，这个决议不仅谈到了当时十分迫切的和约问题，而且还指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即组织任务、自觉纪律的任务和同组织涣散现象作斗争的任务。
　　我觉得，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国各政治派别或我国政治派别中的主要派别近来已经相当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因此我认为，用论战方式可以最清楚地证实我在关于当前任务的那篇文章中竭力用正面叙述方式所阐明的东西。
　　同志们！如果你们要考察现代俄国的政治派别，你们首先就应当——为了在评价时不犯错误，在这里，也象在任何时候一样——尽量把所有的政治派别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避免在援引个别例子的时候犯错误。很明显，为了证实某一个论点，我们可以随便找出多少例子。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只有把所有这些政治派别放在一起全面地进行考察，我们才有可能弄清国内各政治派别命运之间的联系，弄清总是体现在大的重要的政治派别中的阶级利益的命运之间的联系。
　　如果看一看俄国的大的政治派别，那么我认为，他们显然地、无疑地分为三大集团。第一个大集团就是整个资产阶级，他们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最坚决的、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反对派”立场，而且在这一点上紧紧地坚实地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当然，“反对派”这个词用在这个场合只能是打引号的，因为事实上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现在把在革命时期同克伦斯基观点一致的所有小资产阶级政党都吸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些政党就是孟什维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对我们的攻击甚至比资产阶级更疯狂，因为大家知道，攻击的疯狂程度和号叫的响亮程度往往同发出疯狂攻击的政治派别的实力成反比。（鼓掌）
　　整个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一切应声虫和奴仆，如切尔诺夫之流和策列铁里之流，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猛烈攻击中是联合一致的。他们都憧憬着他们在乌克兰的朋友即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实现的美好远景，即缔结一项使他们能够借助德国人的刺刀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来压倒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和约。这是十分清楚的。高加索的契恒凯里是我们看到的这类朋友的又一个极好的例子。大家还都记得报上曾经登过这件事情。
　　很明显，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并开始实行劳动者专政即穷人对剥削者的专政以后，自然不能不碰到这种事情。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侧翼，一条战线，一条完全统一的战线。人们有时还要向我们推销关于统一的民主战线的幻想，可是，至少当我偶尔拿起资产阶级的报纸，偶尔有幸阅读《我们时代报》、《人民事业报》等这样一些报纸——哪怕就是翻一翻——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想：在“民主战线的统一”方面你们还需要什么呢？
　　他们这条“民主战线”的统一已经是最完全的了，而我们只能为这种统一感到高兴，因为群众也多少风闻这种资产阶级的政论，知道这不是民主战线的统一，而是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统一。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战线的这种统一，值得我们在五一节前发给它一张奖状，以表彰它为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出色的宣传。
　　同志们！你们再拿另外一个同它对立的阵营来看吧，在这个阵营里现在你们能看到的只有我们的党，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的党。事态的发展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在十月革命后较长一段时期里曾是我们盟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已经拒绝正式参加政权。他们最近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106]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党的极端动摇，而这一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个党甚至在报刊上也表现出完全惊慌失措和动摇不定。
　　如果你们打算画一条曲线按月表明社会革命党从1917年2月起——当然是在它分裂成左派和右派以前——站在哪一方面，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把他们全年的变化画成一条曲线，那么这条曲线就好象一张病历表，任何人一看就会说：多么惊人的冷热病啊！真是顽症啊！
　　的确，象这个党这样经常不断的动摇，恐怕是革命史上任何其他的政党所没有过的。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主要派别拿来考察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派别划分不是偶然的，它完全证实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早在1915年在国外所说的话，当时我们得到最初的消息，说俄国革命正在发展，说它不可避免，当时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事态的发展就使党掌握了政权，那么党会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当时我们回答说：从阶级观点来看，只要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分子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决定性的关头倒向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可能的［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结果和我们说的完全一样，俄国革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正是这样发展的。当然，我们丝毫没有理由因为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些动摇而感到悲观，甚至感到绝望。很明显，在一个早于其他国家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中，在一个由于自身落后而被事态的发展大大推到其他更先进国家的前头（当然，是在短时期内，在个别问题上）的落后国家中，当然，革命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经历最艰难困苦的时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经历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革命始终保持住自己行进的排面和自己的同盟军，要它不出动摇分子，那是完全反常的；那说明完全没有考虑到变革的阶级性质，没有考虑到政党和政治集团的特性。
　　如果我们从目前的任务，从我们面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即从组织和纪律任务、计算和监督任务来考察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我们就会看到，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统一的民主战线”所组成的阵营，根本没有试图认真地考虑这个任务。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恶毒的愿望（这个愿望愈是恶毒，我们愈觉得光荣），只想找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某种机会，或者说线索，或者说幻想，此外没有别的。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内，尽管有很多党员对革命表示了莫大的忠诚，并且一直表现了很大的主动精神和毅力，但遗憾的是，正是这个党的代表人物恰恰在无产阶级纪律、计算、组织和监督等当前任务的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的动摇，而提出这些任务，在夺得了政权和击溃了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到科尔尼洛夫、格格奇柯利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军事进攻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很自然的。
　　现在，当我们第一次进入革命进程的中心阶段时，问题就在于：是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性取得胜利呢，还是俄国特别强大的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取得胜利？
　　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我们的敌人把对内政策和经济建设当作同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他们的手段就是破坏无产阶级在建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方面用法令规定的和力图实现的一切。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小私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发势力是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敌人。
　　从小资产阶级在一切革命事件上的表现所画成的这条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我们决然分手了；很自然，在这个阵营中，我们会遇到反对当前任务的主要的、真正的反对派；这里的反对派是由那些不反对在原则上同意我们，在比他们所批评的问题更重大的问题上支持我们的人组成的，这是把支持和反对结合在一起的反对派。
　　我们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上看到我在4月25日《劳动旗帜报》[107]上看到的那样的言论并不觉得奇怪。那里写道：“右派布尔什维克是批准派”（一个非常轻蔑的外号）。如果我们回敬这些好战者一个相反的外号，那会怎么样呢？它给人的印象会比这好些吗？既然我们在布尔什维克中也碰到这样一些派别，这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正是在4月25日，我在给我们做过政治鉴定的那家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提纲。读完这个提纲以后，我就想，这里有没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报》或他们的杂志[108]的人，因为其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我很失望，原来这是刊载在《前进报》上的伊苏夫的提纲[109]。（笑声，鼓掌）
