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四卷——14．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8月24日以前）

14．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8月24日以前）

　　早就打算给你写信谈些问题，但是总有种种事情打扰。我的生活相当忙乱，甚至非常忙乱，尽管我已采取非常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注意）！可以说，我几乎过的是孤独的生活，但这种忙乱现象却丝毫未减！假如这种忙乱现象在任何新的情况下都是必然的、难以避免的，也用不着抱怨上帝，幸好我根本不象我们的亲爱的书商[62]那样神经质，他已经被这种忙乱弄得忧郁不振，一下子心灰意懒了。除了忙乱以外，还有许多好事情！好，现在就谈谈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问题，根据事实和另一方面的叙述来谈谈……　
　　首先，在《工人事业》杂志[63]拥护者的流言蜚语影响下，在俄国对《指南》[64]造成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听听他们说的吧：这完全是人身攻击，完全是摆官架子的行为和侮辱人格的吹毛求疵，所使用的手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等等。可是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中占主要地位的，占非常主要地位的是原则方面，而人身攻击，只不过是副产品，是在“青年派”竭力制造复杂而极紧张关系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副产品。指南——这是呼号，真正是反对庸俗的经济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羞愧和耻辱”的呼号。普列汉诺夫在他发表的文件的序言的末尾慨叹地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注定要蒙受这样的耻辱。”“我们无论如何要摆脱这种混乱而可耻的局面。党忍受这种混乱状态真是不幸！”要反驳别人对普列汉诺夫的任何指责，必须首先肯定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是向“信条主义”和“库斯柯娃主义”的“可耻的”原则宣战，是原则上的分裂，而“联合会”中的分裂和“打架”只不过是这种原则上的争论的副产品。
　　原则上的分裂之所以同“打架”联结在一起（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0年四月代表大会上，确实打起来了，会上乱喊乱叫，致使普列汉诺夫退出了会场），事情之所以闹成这个样子，完全是青年派的过错。在1898年青年派就根据经济主义的观点对“劳动解放社”进行了不断的、顽固的、不正直的斗争，——说它是“不正直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公开地打出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都归咎于“俄国”（他们故意不提反“经济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采用各种实际办法来排斥“劳动解放社”，把它不能容忍“可耻的”思想和可耻的轻率行为说成不能容忍一切“青年力量”。这种反对“劳动解放社”的斗争，这种排斥它的行动，是偷偷地进行的，是采用“私人”活动的方式、借助“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进行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采用阴谋手腕进行的，因为关于“劳动解放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过去不是，将来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私人的事情。青年派宣布了反对老年派的“新”观点，但是他们又如此巧妙地狡猾地把这些观点隐匿起来（他们把观点问题当成私人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以致老年派不得不对争论加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已经把我们同青年派的争论的说明寄到圣彼得堡去了。”（《指南》第XLVII页）可见早在1898年，“劳动解放社”就已表明，在它看来，全部问题就在于可能堕落到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青年派在原则上的动摇，——早在1898年，“劳动解放社”就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思想动摇[65]，但是，这个号召成了旷野里的呼声，因为在1898年夏季遭受挫败以后，党的所有卓越活动家都在战场上被扫荡殆尽，回答这个号召的只是一些“经济派”的声音。
　　无怪乎“劳动解放社”在这以后便退出了编辑部，无怪乎反“经济主义”的公开斗争愈来愈迫切和不可避免。但是，马上就有人（他们由于对“劳动解放社”怀有旧仇，而和经济派联合起来）出来支持“经济”派，这些人继续企图纵容“经济主义”，掩盖内幕，使“经济主义”得以更方便地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在两面讨好的新编辑部的含糊其辞的声明掩饰下，继续施展其“私下”宣传自己的思想的伎俩。
　　新编辑部在《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上就声明说，它“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反对“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虽然最近几年国外联合会的全部历史就是同“青年派”作斗争，虽然甚至在《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人员中就有本身就支持“经济”派的人（弗·伊—申先生），可是它却这样声明。为什么《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这样一个短短的、（看来是）顺便加上的按语（“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竟会成为一个火星引起一场燎原之火，引起一场非常激烈的论战，而且结果竟导致国外联合会的分裂和瓦解，这在局外人看来，在没有仔细地考虑过最近几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外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历史的人看来，可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和非常奇怪的。然而，在这种看来很奇怪的事情中，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对它所刊载的弗·伊—申先生的文章所加的这个短短的按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当前任务和迫切要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可以说是对“经济主义”的自由放任，这是同它调和的策略，掩盖经济主义的“极端观点”的策略，是维护经济主义使其不受直接攻击的策略，是“自由批评”，即各种公开的和伪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另一种看法则要求坚决同经济主义斗争，公开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缩小马克思主义范围的危险做法，毅然同资产阶级的“批评”决裂。

　　从瑞士发往乌法

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4—37页

　　注释：

　　[62]看来是指亚·尼·波特列索夫。——36。
　　[63]《工人事业》杂志（《Ρ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36。
　　[64]指《〈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这是一本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经济主义观点的资料汇编，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编辑、写序，劳动解放社于1900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36。
　　[65]指1900年初印成单页发表的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列宁在信中写的年份是笔误）。——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