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3卷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64]
（1922年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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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词
（3月27日）
同志们！我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宣布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同志们！我们已有整整一年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入侵的惊扰，至少没有受到最直接的武装干涉和入侵的惊扰，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代表大会还是第一次。这一年里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把我们的力量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主要的、基本的任务上。
在这方面，我们无疑才走了头几步。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相当冷静地估计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敢于正视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现实，那么所有的困难，所有现在才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够克服。
过去一年我们所遭受的灾难，恐怕要比以往年份更严重。
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家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的全部后果好象都凑在一起了，又是饥荒，又是最严重的经济破坏，一下子都落到了我们头上。这些灾难现在还远未克服。而且我们谁也没有指望这些灾难能够迅速克服。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和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只要我们能够象过去那样成功地摆脱国际方面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全力以赴去完成目前形势下必然产生的任务，那就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世界发展，虽然远不如我们某些用战时和结束战争时的速度来衡量它的人所期望的那样迅速，但毕竟在扎实、稳步、广泛、深入地发展着。现在除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有了共产党，只要我们同各国共产党合作，善于冷静地估计自己的状况，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困难。
载于1922年3月28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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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27日）
（鼓掌）同志们！请允许我这次作中央的政治报告，不从年初开始，而从年终谈起。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热那亚会议。不过我们的报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我在3月6日的讲话中，在这个已经发表的讲话中也谈了对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看法［注：见本卷第2—8页。——编者注］，所以，如果你们不特别要求我说明某些细节，那就请允许我不详细谈这个问题了。
关于热那亚会议，你们大体上都已经了解了，因为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用了很多篇幅，依我看，甚至是太多了，却忽视了我国整个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真正的、实际的和迫切的需要。在欧洲，当然，是在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很喜欢在头脑里装满或者说塞满有关热那亚问题的种种无聊的议论。而这一次（当然还不仅这一次）我们却仿效他们，而且仿效得太过分了。
应当指出，我们中央已经十分精心地设法组成一个有我国优秀外交家参加的代表团（现在我们已有相当数量的苏维埃外交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初期不同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给我国去热那亚的外交家拟定了十分详细的指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草拟这些指示，而且反复讨论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9—401、409—411、412—413、436—438页；本卷第34—39、65—66页。——编者注］。不言而喻，这里的问题，我虽然不说它是个军事问题，因为军事这个词会引起误解，但至少这是一个竞赛问题。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比其他派别强大得多的派别，正在想破坏热那亚会议。也有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会议并设法使它开成的一些派别。现在这后一种派别占了上风。最后，在资产阶级国家阵营里，还有一种可以叫作和平主义的派别，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也应算在内。这是一个试图捍卫住一系列和平主义建议、制定出某种类似和平主义的政策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这种和平主义是有明确看法的，这里完全用不着加以阐述。显然，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我们再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虽然是在不大的程度上。
我们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就是个蹩脚的商人。
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热那亚会议一定成功。作这样的保证是可笑的、荒谬的。我应当说明，在对目前热那亚的各种可能性作最冷静最谨慎的估量之后，我还是认为，我们能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这样说并不夸大。
如果我们那里的对话者很识时务，不过分固执，那就通过热那亚会议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要固执到底，那就绕过热那亚会议。但我们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既然存在这种利益，那么，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放心。我不能担保用多少时日，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往来中断的可能性如何，这一点我到下面有关部分再谈，不过我想，关于热那亚问题可以讲到这里为止。
不用说，那些希望更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看了报上公布的代表团名单还不满足的同志，可以选出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小组来了解中央的所有材料、信件和指示。当然，我们所拟定的细节是假设性的，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谁会出席这次热那亚会议，会提出哪些条件，是先决条件还是附带条件。在这里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是极不适当的，我认为，甚至是实际上办不到的。再说一遍，代表大会完全可以通过小组或委员会收集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已经公布的和中央拥有的各种文件。
我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我相信，我们最大的困难不在这个问题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这个问题上。欧洲资产阶级报刊故意吹嘘和存心夸大这次会议的意义，欺骗劳动群众（在所有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和共和国里，十分之九的资产阶级报刊总是这样做的）。我们受了一点这种报刊的影响。我们的报纸仍旧受着资产阶级的老习惯的影响，不想转上新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因此我们小题大做，掀起了不必要的喧嚷。其实，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经历过1917年以来的严酷岁月、见过自那以后各种严重的政治局面的共产党人说来，热那亚会议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我不记得，不仅中央而且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意见分歧或争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共产党人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尽管他们中间有各种微小的差异。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以商人身分去热那亚的，是为了寻求发展贸易的最有利的形式，这种贸易已经开始，正在进行，即使有人能强行使之中断一个时期，但过后它必然还会发展起来。
因此，关于热那亚会议就简短地说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我认为是过去一年和今后一年中的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或者说，至少我的习惯是如此），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报告年度内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应当指出报告年度内有哪些主要的、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的政策，从过去一年里学到一点东西。
主要问题当然是新经济政策。整个报告年度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标志下度过的。如果说我们这一年取得了什么重大的和不可剥夺的成就（对这一点我还不那么深信无疑），那也不过是从开始实行这个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学到的东西不多，可是我们这一年确实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我们是否真正学会以及学会了多少，这大概就要由后来发生的很少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来检验，比如由当前面临的财政危机来检验。我觉得，在我国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主要应当注意如下三点，这是讨论如何吸取上一年的经验、如何为下一年提供实际教训的基础。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前一时期，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主要放在或者说几乎都放在抵抗入侵的任务上，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考虑这种结合，还顾不上这一点。那时我们刻不容缓的万分紧急的任务，是如何防止立刻被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扼杀的危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这种结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次代表大会[65]完全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决定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应当承认，一般说来我们党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以不同观点来估计形势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由于军事事态的发展，由于政治事态的发展，由于旧的文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在我国还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至少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的时候，首先在资本主义旧世界打开一个缺口。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小个体经济。我们把我们制定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从整体上说，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犯了一些无法避免的错误。总的说来，农民群众看到并且懂得，为了保卫工农政权不被地主推翻，为了不致被可能夺走全部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入侵所扼杀，他们肩负起这些重担是必要的。但当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这一点我们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在新经济政策势在必行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摇摆。
看看国外俄国各党派大量出版的报刊对我们这个决定的各种评价，真觉得好笑。这些评价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现在还一再说左派共产主义者至今仍在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在1921年回忆着1918年的事情，回忆连我们这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自己都已忘记的事情[66]，他们至今还在反复唠叨这一点，硬说这些布尔什维克自然是狡猾撒谎之徒，说他们向欧洲隐瞒内部的意见分歧。读到这些话，心里就会想：就让他们执迷不悟吧！既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持这种看法，那就可以根据这点看出这些现在逃往国外的似乎极有教养的旧人物的认识程度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实际必要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我们试着建立的新经济并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我们只是开始寻求这种结合。我们的报刊现在还常常到处探寻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但是找的不是地方，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
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执己见，认为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任何根据。
我们一开头就说过，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主要的是应该善于清醒地看出在什么地方犯了这样的错误，接着一切从头做起。既然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地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那这正说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现在主要是要正确地吸取过去一年的经验。应该这样做，我们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们想务必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想做到这一点，而且一定会做到！），那就应该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建立这种结合。一切都应当服从于这种打算。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
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要一次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把它组织得能使我们在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农民是能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求摆脱贫困，而且是会怎么干就怎么干，决不卖弄聪明（因为他们要摆脱惨遭饿死的直接威胁，哪里还顾得上卖弄聪明呢？）。
要让人看到这种结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让全体人民看到它，让全体农民群众都看到，他们现在空前破产、空前贫穷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同人们为了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工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要做到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了解，他的境况得到了某种改善，而且这种改善与地主当政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少数农民境况的改善不同，那时每一点改善（改善无疑是有的，甚至很大）都是同对庄稼人的讥笑、侮辱和嘲弄分不开的，是同对群众的暴行分不开的，这一点俄国哪个农民也没有忘记，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目的是恢复这种结合，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这是我们过去一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教训，也可以说是我们下一年度的主要政治准则。农民是在贷款给我们，他们有了过去的经历，当然不会不给。农民大都同意这样做：“好，既然你们不会，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也许你们会学会的。”但是这种贷款不会是取之不尽的。
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借了钱总得抓紧学。要知道，农民国家不再贷款给我们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最敬爱的执政者，时间虽然拖延了好几个月、好几年，但你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帮助我们摆脱贫困、饥饿和破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办法。你们学会了，你们已经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受的一次考试，归根到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命运。
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眼前要做的事情呢？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否有点用处呢？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在退却之后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一道前进，虽然缓慢百倍，却能坚定地稳步前进，使他们随时看到我们毕竟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我们。第一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应当直率地说清楚的。但我深信（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十分明确肯定地作出这个结论），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危险，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第二个是较为局部的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合营公司——关于合营公司我下面还要略微谈一谈——这些公司也和我们的全部国营商业以及整个新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我们共产党人运用商业方法，资本主义方法的表现。这些公司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办法和我们的办法进行实际竞赛。请作实际的比较吧！我们过去写了纲领，许了诺言。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没有纲领和诺言就不能发动世界革命。如果白卫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内，为这一点骂我们，那只说明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社会党人根本不懂得革命是怎样发展的。不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无从着手。
