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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7卷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18] 同志们！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危急关头、甚至可能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国内和国外（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维护剥削者地主资本家的人，拼命想使侵占人民劳动成果的地主和剥削者的政权在俄国复辟，以便巩固他们正在全世界崩溃的政权。英法资本家用自己的军队强占乌克兰的计划破产了；他们在西伯利亚对高尔察克的援助也失败了；红军在乌拉尔得到全体起义的乌拉尔工人的支援，正在英勇前进，逼近西伯利亚，将从当地统治者即资本家的空前的压迫和暴行下解放这一地区。最后，英法帝国主义者用反革命阴谋夺取彼得格勒的计划也已破产，参加这次阴谋的，有俄国的君主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现在国外的资本家拼命想借邓尼金的进攻来恢复资本的枷锁，他们也象过去帮助高尔察克那样，以军官、补给、炮弹、坦克等等帮助邓尼金。 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战胜邓尼金，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胜利进攻。这就是 当前的主要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还有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接的战争任务上，转到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犯上，并减少和改变自己其余的一切活动，使之服从于这个任务。 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 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都要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 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管理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任何把实行集体管理的机关变为清谈馆的现象，都是极大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 实行集体管理，无论在委员会人数方面或处理的工作范围方面，都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通过交换意见互通情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只要有一点可能，集体管理就应限于在最小范围的委员会内仅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简短的讨论，至于对机关、企业、工作和任务的实际安排，则应委托一位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威胁着一切没有很多集体管理工作经验的人，而在军事上往往导致无法避免的灾难、混乱、惊慌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 组织上的忙乱或不切实际也是同样危险的祸害。为了战争，必须改造工作，但决不应改造机关，更不应匆忙地建立新的机关。这是绝对不许可的，这只能造成混乱。所谓改造工作，应该是使非绝对必要的机关暂停工作，或加以适当缩减。但是一切支援战争的工作，应当完完全全通过现有的军事机关进行，要整顿、巩固、扩大和帮助这些军事机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建立特别的“防卫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或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第二，要经过有关军事当局或苏维埃最高当局批准；第三，必须遵守上述条件。 向人民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和唯一严重的敌人。如果没有协约国（英、法、美）帮助，他们早就完蛋了。由于协约国帮助，他们才成为一种力量。但是，他们对人民还是非欺骗不可，不时地作出姿态，佯装拥护“民主”、“立宪会议”、“民权制度”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甘愿受他们欺骗。 现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和他是一对双生子）的真相已被完全揭穿了。枪杀几万工人；甚至枪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鞭挞成县成县的农民；公开毒打妇女；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横行无忌；大肆掠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就是如此。即使在背叛过工人而站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一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真相了。 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使人民了解这些情况。要向他们说清楚，要么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即工人的政权（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有些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曾经在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那里呆过，特别应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证词。应使每个工人和农民知道，究竟为什么进行斗争，假如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胜利，他们会遭遇到什么。 做好应征者的工作为了帮助动员，做好应征者的工作，做好已应征者的工作，这是目前应当关心的大事之一。