　　同志们，当我们看见这样一些政治现象，如《劳动旗帜报》同布尔什维克中一个特殊派别一致，或者同孟什维克党（这个党奉行同克伦斯基联合的政策，在这个党内，策列铁里同资产阶级达成了协议）制定的某种孟什维主义提纲一致时，当我们遭到同我们从“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新杂志那里听到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攻击时，这里就有问题。这里有一些东西可以说明这些攻击的真正意义，而这些攻击所以值得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同人们的争论中使大家认清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而同这些人争论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注意到革命中的各种事件的意义和追求真理的明显愿望。这场原则争论的主要基础是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和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不管在这些或那些个人、集团或派别看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我说同他们争论有意义，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争论本身，而是指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争论恰恰在这方面展开并不是偶然的。现在这方面客观地摆着一个根本的任务，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俄国当前的条件决定的，尽管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大量存在，这个任务也必须尽力完成，而且无产阶级绝对必须打定主意：在这一点上不能作任何让步，因为从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开始的、接着又粉碎了资产阶级一切反抗的社会主义革命，坚决要求把无产阶级纪律和劳动者组织的问题，把用严格的求实精神和熟悉大工业要求的知识来处理工作的本领的问题提到首位。无产阶级应当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否则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的、真正的困难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代表们的争论，从历史和政治上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尽管当我们分析他们的论点和理论时，我们看到，我要再说一遍，——而且下面我就要来证明这一点，——除了还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同志们（不管他们怎样称呼自己），他们首先攻击的是自己的提纲。我想，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知道他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从3月初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当中讨论过这些观点的实质，而由于在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争论，连那些对大块的政治文章不感兴趣的人也已经了解这些观点，讨论过这些观点。
　　首先，我们在他们的提纲中看到的和我们目前在整个社会革命党中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和我们目前在右派阵营以及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资产阶级阵营中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这些人对俄国目前的这种困难处境特别感到难过，他们的着眼点是：俄国失去了大国地位；它从一个古老民族，一个压迫别人的国家变成了被压迫的国家；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值不值得让国家在它的国家地位方面，在它的民族独立方面处于最困难的境地，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随便谈谈，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解决了。
　　这个问题把两种人截然区分开来，一种人把被整个资产阶级奉为理想和极限、奉为最神圣的东西的国家自主独立，看作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如果它受到侵犯，那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另一种人却说，在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疯狂厮杀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免不了会使许多原先被认为是压迫者的民族遭受惨重的失败。不管这对人类来说会多么痛苦，社会主义者，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决心去经受所有这些考验。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最不能接受的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的动摇，而我们看到，“左派共产主义者”恰恰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最大的摇摆。
　　现在，他们在自己的提纲中又来谈和约问题，我们知道，他们曾在4月4日同我们一起讨论过[110]，并在4月20日发表了这个提纲。
　　他们最注意的是对和约问题的估价，因此他们竭力证明，和约是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群众的心理表现。
　　他们的论据太可笑了，他们举出了这样的数字：12票反对缔结和约，28票赞成缔结和约[111]。但是，既然收集数字，既然提到一个半月以前的表决，那么也许应该举出更近一些的数字。如果认为这次表决具有政治意义，那么在说什么健康的南方反对和约而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和工业削弱的北方似乎赞成和约这种话以前，也许应该想起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表决[112]。也许应该想起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大多数人的表决情况，当时在这个党团内找不出十分之一的票数反对和约。如果提到数字并且认为这些数字具有政治意义，那就应该看看整个的政治表决，这样，你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背熟了人所共知的口号并且把这些口号奉为偶像的政党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的，而被剥削劳动群众，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却没有拒绝和约。
　　现在，有人除了批评我们签订和约的这种立场，还断言是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群众坚持要这样干的，而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知识分子才反对和约；现在人们对事态作出我在报上看到的这种评价，——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缔结和约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大多数同志是绝对正确的；当时有人对我们说，不值得这样做，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他们反正会扼杀我们，使我们蒙受耻辱等等，然而我们还是缔结了和约。在他们看来，和约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也是无济于事的。还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会得到喘息时机的。当时我们回答说，谁也不知道国际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敌人彼此正在搏斗，许多事件都证实了这一点，连我们的思想上和原则上的反对者（总的来说还是持共产主义观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也承认这一点。
　　单是这句话就是对我们策略的正确性的充分肯定，是对在和约问题上的动摇的最充分的谴责；主要就是由于这种动摇，拥护我们的某些派别离开了我们，这里既包括聚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内的整个派别，也包括过去、现在、而且肯定说将来还会存在于我们党内、在动摇时特别明显地暴露出这种动摇的根源的派别。是的，我们得到的这个和平是很不稳固的，我们获得的喘息时机无论在西面还是在东面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危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得尽可能长久一些，直到西欧的革命成熟，目前西欧的革命成熟得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慢得多，但毕竟是在成熟起来；毫无疑问，它正在吸收和得到愈来愈多的燃料。
　　如果说我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部队首先走在前面，那决不是因为这支部队组织得比较强。不，它比其他部队组织得更差一些，更弱一些，但是如果象许多人那样发出下面这样的议论，那就是荒谬和迂腐透顶了，他们说：是呀！如果是最有组织的先干起来，接下去是组织得较差的，然后是组织得最差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乐于充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者。但是，既然事物的发展和书上写的不一样，既然先头部队没有得到其他部队的支援，那我们的革命就注定要失败。然而我们说：不，我们的任务是改变整个组织；既然我们孤立无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到来之前，在其他部队到达之前把革命坚持下来，哪怕为革命保持一座不够坚固的规模不大的社会主义堡垒也好。相反，期待历史严格地按部就班和按照计划推动各国的社会主义部队，那就是不懂得革命，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当我们弄清楚了并且证明我们在俄国有巩固的阵地，但没有力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我们的策略只能是随机应变、等待和退却。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话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如果对这些话作适当的歪曲，并且同“联盟”这个词连在一起，那就会替种种尖刻的讽喻、各式各样的责难和形形色色的嘲笑打开大门，但是，不管我们的反对者——右面是资产阶级，左面是我们昨天的朋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我深信是我们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朋友“左派共产主义者”——怎样在这方面费尽心机进行攻击，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证据来替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辩护，他们也不能驳倒这些事实。