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6卷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04]

（1919年5月）



1
贺词
（5月6日）


　　同志们，我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向社会教育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并不期望我的讲话会象了解情况和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前一位发言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的那样，深入问题的实质。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并谈谈我在人民委员会多少接触到你们直接从事的工作时所稍微观察到和思考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未必找得到一个苏维埃工作部门，能够象社会教育那样，在一年半中就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在这个部门进行工作要比在其他部门容易些。在这里，我们过去是在排除种种旧障碍。在这里，工农群众特别迫切地要求获得知识、自由教育和自由发展，工作比较容易适合他们的这种要求。因为如果说依靠群众强大的压力，我们已经容易地清除了摆在他们道路上的外部障碍，摧毁了把我们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并使俄国遭到这次战争造成的最大困苦的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制度，如果说我们容易地摧毁了外部障碍，那么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在这里，完全要用另外的方法进行斗争。在这里，只有靠先进阶层的长期的有成效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可是我们常常感到惭愧，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些初步措施中，在推广社会教育即自由的、不受旧的框框和俗套限制的、为成年人所欢迎的教育的事业中，我们起初曾不得不首先同两种障碍作斗争。这两种障碍是我们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那里继承来的，这个社会直到现在还用千万条绳索和链条束缚着我们，把我们拖向后退。
　　第一个缺点，这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为数很多，他们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作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105]（鼓掌）不过在初期这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不能归罪于广泛的运动；我希望，我们终究会摆脱而且一定会摆脱这种状况。
　　第二个缺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追求知识、摧毁旧东西的时候，不能带来任何起组织作用和有组织的东西。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动员识字的人和成立图书馆司的问题时，我曾作了一些观察，根据这些粗浅的观察我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好的。当然，在贺词中照例是不大讲坏事情的。我希望你们摆脱这种俗套，如果我向你们谈到我所看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请你们不要埋怨我。当我们提出动员识字的人的问题时，就让人特别清楚地看到，我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让现有的力量有发展的自由，而这些现有的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它们的口号仍然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口号，除了导致高尔察克的统治和旧资产阶级复辟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看看我们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做的工作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总任务，就是要懂得需要无产阶级分子的组织性。问题不在于停留在纸上的可笑的辞藻，而在于现在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我们的法令已对这点作了明文规定[106]。然而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问题即图书问题时，我曾说，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够数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现在还说，这都是事实。的确，我们没有燃料，工厂停工，纸张很少，因而我们不能得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我们未能掌握我们现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苦于农民的幼稚和无知；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藏书，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图书夺走，因为他还不能认识到，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东西不是一种令人可恨的东西，它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这不能怪不开展的农民群众，而且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农民只会把图书拿回家去，秘密地藏起来，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懂得全国的图书可以集合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将有足够的书籍来满足识字的人的求知欲并使不识字的人识字。现在必须同破坏行为的残余、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么这个革命将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资产阶级，则只满足于摧毁旧东西，给农民经济以自由，而农民经济，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既然我们叫作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彻底地提出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年半的实验之后，我们总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战胜那些一直使我们身受其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现象。（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5月7日《真理报》第9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9—332页


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5月19日）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整个苏维埃革命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并特别喜欢责备我们和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制的人们的疑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版物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出版物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出版物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当前一切政治性争论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我所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这两个文人集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查封，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的政权机关认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攻击我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背弃了民主。”关于背弃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继续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庸人们的每一次讲话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诲，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俄国和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进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正是谋求摆脱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作了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克里木半岛上有他们的志愿兵活动的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即使志愿兵对付不了你们，我们也不会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让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通路，使我们无法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雷击舰就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整个文明世界现在都在反对俄国，事实就是这样。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一事无成。”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他那样闭塞无知，不能结合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也许不能怪他；要不然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牺牲，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放下个别革命家来看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使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讲话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他们的神经失常，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场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同样是艰难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样的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时候，听到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庄稼汉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懂得存在着不同的战争，懂得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哪怕是一点点革命史。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派、社会党人自居，要公开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是称作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真正的社会党人或是伯尔尼国际[107]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这种人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愚昧，连各种不同的战争都不能区分呢？能不能设想，他竟不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而且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呢（在凡尔赛和约[108]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能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能不能设想，还有哪个识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夺性的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懂得我们的战争所以具有世界规模，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知道这是一场同他们的决战呢？我们没有根据作这种种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作什么样的民主派或社会党人，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以和平，现在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难的战争，痛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很遗憾的是，你们不愿想通这个问题，也不想知道可以从中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冒这种风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削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极端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最险恶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二


　　对我们目前这个由于革命而必然出现的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吧，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5页。——编者注］中曾顺便指出，在18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象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象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象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象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吗？但是，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束缚劳动群众的手脚，因为我们很清楚，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就万事大吉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语报》[109]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你们最好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使千百万人继续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都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这个阶级许诺自由、平等和由多数人作决定。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而把他们叫作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也许还愿意同意，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派’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110]。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作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渐地然后广泛地转到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1章的人，哪怕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确实，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样控诉高尔察克是愚笨的。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都因此而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还不懂这个道理，想不通这个问题。
　　高尔察克（不管他叫高尔察克还是邓尼金，不管军装如何不同，实质都一样）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么，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起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象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指出，许诺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国家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一个遭到完全破坏的国家的具体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党人”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低下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111]考茨基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要推翻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生产”！不过，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能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涅茨煤田，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同样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当然不会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老爷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那里的粮食生产减少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者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象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而工人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完全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耳其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耳其斯坦运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没有煤陷于停顿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60个农民和10个工人来说。60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10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衫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60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10个工人应当服从吗？好一个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和由多数人作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在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之后，发现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这就是习惯势力。我们愈坚决地摧毁一切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即习惯的势力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交售”；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还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112]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党人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很清楚，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应情况作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作交易，这样做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牺牲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们，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被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挨饿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19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18世纪和19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19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过错，农民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组织好亿万人的产品分配，——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往坏处说则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吗？难道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是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说得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而反对他们的理智，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暴枪杀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已获得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派”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么，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派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多少话都可以。但这些话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帮助工人得到粮食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替自己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按多数人意志作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作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作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军事手段得不到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而是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有些“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家”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95页。——编者注］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象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一年半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现在就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纪律的任务。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人联合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现在，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乎意味着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政权时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他们知道，他们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劳动者沦为奴隶。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们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们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们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们只会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们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做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更高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纪律，联合组织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到了这一切，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去做。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象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作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派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特大号的字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又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终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在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全力以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这部宪法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年5月6—19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33—372页


　　注释：

　[104]这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致的贺词和在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80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318]。
　　[105]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名义下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319]。
　　[106]指1918年12月1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动员识字者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该法令刊载于1918年12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2号。法令规定对所有识字的人进行一次登记，从中选拔优秀的宣讲员，编成小组。这些小组第一要把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向不识字的居民传达，第二要通过宣读法令、文章和共产党的报纸来帮助全体居民提高政治觉悟。——[320]。
　　[107]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326]。
　　[108]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26]。
　　[109]《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339]。
　　[110]发表在1919年5月13日《真理报》第101号上的尔·格尔曼诺夫的《从克伦斯基向后退》一文，摘引了瓦·弗·舍尔的提纲《合作社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舍尔在提纲中提出，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坚决实行一切定量食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342]。
　　[111]可能是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1919年4月15日该报第181号刊登了卡·考茨基在全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代为宣读）。——[344]。
　　[112]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