凡是已应征者集结的地方或驻有卫戍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地方，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应征者和当地驻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有的可以天天工作，有的可以每星期工作4小时或8小时，当然，要有严密的组织，每个人要由地方党组织和军事当局指定担负一定的工作。 居民中的非党员或其他党的党员，当然不能做反邓尼金或高尔察克的思想工作。但根据这一理由而不让他们做任何工作是不能容许的。应该想出各种办法，责成全体居民（首先是城乡较富裕的居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动员工作，或帮助已应征人员。 应采用一种特殊的办法，以便协助最迅速最好地训练已应征人员。目前，苏维埃政权正在征集所有的旧军官和士官等人。共产党以及全体同情分子和全体工人都应当来帮助工农国家：第一，尽力协助捕获一切逃避报到的旧军官和士官等；第二，在党组织的监督或领导下，把那些在理论上或实际上（例如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受过军事训练而能出一分力的人组织起来。 做好逃兵的工作近来反逃跑的斗争显然出现了转折。在许多省份里，逃兵已开始大批返回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逃兵已涌到红军中来了。原因是：第一，党内同志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经常了；第二，农民日益意识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恢复比沙皇制度更坏的制度，要使工农再度成为奴隶，遭鞭笞，受掠夺，受军官和贵族侮辱。 因此，各地都要用全力加紧对逃兵进行工作，使他们回到军队里去。这也是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顺便指出，能够用说服办法影响逃兵，取得成效，这表明工人国家同农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与地主国家和资本家国家完全不同。用棍棒或饥饿来进行压迫，这是后两种国家的纪律赖以维持的唯一手段。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用另外的手段来维持纪律，这就是工人说服农民，工农结成同志联盟。如果目睹者告诉你，某某省（例如梁赞省）有成千上万的逃兵自愿回来，群众大会上向“逃兵同志”发出号召，收到的效果有时简直难以形容，你才会了解，工农的这种同志联盟蕴藏着多少未被我们利用的力量。农民有一种偏见，使他们赞成资本家，赞成社会革命党人，赞成“贸易自由”；但农民也有一种明智，使他们日益同工人结成联盟。 直接帮助军队我们军队最需要的供应品是：衣服，鞋靴，武器和炮弹。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必须作巨大的努力才能满足军队的这种需求。英、法、美资本家掠夺者给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慷慨援助，才使他们没有因缺乏供应而遭到必然崩溃。 不管俄国受到怎样的破坏，但是国内还有不少的资源，这些资源我们还没有利用，而且往往不善于利用。还有很多军用物资仓库尚未发现或未经查清，还有大量生产潜力尚未挖掘，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官吏们故意怠工，部分是由于办事拖拉，文牍主义，漫无条理，笨拙无能，——所有这些“往日的罪过”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威胁着任何一个向新社会制度“跳跃”的革命。 在这方面直接帮助军队是特别重要的。主管这件事情的机关特别需要“革新”，需要从旁协助，需要当地工人农民自愿的、有力的、英勇的创举。 要号召全体觉悟的工人农民、全体苏维埃活动家尽量广泛地参加这种创举，要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试行各种办法在这方面帮助军队。在这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比在别的部门差得多，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需要却迫切得多。 收集居民中间的武器也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在经过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次人民革命的国家内，农民和资产阶级藏有很多武器，这是自然的不可免的现象。但是，在目前邓尼金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必须用全力清除这种现象。如果有人隐藏或帮助隐藏武器，那就是对工人农民犯下滔天大罪，就应该被枪决，因为他是使成千上万的优秀红军战士往往只因缺乏武器而阵亡的罪人。 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组织严密的大搜查，找到了成千上万的枪枝。俄罗斯的其余地方不应落在彼得格勒之后，无论如何要赶上并超过它。 另一方面，枪枝藏得最多的无疑是农民，他们往往没有任何恶意，不过是出于对任何“国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等等。我们已用说服、巧妙的鼓动和恰当的办法做了很多很多的（在最好的省份里）工作，使逃兵自愿回到红军中去，毫无疑问，我们也能够而且应当做同样多的或者更多的工作，使人们自愿交回武器。 工人和农民们！把暗藏的枪枝找出来交给军队！这样你们才能使自己不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毒打、枪杀、大规模的鞭挞和劫掠！ 缩减非军事工作上面简略提到的工作，即使是执行其中的一部分，也需要成批的新工作人员，而且是要最可靠、最忠实、最有毅力的共产党员。可是到处都在抱怨，说缺少这样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过度疲劳，那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工作人员呢？ 毫无疑问，这种抱怨是颇有道理的。如果有谁精确地计算一下，近20个月来，在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下管理俄国的先进工人和共产党员为数之少，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我们管理得很有成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克服空前的困难，战胜直接或间接与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到处蠢动的敌人。