种种事件证明，我们之所以获得了喘息时机，只是因为在西欧帝国主义大厮杀还在进行，在远东帝国主义竞争日益激烈，仅仅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才得以生存，这是在当前这种政治形势下我们所能抓住的一根很不结实的绳子。当然，一纸和约并不能保住我们，我们不愿同日本作战这个情况也不能保住我们；的确，日本进行掠夺根本不会受任何条约、任何手续的约束。当然，不是一纸条约或者“和平状态”就能保住我们，能保住我们的是两个帝国主义“巨人”之间在西欧接连不断的搏斗和我们的坚忍不拔。我们没有忘记为俄国革命所清楚证明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训：要考虑的是千百万人的力量；少了，在政治上是不能算数的，政治会把它作为没有意义的数量舍弃掉；如果能从这个方面来看国际革命，那问题就十分清楚：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忍不拔。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这是必然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在目前我们还是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根据对力量的考虑，我们应该对自己说：在能使我们摆脱一切困难的欧洲革命爆发以前，我们唯一的一个有利时机，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的继续搏斗；我们正确地估计了这个时机，我们也把它保持了几个星期，但是也许它明天就会消失。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要继续实行我们从3月开始实行的方针，它可以概括为：随机应变，退却，等待。当左派的《共产主义者》上出现“积极的对外政策”这种提法的时候，当人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打上引号，使它含有讽刺意味的时候，我曾对自己说：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的情况。他们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见解却近似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把革命看作对他们独特的制度的保障。国际间的相互关系最清楚地说明，哪一个俄国人想根据俄国的力量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任务，那他就是疯子。当西欧的革命还在成熟之中的时候，——虽然它现在成熟得比过去快些，——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这样：我们这支走在前面的部队，尽管力量弱小，还是应该尽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在已经夺取的阵地上坚持下来。所有其他的考虑都应当服从这一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把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刻推迟几个星期。如果我们能这样做，我们就会受到欧洲国家每一个觉悟的工人的赞赏，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只是从1905年起才学会的东西，法国和英国已学了几百年，——他们知道，在资产阶级已经联合起来的自由社会里，革命发展得多么缓慢；他们知道，要反对这种力量，必须推动鼓动机构的工作，使它能在我们跟德国、法国、英国的起义的无产阶级并肩而立的时候进行名副其实的宣传。在此以前，不管这多么令人难过，不管这多么有损革命传统，策略只是也只能是等待、随机应变和退却。
　　有人说我们没有对外的国际政策，我说：其他任何政策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起挑拨的作用，使俄国变成契恒凯里式或谢苗诺夫式的与帝国主义者的联盟的工具。
　　同时，我们说：宁可忍耐和经受民族的和国家的极大屈辱和痛苦，但要坚守自己作为一支社会主义部队的岗位，虽然这支部队由于各种事件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军的队伍而不得不等待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来援助。现在它正在前来援助我们。虽然来得缓慢，但正在前来。目前正在西欧激烈进行的战争，使群众比以前更加革命化，使起义的时刻日益临近。
　　过去进行的宣传一直说，帝国主义战争是罪大恶极的和十分反动的掠夺战争。但现在证明：在有千百万法国和德国的士兵进行厮杀的西线，革命肯定要成熟得比以前快些，虽然它的到来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慢些。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我讲的已经比我原来想讲的要多了。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对外政策问题方面，实际上我们面前摆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它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重于一切，高于一切，而且应当估计到西欧革命是否很快爆发，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路线，它认为大国地位和民族独立重于一切，高于一切。
　　在国内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重复资产阶级阵营发出的反对我们的基本论据。例如，“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我们的一个基本论据是：出现了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使革命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
　　据说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就是罪恶，就是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
　　当我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报纸上看到谈及这类敌人的话时，我不禁要问：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他们怎么看不到：小私有者，小资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怎么能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主要的敌人呢？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他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尚、习惯和经济地位。小私有者首先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小私有者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多捞一把，多得一些，使大地主、大剥削者破产，把他们消灭。在这方面小私有者是乐意支持我们的。
　　在这方面小私有者比工人还要革命些，因为他的怨恨、愤怒要多些，所以他很乐意消灭资产阶级，但是他不象社会主义者那样，在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就开始在严格的劳动纪律的原则上、在严密的组织内、在正确的监督和计算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想多捞一把，将胜利的果实据为已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丝毫不顾全国的利益和整个劳动者阶级的利益。
　　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目前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实行资本家阶级曾经实行的计算和监督。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样板。我们知道德国比我们高明。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
　　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懈怠懒惰的自发势力正在威胁我们，这种自发势力主要是由俄国的历史和经济造成的，它恰恰不让我们采取这个能决定社会主义胜利的步骤。我想提醒你们：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言论是在革命前一些时候写的，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吓唬我们，是十分荒谬的。我提醒你们，我在《大难临头》［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81—225页。——编者注］那本小册子中是这样写的……（读《大难临头》）
　　我的这些话当时说的是革命民主国家，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基什金及其同伙的国家，说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的，没有脱离而且也不可能脱离这个基础的国家。当时我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我说这话是在1917年9月，而现在，在1918年4月，在无产阶级已经在10月夺取了政权，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它没收了许多工厂，把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并且粉碎了资产阶级和怠工者的军事反抗）以后，现在竟还有人用资本主义来吓唬我们，这实在太可笑了，实在是绝顶的愚蠢和荒谬，简直令人惊奇，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在俄国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它赞成消灭一切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但不赞成实行计算、社会化和监督，——革命的危险就在这里，曾经摧毁而且不能不摧毁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一致也就表现在这里，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软弱无力，那么光是这种一致就足以摧毁俄国革命。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小资产阶级使整个社会气氛浸透了小私有者的倾向，这种倾向简单说来就是：富人的东西我拿到了手，别人的事我不管。
　　这是主要的危险。如果小资产者接受其他阶级成分的领导，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那么觉悟的工人应当举双手欢迎，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在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度下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则会是3/4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可以使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成为我们的助手。“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件事的态度却不同，他们抱鄙视的态度，——4月4日我们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却证明以前争论了很久的这个老问题已经成为过去——于是我说，如果我们正确地了解自己的任务，那就应当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