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不过不是通过那些正在由共产党员建立的监察机关来检查，虽然这些监察机关非常好，虽然在苏维埃机关系统中，在党的机关系统中都设有这种监察机关，虽然它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的监察机关，这种检查从农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看来是可笑的，但从我们的建设来看决不可笑。我们现在正在建立这些监察机关，但我这里说的不是这种检查，而是一种着眼于民众经济的检查。
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他们做法恶劣，象强盗那样行事，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知道。
“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这就是去年春天听到的，并不总是听得很清楚的一种议论，而这种议论说出了去年春天整个危机的内在原因。“你们这些人倒是很好，可就是不会干你们所抓的事务，经济事务。”这就是去年农民以及一些工人阶层通过农民对共产党提出的最朴实、最致命的批评。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这条老早就有的论点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就在这里。
检查必须是真正的检查。旁边资本家在活动，在抢劫，在攫取利润，但他们有这种本领。而你们呢，你们试行新的一套，你们没有利润，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的，你们简直象圣人，真可以活着升天堂，但是，你们会不会办事呢？这需要检查，需要真正的检查，但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和提出指责，再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处分的那种检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一种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真正的检查。
共产党人得到的贷款比任何其他政府多，而且可以一再延期归还。当然，共产党人曾帮助农民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农民很珍视这一点，所以才答应延期还债，但总有一定的期限。接着就要检查了：你们是不是会经营得不亚于别人？旧日的资本家会经营，你们却不会。
这就是第一个教训，中央政治报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一年来已经证明了的。我真想能举出几个国营托拉斯［注：原文为“гострест”，并不是地道的俄语词。——编者注］（如果用这种曾受到屠格涅夫如此赞扬的优美的俄罗斯语言来说）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不会经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生病，我不能很好地准备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能根据自己对现状的观察谈一些看法。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全体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会经营，让我们从头学起，那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依我看，这就是主要的根本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谁这样想，谁就是无知的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也许学一下就会懂得的。不，对不起，问题不在于农民和非党工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而在于需要阐发纲领、号召人民实现这一伟大纲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证明，你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有本事实际帮助工人和庄稼汉的经济，让他们看到你们能在竞赛中取胜。
我们开始设立的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外国的私人资本家参加，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常展开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表明并且学会，我们能够不比资本家逊色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就在农民目前这种十分愚昧的情况下（因为要在短期内使农民改观是不可能的），也能帮助他们前进。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我们这里纯政治的问题和困难，要多少有多少。这你们都知道，又有热那亚会议，又有武装干涉危险。困难很大，但是同上述困难比起来，它们全都微不足道。在那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怎么办，在那方面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领教过资产阶级的外交。这套玩意孟什维克已经教了我们15年，也教会了我们一些有益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并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你看，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而是去争论：如果你们需要弄到什么东西，把交易做好，建筑得好，那可以由我来办，价钱虽然贵，可是让共产党人来办也许更贵，甚至贵上10倍。这种宣传反映了现在问题的本质，经济的根基也就在这里。
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获得了人民的贷款，并且可以延期偿还，如果用新经济政策的用语来说，这叫作期票，但这些期票并没有写明期限，至于什么时候要求兑现，从票面上是看不出的。危险就在这里，这些政治期票和普通商业期票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用了不起的俄罗斯语言来说，就是комчванство。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即使没有40座金字塔[67]，也有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看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他这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
同志们，哪怕我们能改变一下不知道自己不懂行这种状况，那也是一个极大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们应该带着这种信念回去：我们不懂这一行，我们要从头学起。我们毕竟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说，甚至不是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始了，碰壁了，从头再来——哪怕反复重做十次，但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认为你是共产党员，那是非党店员，也许还是白卫分子，甚至确实是个白卫分子，但他却会办经济上非办到不可的事，而你却不会。如果你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有成百个官衔和称号，又有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勋章”，只要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是可以学会的。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没有意识到，没有使全体共产党员普遍相信，现在我们俄国最忠诚的负责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应当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场重大的竞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克服我国政治经济困难的途径和办法。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是，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各种途径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了。请允许或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通过这次考试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本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吸取这个简单的教训，把它当作我们在整个1922年的行动指南，那我们就连这个困难也能战胜，虽然这个困难要比以前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这个困难在我们本身。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敌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识我们非接受不可的不愉快的现实，也不愿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我看，这是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补充的教训，是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教训。可惜，布哈林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本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68]不过还是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说吧。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如果象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综观一下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谈到点子上。
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种种政治上的优先权，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你们记得，我们是从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开始这项工作的）。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基本的一点，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
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象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其余的一切对于他们，对于这个阵营，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的一切，他们是可以迁就的。你们共产党员，你们工人，你们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告子，你们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你们的意志来行动。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应该在这个基本领域从头学起，而只有当我们完全领会到和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担保说，我们能够学会这点。
现在我来谈谈停止退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谈过了。［注：见本卷第8—15页。——编者注］从那时起，无论在党的报刊上，在同志们的私人来信中，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我都没有听到过任何反对意见。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报告提纲，提纲要求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所做的报告中突出强调停止退却，并请求代表大会代表全党作出相应的必须执行的指令。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我们已经到达新的地点，总的说来，我们的退却总算进行得比较有秩序。不错，从各方面听到过不少想使这次退却陷入慌乱的喊叫声。有些人说，你们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退得不对，例如，那个叫作“工人反对派”[69]（我认为他们这个名称取错了）的集团中某些代表就是这样。由于热心过头，他们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70]这一点现在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活动不是在纠正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散布惊慌情绪，妨害有纪律地退却。
退却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已经习惯于进攻的革命家，尤其是在他们几年来习惯于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各国革命家一心向往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象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71]也许我现在已经很难体会西欧人的这种心理了，尽管我在这些美好的民主国家侨居过好多年。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实在难于理解，只好放声大哭。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我们明白，正因为我们许多年来这样胜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而且是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为了巩固这种进攻，我们在取得这么多的战果之后完全有必要实行退却。我们不能保持住迅速夺得的全部阵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依靠工农蓬勃的热情迅速取得了无数的胜利，我们才有这么宽广的地盘，使我们可以退得很远，甚至现在还可以退得很远，而丝毫不会丧失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虽然惊慌失措的喊叫，其中包括“工人反对派”的喊叫（他们最大的害处也就在这里！），使我们这里发生过局部的偏差，即违反纪律，不能正常地退却，但是总的说来，退却是相当有秩序的。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假如全军（我打个比方）在撤退，那就不会有全军前进时的那种情绪。这时处处都会看到某种沮丧的情绪。我们甚至有过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诗作。
可以理解，这是退却造成的。正是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即使维持不了纪律，大家也会自动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清楚、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看见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常的退却发生混乱，就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
当我们实行空前困难的退却的时候，当全部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秩序的时候，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不仅对于我们党内的某些事情应该如此，而且对于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所有先生们更应该如此。
前几天我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读到了拉科西同志的一篇评论奥托·鲍威尔新著的文章，[72]我们大家过去曾向鲍威尔请教过，但是，他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了可怜的市侩。他现在写道：“看，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直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在宣传这些东西，听到我们说要枪毙进行这种宣传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感到惊异，然而问题很清楚，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百倍，因为在进攻时大家都拼命向前冲。可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开始拼命向后逃，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
正是在这种关头，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孟什维克说：“你们现在在退却，而我一直主张退却，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我是你们的人，让我们一块退却吧！”那我们就要这样回答他们：“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说：“这些人的独裁作风有多厉害！”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我们所以要惩办孟什维克，是因为他们在日内瓦同我们吵过架[73]。如果我们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政权大概连两个月也保持不住。其实，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这种说教反映了他们的本性：“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我说停止退却，我讲这话的意思决不是指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我讲的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那种追求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诚然，这种公司还很少。在我们这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成立9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委员会[74]批准了6个，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特别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现在由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17个了（当然，由于我们各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数量还不多。这个小小的却又是实际的开端表明，对共产党人已作出评价，根据他们的实践作出评价，而且作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尽管如此，当这些机关考查共产党员时……你们瞧，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权威的。（笑声）而当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同共产党人一起办合营公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总算会办一些事情了，尽管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作为一个开端我们毕竟取得了一点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很充沛）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而一年来还只办了17个合营公司。
这一点证明，我们是多么不灵活、多么笨拙，证明我们还有多少奥勃洛摩夫习气，为此我们一定还要挨打。但我再说一遍，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侦察工作已经完成。如果资本家连起码的活动条件都没有，他们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一小部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
当然，他们还会在合营公司内部揍我们，会把我们揍得几年以后才明白过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说这就是胜利，这只是一种侦察，它表明我们已经有了活动场所，有了一块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停止退却了。
侦察探明，同资本家签订的合同并不多，但毕竟是签订了。这方面还应该继续学习，继续进行活动。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中止神经过敏、大喊大叫和无谓奔忙的时候了。人们纷纷写条子和打电话来问：“既然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这里能不能也改组一下？”大家都在无谓奔忙，杂乱无章；谁都不做实际工作，却去议论怎样适应新经济政策，结果是一无所成。