除了一个敌人，即除了协约国，除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战胜了一切敌人，而且我们已经打断了这个敌人的一只手——高尔察克；现在威胁我们的只是它的另一只手——邓尼金。 管理国家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新生力量在迅速地成长，这就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都在一心一意地、紧张地努力学习，体会由新制度得来的新印象，抛掉原先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成见，把自己锻炼成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可是，不管这支新生力量成长得如何迅速，不管它在国内战争和资产阶级疯狂反抗的烈火中如何迅速地学习和成熟起来，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还是得不到现成的国家管理人员。而问题正在于最近这几个月，即1919年的夏秋两季，因为我们与邓尼金的斗争需要而且必须立刻解决。 要得到大量现成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军事工作，就要缩减许多非军事的，确切些说，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苏维埃工作的部门和机关，就要按这个方针（即缩减的方针）来改组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企业。 就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作例子。为了充分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正确计算和分配一切科学技术力量，这是一个极有用的必要的机关。但这样的机关是否绝对必要呢？当然不是。有些人可以而且应当立即用来在军队中和直接为军队服务的部门中做迫切而绝对必需的共产主义工作，目前把这种人交给这种机关，那简直是犯罪。 这样的机关和部门在我们中央和地方都很不少。我们要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立即着手建立这类机关。但如果我们在面临邓尼金的大举进攻时竟不能很好地改编队伍，暂时停止和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会是傻瓜或罪人。 我们不应当陷于张皇失措、一片慌乱的境地，不应当把什么机关都改组和完全关闭，不应当开始建立新机关（匆匆忙忙地去做，特别有害）。我们应当在中央和在各地把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部门，暂时停闭三五个月，如不能完全停闭，则在这段时间内（大致的时间）尽量加以缩小，只留下绝对必要的工作。 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得到大批现成的、有经验的、忠诚的、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或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来做军事工作，那我们就可以冒一下险，使很多大大缩减的机关（或机关的某些部门）暂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把这些机关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工作人员去料理。这个风险并不大，因为所指的只是非绝对必要的机关，自然，削弱这些机关（处于半停顿状态）的活动，会受到损失，但这种损失不会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灭亡。而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加强（而且是立即大大地加强）军事工作，那我们就会灭亡。必须认识清楚这一点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 如果各省县等等的主管部门或所属部门的每个领导者，每个共产党支部，都立即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某机关或某部门是否绝对需要？它的工作暂时停止或缩减9/10，不留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否就会灭亡？如果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后，随即迅速而坚决地缩减工作，把共产党员（以及同情分子和非党人士中绝对可靠的助手）调出，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最短期间派出成百上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象战胜更强大的高尔察克那样战胜邓尼金。 前线地区的工作最近几星期来，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前线地区已经惊人地扩大，并且非常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这是战争快到决定关头和接近总解决的征兆。 一方面，由于红军的胜利和高尔察克的瓦解，由于高尔察克占领区中革命的发展，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这一辽阔地带已经成为我们的前线地区了。另一方面，由于我方的损失，由于敌人大量逼近彼得格勒，并从南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进犯，在彼得格勒近郊和南方，前线地区更扩大了。 于是前线地区的工作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红军迅速前进的乌拉尔地区，我们军队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人员等等，以及当地的工人和农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在新收复地区安居下来，进行创造性的苏维埃工作；人们愈疲于战争，高尔察克的破坏愈严重，这种愿望就愈自然。但是，如果照这个愿望去做，那就最危险了。这会减弱我们的进攻，使进攻停顿下来，使高尔察克有恢复元气的机会。从我们方面来看，这简直是对革命的犯罪。 决不从东线部队中多抽调一个工作人员来做地方工作！［注：没有绝对必要，就不抽调他们，可从中部省份调遣！］决不减弱我们的进攻！要取得完全胜利，只有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尝过高尔察克“民主”的可怕滋味的居民人人参加作战，并且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直到革命在西伯利亚取得完全的胜利。 