　　这些话大大激怒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其中有一位（奥新斯基同志）写了一大篇文章来攻击这些话。他的论据的实质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不想去教导他们，而是要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右派”布尔什维克；我们要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要教导他们[113]。但是，你们想教给他们什么呢？也许是社会主义吧？把社会主义教给那些商人、生意人吗？（鼓掌）不，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就去做吧，我们可不帮你们的忙，这是徒劳无益的事。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这些工程师、生意人和商人。用不着教他们学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是实行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习的，所要学的只不过是尽量捞点什么，如此而已，再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1793年曾经在法国发生过的事，这里没有社会主义，这只是社会主义的序幕。
　　地主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应当推翻。历史将会证明，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动，一切斗争，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的暴力和剥夺，对他们的反抗采取的暴力镇压，都是万分正确的。整个说来，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任务，但这只是第一步。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当初为了什么镇压他们，是为了提出在彻底镇压他们之后的今天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卑躬屈膝吗？不，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只有精心做好计算和监督工作，只有建立起最严密的组织和劳动纪律，我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鼓掌）
　　我们不必去干那种可笑的事情，去教托拉斯的组织者，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教的。我们需要的是剥夺他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鼓掌）我们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所接触的每一个工人代表团向我抱怨工厂停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愿意你们的工厂被没收吗？那很好，我们这里写法令的公文纸是现成的，一分钟就可以签署好。（鼓掌）但是请你们讲一讲，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担当起来，你们计算过你们的生产没有，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生产同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原来，这些东西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些东西还没有写进布尔什维克的书本，在孟什维克的书本里也一点都没有。
　　制革工人、纺织工人和制糖工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他们的情况最好，因为他们有无产者清醒的头脑，了解自己的生产，希望维持生产，并且使生产更加发展，——因为这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114]。他们说：这个工作我们现在还搞不好，我们请资本家来，给他们三分之一的位置，向他们学习。“左派共产主义者”讽刺说：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利用谁。看到这句话，我对他们的目光短浅感到奇怪。当然，如果在10月夺取政权以后，在10月到4月间向整个资产阶级展开胜利进军以后，我们还可以怀疑究竟是谁利用谁，是工人利用托拉斯的组织者呢，还是生意人和骗子利用工人，——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应当卷起铺盖回家，把位置让给米留可夫们和马尔托夫们。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觉悟的工人是不会相信的，小资产阶级的担心是可笑的。觉悟的工人知道：社会主义的起点是在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生产的地方，而商人和生意人是有搞大生产的亲身经验的。
　　我们说过：只有这些物质条件，即大机器工业、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国家里要学会这件事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能的。革命是以内战为代价的，一个国家愈文明，愈发达，革命也就愈困难；在德国，国家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所以德国革命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比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要大一百倍，那里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严重的混乱和不平衡。俄国革命首先解决了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这项比较容易的任务，现在面临着组织全民计算和监督这项更加困难的社会主义任务，面临着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起点的任务，面临着大多数的工人和觉悟的劳动者都拥护的任务，我看不出这里有丝毫悲观失望的理由。是的，大多数工人组织得比较好，受过工会的教育，他们是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前进报》的先生们企图以鄙视的态度加以排除的关于计件工资的问题和泰罗制的问题，大多数工人早在我们之前，早在苏维埃政权及其各级苏维埃建立之前，就在各工会会议上提出来了，他们还积极着手制订劳动纪律条例。这些人表明，由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谦逊，他们对工厂劳动情况和社会主义实质的了解，胜过那些满嘴革命词句、实际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到小资产阶级水平的人。小资产阶级认为：富人是要打倒的，但不需要把自己置于一个组织的计算和监督之下；这对小私有者是多余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然而，这正是我国革命巩固和胜利的唯一保证。
　　同志们，我不想再细谈和引证《左派共产主义者》[115]报上的话了，我只想说：对于那些竟然认为实行劳动纪律就是后退一步的人，现在是大喝一声的时候了。我要说，这种说法是空前反动的，是对革命的威胁；要不是我知道这是一些没有影响的人说的，这种说法在觉悟工人的任何一次会议上都会受到驳斥，那我一定会说，俄国革命完蛋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写道：“由于恢复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的危险……”这话不对。如果是这样，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具有社会主义实质的俄国革命也就要垮台了。但这是不对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困难在于保障劳动纪律。这一点社会主义者早就写过，这一点很久以前他们就想过很多，他们对此非常重视并且作了分析，他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困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多次发生的革命都无情地推翻了资产阶级，论魄力并不亚于我们，但是我们做到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表明：我们正在实际地从经济解放转向自觉的劳动纪律，我们的政权要成为真正的劳动政权。有人说我们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在说空话，这恰好说明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或推翻地主，——一切革命都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保证建立秩序、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算和监督，建立比过去更巩固更坚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你们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这就是工人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最好让他们照照镜子，从中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缺点。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能使一切有头脑的、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把他们全部主要力量投到这上面来。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因为，从历史上看，在清除了一代资产阶级的土壤上总是不断出现新的一代，只要土壤还长东西，而土壤长出资产者是可以要多少有多少的。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当有人对我们说什么在恢复资本家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实行劳动纪律是对革命的威胁的时候，我说，这些人正是不了解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在重复那些容易把他们同小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因为小资产阶级对纪律、组织、计算和监督总是怕得要命。
　　也许他们会说，你们这是想让资本家到我们这里当领导者，当工人的领导者。是的，是这样，因为他们具有我们所没有的组织工作方面的知识。觉悟的工人决不会害怕这样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会坚决地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想学会做组织工作。
　　在沙皇时代，我们组织过几千人，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组织过几十万人。这算不了什么，这在政治上是不能算数的。这是准备工作，这是预备班。先进工人在没有学会组织几千万人以前，他们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还没有获得必要的组织知识。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求顽强持久地工作和具备我们所缺乏的相应的知识。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加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