商人们却在嘲笑共产党人，大概还会说：“过去有过劝说司令，[75]现在又出了空谈司令。”资本家挖苦我们，我们动手迟了，错过了机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提议，要用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这个指令。
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样板已经有了，虽然为数甚少。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不要再卖弄聪明、高谈阔论了！诗，让诗人去写好了，这是他们诗人的事。但是，经济工作者，请不要再侈谈新经济政策了，请你们更多地建立这种合营公司，查一下善于同资本家竞赛的共产党员有多少。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这就是代表大会应当作出的指令，这个指令应当结束忙乱现象。安静点吧，不要自作聪明，这是有害的。需要在实践上证明，你工作得并不比资本家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那时，普通农民就会看到，我们在帮助他；那时，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虽然这种步子要慢百倍，却稳当可靠百万倍。
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所以用这种那种形式把这个口号变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路标转换派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你们知道，他们是俄国流亡者中的一种派别，一种社会政治派别，领导这一派别的是立宪民主党的一些著名人士，前高尔察克政府的一些部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俄罗斯国家，因此应当跟这个政权走。路标转换派议论说：“但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家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他们有些人装作共产党人的样子，但是也有比较坦率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好象在高尔察克手下当过部长。他不同意他的伙伴们的意见，他说：“关于共产主义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行，而我断定，这并不是他们的策略，而是演变。”我认为，乌斯特里亚洛夫这种直言不讳的声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комвранъё”，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听得简直恶心死了。最近到了一期《路标转换》杂志，它不说这种共产主义谎言，而是直率地说：“你们那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不过是你们的想象而已，其实，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子罢了。”这话很有好处，因为我们从这些话里看到的，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在我们周围经常听到的话，而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阶级真话了。看看这种东西是很有益的，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由于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通常都这样写而不许有另一种写法，而是由于这确实是阶级敌人粗鲁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乌斯特里亚洛夫虽然是立宪民主党人、资产者，支持过武装干涉，但现在他却说：“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这是很有益的话，我觉得必须予以重视；路标转换派这样写，对我们说来，比起他们中间某些装得很象共产党人的人要好得多，这种人远远看去真假难分——他们也许信仰上帝，也许信仰共产主义革命。无可讳言，这种坦率的敌人是有益的。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应当欢迎路标转换派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现在没有人向我们直接进攻，没有人掐住我们的喉咙。至于明天会怎样，我们还要看看再说，不过今天还没有人拿着武器向我们进攻，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共产主义竞赛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
这里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在处理某个实际问题时，在某个办事机构中，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权力不够。有些人还是这样认为，这些人都无可救药地向后看，而不懂得应该向前看。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不管租赁在某些地方得到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比重总的说来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象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不错，这里似乎可以给人一种印象，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微不足道，可是总比我们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干部高一些，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共产党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巧妙地故意把他们推到前面当作招牌。承认这一点是很不愉快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很愉快的，但我觉得，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看，这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教训，而且1922年的斗争也将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和俄国共产党的负责共产党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管理呢？是否了解他们自以为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一点，那他们当然能学会，因为是可以学会的，但为此就应该学习，可是我们的人不学习。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
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看起来这种竞赛是在所有国家机关中进行的，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在莫斯科各中央机关，从文化上来说斗争也还没有过去。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
我想从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76]中引证一段话。这本小册子是在韦谢贡斯克城（特维尔省有这样一个县城）于俄国苏维埃革命一周年——1918年11月7日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韦谢贡斯克的这位同志看来是个党员。这本书我是很久以前读的，因此不敢担保现在不会引错。他谈到自己怎样着手装备两个苏维埃工厂，怎样吸收两个资产者参加工作，怎样用当时的办法，即以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相威胁做到了这一点。这两个人被吸收参加了恢复工厂的工作。我们知道1918年是怎样吸收资产阶级参加工作的（笑声），所以用不着详细讲，而现在我们正用另一种办法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请看他的结论：“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是多么精彩的话啊。这句精彩的话说明，甚至在韦谢贡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1918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害，给了他致命打击，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100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90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给剥削者以致命打击，使他不能为害，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我关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所说过的话，往往被人只理解成使他们不能为害，痛打他们的双手（也许不光是打他们的手，还打别的地方），给他们致命打击。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1918年韦谢贡斯克的那位同志说这话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是正确地确定了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我们确定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每个国家都在证实我们确定的道路是正确的，但在我们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也应当正确地确定这条道路。确定这条道路不仅靠这一点，还要看有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能不能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农民会说：“你是好人，你保卫了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一直听你的，可是现在你如果不会经营，那就走开吧。”是的，农民会这样说的。
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而有的共产党员自以为我什么都懂，因为我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我打败的不是什么店员，我们在前线打过仗，难道打的是这种人吗——正是这种最常见的情绪在害我们。
我们使剥削者不能为害，痛打并斩断他们的双手，这不过是事情的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要做的。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我们的法院都要做，而且不应当象以前那样软弱无力，要记住，它们是受全世界敌人包围的无产阶级的法院。不过这并不难，我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这方面应当施加点压力，但这是容易做的。
至于胜利的第二部分，即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切实做好经济上非做不可的事情，那就是要找到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满足农民的需要，让农民说：“不管饥饿多么难受，多么痛苦，多么严重，但我看到，尽管对这个政权不习惯，尽管它很特别，但它带来了实际的、确实可以感觉到的好处。”我们必须设法让那些与我们共事的、为数众多的、超过我们许多倍的人这样工作，使我们能够观察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手做一些有益于共产主义的事情。目前形势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还只有个别共产党员懂得和看到这一点，而广大党员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已写过多少通告，说过多少话，可是一年来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在我们100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5个也没有。看，我们是多么严重地落后于当前的迫切需要，我们是多么厉害地保持着1918年和1919年的传统。那是伟大的年代，那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如果只回头看这些年代，而看不到目前面临的任务，那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必定自取灭亡。而整个症结就在于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一点。
现在我想举两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我们管理工作搞得怎样。我已经说过，比较正确的做法是拿一个国营托拉斯来做例子。但是请原谅，我不能用这种正确的方法，因为这样至少需要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个国营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没有可能作这种研究，因此我只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控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官僚主义，另一个是顿巴斯地区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不很恰当，但是，我举不出更好的例子。不过用这个例子也能说明我的基本意思。你们从报上都知道，最近几个月来我不能直接处理事务，我没有到人民委员会去工作，也没有到中央委员会去。我偶尔来莫斯科稍事逗留，就发觉许多人愤慨地激烈地埋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不好，办事拖拉，对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既然怨言变得特别激烈，我就试一试把事情搞清楚，抓住一件具体的事情，哪怕来一次寻根究底，看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架机器为什么不转。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购买罐头食品。为这件事来了一个法国公民。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得到协约国领导者的同意，或得到彭加勒以及其他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核准而为国际政治服务（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热那亚会议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但事实是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参加了这笔生意，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莫斯科，出售了罐头。莫斯科正在挨饿，到夏天挨饿的情况会更严重，肉类没有运来，并且从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尽人皆知的素质来看，大概也运不来。
他们卖肉罐头（当然是指不完全变质的罐头，这以后会检查出来），换取苏维埃货币。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可是，如果按苏维埃方式认真地考虑一下，那就决不那么简单了。我没有可能直接查问这件事，但组织过调查，现在我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这一著名事件的发展经过。事情是这样开始的：2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是可取的。当然，不通过俄共中央政治局，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你瞧，不通过中央政治局，这4700名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调查统计的数字[77]）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加米涅夫同志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所以并不过分指靠大批负责工作人员，一开始就用了擒牛抓角的办法，当然擒的不是牛，而是政治局，他一下子就得到一项决议（我没听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辩论）：“请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从国外进口食品是可取的，并请注意关税”等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了这一点。事情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是2月11日的事。我记得，我到莫斯科是在2月底或在这前后，我一来就听到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哭诉，简直是绝望的哭诉。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根本无法买下食品。为什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办事拖拉。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时也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政治局已经作出一项决定，所以只对办公厅主任说，调查一下，把文件找来给我看看。克拉辛来后，加米涅夫和他谈了谈，这件事情才有了结果，事情办妥了，我们买来了罐头。结果好就一切都好。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于商量办事，能够正确确定俄共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线，对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商业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决定，那我们就会是世界上较优秀的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不能每一笔交易都把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拉来——克拉辛正忙于热那亚会议前夕的外交事务，要进行极度紧张的工作，不能拉这些同志来管购买法国公民的罐头事宜。不能这样工作。这里说不上新，说不上经济，也说不上政策，而简直是开玩笑。现在我有这件事情的调查材料。我甚至有两份调查材料：一份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和他的助理米罗什尼科夫的，另一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为什么注意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也不大相信这样做是对的，但这点我不打算讲了，因为我怕又要来一次调查。重要的是材料已经收集到，现在就在我手头。
我在2月底回到莫斯科就听到一片哭诉，说“无法买下罐头”，而轮船就停在利巴瓦，罐头就在船上，人家甚至同意我们用苏维埃货币购买真正的罐头！（笑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如果这些罐头没有完全变质（这里我要强调“如果”，因为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到时不会再派人作第二次调查，不过结果如何，只好留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说了）——如果罐头没有变质，已经买到手，那我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事没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动不了吗？从我手头的调查材料中看到，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把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骂跑了。在这份调查材料中我还看到，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对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以后没有公证人在场，我就不同你谈话。”看了这件事的经过，我想起25年前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我当律师的情景。那时我是个地下律师，因为我是个行政流放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案件。最困难的是弄清问题所在。有一次来了一个村妇，当然从她的亲戚如何如何讲起，可是怎么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把状纸的副本拿来。”她谈她的白母牛。对她说：“去把副本拿来。”她就边走边说：“没有副本，白母牛的事就不爱听啦。”此后我们流放者说起这个副本就好笑。但是，我仍旧使情况有了一些改进，上我这里来的人都带着副本，这就可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为什么控告，有什么冤屈。这是25年前在西伯利亚的事，那个地方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几百俄里。
但是，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要政治局发指令呢？缺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那里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