让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的建设工作推迟一下，让这种建设完全由当地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较弱的人去慢慢地进行吧。我们并不会因此灭亡。如果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那我们就会灭亡，我们应当用乌拉尔起义工人的力量，用乌拉尔地区农民的力量来加强这个进攻；他们现在已经亲身认识到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立宪”诺言是什么货色，认识到这些诺言的真正内容即高尔察克是什么货色。 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就是背叛革命，就是背叛把工农从高尔察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 在刚解放的前线地区进行工作时，要记住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不仅赢得工人而且赢得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用事实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权这一工农政权的实质，一开始就采取党根据20个月工作的估计所定下的正确方针。我们在乌拉尔不应该重复我们曾在大俄罗斯犯过而正在迅速纠正的那些错误。 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前线地区，在急速扩大的乌克兰和南方的广大前线地区，要把一切转入战时状态，使一切工作、一切努力、一切考虑完全服从于战争，而且只服从于战争。否则就不能击退邓尼金的进犯。这是很明显的。要清楚地了解和完全实现这一点。 顺便说说，邓尼金军队的特点是军官多，哥萨克多。他们没有巨大力量作后盾，却非常善于奔袭、冒险和死拼，以此散布惊惶情绪，为破坏而进行破坏。 在同这样的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最高度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警惕性。贻误时机或张皇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党或苏维埃的每个负责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在军事上，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有军事纪律！ 要有军事警惕性和严格性，要不屈不挠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 对军事专家的态度以出卖彼得格勒为目的的红丘炮台大阴谋又一次特别紧迫地提出了关于军事专家和肃清后方反革命的问题。毫无疑问，由于粮食状况和军事状况的尖锐化，必然使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会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猖獗起来（参加彼得格勒阴谋的有“复兴会”[19]，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只是个别人参加，但终究是参加了）。毫无疑问，最近期间，在军事专家中象在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一样，一定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变者。 但因此就主张改变我们的军事政策的原则，那就是不可挽回的错误和不能饶恕的怯懦。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背叛我们，而且将来还会背叛我们。我们会把他们抓起来，枪毙掉，但我们这里也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长期正常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就无法建立起目前这样一支红军，这支军队克服了叫人想起来就憎恨的游击习气，并在东部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军事部门中富有经验的领导人说得对，只要严格执行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严守纪律，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一般说来，蓄意叛变的军事专家就最少见，他们的阴谋也难以实现，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好些，胜仗也就多些。游击习气及其残存的痕迹和流毒给我军和乌克兰军队所造成的祸害、瓦解、失败、灾难以及人员和军用物资的损失，比军事专家的一切叛变所造成的要大得无法计算。 在我们的党纲中，无论对于一般资产阶级专家问题，还是对于其中的一种专家即军事专家的问题，都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党现在反对，将来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9、110页。——编者注］。 不用说，党同时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党现在镇压而且将来还要“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自然，当这类“阴谋”出现或刚露苗头的时候，“无情镇压”所要求的气质，就不同于“长期锻炼”要求学生养成的那种从容不迫和小心慎重的气质。有人在经受同军事专家“共事的长期锻炼”，也有人专事直接“无情地镇压军事专家反革命阴谋”，他们心理上的矛盾，很容易引起而且正在引起摩擦和冲突。必要的人事变动，有时由某种反革命“阴谋”事件引起的、尤其是由大阴谋案引起的大批军事专家的调动，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要通过党的途径来解决，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也都这样做，务必使实际工作不受任何损失，在采取必要办法时毫不迟延，在实行我们所规定的军事政策的原则时毫不动摇。 如果党的某些刊物对军事专家发出不正确的论调（象不久前在彼得格勒有过的那样），或在个别情形下对军事专家的“批评”变成了直接干扰，妨碍我们坚持不懈地利用这些专家，党应当立即纠正这种错误，今后也要不断纠正这种错误。 