　　请回想一下，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写的；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托拉斯的组织者曾从事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我们用不着教给他们社会主义，而是要剥夺他们，粉碎他们的怠工。这两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现在要强迫他们服从工人的监督。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批评家们曾经责难我们，说我们采取的策略不是在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在后退。他们的责难是可笑的，他们忘记了，我们的计算和监督工作做晚了，因为当时粉碎资产阶级及其技师和专家的反抗并且让他们为我们服务非常困难。而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劳动却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的社会关系所创造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留下来的文化。“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实际生活，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并根据这一点来编造自己的口号。我们应该向工人说：是的，这是后退了一步，但是我们应该自己设法找到一条出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人人组织起来，组织对生产的计算，组织对消费的计算和监督，做到不靠印刷机投放千千万万的纸币[116]，把不正当地落到任何人手里的每张百卢布纸币都收归国库。这决不是靠革命激情，靠消灭资产阶级就能办到的。这只有靠自觉纪律，只有靠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只有靠计算和监督才能办到。这些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为此以高薪形式付出的贡赋，比资本家组织者付给你们的要多。这些我们还没有学会，但是必须学会，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训练工人实际管理大型企业、组织大生产和最大规模的分配的唯一道路。
　　同志们，我很清楚地知道，处于某种社会地位的人谈起计算、监督、纪律和自觉纪律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人也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用于冷嘲热讽的材料，他们会说：你们的党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曾经许诺工人将来过天堂般的生活，可是当这些人掌握了政权的时候，还不是照样变了，开始谈起什么计算、纪律、自觉纪律、监督等等来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对于米留可夫和马尔托夫之流政论家来说，这是多么宝贵的材料。
　　我清楚地知道，对于那种一心赚取稿费或者哗众取宠的人，那种专爱找一些很少能在觉悟的工人中得到共鸣的毫无价值论据的人，这是多么丰富的材料。
　　我在《左派共产主义者》报上看到了布哈林这位卓越的政论家对我的小册子的评论[117]，评论还是赞同我的，但是当我读完这个评论之后，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变得毫无价值了。我发觉，布哈林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因为他的评论是在4月间写的，而引证的却是在4月说来已经过时的东西，已经是属于昨天的事情，即必须打碎旧的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这是昨天的任务；我们应该前进，不要往后看，而要向前看，要建立公社国家。他所写的都是已经在苏维埃组织中体现了的东西，而对计算、监督、纪律却一字未提。这些人的想法，他们的心理，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如出一辙：富人要打倒，监督不需要。他们就是这样看的；这种看法使他们不能自拔，同时也把觉悟的无产者同小资产阶级，甚至同极端的革命派区分开来。无产者说：让我们组织起来，振作起来，不然，千千万万的小暴发户就要把我们打倒。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不同的地方；革命在这里同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了。这些人真是瞎子，他们根本不谈这一点。
　　我还想向你们重提一下我说过的话。我说过，当人们习惯于这样做的时候，就用不着强制了。当然，这种习惯只能是长期教育的结果。
　　“左派共产主义者”要是听到这些话，就会搔着头皮说：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布哈林，您为什么不批评这一点呢？在镇压地主和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在自觉纪律和组织方面，我们也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过去上千年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对人民说，只有这样，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我们的工人专政，我们的无产阶级权威才有力量。而小资产者却用革命的空话做盾牌，回避这个真理。
　　我们应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的，小业主、小私有者是愿意帮助我们无产者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但是再往前走，他们就同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不喜欢组织和纪律，他们反对这些东西。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这些小私有者，同这些小业主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因为，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里，在组织方面开始的。有些人说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答应工人要享有多少就给多少，要享有什么就给什么，我反驳他们说，共产主义的前提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的生产率太低，这是事实。资本主义，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遗留给我们一大堆恶习，人们总是把所有属于国家的公物看成可以任意糟蹋的东西。这种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心理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在这方面斗争也很艰巨。只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经受住一切。我曾经写过：“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要求社会和国家实行极严格的监督。”［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3页。——编者注］
　　这是我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现在我还坚持这一点。
　　我们已经打垮了资产阶级，粉碎了怠工，现在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了。在这以前，时代的英雄，革命的英雄是赤卫队，他们进行了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事业。他们未经有产阶级的同意就拿起了武器。他们进行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业。他们拿起武器，为的是打倒剥削者，把自己的武器变成保护工人的工具，为的是监督生产和劳动的数量以及消费的数量。
　　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做到，而社会主义的关键和基础正是在这里。谁要是觉得这项工作枯燥无味，谁就是小资产阶级懒惰习气的代表。
　　我们的革命即使是停留在这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次于1793年的革命。但是人们会说，那是在18世纪。在18世纪这已经很可观了，而在20世纪这就不够了。计算和监督是使共产主义社会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我在十月革命前也是这样写的。［注：同上，第97页。——编者注］我再说一遍：在阿列克谢耶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克伦斯基之流还没有被镇压下去之前，是不可能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的。现在资产阶级的军事反抗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我们的任务是使一切怠工者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建立管理机关来实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由于在战后没有正常生存的起码条件，国家在走向毁灭。向我们进攻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所以可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搞好计算和监督。我听到千百万人对饿肚子怨声载道，我们看到而且知道，这些抱怨是合理的，我们有粮食，可是我们运不出来，我们听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我们的铁路法令（他们曾两次提到这个法令）之类的措施，这算不得什么。
　　在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举行的会议上我说过：请把你们的法令草案拿出来吧！要知道你们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是苏维埃机关的成员，你们不要当那种站在旁边，站在背后说三道四的批评家，象资产阶级商人和怠工者那样，他们批评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我再说一遍：你们是苏维埃组织的领导者，请你们还是拿出你们的法令草案吧。他们拿不出来，而且永远也拿不出来，因为我们的铁路法令是正确的，因为实行独裁制是得到全体群众和觉悟的铁路员工支持的，反对的只是那些贪污受贿的主管人员；因为对这个法令表示怀疑的都是些在苏维埃政权和它的敌人之间摇摆不定的人，而在大生产中受过纪律教育的无产阶级知道，只要一天不组织起更大的生产，只要一天不建立起更加严格的纪律，就一天不会有社会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在铁路工作方面是拥护我们的。它将和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作斗争，并将表明：能够取得辉煌胜利的俄国革命，也能够战胜它本身的无组织现象。它会根据当前的任务特别重视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五一节口号中的这样一个口号：“我们战胜了资本，我们也一定能战胜本身的无组织现象。”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热烈鼓掌）

