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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6卷 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 （1919年5月28日） 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注：见本卷第289—297页。——编者注］（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117]俄文版第1期第38页）一文中，我指出了陈腐的“伯尔尼”国际的代表在思想上破产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些反动的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破产，表现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把资产阶级议会同苏维埃政权凑合、联合、结合起来。 旧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不了解他们的建议是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些曾因宣传阶级斗争和阐述阶级斗争必然性而获得声誉、赢得工人同情的人，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最紧要的关头却不了解，他们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学说，完全背弃这个学说，实际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真是稀罕，我们现时在莫斯科竟能收到相当多的（虽然是零散的）外国报纸了，于是也就可能稍微详细地（当然是极不完全地）追溯到“独立的”先生们在当代最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动摇的历史。这就是专政（无产阶级的）同民主（资产阶级的）或者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关系问题。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版）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的小册子第33页）接着他加上一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把苏维埃由“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变成了“国家组织”，从而“破坏了民主”。（同上）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中，我详尽地分析了考茨基的这一论断，并指出它的内容就是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58—265页。——编者注］因为国家（任何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机器。称苏维埃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否认它有权变为“国家组织”，这就是在实际上背弃社会主义的起码原则，宣扬或维护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在事实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 考茨基的立场的荒谬是如此突出，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群众的进攻是如此有力，以致考茨基和考茨基派不得不支吾搪塞，可耻地退却，因为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是办不到的。 1919年2月9日在德国“独立”（独立于马克思主义而完全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Frei-heit》）上，出现了希法亭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已经要求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但要它同资产阶级议会、同“国民议会”并存共处。1919年2月11日，在告德国无产阶级书中，“独立”党全党采用了这一口号（当然，考茨基先生也采用了，他收回了他在1918年秋天所发表的声明）。 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忘记了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经验，他们在1917年5月6日至1917年10月25日（俄历）做过“试验”，企图把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凑合起来，但在这次试验中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独立党人”的党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初），全党站到了把苏维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美妙地结合起来的立场。但是，1919年4月13日《自由报》第178号（《附刊》）报道说：“独立党人”党团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立足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因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应以苏维埃组织为基础。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劳动居民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当然代表机关。”
此外，这个党团还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指示”（Richtli-nien）草案，其中说： “苏维埃代表大会握有全部政权……凡从事社会必需的和有益的工作而不剥削他人的人，不分性别，都有选举苏维埃代表和被选为苏维埃代表的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独立的”领袖原来是一批完全受无产阶级最落后部分的庸俗偏见支配的可怜市侩。1918年秋天，这班领袖借考茨基之口根本拒绝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1919年3月他们放弃了这一立场，而尾随在工人群众后面。1919年4月他们推翻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转到了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立场。这样的领袖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领袖代表的不是走在先锋队前面而是落在它后面的、最落后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情绪，那就不需要领袖了。既然这些领袖这样毫无气节地改变自己的口号，他们也就是一文不值的。对他们不能寄予信任。他们将永远是工人运动的累赘和负担。 他们中间一位最“左的”多伊米希（Däumig）先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如下的言论（见3月9日《自由报》）： “……多伊米希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同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分开。但他要反对共产党实际奉行的盲动主义，反对他们不教育群众而对群众曲意逢迎。盲动主义的分散活动不可能推进……”