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我认为，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你们知道，他们是不可侵犯的，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把莫斯科有关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关押6小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关押36小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61—462页。——编者注］而现在一个有罪的人也没有找到。（笑声）其实从以上所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罪的人是找不到的。这无非是常见的俄国知识分子不会办实事的积习——手忙脚乱，毫无章法。他们先是东奔西跑，贸然从事，然后再动脑筋，而在事情办不成时，就跑去向加米涅夫诉苦，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当然，一切困难的国务问题是需要提到政治局去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但是，遇事应该先动脑筋，后动手。如果你要办事，请务必带着文件去办。你可以先发一份电报，在莫斯科还有电话，可以给有关机关打一个电话，把电话稿副本送交瞿鲁巴，说清楚：我认为这笔交易很紧急，如果拖延，我是要追究的。应当想到这一起码的文明作风，处理事情要考虑周到。如果问题不能靠行一个电话，在一两分钟内一下子解决，那你就拿着文件，随身带着，告诉对方：“你要拖拉的话，我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可是并没有这样做，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毫无准备，和照惯常一样忙乱一气，成立几个委员会，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吃苦生病，而事情直到加米涅夫同克拉辛接头后才得以进展。这是典型的事例。这种事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而且在所有独立共和国的首都，在某些州的首府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一般城市更是屡见不鲜，甚至严重百倍。
在我们的斗争中应当记住，共产党员需要深思熟虑。关于革命斗争，关于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情况，他们可以对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摆脱极端的贫困，需要深思熟虑，需要有文化，办事能井井有条。这些他们却不会。如果我们责备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他们办事不认真，那是不对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沙皇制度崩溃前或在革命胜利后，都证明自己忠于革命，真是舍生忘死。如果从这方面找原因，那就根本错了。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采取文明的办法，必须懂得这是国家事务、商业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对办事拖拉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院。在莫斯科我们有无产阶级法院，法院应当传讯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摆着几万普特的罐头不买。我想，无产阶级法院是知道怎样治罪的，但是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谁都不会办事，谁都不了解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国家事务。一切白卫分子和怠工者就利用这一点。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同怠工者作过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摆在日程上；还有怠工者，必须同他们作斗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象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难道可以同他们进行斗争吗？这种情况比任何怠工都更有害，怠工者不需要别的，只要看到两个共产党员彼此争论应该什么时候提到政治局去以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这就有空子好钻了。要是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怠工者支持其中的一个共产党员，或者对双方轮流加以支持，那就完了。事情就永远完蛋了。是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因为两个负责的共产党员，两个忠诚的革命家，在争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争论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
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想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我想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顿巴斯。你们知道，这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中心，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恢复顿巴斯，不把它恢复到应有的水平，那就根本谈不上恢复俄国大工业，也谈不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个地区并没有把琐碎问题毫无道理地荒谬可笑地提到政治局来，那里提出的是真正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应当密切关注我们整个经济真正的中心、基地和基础，使那里确实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那里在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都是些不仅绝对忠诚而且确实是有学识有才干的人，甚至说他们有才华也错不了，因此中央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乌克兰是个独立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它在党的关系上有时——怎么说得客气一点呢？——采取躲避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找到他们头上，因为那里管事的人很狡猾，而乌克兰中央，不说是在欺骗我们，也总是同我们有点疏远。为了弄清这全部情况，我们这里的中央委员会研究过，发现有摩擦和意见分歧。那里有个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当然，在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同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之间有激烈的摩擦。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还算有些经验，一致决定不撤换领导班子，如果发生摩擦，就向我们报告，甚至可以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地区的人不仅忠诚，而且能干，应当尽力支持他们，假如他们还没有学会工作，那就应当让他们学会。结果，乌克兰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我不知道会上的情况，只知道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问过乌克兰的同志，还特地问过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中央委员会还责成他到那里去了解情况。看来，那里有人捣鬼，事情乱成一团，就是让党史委员会来研究，十年也搞不清楚。实际结果是，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这一班人被另一班人取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根本上说，这班人中间有些人虽然具有各种良好的品质，却犯了某种错误。他们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78]在那里我们是同工人打交道。谈到“工人”，常常以为指的就是工厂无产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
要善于正确地安排工作，使工作不落后，能及时解决所发生的摩擦，不要使行政管理脱离政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靠的是整个先锋队保持同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同全体农民群众的联系。如果有人忘了这些小轮子，而只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顿巴斯工作人员所犯的错误，同我们其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中央委员会曾一致要求：“留下这班人，即使是些小冲突，也提到我们中央来解决，因为顿巴斯不是无关紧要的地区，没有它，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可是实际表明，我们的全部政治权力和中央的整个威信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次当然是犯了滥用行政手段的错误，同时也犯了一大堆别的错误。
这个例子说明，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会管理，会正确安排人员，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被打断。我们没有这种本领，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我认为，谈到我国革命和估计我国革命的命运时，我们应当严格区分出哪些革命任务已经彻底完成，已经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成果载入了摆脱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转折的史册。我国革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业。当然，可以让孟什维克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奥托·鲍威尔去叫喊“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革命”，可是我们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正如一家白卫分子的刊物所说的，我国的国家机关有400年的积粪，而我们用4年工夫就清除干净了——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功绩。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不但在我国，甚至在先进的文明的德国，都不能把中世纪的积粪清除干净。而他们却指责我们的最伟大的功绩。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不可抹杀的功绩。
现在可以闻到战争的气息。一些工会，例如改良主义工会，已通过反对战争的决议，并威胁说，要用罢工来反对战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久前我看见报上有一则电讯说，在法国议院中，有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发表了反战演说，[79]他指出，工人宁愿起义，不愿战争。现在不应当象我们在1912年公布巴塞尔宣言[80]时那样来提问题。只有俄国革命才指明了怎样才能摆脱战争，这要费多大的气力，用革命手段摆脱反动战争意味着什么。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解决所有这类性质的问题时，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过去有几千万人被屠杀了，现在还会遭到屠杀。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用不是为哪一个政府效劳而是推翻它们的革命手段摆脱了反动战争，这就是俄国人民，是俄国革命使他们摆脱了战争。俄国革命的成果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去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苏维埃国家已经建立这一事实。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台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发明出来了。就算头一台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火车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受苦受难，就让它们宣传去吧，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还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共产党的代表来说，这还只是打开了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点做到了没有呢？没有，还没有做到。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些共产党人以为已经有了这种基础，这是极其错误的。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我们还做得很不好，哪些还没有建立起来，哪些还要多次重新做起。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革命的俄国摆脱了战争。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注意到了人民的基本要求，因而保证了我们多年的胜利。人民感觉到，农民看到，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士兵也都十分明白，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不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
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武装抵抗。当时称雄世界的协约国向我们进攻，要扼杀我们，因此用不着进行宣传，任何一个非党农民都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主来了。共产党员能同他们作斗争。这就是大多数农民拥护共产党员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原因。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纪律。“工人反对派”说：“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主动性应当表现在有秩序退却和严格遵守纪律上。谁要是稍微发出点惊慌的声调或破坏纪律，他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同那些习惯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认为任何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们一起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秩序，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持秩序。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
目前的关键，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结论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所有这些谈论都是徒劳无益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我们有人开始忙乱起来，又是改组机构，又是建立新机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我们得出了结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一个习惯于反对抓小事、反对单纯文化工作的革命家，是难以领会这一点的。但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对此在政治上应当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前进得太远了，所以不能而且也不应保持所有的阵地了。
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境况近年来有极大的改善。我们争得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共产国际每天从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的消息都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在实际工作方面情况却是这样：共产党员如果不能给农民群众实际的帮助，农民群众就不会支持他们。注意力不应集中在立法、颁布更好的法令等等上面。我们有一个阶段把法令当作宣传的形式。人们嘲笑我们，说布尔什维克不知道人们并不执行他们的法令；所有白卫分子的报刊也充满了这种嘲笑，但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他们告诉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说：我们想这样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法令，请试试看吧！我们用法令的形式把我们的政策设想迅速告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结果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这是革命初期必然经过的阶段，不然我们就不会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只会充当尾巴。不然所有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现在再有人下命令来设立和改组什么机构，工人农民就要嘲笑了。现在普通的工人农民对这点已不感兴趣，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你，共产党员，现在不应当向人民宣传这一套。虽然我们这些坐在国家机关里的人总是埋头于这种琐事，但是该抓的不是链条上的这一环节，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实际检查。这是一种平凡的小任务，是些小事情，可是我们在最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必须与资本主义成分并存，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报上所说的全是些政治高调，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在于决议，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改组。这些只要对我们有必要，我们会做的，但决不要向人民灌输这些东西，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这才是人民所重视的。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有改善，而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我们不能实行直接的共产主义分配。要这样做，我们的工厂和设备都不够。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商业来供给，而且要做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这就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虽然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它，但是每天都有发生的可能。我们确实应当时刻戒备，并且为了加强红军，我们应当作某些重大牺牲，当然也要严格规定牺牲的限度。我们面对着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它不过是在寻找扼杀我们的方式。而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罢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如此。
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危机正在逼近。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听有关财政政策问题的报告。如果危机太厉害、太严重，有许多事情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调整，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某一点上。如果危机不过于严重，那甚至还可能有好处，因为它会把所有国营托拉斯中的共产党员清洗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做这件事。财政危机能清理我们的机关和企业，其中不中用的会首先垮台。不过不要忘记，不能把垮台都归咎于专家，说什么负责的共产党员都很好，他们在前线打过仗，工作一贯很好。所以财政危机要是不过分严重，那么从中还可能得到好处，它不会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或中央审查委员会[81]那样进行清洗，而是对经济机关中的全体负责共产党员来一次认真的清洗。
第三个条件是要在这期间不犯政治错误。当然，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如果不犯这种可悲的错误，那最近的关键就不在于法令，也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机构的组织——这些事将根据需要由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机构来做，而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学到东西，收到实际成效，那我们就能再次克服一切困难。