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手段是加强军队和待应征者的政治工作，抓紧军队政治委员的工作，改善他们的成分，提高他们的水平，要他们实际执行党纲所要求的而往往执行得非常不够的东西，即“把对指挥人员〈军队〉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站在一旁批评军事专家，企图“一举”纠正，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而也是毫无希望的和有害的。让所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关心我军缺点的人都加入队伍，当红军战士或指挥员，当政治工作人员或政治委员，让每一个人（每个党员都会找到适合他的才能的工作）都到军事组织内部去为改善这种组织而工作吧。 苏维埃政权早就非常注意使工人以及农民，尤其是共产党员能够认真地学习军事。许多学校、机关和训练班都在这样做，但做得还远远不够。在这里，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毅力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应当努力学习操作机枪、大炮、装甲车等等的技能，因为这方面我们落后得更明显，这方面拥有大量军官的敌人占有更大优势，这方面不可靠的军事专家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这方面共产党员能起极其巨大的作用。 肃清后方的反革命象去年7月一样，反革命在我们后方，在我们中间又抬头了。 反革命已被击败，但远未被消灭，它当然要利用邓尼金的胜利和粮食困难的严重情况。那些动摇的、无气节的、靠言语来粉饰自己行动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跟着直接的和公开的反革命走，跟着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走，这些反革命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拥有资本，同协约国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知道专政不可避免，而且有实现这种专政的能力（按高尔察克的方式）。 在这方面不要有丝毫的幻想！我们知道产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乱和反革命阴谋等等的“温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农村中则是富农，还有各地的“非党”人士，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这个温床要加倍、十倍地严密监视。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为从这方面来的反革命阴谋，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此，不断发生炸毁桥梁、组织罢工、进行种种间谍活动等事件，也是很自然的。在反革命“温床”稍有可能“存身”的一切中心，都必须采取各种最有力的、系统的、反复的、大规模的和出其不意的预防措施。 在对待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要考虑到最近的经验。在他们的“外围”中，在倾向于他们的人们中，毫无疑问，有一种动向：脱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靠拢苏维埃政权。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动向，每当这种动向有某种实际表现的时候，我们就采取某种相应的步骤。我们决不改变自己的这种政策，一般讲来，脱离倾向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投奔”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这样的人数无疑是会增加的。 但在目前，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无气节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然在看风使舵，倒向胜利者邓尼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他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领袖们”（如孟什维克中的马尔托夫之流，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切尔诺夫之流）更是如此。这些“文人集团”的成员，除了别的原因，还因他们在政治上的完全破产而大为恼怒，所以，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冒险的“嗜好”未必是能够根除的。 决不要被他们领袖的言论和思想以及他们个人的诚恳或伪善所欺骗。这些东西对他们每个人的履历是重要的。但从政治上看，也就是从阶级关系、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马尔托夫之流“代表中央”郑重地斥责自己的“积极派”[20]，并以开除他们的党籍相威胁（永远不过是威胁！）。但这丝毫没有消除下述事实：这个“积极派”是孟什维克中最有力量的人，他们藏在孟什维克后面，干着他们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式的勾当。沃尔斯基之流斥责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之流，但这毫不妨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比沃尔斯基更有力量，毫不妨害切尔诺夫说：“我们现在不推翻布尔什维克，何人何时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能不与反动派即切尔诺夫之流进行任何勾结而“独立地”“进行工作”，但他们实际上也是邓尼金的同盟者和他任意摆布的小卒，正象死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一样，这位前任司令由于“思想”原因曾向捷克斯洛伐克军[21]和高尔察克开放战线。 马尔托夫和沃尔斯基之流自以为“高于”交战双方，自以为能够建立“第三种势力”。 这个愿望即使是真诚的，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从1848年到现在，70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一基本常识：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存在任何第三种专政。马尔托夫之流大概至死也不会放弃这种幻想。