德国人称之为盲动主义的，就是俄国老革命家在50年前所说的“闪击”、“爆发”，即组织一些小小的阴谋、暗杀、暴动等等。多伊米希先生责备共产党人实行“盲动主义”，这只能证明他在“曲意逢迎”，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偏见采取奴才式的讨好态度。这类先生由于在群众面前胆小怕事，重复着“时髦的”口号，而不了解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的“左的词句”是一钱不值的。 德国正掀起汹涌澎湃的自发的罢工运动浪潮。1905年俄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空前的高度，看来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空前高涨和发展已超过了当时的俄国。在这样的运动面前说“爆发”，就等于沦为不可救药的庸人，沦为庸俗偏见的奴才。 以多伊米希为首的庸人先生们，大概正在幻想着一种把群众一下子十分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革命（如果说他们头脑中还有一点点革命思想的话）。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如不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绝大多数置于受压迫、闭塞、贫困、愚昧之中，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不通过革命在斗争进程中把从未触动过的群众发动起来，资本主义就不会垮台。自然的爆发在革命的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种爆发的革命一次也未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 说共产党人纵容自发性，这是多伊米希先生的谎话，这同我们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多次听到的谎话一模一样。共产党人不纵容自发性，不主张零星的爆发。共产党人教导群众发起有组织的、整体的、协同的、适时的、成熟的行动。多伊米希、考茨基等先生的无聊的诽谤是推翻不了这一事实的。 可是这些庸人不能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而且十分正确地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同斗争着的被压迫群众在一起，而不是同那些站在一旁胆小地等待的市侩英雄们在一起。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过程中摆脱错误的斗争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等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派在一起要强得多，——这就是多伊米希这班先生所不能了解的真理。 对他们更坏的是，他们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胆小的市侩，反动的抱怨者，昨天的谢德曼们的奴仆，今天的“社会和平”的说教者，不管这种说教是隐藏在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结合的幌子下，还是隐藏在正颜厉色地谴责“盲动主义”的幌子下，反正都是一样。 在用反动的市侩的抱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方面打破记录的是考茨基先生。他老是一个调门：痛惜现在，埋怨哭泣，吓唬自己，鼓吹调和！这位愁容骑士[118]平生所写的都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但到了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关头，到了社会主义的前夕，我们这位聪明人却茫然若失，嚎啕大哭，露出十足的庸人的原形。在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叛徒奥斯特尔利茨、伦纳、鲍威尔之流所办的报纸第98号上（1919年4月9日《工人报》[119]维也纳上午版），考茨基第一百次甚至是第一千次大发牢骚了。 他哭泣着说：“……经济思维和经济见解已被一切阶级置之脑后……长期的战争已使广大无产阶级阶层惯于完全忽视经济条件而坚信暴力的万能……”
这就是我们这位“十分博学的”人的两个“论点”！“崇拜暴力”和破坏生产，——这就是他不分析现实的阶级斗争条件而大发那种屡见不鲜、自古有之的市侩牢骚的原因。他写道：“我们曾期望革命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革命由于俄国和德国的统治制度在军事上的破产而到来了……”换句话说，这位聪明人“期望”和平的革命！这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考茨基先生已慌乱到这种地步，他竟忘记了，在他过去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曾说战争十分可能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现在，我们这位“理论家”却不去冷静地大胆地分析战争必然使革命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反而痛惜自己已经破灭的“期望”！ “……广大无产阶级阶层忽视经济条件！” 多么可怜的胡说！这种市侩的调子在克伦斯基时代的孟什维克报纸上我们是多么熟悉啊！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在一个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而濒于灭亡的时候，首要的、基本的、根本的“经济条件”是拯救工人。只有工人阶级得救，不致饿死，不致毁灭，被破坏的生产才能恢复。而要拯救工人阶级，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防止将战争的一切重担和后果加在工人身上的唯一手段。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分担失败的后果的问题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在一个受尽折磨的、破产的、挨饿的、垂危的国家的环境中，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种阶级斗争已不是为了生产中的份额，不是为了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停顿，没有煤，铁路遭到毁坏，战争打乱了人们的生活，机器破旧不堪，如此等等），而是为了免于饥饿。