最后，我要谈谈我们苏维埃机关，苏维埃各高级机构以及党同它们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际方面。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转动了，为了保持这种联系，加米涅夫就不得不加倍地工作。由于近期我未必能回来工作，全部希望就寄托在现在还有两位副主席这一点上，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过的瞿鲁巴同志，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得非常干净的李可夫同志。原来连德国皇帝威廉对我们也很有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有个外科医生，这个医生给李可夫同志治过病，切除了他身上的坏器官，把它留在德国，而给他留下了好的，所以给我们送来的李可夫同志全身都是清洗干净的好器官。[82]如果以后继续采用这种办法，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不开玩笑了，现在来谈谈主要的指令。在这方面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代表大会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批准旨在解除政治局和中央的琐碎事务、加强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的指令。要使各人民委员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而不是先把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我们不能从形式上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应当制止什么小事都找中央的做法，要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各部的人民委员——而不是副人民委员——要多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应当改变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性质，即把我最近一年没能做到的事情做到：更多地注意检查执行情况。我们还将有两位副主席——李可夫和瞿鲁巴。李可夫任工农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83]时善于督促工作，使工作得以开展。瞿鲁巴曾把一个人民委员部办成比较好的部。如果他们两人能尽量注意督促各人民委员部注重执行并负起责任来，那么我们就会前进一步，虽然是小小的一步。我们有18个人民委员部，其中工作根本不行的不下15个，好的人民委员不是到处都能找到的，但愿人们更加注意这一点。李可夫同志应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因为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应保持联系，没有这种联系主要的轮子有时就会空转。
因此要注意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裁减所属的各种委员会，使它们熟悉和解决自己份内的事情，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无数的委员会上。最近把各种委员会清理了一下。总共有120个委员会。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16个。而且这已不是第一次清理了。有些人不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是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也不知道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而是躲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是一团混乱，谁也弄不清楚是谁负责；一切都乱成一团，最后作出由大家共同负责的决定。
因此应当指出，必须扩大和发挥区域经济会议[84]的自主权和职能。现在我们俄国的区域划分是有科学根据的，是估计到经济、气候、生活、燃料来源、地方工业等等条件的。根据这种划分，建立了区和区域的经济会议。当然，局部的调整还会有，但是应该提高这些经济会议的威信。
还有，应该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有力地工作，使常会能够正常地举行，会期应当长一些。常会应当讨论法律草案，有时法律草案没有必要地匆忙提到人民委员会去。最好把这些草案搁置一下，让地方工作人员去仔细考虑，并且对法律的起草人要求得更严格些，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做。
如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会期长一些，它就可以分设各种小组和专门委员会，更严格地检查工作，抓住那种在我看来是目前政治局势的整个关键和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把重心转移到挑选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去。
应该承认，也不怕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就胜任的工作，他们不会干自己那一行，现在应当学习。如果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又有充分可能做到这一点——从总的国际形势看，我们有时间来得及学会——那我们就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热烈鼓掌）
载于1922年3月28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9—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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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28日）
（鼓掌）首先我要花点时间，来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奥新斯基两同志在这里发表的意见。我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在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上，谈得根本不对头，他们的发言正好证明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谈到了资本主义，并且说，按照党纲我们应当展开全党的争论。[85]我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
首先谈谈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写得还象样的书籍，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哪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所以不应该向后看。如果你们要写历史，你们一定会写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你们要编写教科书，那你们就要写上：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意外的、谁都绝对预见不到的资本主义，因为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的总结发言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拉林的发言表明他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新经济政策，应该怎样对待新经济政策。
对需要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点，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鼓掌）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如果说它丑恶、不好，那我们可以改造它，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把这混同于散布惊慌情绪是可笑的。如果我们怕承认这一点，那就必然要灭亡。但是这种事我们能学会并且也想学会，过去三、四、五年我们用更短的时间学会了更复杂的东西就是证明。不错，当年有一种必要性在推动我们。在战争中，我们受到非常有力的推动，好象没有哪条战线、没有哪次进军，我们没有受到这种推动：敌人打到了离莫斯科几百俄里的地方，打到了奥廖尔附近，打到了离彼得格勒只有5俄里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醒悟过来了，便开始学习并开始运用自己的学习成果，赶走了敌人。
现在要对付这里日常经济事务中的敌人，那就困难千百倍了。迄今在书报上展开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最多也只能编入历史教科书。我丝毫也不否认教科书的益处，不久以前我曾说过，我们的著作家最好少注意些报纸，少搞点政治喧嚣，而去编写教科书［注：见本卷第51—52页。——编者注］，有许多人，包括拉林同志在内，是能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出色的。拉林同志的长处在这方面会是非常有益的，那样我们就能完成托洛茨基同志强调得很对的任务：他说，目前一项主要工作是教育青年一代，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教育他们。确实如此。他们现在学习社会科学用的是什么呢？是旧的资产阶级破烂货。这是耻辱！而且这是在我们已经有了几百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时候。他们本来能够写出有关所有社会问题的教科书，却没有写出来，因为他们忙于别的事情，把精力放到别处去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了解，什么应当成为宣传鼓动的口号，什么必须讲解清楚，使大家都能实际理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德国人论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经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是不是这样呢？大家知道，是这样！
我们在共产党员的代表大会上曾作出决定，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容许国家资本主义存在，[86]而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如果容许是不对的，那是我们的过错，决不能推到别人身上！应该学习，应该使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越出也不敢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围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这里已经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照顾到农民这个大多数，让他们自由买卖。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工人都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这样做的，只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才会挖苦嘲笑这种做法。这一点大家都领会了，也反复解释过千百次了，而您就是不想了解这个道理。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的总结发言许贩卖烧酒。对贩卖烧酒，我们要惩处。这也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
这就是我提到机关枪时所说的话，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是应该了解这一点的。他所说的全是些废话！
您拿这些话吓不倒谁，也不会博得任何同情！（鼓掌。笑声。）
可怜的施略普尼柯夫！列宁想架起机关枪来对付他了。
这里说的是党施加影响的方法，而根本不是什么机关枪。至于机关枪，那是针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班人说的，他们得出结论说：你们说向资本主义退却，我们也这么说，可见我们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现在国外正在大肆宣传，说布尔什维克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进监牢，而自己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当然，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不过是在农民所需要的范围以内。这是需要的！没有它，农民就无法生活，无法耕作经营。而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俄国农民是能够生活的。谁硬说不是，那我们就告诉他，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向你让步！我们的法院应该懂得这一切。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87]、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有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选举产生的，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法官应该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政治口号就是这个，而不是去争论德国教授当年怎样理解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又怎样理解国家资本主义。这么多年来我们饱经沧桑，再往后看是完全不必要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经济局或党纲的言论，[88]表明在政治上他把问题完全看偏了。这个纲领写得如此之好，而我们竟这样来歪曲它！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人只是一字一句地死读，而不愿往下多看一点。他们抽出一个句子说：这点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说，工人预科和共产党支部的方针是正确的，而主张“对待这些专家要谨慎些、温和些”的人的方针则是错误的。的确，共产党支部是极好的支部，工人预科是极好的工人预科，但它们也不能保险不犯错误，它们并非圣徒。
是的，共产党支部是我们党的代表，工人预科是我们阶级的代表，但是，它们犯了错误，我们就应该予以纠正，这是起码的道理。至于怎样纠正，我不知道，因为讨论这个问题的那几次中央会议，我没有亲自参加。但是我知道，从工人预科和共产党支部采取反对教授的方针看，这里有过火的地方。中央从各方面审查了这件事情，发现在这方面有过火的地方，对这些教授，外人，不是我们阶级的人应当采取比较谨慎的方针，但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却拿出党纲来说：对这个阶层不能作任何政治让步，否则就是违反党纲。
如果照这样来领导党，那我们就非灭亡不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他对政治的理解根本不正确，而是因为他用自己的长处去处理任何问题：他是一个注意一定范围即习惯的和常见的范围的理论家，是一个研究各种办法来宣传的宣传家。大家都知道和看重这种长处，可是一旦他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就会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情。建立经济局吗？！要知道，大家刚刚谈论过，大家都同意，因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致的意见才有一致的行动）：党的机关和的总结发言苏维埃机关应该划清职权。
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轻率地指责说：斯大林身兼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89]。可是，我们谁没有这种罪过呢？谁不是身兼数职呢？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试问，为了保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目前的局面，为了处理土耳其斯坦、高加索等等问题，我们此刻能够做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这类问题欧洲各国已经研究好几百年了，只有在一些民主共和国才解决了极小一部分。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都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
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细小的倾轧而不能自拔。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建议成立经济局，可是照这样做，我们说的党同苏维埃的分工就会落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好的方案：有政治局，还有经济局、组织局。这写在纸上挺漂亮，但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可笑了！我真不明白，一个对现实政治很敏感的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五年以后，竟会提出并坚持这样的建议！
我们组织局同政治局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有谁曾经提出过其他办法吗？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不可能提出别的更合理的解决办法。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政治由一些人来主管，而文件如果由另一些人来写，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你们知道，过去有过这样的革命，那时，议会里的人写出文件，而执行的却是另一个阶级的人。结果碰了钉子，甚至让人赶跑了。把组织问题同政治分开是不行的。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
柯秀尔同志指控中央，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我都记下了），我本人不了解情况，无法答复，不过，如果你们即党代表大会对此感兴趣，那就必须选出每个人的专案委员会，寻根究底地盘问柯秀尔和有关人员。[90]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利，它就不能指导政治。我们虽然在调动某些人的时候也犯过错误，但我还是认为，中央政治局在其整个工作期间做到了尽量少犯错误。这并不是自我吹嘘。政治局工作的好坏不是由各种委员会，不是由我们党所指派的那些人来检验的，而是由白卫分子来检验的，由我们的敌人来检验的。我们政策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政策没有重大的错误。
奥新斯基的长处是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地从事他所承担的工作。应当设法发挥他的长处，克服他的短处（尽管奥新斯基会大喊大叫，因为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否则他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就完了）。我想，我们中央已经采取措施，使他的长处能弥补他的短处。
我不想同奥新斯基辩论，如果我想同他辩论的话，那么指责他的最好材料就是把他今天的发言印出来，张贴在黑板上…… 曾经有一个人……
奥新斯基身为副人民委员，一个极重要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的总结发言人，在那些对任何问题都能提出行动纲领的人物中是站在前列的，他这样一个人竟提议改行内阁制。[91]我可以断定，这个人永远完了。我不来分析这一点，也不准备详细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要使奥新斯基这样的大才得到正确使用。如果奥新斯基同志仍然不用同志态度对待中央经常向他提出的忠告（其中有不少是我提的），在这方面仍然不检点，那他不可避免地一定还会象今天这样掉进泥坑。
这对于一个爱表现自己天资的人是很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天资很高，他想把它表现出来，这种意愿是合乎情理的。但愿人人如此！不过中央应该注意，要使天资能得到有益的表现。中央应该设法制止关于内阁的议论，即使被制止的人提出申诉也没有关系。这是有好处的。应该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得当，以免陷入这个泥坑，应该同各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商量商量，得出一条共同的路线；我们哪有一个人民委员部不经过争论就办成什么事的呢？没有。
“改善管理体制和对群众进行心理动员。”这简直是谋杀！如果党代表大会接受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那么这将是最有效的最好的自杀方法。
“改善管理体制”？！但愿能够摆脱目前存在的混乱状态。
我们没有体制吗？！为了建立这个体制，我们最优秀的人才花了五年的时间！这个体制是极大的进步。
是实际机构不好！我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而奥新斯基说，似乎他了解。要知道，他能坐下来在十分钟内编出一套管理体制来，如果对这种欲望不加以限制，那是有害的，并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奥新斯基还以目前这样的热情做工作，那工作一定会很有益处。