2
总结发言


　　首先我要谈谈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我在第一次的发言中已经指出，我们同他有十分之九是一致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同他有十分之一的分歧是令人惋惜的；这十分之一的分歧使他不得不用一半的发言表白自己并同所有一切发言支持他的人划清界线。不管他和他的集团的用意多么好，他们的态度却是不对的，这从下述情况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不得不老是花费时间为自己辩护，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表白自己。
　　布哈林同志完全错了。我将在报纸上也谈谈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注：见本卷第264—293页。——编者注］下面我想稍微指出一下：“左派共产主义者”曾经指责我们有倒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而现在布哈林同志又错误地说什么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能有国家资本主义。可见，他是自相矛盾的，说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能有国家资本主义，这显然是荒谬的。成批的企业和工厂处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之下并且为国家所有，单是这一点已经表明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布哈林同志不想具体地谈这一点，却回想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18]中怎样写文章反对他，可是这已经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了，而现在，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半年以后，在我们实行了剥夺、没收和国有化之后尽我们所能作了一些尝试以后，这时再回想我们在1915年所写的东西，这是令人可笑的……现在我们不能不提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不提出关于在过渡时代如何行动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并存于苏维埃政权之下。布哈林同志也不愿意了解这个问题，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马上撇开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没有提议撇开它，也没有否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高于残存的但还有很大影响的小私有者的情绪和经济生活条件，布哈林同志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如果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也就不能否认这一点。
　　抱着格耶的观点，说什么欧洲的无产阶级害了鼠疫，德国的无产阶级变了质[119]，这是可笑的。这是一种荒唐的民族偏见，我真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愚蠢的见解。欧洲无产阶级害的鼠疫，一点不比俄国无产阶级害得严重，而欧洲开始革命比较困难，是因为在那里执政的，既不是象罗曼诺夫那样的白痴，也不是象克伦斯基那样的吹牛大王，而是资本主义的真正的领导者，这种情况过去在俄国是不存在的。
　　最后，我再来谈谈各方面对我的文章和发言提出的主要反驳。受攻击最厉害的，是“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历史舞台上出现这样一个口号，不管我怎样琢磨，也不能从这个口号中找出任何不对的地方。既然我们可以用剥夺剥夺者这样的字眼，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不用拉丁词就不可以呢？（鼓掌）
　　我认为，历史将会证实我们是完全正确的，而劳动群众不等历史证实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是，既然在苏维埃的活动中已经不受任何限制地实现了“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既然我们在饥荒和失业这种实际的根本的问题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那就要及时指出，在“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以后开始发生了分歧，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要清点掠夺物，不允许瓜分，如果有人直接或间接地攫为己有，那么，就要把这些破坏纪律的人枪毙……
　　而有人反对这一点，他们开始大喊大叫，他们说这是独裁，他们叫喊说这是拿破仑第三，是尤利乌斯·凯撒，他们说这是工人阶级态度轻率的表现，他们谴责托洛茨基。这都是他们头脑中的糊涂观念和政治情绪，它表明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种自发势力所反对的不是“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而是“计算和合理分配”的口号。只要我们清点一下粮食，查清现有的全部贮存，并且严惩违法行为，俄国就不会出现饥荒。分歧就在这里。这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只有无产阶级真正拥护社会主义革命，而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动摇的，这一点我们是一直看到并且考虑到的；而且在这种动摇中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这并不能使我们动摇，我们将继续走自己的道路，相信半数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跟我们走，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过去工厂主把掠夺物掠夺一空，完全是为了不让穷人们得到。
　　所谓独裁、拿破仑第三、尤利乌斯·凯撒等等，这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在这里可以用这些话蒙骗人，但是在地方上，在每个工厂和每个乡村中，人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这个口号，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去组织计算、监督和合理的分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布哈林向我们说：“我要同那些吻我的人划清界限”，但是这样的人很多，以致布哈林同志无法摆脱。他们没有对我们说他们要提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提出什么。你们知道该提出什么吗？我在报上和发言中都责备过你们。在关于铁路法令的问题上，我们满意地回想起你们的杂志曾提到过的4月4日的事情[120]，我也说过，如果你们不完全满意这个法令，那你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法令来。但是关于这一点，在第1期和第2期（第2期的校样承蒙送给我看过）的杂志上都只字未提，在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中也只字未提，真是不谋而合。布哈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都抓住铁路法令这个话题大做文章。他们大谈所谓拿破仑第三的独裁、尤利乌斯·凯撒等等，提供了可以出版100期杂志的材料，但这些杂志是不会有人看的。这稍微接近了正题。这涉及到工人和铁路的问题，没有铁路不仅不会有社会主义，而且大家都会象狗一样地饿死，而粮食就堆放在附近。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为什么没有回答呢？你们闭上了眼睛。你们蒙骗工人，——新生活派和孟什维克是有意这样做，布哈林同志则是由于错误而这样做，——你们谈建设的时候不让工人知道主要的问题。没有铁路能建设什么呢？在会见或接见代表团的时候，要是我看到一个商人对我说，某某条铁路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我觉得，这样的赞扬要比共产党人和其他任何人的20个决议，以及各种各样的演说珍贵一百万倍。
　　工程师、商人等等这些讲实际的人说，只要这个政权能把铁路多少整顿出个样子，我们就承认它是政权。他们对政权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铁路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最明显的联系的表现之一，社会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种联系上的。要想建立这种联系来为全体人民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就必须有铁路。
　　他们的所有这些关于独裁等等的空话，得到了所有马尔托夫们和卡列林们的一致赞同，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也刊登了两次，但是，这些话毫无用处。