只有那些傻瓜（尽管是十分“博学的”）才会在这种场合“谴责”“消费者的、士兵的”共产主义，才会妄自尊大地以生产重要性教训工人。 当务之急是拯救工人。资产阶级想保持自己的特权，想把战争的一切后果加在工人身上，这就是要使工人饿死。 工人阶级想免于饥饿，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首先保证消费，即使是最起码的消费，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就不能坚持到可以重新开始生产的时候。 吃得饱饱的资产者对着饥肠辘辘、饿得软弱无力的工人说：“想想生产吧！”而考茨基则打着“经济科学”的招牌，重复着资本家的这种调子，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 工人说：让资产阶级也过一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使劳动者能恢复过来，不致死亡。“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是拯救工人的条件。为了拯救工人，要不惜任何牺牲！资本家每人半磅，工人每人一磅，——这就是免于饥饿，免于破产的办法。保证忍饥挨饿的工人的消费是恢复生产的基础和条件。 蔡特金对考茨基说得十分对，说他“正在滚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120] 独立的考茨基先生在抱怨“崇拜暴力”时，暴露了他也完全是受小资产阶级偏见支配的。还在1914年，布尔什维克就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变为国内战争，那时考茨基先生默不作声，同宣称这一预见（和这一口号）是“丧失理智”[121]的大卫之流呆在一个党内。考茨基丝毫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这本来是他自己不了解，现在却硬说国内战争中斗争的双方不了解！难道这不是反动市侩的愚蠢的标本吗？ 但是，如果说在1914年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不过是市侩的愚蠢，那么现在，在1919年，这就是更坏的东西了。这是背叛工人阶级。因为无论在俄国、芬兰、拉脱维亚、德国或匈牙利，国内战争都已成为事实。考茨基在其以前的著作中曾千百次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变为内战的历史时期是有的。这个时期已经来到，而考茨基却跑进了动摇懦怯的小资产阶级的营垒。 “……鼓舞着斯巴达克派的精神，实质上是鲁登道夫精神……斯巴达克派不仅会葬送自己的事业，而且会加强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暴力政策。诺斯克是斯巴达克派的对头……”
考茨基的这几句话（摘自他的发表于维也纳《工人报》的论文）真是愚蠢、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不值一提。一个党容忍这班领袖，就是腐败的党。考茨基先生所属的伯尔尼国际，从考茨基的这几句话看来，只配评价为黄色国际。为了开开心，我们还把哈阿兹先生在《论阿姆斯特丹国际》一文中的论断（1919年5月4日《自由报》）引来。哈阿兹先生夸耀他就殖民地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按照这个决议案，“根据国际的建议……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同盟，其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请注意这一点！）“……管理殖民地，首先照顾土著居民的利益，然后照顾参加这个民族同盟的所有民族的利益……” 这不真是妙论吗？按照这位聪明人的决议案，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管理殖民地的将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某个善良的、公正的、美妙的“民族同盟”！！实际上这同粉饰最丑恶的资本主义的伪善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伯尔尼国际的“左派”分子…… 为了使读者能够把哈阿兹、考茨基之流的大作的全部愚蠢、卑鄙和丑恶同德国的现实情况作一个更鲜明的对照，我还要作一点引证。 大名鼎鼎的资本家瓦尔特·拉特瑙发表了《新国家》（Der neue Staat）一书。这本书写成于1919年3月24日。它的理论价值等于零。但瓦尔特·拉特瑙作为观察家不得不承认说： “……我们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又兼任着（im Nebenberuf）庸人的角色……”
这位资产者，看来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独立”人物，正象考茨基、哈阿兹两位先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市侩和庸人的“独立”人物一样。“……现在有理想主义的只是极端的君主派和斯巴达克派……” “不加粉饰的真理就是：我们正走向专政，无产阶级的或御用军队的专政。”（第29、52、65页） 但是瓦尔特·拉特瑙比卡尔·考茨基高出两头，因为后者一味抱怨，胆小地躲避“不加粉饰的真理”，而前者则直截了当地承认它。 1919年5月28日
注释： [117]《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379]。 [118]愁容骑士即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丘给他取的绰号（见小说第1卷第19章）。——[384]。 [119]《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384]。 [120]指克·蔡特金1919年3月4日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她在发言中针对卡·考茨基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说：“有些人认为，一开始应当先提高生产。这是滚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为了人，而不是相反，因此摆在首位的问题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见1919年3月9日《自由报》第114号附刊）——[386]。 [121]爱·大卫在《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中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丝毫也没有想过要让外国敌人打胜，要借外国敌人的帮助来实现国内政治方面的自由要求。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那是丧失理智。德国社会民主党决不接受这一类建议而不管它是出于什么动机。”（见该书1915年柏林版第171—172页）——[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