这是给你们举的一个例子。其次，关于我谈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奥新斯基都证实了，而拉林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请看，他做了些什么。他责备我，并且很开心地嘲讽取笑。
他这一手很出色，这是他的长处。要是拉林同志不把这个长处用到国家工作上，那么拉林同志就会给共和国带来千百倍的好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干而且富有想象力的人。这种才能是极其可贵的。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象，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想象，甚至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象也是不可能的。想象是极其可贵的素质，可是拉林同志的想象过多了一点。譬如，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把拉林的全部想象力平分给俄国共产党的每个党员，那就很好了。（笑声，鼓掌）但是，目前我们还动不了这个手术，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就不能把国家工作、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交给拉林。在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就有过同样情况，当时李可夫还没有恢复健康，由拉林主持工作并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签上“尤·拉林”的名字；糟糕的并不是因为拉林只表现出了他坏的品质，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表现出了优秀的才能，因为他的忠诚和熟悉业务是谁也不会有丝毫怀疑的，但事情仍然办得不对！
这一点我已说过。不错，这都是老生常谈。说到老生常谈，卡姆柯夫在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就嘲笑过我。卡姆柯夫说：“列宁今天劝诫‘不可偷盗’，明天又加上‘不可奸淫’。这就是列宁的全部金玉良言。”这种话我早在1918年就听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说过了。[92]既然卡姆柯夫在隆隆炮声下说这番话，都没有发生什么影的总结发言响，那么拉林就更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了。现在应该把这些任务应用到我们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来。在这里，拉林同志企图把党引到不正确的方向上去。要是他做另一种工作，在那里发挥出他的巨大才能，给青年很大的好处，并且不做出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那种事情，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样拉林同志就会对青年一代发生影响。我说的好象够清楚了。不会有拉林在这里所造成的那种混乱。[93]
我说过，加米涅夫向政治局提出过一个指令草案，认为进口食物有好处，应当用苏维埃货币去买罐头。拉林当时在场，这一切都听得很清楚，也记得很清楚，而现在他却到这个讲台上来说：“列宁因为生病忘记了（这次我们可以原谅他），动用黄金储备是应该通过政治局的。”如果加米涅夫同志建议我们用黄金储备去向法国投机商人买罐头，那我们就根本不会听他的了。我们没有用一个金戈比去买罐头，用的是苏维埃纸币，而且还真买到了。武尔弗松昨天要我相信，这批罐头质量很好（虽然还没有拿到）。但是，我不相信他的话，得先尝一尝，因为这还可能是骗人的。但是问题在于拉林自己糊涂了，我们连一个金戈比也没有给，而给的是1600亿苏维埃纸币。
如果认为拉林这么说是出于恶意，那当然是荒唐可笑的；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拉林的想象飞出了十万八千里，结果把事情给搅乱了。
他接着又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议出租四分之三的铁路。好在他这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说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当即予以驳斥。这种事情是不常有的。你们是否以为，只是在党代表大会上才有人这样说话呢？你们可以问问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是如何审理莫斯科争论俱乐部[94]问题的，为什么会出现莫斯科争论俱乐部这样的问题，拉林同志和梁赞诺夫同志在那里……（梁赞诺夫从座位上说：“我在那里没有谈过黄金储备，那里谈了更糟的事。”） 当时我不在莫斯科，没有参与此事的处理，我只听到简短的汇报。（梁赞诺夫：“不能听信任何流言。”）这是我从同索尔茨同志的谈话中知道的，不是什么流言，同我谈话的是最高的党代表大会任命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人，是他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的话是无可置疑的。把这说成流言，未免太轻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了争论俱乐部的活动，一致指出事情办得不对。在我看来，什么地方不对是很明显的。今天拉林太兴奋了，他讲着讲着，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说有人要把四分之三的铁路出租，让中央纠正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所以中央也无从纠正，是拉林搞错了。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四年来我们没有学会派拉林这样有益的工作人员去做真正有益的工作，离开他事与愿违造成损失的工作岗位。
看来相当反常：无产阶级专政，恐怖政权，战胜了世界上的所有军队，惟独没有战胜拉林的军队。这是一次大败仗！我们一直在干无需干的事情。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吸引人的能力，是可以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益处的。但是，我们不会利用他的知识，因此出现摩擦和对抗。有人指责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中央全会权力过大，实际上在这方面它们的权力或威望还不足以正确地分配所有同志的工作。
应该对此加以考虑，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工作的重心，上述情况需要纠正。只要纠正了，我们就能摆脱困境。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纠正做到，但是如果我们象奥新斯基和拉林那样谈论土地纲领的新任务，那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这个纲领我已写了一份意的总结发言见书送交中央［注：见本卷第42—47页。——编者注］。关于这份意见书，现在我就不谈了。任何一个党员如果对此有兴趣的话，都有权到书记处去拿来读一读。请吧！今后如果能正确发挥拉林和奥新斯基的力量，去掉他们的不正确的想法，那么我们使用他们两人的力量就会获益匪浅。
最后，关于施略普尼柯夫，我讲几句话。关于他，我本想多说几句。托洛茨基受中央的委托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在共产国际答复了22人声明，[95]关于这个问题要说的话，他百分之九十九都说到了。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先是装作不懂，为什么我要讲到机关枪和惊慌失措分子；他开玩笑说，我被这样审判过好多次了。同志们，开玩笑当然是好事情。在大会上讲话当然不免开个玩笑，因为大家都听倦了。应当懂得人之常情。但是，有些事是不容许开玩笑的，例如党的统一就是这样。
我们被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着，国际资产阶级相当聪明，他们让米留可夫向左转，又用金钱供给社会革命党人出版各种各样的报纸，唆使王德威尔得、奥托·鲍威尔掀起反对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叫嚷布尔什维克是野兽；这些人学了几百年的政治，拥有数十亿金卢布、法郎等等，这一切都在反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象施略普尼柯夫同志那样开玩笑，说什么“中央审判我”等等，同志们，这是令人痛心的。党的代表大会应该作出明确的结论。我们中央不会平白无故进行审判的！对施略普尼柯夫是审判过，中央表决时要是多三票，就把他开除出党了。[96]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党员们应该关心这件事，看一下中央那次会议的记录。不能拿这开玩笑！
你们有合法的权利向共产国际申诉。但是在提出这种申诉以前，中央大多数同志都曾主张开除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就是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数。拿这个开玩笑是不行的！你们不妨了解一下，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竟公然鼓动分裂。[97]
关于柯伦泰同志的小册子的作用，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谈过了。
如果我们拿这些东西来开玩笑，那就根本谈不上我们在现在所处的困难境况中坚持下去了。为了使我们能坚持下去，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发生武装干涉，第二，财政危机不过于严重，第三，我们不犯政治错误。
有位发言人说，我说的好象是政治纠纷。不，我说的是政治错误。只要我们不犯政治错误，我可以说，党内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志会同我们在一起，非党的工人和农民也会同我们在一起，他们会懂得现在是学习时期。
我记得，托洛茨基同志在纪念红军建军节的文章中曾提出“学习年”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党、对工人阶级都是正确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培养出许多勇敢的人，他们无疑巩固了世界历史上的转折。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不懂得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学习年”的理由。
我们现在比一年前站得稳多了。当然，资产阶级现在也试图发动新的武装干涉，可是他们要做到这一点，现在比以前困难了，今天比昨天困难了。
为了能学习，我们必须不犯政治错误。我们不应该象施略普尼柯夫同志那样，把时间花在玩弄党的统一上。这是玩弄不得的！我们知道，在党内斗争上，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同志们，不能忘记这个教训！从这一年看，中央有充分的根据说，党是在派别活动比去年少、党更加统一的情况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我不想夸口说，我们党内的所有派别活动已经绝迹。可是，派别活动已经减少的总结发言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已经得到证实的事实。
你们知道，“工人反对派”已经只剩下一点残余。请把22人声明上的签名同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所提出的纲领[98]上的签名对照一下。并不是所有上次签名的人都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名。应当告诉那些合法地利用自己权利向共产国际申诉的人：替米雅斯尼科夫说情是不合法的。米雅斯尼科夫的事发生在去年夏天。[99]当时我不在莫斯科，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90页。——编者注］，后来他把这封信收在自己的小册子里了。我发现这个人才能是有的，值得同他谈一谈，但应当告诉他，如果他要提出这样的批评，那是不能容许的。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请把本地区的所有不满分子召集起来。是的，把本地区的所有不满分子召集起来并不很困难。这些就是施略普尼柯夫在这里、梅德维捷夫同志在会外发表的言论。（梅德维捷夫从座位上说：“谁告诉您的？”）这是俄共代表大会建立的机关——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告诉我的。你们愿意的话，问问这些机关就可以知道，梅德维捷夫同志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如果不予以制止，我们就维护不了党的统一。而无情地揭露并说出我们的错误，这几乎是我们的主要成果。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次代表大会就是要做到这一点，那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错误。（热烈鼓掌）
载于1922年3月29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17—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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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
（3月29日和4月2日之间）
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吸收愈来愈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反对资本的斗争，甚至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也不妨再三发出呼吁，建议共同进行这种斗争。当大多数工人已经建立本阶级的即苏维埃的代表机关，而不是“全民族的”即同资产阶级共同的代表机关，并且已经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时候，统一战线的策略当然就不能要求向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之类的政党发出呼吁，因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苏维埃政权下，为了扩大自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不能采取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呼吁的办法，而要采取上面所说的办法。[100]
载于1959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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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农村工作决议的草案[101]
给恩·奥新斯基的信
1922年4月1日
奥新斯基同志：
我考虑了我们两人就党代表大会农业小组工作的谈话后得出结论，目前最迫切的是这样的任务：
在我们收集到足够的地方经济生活事实以前，在我们对目前农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以前，不要用任何命令、指令或规章来束缚自己的（无论党或苏维埃政权的）手脚；
无论如何不容许发生目前地方当局容易犯的那种极危险、极有害的毛病，即仓卒规定未经经验检验的、不必要的和不妥当的细则。
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制定了路线。[102]依我看，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在于：由农业小组讨论如何根据各地的实践和经验来贯彻这条路线；责成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整个苏维埃政权）更仔细更充分地收集可作为检验用的事实；命令，或者确切些说，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常会的共产党党团在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具体化时，也就是说在把这一决定变成新的较为详细的法律时，要尽可能慎重，以免因不得当的干涉而妨碍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
依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地方农业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我们地方政权机关的实际能力（避免好心办坏事的能力），就进行不得当的干涉。
因此，我根据农业小组的工作想好了一个党代表大会的适当的决议案，大致如下：
1.党代表大会听取并了解了农业小组的工作报告，认为有关地方工作经验的材料还收集得不够，因此无论党或各级苏维埃机关中的共产党党团的首要任务，就是仔细地收集和十分细心地研究地方上的实际经验。
2.代表大会认为解散（或仓卒改组？）农业合作社机构的办法是错误的，建议在这方面必须极其慎重。
3.关于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和出租土地的条件问题，党代表大会建议这方面的全体工作人员不要用过繁的手续来限制这两种现象，而只须贯彻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研究一下究竟可用哪些实际措施来适当地限制上述两方面的极端行为和有害的夸大。
4.代表大会认为，党在农民中的整个工作，其首要目的是实际帮助迅速扩大播种面积，增加耕地，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减轻农民的严重贫困状况；同时必须用全部人力物力去支持和鼓励帮助贫苦农民，努力制定出能够在实践上证明即使在目前困难的情况下也是有效的措施。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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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真理报》刊登广告问题的发言[103]
（4月2日）
同志们！这里发生了一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误会。我是就程序问题发言（这一点主席同志已强调过），而不是致闭幕词。我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想请代表大会变通一下程序和常规。按程序规定，决定通过以后，对该问题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对的。我请大会给我四五分钟时间，以便对一项已通过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
我听说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决定，还听说梁赞诺夫同志为它辩护……（梁赞诺夫：“这不是事实。”）好极了，总算有一个荒诞决定的通过与梁赞诺夫无关。如果在我们面前真的是一个昨天才听说世界上有共产主义的12岁左右的天真的年轻小姐，她穿着洁白的连衣裙，系着红色绦带，说共产党员们是些十足的生意人——这固然可笑，但对此可以宽容地一笑了之。然而我们现在在郑重其事地干些什么呢？你们不准《真理报》刊登广告，它到哪里去拿钱呢？请问，为了使《真理报》不落后于《消息报》，它需要多少钱？你们不知道吗？那我也不知道！
载于193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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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闭幕词
（4月2日）
同志们！我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这次代表大会同上次相比，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更加团结，更加一致，在组织上更加统一。
上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这部分人中只有少数人自外于党。[104]
关于工会问题和新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党内已经没有意见分歧，或者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意见分歧了。
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获得的根本的和主要的“新东西”，就是生动地证明我们的敌人是不正确的，他们一直喋喋不休地硬说我们党在衰老，我们的头脑和整个机体在丧失灵活性。
不！我们并没有丧失这种灵活性。
过去，由于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客观形势，需要前进，需要用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迅速而坚决地向敌人进攻，我们就这样进攻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次进攻，并且不止一次地进攻。
我们正是这样把我国革命提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高度。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不管它还能给千百万人带来多少不幸、灾祸和苦难，都不能夺走我们革命的基本成果，因为现在这已不是“我们的”成果，而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了。
到了1921年春天，实际表明我们革命的先头部队有脱离应由它率领前进的人民大多数，农民大多数的危险，我们就一致地果断决定退却。过去一年来，我们的退却整个说来是有革命秩序的。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熟，如果它不能把奋不顾身的斗争和进攻的本领同实行有革命秩序的退却的本领结合起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斗争的第二个阶段的经验，即退却的经验，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正如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即奋不顾身英勇进攻的经验，无疑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工人一样。
现在我们作出决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
这就是说，现在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