　　我已经给你们举出了这样做的工人组织的例子，以及其他企业、其它工业部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其他部门要多一些，秩序也要好一些，因此那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更有保证。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也不能象格耶那样发谬论，说什么他要用枪杆子来强迫每个人。这话荒唐透顶，这是不懂得枪杆子的用处。要是这样做的话，那就可以认为，枪杆子是坏东西，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格耶的头脑是坏东西。（鼓掌）当需要枪毙那些用战争来反对我们的资本家，逮捕和枪毙行窃的盗贼的时候，枪杆子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布哈林同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脚下枪毙，——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发现这样的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人们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职位并不很多。到处都需要他们，我们没有专家，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招到1000个精通本行业务的第一流专家，这些专家重视自己的业务，热爱大生产，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但是，不能马上就把资产阶级的环境和资产阶级的习惯清除干净，这需要有一种整个现代科学和技术建立其上的组织。在这件事情上想用枪杆子是最愚蠢不过的。要使全体居民交纳所得税，实行劳动义务制，使每个人进行登记，这些都有赖于全民的组织程度；在他们没有登记之前，我们要付给他们报酬。布哈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原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马克思曾设想过，对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实行赎买。他谈的是英国，当时英国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决不是在引证以往的社会主义[121]。现在所谈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吸收专家的问题。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千个例子来。这里谈的只是吸收那些可以吸收的人，吸收的办法，或者用高薪收买，或者通过思想工作，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能抹杀全部薪金都照付给他们了。从我所举的例子中，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你们只是以沉默来进行批评），而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非常清楚：付出的薪金是很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新生活派也知道这一点。
　　他们对此没有提出批评。这就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真实批评！他们看到开始付给他们的工程师每人1500卢布，他们没有说话。付给这些工程师报酬是大有好处的。这里既没有尤利乌斯·凯撒，也没有独裁。这正是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可是，如果我说，我们开始每月付给1500—2000卢布的报酬，这就成了倒退一步。于是什么都来了——又是尤利乌斯·凯撒，又是拿破仑第三，又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如此等等；而关于你们的专家，你们的工程师，你们一声不响。当有些人说，当布哈林说，这没有违反原则的时候，我说，这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是金钱，而是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根据铁路法令付给2000卢布的报酬，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同志谈到了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的决议，这说明他没有摆脱这种没有经过好好消化的理论。布哈林同志，请你摆脱它吧。现在，布哈林同志说，我在攻击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我在谈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时候，并没有攻击劳动农民。我们且不谈劳动农民，我谈的不是劳动农民。在农民中间有劳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靠别人生活的，而劳动农民却受别人剥削，他们愿意自食其力。因此，卡列林同志说我们攻击劳动农民，这话是不对的。从掠夺掠夺物方面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贫苦农民，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他们会接受我们的口号。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且看到，在农村中人们是怎样理解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的。如果我们的论敌到那里去进行关于独裁的煽动和散布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等等的空话，他们会陷于孤立，得不到支持。无产阶级，在从事个人经营方面已经破产和绝望的农民群众，一定会站在我们方面，因为他们完全懂得，俄国是不可能单靠掠夺维持下去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每个人都能从自己那里看到和感觉到这一点。
　　在这方面我们同劳动群众的经济要求和情绪是一致的。因此，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大发雷霆的时候，我们应该坚信：不管他们怎样骂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如果我们想要巩固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要让劳动群众理解并且采用这个口号。在任何一个工人会议上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在这项法令和这个问题上一定会受到种种指责。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从来没有过错的，我们有许多不好的法令。请你们纠正吧，你们有各种各样的杂志和一批文人。请你们指出，铁路法令的缺点在哪里。我们在4月4日的会议上就建议你们这样做，而今天已经是4月29日了，已经过去25天了，但是那批大文人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什么也讲不出来。
　　你们知道，尽管我们的铁路法令有种种错误，——我们愿意改正这些错误，——但是它抓住了我们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东西；它依靠那些遵守最严格的纪律的工人群众，这些群众需要通过个人权力联合起来，这种权力由苏维埃赋予和撤销。苏维埃要求在工作时间，在劳动时间，在这过程中，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因为必须使大生产象一部机器那样工作，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工作和劳动时间遵循一个意志，服从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命令。（鼓掌）由此而联想到拿破仑和尤利乌斯·凯撒，这不是发疯，就是被那些专门咒骂布尔什维克的特权阶级书报完全弄糊涂了。同志们，颁布铁路法令，这一步表明我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走上了轨道。我在自己的发言中也告诉过你们，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我们在人民委员会中没有谈论什么拿破仑大帝和尤利乌斯·凯撒，而是几百次地谈论如何整顿铁路，我们知道来自地方上的意见，我们从与铁路组织的许多次谈话中也知道，无产阶级分子是拥护我们的，他们要求有纪律，希望有秩序，他们看到，在俄国中部地区人们在挨饿，而粮食是有的，但是由于运输混乱而很难送到那里。
　　可是，有一些人动摇不定，茫然失措，带有小资产阶级情绪，他们被个人权力吓坏了，害了歇斯底里症，不同我们一道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右派，还是因为有人，特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害了歇斯底里症呢？这里简直是乱作一团，谁也理不清楚。为了避免无谓的争吵，我们说：希望你们抓住根本问题并进行具体分析。
　　在这里也有人象卡列林和马尔托夫一样说我们同资产阶级调和，这是胡说。我劝你们读一下考茨基那本权威性的小册子，看看考茨基是怎样设想社会革命后的第一天的生活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写的大意就是：不应该让托拉斯的组织者闲着没有事情干。这样写的人懂得，组织千百万人从事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没有学过这个，也没有地方去学，而托拉斯的组织者懂得，没有这个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懂得这一点。因此，所谓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等等这些话，全然都是胡说。考茨基认为，必须通过经验懂得大生产，这个论点是谁也驳不倒的。