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要记住，在实践中，这班人总不免今天倒向邓尼金，明天倒向布尔什维克。而我们今天就该按今天的情况办事。 我们的任务是直接提出问题。怎样做才更好呢？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人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中“起来”（有的用武器，有的搞阴谋，有的鼓动反对动员，如参加孟什维克组织的印刷工人或铁路员工那样，等等）反对苏维埃政权即拥护邓尼金的几百个叛乱分子一律逮捕，关进牢狱甚至枪毙呢，还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把几万工人和农民斩尽杀绝，一律枪毙，一律打死？作出抉择并不困难。 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 谁要是至今还不了解这一点，谁要是只会哭诉这样的决定“不公正”，那就不要理睬他，让他去受公众的嘲笑和羞辱好啦。 动员全民参战苏维埃共和国是被世界资本包围的要塞。只有那些积极参加战争并尽力帮助我们的人，才有权把这个要塞作为躲避高尔察克的避难所，才有权在其中居住。因此，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动员全民参战，有的去直接作战，有的去参加配合作战的各种辅助工作。 要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理想的组织。既然我们的国家组织还很不完善（如果考虑到它还年轻，还是新事物，它的发展遇到特殊的困难，那就不足为奇了），要想大张旗鼓地立即着手彻底实现或者哪怕很广泛地实现这个目标，那是极有害的不切实际的组织计划。 不过，为了接近这个理想，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党的工作者和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创举”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同志们注意就够了。没有必要作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或规定。 我们只是指出，那些最接近苏维埃政权而通常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例如“左派”孟什维克之类的某些人，最爱对扣押人质这种在他们看来是“野蛮的”手段表示愤慨。 让他们去愤慨吧，但不这样就不能进行战争，而且在危险激增的情况下，从各方面来说都必须经常大量地使用这种手段。例如，孟什维克的或卖身投靠的印刷工人，铁路“管理人员”和暗中搞投机活动的铁路员工，富农，城市（和乡村）的有产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对抗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工作往往采取极端罪恶、极端无耻的冷漠态度，并进而实行怠工。应该开列这类人的名单（或强迫他们自己编成连环保小组），不仅要他们去挖战壕，象有时做的那样，而且要他们从各方面给红军以各种物质帮助。 如果我们更广泛、更多方面、更巧妙地运用这种办法，红军战士的田地就会耕种得好些，红军战士的食品、烟草以及其他必需品就会供给得好些，成千上万的工农因某些阴谋事件等等遭到死亡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共产党员，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立即在最近几个月内空前地紧张地行动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既然饥饿和疲惫的莫斯科铁路员工，不分技工和粗工，能够为了战胜高尔察克，在彻底战胜高尔察克以前一直坚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每个星期无报酬地做几小时的工作，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比平时高许多倍的劳动生产率，那也就证明，我们还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应当做出很多的事情。 那时我们一定会胜利。
注释： [18]《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文是根据1919年7月3—4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系列决议而写的，这次会议讨论了苏维埃俄国因协约国发动新的进攻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鉴于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俄共（布）中央决定把它作为党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加以公布。文件由俄共（布）中央签署，发表于1919年7月9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第4期，并在当年出版了单行本。——40。 [19]复兴会即俄罗斯复兴会，是以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反革命组织，1918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加入该会的有人民社会党人尼·瓦·柴可夫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伊·伊·布纳柯夫－丰达明斯基，立宪民主党人Н．И阿斯特罗夫、尼·米·基什金、德·伊·沙霍夫斯科伊以及一些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谢·彼·梅利古诺夫教授。该会在彼得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等地设有分会。1918年该会参与组织了俄国北部、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反苏维埃暴动。1919年4月，复兴会加入反革命的“战术中心”。1920年2月，“战术中心”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彻底粉碎。——51。 [20]“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55。 [21]捷克斯洛伐克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军队，共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