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这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不过要十分缓慢，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对自己的每一步骤都要进行千百次的实践检验。
即使我们党内还有反对这种极端缓慢和极端谨慎的行动的论调，那也只是极个别的。
整个党懂得了，并且现在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它懂得了目前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工作，也只能这样安排工作。我们既然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载于1922年4月4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36—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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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64]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本卷《附录》里还收有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材料（见第393—406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在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和苏维埃国家转入和平建设一年之后召开的。大会的任务是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进行总结并制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俄共中央在列宁领导下为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是由列宁或在他的参与下拟定的。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532000多名党员。大会议程如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工会；关于红军；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包括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副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大会还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大会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党的农村工作和制订相应的决议作准备。
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表示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为向私人资本主义让步的退却已经完成，党的基本任务是重新部署党的力量以保证贯彻党的政策。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更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责，以便党在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保证提高苏维埃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代表大会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它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以列宁拟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决定。决定指出，工会应是国家政权在其全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代表大会制定了整顿预算、扩大国家收入的措施，并强调指出必须鼓励农民从消费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认为这是提高农业的唯一保证。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里指出必须仔细收集和研究地方经验，谴责以行政命令手段对待农业合作社的做法。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里规定了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以及改善党的机关的工作和提高党的纪律的任务和具体措施。为防止异己分子侵入党内，决议规定了新的入党条件。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此外，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关于报刊和宣传》、《关于对女工和农妇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红军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等项决议以及《监察委员会条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大会选出由27名委员和1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67。
[65]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732521名党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78—83页），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同上，第84—87页），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代表大会通过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监察委员会，这对于巩固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重要意义。
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论点，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提出了扩大工会民主的措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彻底消除从前的被压迫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73。
[66] 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曾在1918年4月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他们否认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主张用“对资本实行骑兵突击”、颁布相应的法令和“生活公社化”的办法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反对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建议完全摧毁银行信贷机构，加速废除货币，等等。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74。
[67] 四十座金字塔这一典故是由拿破仑第一的一句话演变来的。1798年7月20日，拿破仑第一率部远征埃及到达金字塔附近，和埃及精锐的骑兵主力相遇。在投入战斗前，拿破仑第一为鼓舞士气对全军士兵说：“四十个世纪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看着你们。”意思是以金字塔为象征的四千年的历史注视着你们，期待着你们建立新的战功。由这句话变来的四十座金字塔这一典故则是“举世瞩目”的意思。——81。
[68] 尼·伊·布哈林因在国外治病以及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而没有出席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想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同布哈林“稍微争论一下”，是因为从1918年春天起布哈林是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主要反对者。——83。
[69]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86。
[70] 这句话源出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原话是“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意思是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86。
[71] 看来是指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部分代表——丹尼尔·勒努、路易·塞利埃等人。他们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国际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于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全会的有来自36个国家的105名代表。全会的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关于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意大利、美国、波兰和各巴尔干国家共产党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关于工会运动；关于新战争的危险；关于新经济政策等等。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全会通过的《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提纲肯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并强调了它的国际意义。——86。
[72] 指拉科西·马蒂亚斯的文章《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此文分析了奥·鲍威尔的小册子《苏维埃俄国的“新方针”》（1921年维也纳版）。文章发表在1922年3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
《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87。
[73] 指侨居国外期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88。
[74]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2年2月15日的决定成立的，由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任主席。根据1922年3月8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条例，该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审查关于成立国家参与的工商业公司和信贷机构（合营公司）以及各种类型的股份公司的建议”。
1922年4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设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租让和股份公司事务总委员会，撤销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89。
[75] “劝说司令”是俄国士兵给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起的绰号。克伦斯基执行英法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意旨，在1917年夏巡视前线时喋喋不休地劝说士兵们向敌军发动进攻。——90。
[76] 指亚·伊·托多尔斯基的小册子《持枪扶犁的一年》，1918年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出版。托多尔斯基当时任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他写的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纸编辑部。列宁读了此书后，当即记上：“一本出色的书！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持枪扶犁的一年》……（题为《锯木厂和制革厂》的那一节或章特别可资借鉴，第61、62页）”，并立即给值班秘书写了个便条：“请把托多尔斯基书中小标题为《锯木厂和制革厂》的一节（第61—62页，书上有准确标志）打两份，一份给我，另一份在我这里存档，以便查找。”“……附言：打字、读校和复查后将此书还给我。”（1958年《历史文献》杂志第4期第4页）
列宁特别注意书中第62页的下面一段话：“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列宁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又在旁边划了三道线，写上“注意”字样，后来在1918年底或1919年初写的文章《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中加以引用。列宁指出，应该从这本书中吸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01—404页）。——95。
[77] 指1921年7月进行的对负责工作人员的调查统计。这次调查统计的目的是确切了解各省会和县城党的领导层的数量构成和质量构成，他们的地区分布和对他们的使用是否合理。——98。
[78] 指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该管理局在整顿顿巴斯大矿场的煤炭开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恢复小矿场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意义估计不足，压制地方党和工会组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主动性。管理局领导人格·列·皮达可夫用行政命令方式和军事办法领导工业，结果影响了吸引工人群众参加恢复顿巴斯国民经济的工作。由于这些原因，在经济领导干部之间以及在管理局和地方干部之间都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21年12月9—13日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皮达可夫的工作方法受到一些代表的批评。会后皮达可夫被调离顿巴斯。——104。
[79] 指1922年3月22日《真理报》第65号刊登的一条题为《法国。反对军国主义》的华沙来电。电讯说：“共产党议员雷诺·让在讨论服兵役期限法时发言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法国报界对他的有力发言给予极大注意。雷诺·让在右翼议席的大声喧嚷中声明，无产阶级认为与其被投入新的战争，毋宁起义。如果资产者对股息孜孜以求，那么对无产阶级来说，1793年的法国社会革命更加珍贵，他们要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直到胜利……”——105。
[80] 1912年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列宁所引的德文本名称为《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05。
[81] 中央审查委员会是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12年6月25日的决定设立的，由5人组成，在清党期间领导各地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见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140号）。中央审查委员会曾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过清党总结的报告。——110。
[82] 这里指的是亚·德·瞿鲁巴和阿·伊·李可夫于1922年初在德国动手术一事。当时瞿鲁巴患胆囊化脓性炎症，李可夫患化脓性阑尾炎。——111。
[83] 工农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一职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7月8日《关于改变组织红军供给事宜的法令》设立的。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办事处是采办各种食品（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的食粮除外）并供应红军和红海军的最高机关。它的地方机关是隶属于各方面军指挥部的特派员的全权代表办事处。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参加工农国防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享有委员权利。直属特派员的还有军事工业委员会等机构。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8月16日的决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撤销，所属机构的人员和财产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关机关。1919—1921年，阿·伊·李可夫任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111。
[84] 区域经济会议（或区域经济委员会）是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关》这一决议成立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列宁签署的《区域经济机关暂行条例》（见1921年3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8号），设立区域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和加强各地方经济机关和省经济会议的活动。区域经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及时准确地执行上级机关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审查和协调各区的经济计划，监督其实施，监督正确利用物资，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参加区域经济会议的有下列各单位的地方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粮食、农业、劳动、财政等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有发言权）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区域经济会议主席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112。
[85] 列宁指的是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言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议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对列宁使用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词。他说：“由于我们处在非常独特的制度之下，在这里我们拥有无产阶级专政，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大工业，但同时又在市场的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全部经济活动，一方面存在市场，通过市场调节经济，另一方面存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有国家银行，它试图也应当对市场和经济过程发挥调节作用，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某些社会主义关系和（在更大程度上）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非常复杂的结合。怎么称呼这种独特的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制度呢？把它叫作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使用完全属于另一种概念的术语。列宁同志说，我们这里在书本上写过资本主义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我们现有的是共产主义下的资本主义，这当然是‘失言’，但无论如何，我们现有的是全新的特殊构成物，属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术语是不适用于它的，因此应予抛弃。”（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82—83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就这一问题开展全党争论。——114。
[86]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维埃共和国》（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9—111页）。——116。
[87] 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是费·埃·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117。
[88]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发言中建议，成立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平行的经济局来领导经济建设。他的这一建议还在代表大会之前就被政治局否决了。
