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四卷——217．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9月13日）

217

致亚·尼·波特列索夫

致亚历·尼古拉耶维奇

　　1903年9月13日

　　前几天，当日益临近的分裂的迹象已经完全表露出来的时候，我同尤·奥·试谈过，我还想同您谈谈，希望您象尤·奥·一样，不拒绝这种解释清楚的要求。如果这种希望没有根据，您当然会通知我，不过我暂且还是做我认为需要做的事。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些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采取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所以我所指出的那种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顺便提一下，无怪乎大婶来信说，“是另起炉灶”。）

　　因此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西东，成为永远不共戴天的敌人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完全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愈来愈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能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正象我们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编辑部三人小组，这个小组能消除我们过去毫无结果的争吵的根源，把各个持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始终“不顾情面”而根据自己的坚定信念来处事的人联合起来。
　　我曾说（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同您和尤·奥·谈及三人小组的时候），我认为六人小组中有一个成员经常缺席[356]对事情特别有害；当时我还对查苏利奇过分地从个人出发对待问题的态度表示过极大的气愤（尽管尤·奥·已忘记了这点）；我完全肯定地说过（当时您认为选举三人小组是完全可能的），我也认为选举三人小组是十分可能的，即使它永远是个三人小组，而不进行某种增补（虽然那时我们已经确定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次增补），也没有什么不好。尤·奥·也忘记了我的这个最后声明，但我记得很清楚。当然，在这方面争论是没有益处的。重要的不是这一点，而是有了这样的三人小组，就不会再有折磨人的、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吵，这种争吵我们在 1900年创办《火星报》时就遇到了，以后还不断发生过，以致使我们数月无法工作，有了三人小组，就不可能有任何这样的争吵了。因此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干练的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它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我再说一遍，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考虑任何个人的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等等。
　　在代表大会上的种种事件之后，这个三人小组无疑把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合法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就要破裂吗？因此就要破坏党吗？？在游行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在纲领问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任何三人小组中都不总是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情况吗？
　　如果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那么，企图用什么“暗算”和“挑唆”等等来解释这一点，岂不是愚蠢吗？？用“流氓”来辱骂这个多数派而回避这一事实，岂不是愚蠢吗？？
　　我再说一遍，我如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

列　宁

写于日内瓦（本埠信件）
载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非全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97—300页
全文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注释：

　　[356] 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