载于1920年《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39—276页


注释：

[105] 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于1918年4月29日，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次日举行。列宁受俄共（布）中央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为使莫斯科广大的工人积极分子能够听到，报告是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作的。在讨论列宁报告时发言的有：Φ．Κ．斯韦特洛夫（代表最高纲领派）、弗•亚•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加•林多夫（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振）、列•谢•索斯诺夫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亚•格耶（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和尼•伊•布哈林（以个人的名义）。列宁作了总结发言后，会议通过决议，表示赞同列宁报告的基本论点，并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报告人一起用这些论点编成一个简要的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223。

[106] 指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4月17—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该党当前任务问题时形成了两派。以波·达·卡姆柯夫为首的一派，为该党中央进行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活动辩护，认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拒绝参加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的工作是正确的。以玛·亚·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另一派，批评该党中央极“左”，主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以便实行该党的土地纲领。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大会通过了折中的决议：一方面赞同该党中央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立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的行动，同时主张参加中央的和地方的政权机关，以便“纠正苏维埃政策的总路线”。——225。

[107] 《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B．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28。

[108] 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周刊）。该杂志从1918年4月20日起在莫斯科出版，头几期是作为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的机关刊物出版的。由于5月召开的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莫斯科区域局从杂志上撤销了自己的署名，因此最后一期即第4期（1918年6月）是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机关刊物出版的。——228。

[109] 伊苏夫的提纲是指1918年4月孟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全会根据约·安·伊苏夫的建议通过的提纲。这里说的是该提纲的第3条。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曾把伊苏夫提纲的这一条同“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经济论点作了对比，揭露了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见本卷第286—289页）。——228。

[110] 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目前形势的提纲》。这个提纲曾在1918年4月4日召开的党的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联席会议上讨论过。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对这个提纲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见本卷第264—293页）。——230。

[111] 这里说的是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关于批准和约问题的表决情况。在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列宁提出的，主张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另一个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即《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这两个决议草案究竟哪一个可以作为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议的基础，在3月8日的上午会议上进行了表决。结果列宁的决议案得28票，获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决议案得9票，被否决。会议接着对列宁的决议案进行讨论，提出补充和修正意见，最后进行记名表决，结果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把两次表决结果搅和到一起：12票反对和约用的是第二次表决的数字，28票赞成缔结和约用的是第一次表决的数字。——230。

[112] 指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表决结果。
　　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7—19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964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42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14名，无党派人士82名，其他方面的代表40名。代表大会宣布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号召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给予侵犯乌克兰的德帝国主义者最坚决的回击。“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利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在会上提出了谴责苏维埃政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提案。由扬·波·加马尔尼克、阿尔乔姆、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和约问题上坚持了列宁的立场。代表大会以408票对308票的多数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231。

[113]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再次批判了这一论点（见本卷第289—290页）。——238。

[114] 指在制革业、纺织业和制糖业中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联合企业。1918年初，制革工会与全俄制革业厂主协会达成协议：制革厂应按苏维埃政府指派的任务并在苏维埃政府资助下进行生产，全部产品交国家支配。在制革业的管理机构——制革业总委员会中，工人占三分之二席位，而私人企业主和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占三分之一席位。纺织业、制糖业以及轻工、食品工业的其他一些部门也签订了类似的协定。同时国家还保留着没收加入国家资本主义联合企业的工厂的权力。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人民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时，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厂主联合会订立合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且指出这种协议可以保证工人对整个工业部门进行管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7页）。——240。

[115]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的讽刺性称呼。——241。

[116]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发行纸币曾是国民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事业拨款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但列宁当时就强调说，发行纸币——“印票子的办法”——“只能当作一种临时性的措施”（见本卷第329页）。——243。

[117] 指《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对该书的评论载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1918年4月20日第1期。——244。

[118]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时，根据列宁的倡议组成的左派国际主义者集团。——248。

[119] 无政府主义者亚·格耶在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列宁的报告发言说，德国的无产阶级以及整个西欧的无产阶级“害了鼠疫”，“由于腐化了的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教育”而“昏昏欲睡”，所以“指望德国无产阶级的帮助是一种空想”。——249。

[120] 1918年4月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举行了联席会议。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是会上的一次争论。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件事（见本卷第291页）。——251。

[121] 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讲到，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马克思认为，向资本家赎买生产资料就是这种过渡的具体道路之一。恩格斯写道：“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