其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责中央违反了党纲中关于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的条文。党纲有关条文规定，要为专家的工作创造同志式的气氛和关心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不得对这一阶层作政治让步，必须制止其反革命企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党中央对那些参加1921—1922年莫斯科、喀山、彼得格勒等城市高等院校罢教的教授们作了政治让步。教授们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修订由职业综合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总局制定并于1921年秋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高等院校条例》。教授们反对高等院校附设工人预科，反对新条例里规定的由大学生、工会以及职业综合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总局的代表参加组成高校管理机构的制度，要求把这种权利授予教员委员会，此外还提出一系列经济要求。当时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领导的职业综合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总局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坚持要对罢教的教授们采取直至逮捕的严厉手段。某些高等院校的共产党支部和工人预科也采取这种立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曾多次研究这一问题。它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实事求是地分析教授们的要求，在不作原则性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同他们达成协议。列宁在1921年4月11日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4月15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和4月19日给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里都说到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1922年2月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教授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高等院校的经济状况，同时认为必须贯彻《高等院校条例》。由于委员会同教授们的多次会谈以及中央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采取的其他措施，罢教最后停止了。——117。
[89] 斯大林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起至1923年7月该部撤销止，一直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从1919年3月起，斯大林兼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1920年2月该人民委员部改组后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至1922年4月25日止。——119。
[90] 维·维·柯秀尔在发言中指责中央委员会出于派别原因，而不是出于工作需要调动党和工会领导干部的工作。他还列举出季·弗·萨普龙诺夫、谢·维·姆拉奇科夫斯基、尤·彼·菲加特纳、Я.К.亚格洛姆、阿·季·哥尔茨曼等人和他本人被调动的情况为证。维·米·莫洛托夫在中央组织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里反驳了这种指责。——120。
[91] 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在发言中建议改变管理制度，立法职能归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为其执行机关。为保证“接合”，他建议成立人民委员“内阁”，其组成人员由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主席一手挑选。
奥新斯基还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极严格的党纪是“军事性的”，过了时的，不符合当前状况。他把党纪同党的“心理动员”的任务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后者能够激起复兴国家所必需的社会的旺盛情绪。——120。
[92] 显然是指波·卡姆柯夫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6月28日—7月1日）上的发言。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卡姆科夫写过一篇题为《被反革命俘虏》的文章（载于1918年5月《我们之路》杂志第2期），反对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6页）针对列宁的这个论点，卡姆柯夫在文章中写道：“‘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等等，所有这些伟大的戒律，通常是教会的教师在神学第一课教给孩子们的东西；在向社会主义生活过渡的边缘也不应当忘记这些戒律，这是难以反对的……可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要复杂一些，仅仅是执行戒律，哪怕除列宁提到的以外再加上漏掉的‘不可奸淫’，也无济于事。”卡姆柯夫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重复了这些话。——122。
[93] 尤·拉林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声称，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的一个权威的委员会曾为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准备了一个谈判材料，其中建议把四分之三的铁路、从彼得格勒到雷宾斯克的水运、乌拉尔的冶金工厂连同3000俄里的道路网和电气技术工业等等按租让原则出租。
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发言中反驳了拉林的这种说法。——123。
[94]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争论俱乐部于1921年8月成立，主席是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英·尼·斯图科夫。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处和常务委员会1921年12月29日的决议，莫斯科各区随后也成立了争论俱乐部。争论俱乐部的任务是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然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争论俱乐部的讲坛不久就被各种派别集团用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中央监察委员会讨论了争论俱乐部问题。它在决定中指出，“最近俱乐部中的争论具有煽动的非党的性质”，“在俱乐部参加者中”造成“灰心失望的情绪”，建议莫斯科委员会“密切注意俱乐部的工作”。
192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争论俱乐部问题，建议莫斯科委员会重新审查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并采取措施使争论俱乐部成为“讨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的名副其实的俱乐部”。——123。
[95] 《二十二人声明》是前工人反对派的一批成员于1922年2月26日递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主席团的一份声明。在声明上签名的有亚·加·施略普尼科夫、谢·巴·梅德维捷夫、O.K.米雅斯尼科夫等22人。亚·柯伦泰和卓娅·沙杜尔斯卡娅两人也在声明上签字表示赞同。声明就全会讨论“工人统一战线问题”提出申诉说，在俄国“统一战线的事情很为不妙”，“甚至在它运用于我们党的队伍方面，情况也是这样。”声明指责说：“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正在进行不调和的、分裂性的斗争，来反对一切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人，特别是无产者，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来反对在党内说出自己的见解的人。”他们要求共产国际设法“消除我们党所面临的陷于分裂的威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审理《二十二人声明》问题，其成员有克·蔡特金、马·加香、雅·弗里斯、瓦·柯拉罗夫、卡·克雷比赫、翁·特拉奇尼和阿·麦克马纳斯。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于3月4日在4票弃权下通过一项决议，否定了声明中提出的指责，谴责22人的立场违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提供了“反对党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51—752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委员会以处理《二十二人声明》问题。委员会研究了同前“工人反对派”活动有关的全部材料。根据委员会的报告，代表大会于4月2日闭幕会议上专门通过一项《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的决议》，其中指出，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集团的个别成员在向共产国际成立的委员会作解释时歪曲了俄共和整个工人阶级间的相互关系的真实情况。代表大会警告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和柯伦泰：一旦发现他们继续进行反党派别活动，将把他们开除出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1—215页）。——125。
[96] 指1921年8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违反党纪的问题。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起因是：1921年7月，施略普尼柯夫在俄共（布）莫斯科电站支部成员会议上尖锐批评了政府的某些决定，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总政策出租一些企业的决定。列宁根据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把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理由是中央委员会不能允许任何中央委员破坏中央的政策。投票结果，差1票不足采取这一措施所必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分之二的票数。联席全会随后在3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决定，要求施略普尼柯夫迅速改正自己的全部政治行为，使之同中央的路线相一致。如果施略普尼柯夫今后仍坚持不改，中央委员会将召开同样的会议再次审查这一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2页）。——125。
[97] 鉴于工人反对派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中有相当影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2年3月4日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向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成立的审理《二十二人声明》的委员会的决定。3月6日，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党团会议上发言指责共产国际的委员会在审理《二十二人声明》时缺乏客观态度，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重复《声明》中的论调并力图证明《声明》并无派别目的。施略普尼柯夫的发言在会上没有得到支持。党团在5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下述决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会和全会一致通过的决定，以及季诺维也夫、施略普尼柯夫和克·蔡特金同志就22名共产党员的声明所作的说明，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党团完全支持国际共产主义最高机关的这一决定，认为绝对服从这一决定是所有共产党人的义务。与此同时，党团警告同志们防止有使世界上纪律最严格的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发生分裂危险的此类现象的再现。为保持这种强有力的统一，代表大会党团号召签名的同志们更加严守纪律，保持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遵守秩序，特别是在目前这严重关头，因为现在在世界上第一个劳动共和国执政的俄国共产党内部任何微小的不稳定的表现，都会使世界资产阶级更加无耻地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和反对国际工人阶级并得到鼓舞。”（《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52页）——126。
[98] 指发表在1921年1月25日《真理报》第15号上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在此提纲上签名的38人中只有9人在《二十二人声明》上签名。——127。
[99] O.K.米雅斯尼科夫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组织了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政策，同时还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在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多次讲话中，要求恢复企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联合会并赋予工农检查院的权力（如同工会一样），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于1921年7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了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认为他的言行具有反党性质，决定成立一个由尼·伊·布哈林、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米雅斯尼科夫的活动。8月2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根据委员会的报告，认定米雅斯尼科夫的提纲违背党的利益，责令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同时决定把他从彼尔姆调回中央。但是米雅斯尼科夫拒绝服从中央的决定，返回莫托维利哈后继续从事反党活动，同时还企图在彼得格勒组织反党集团。俄共（布）中央所设的委员会鉴于米雅斯尼科夫多次破坏党纪，违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组织特殊集团从事反党斗争，建议把他开除出党。1922年2月20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关于把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一年后他有权再次申请入党（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48—749页）。
关于米雅斯尼科夫问题，除了正文中提到的长信外，列宁还在1921年8月1日写过一封短信，8月12日给彼尔姆省委发过一份电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127。
[100] 列宁的意见被全文写入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议于1922年4月2日由代表大会通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2—154页）。——128。
[101] 列宁此信是就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小组的工作而写的。
俄共（布）的农村政策问题未列入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议程。根据米·巴·托姆斯基以各代表团会议的名义提出的建议，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为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农村工作问题作准备。在小组的材料中保存有发给小组成员的调查表，该表是考虑了列宁1922年3月16日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见本卷第42—47页）中的意见和建议而编制的。
小组讨论期间查明，各地在贯彻执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农村政策的决定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定方面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
列宁一直注视着这一问题的讨论。他在这封给恩·奥新斯基的信中建议小组制订实践性的决议，把研究和发掘地方经验作为主要任务。此信遵照列宁的嘱咐同时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据奥新斯基说，此信当日曾向大会所设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宣读，而其中提出的决议草案曾向土地问题小组全体成员宣读，并被通过。4月2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其中采纳了列宁的全部建议。代表大会还责成中央委员会成立直属中央的农村工作委员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71—172页）。——129。
[102] 指1921年12月22—27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定》和《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定》。
这次代表大会指出，迅速恢复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必要条件，为此制定了一个有关加强和发展农业的实际措施的详尽纲领。代表大会认为必须组织长期农业贷款，发展农业教育，增加农机具的生产。代表大会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制定并贯彻执行保护、恢复和发展牧畜业的必要措施。代表大会决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拥有特别全权的农业委员会，地方上则在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省和县的农业委员会，以开展1922年的农业生产运动。
代表大会规定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措施，同时提出发展农村合作社的任务，责成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机关支持合作社的建设，并建议开展合作社的宣传。
列宁直接参加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定》的制定，他曾在代表大会非党代表的会议上发言，审阅了决定草案并作了修改。——129。
[103]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案》时，达·波·梁赞诺夫建议在决议案上写上停止在党的报刊上刊登广告的内容。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但根据阿·伊·米高扬的提议作了修改，即不是禁止在党的所有报刊上，而仅仅是禁止在《真理报》上刊登广告。列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得知大会的这一决定后给主持会议的列·彼·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加米涅夫同志：据说代表大会决定取消《真理报》上的广告？能否纠正？因为这显然是错误的。”（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第29页）加米涅夫认为不能改变已通过的决定，主张另找办法支持《真理报》。在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结果之后，列宁发言建议撤销这一决定，理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指靠从黄金储备或税收中给报刊拨款是不正确的。这一建议得到通过。
这篇发言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中是按照没有记全的速记记录刊印的。——131。
[104] 看来是指1922年2月20日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的Г.И.米雅斯尼科夫和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Ф.А.米京与尼·瓦·库兹涅佐夫。——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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