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 旧版第22卷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22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2年7月至1913年2月期间的著作。
随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结束，俄国工人运动逐渐恢复生机。1912年3月勒拿惨案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强大抗议浪潮，俄国各地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俄国革命运动进入新的高潮时期。为了便于领导革命斗争，列宁于1912年6月从巴黎移居邻近俄国的波兰古城克拉科夫。列宁在这里同国内的《真理报》编辑部、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以及俄国各地区的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在这里经常接见来自国内的党的工作者，了解各地斗争情况，给他们以具体指示。在这里，列宁还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克拉科夫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组织中心。列宁密切关注国际和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经常在党的合法报纸上发表文章，对重大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回答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分析和评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阐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揭露自由派的反动实质，批判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调和派的机会主义立场。
在《陆海军中的起义》、《关于11月15日事件问题》、《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生活在教导人们》、《谈谈罢工》等文章中，列宁分析了俄国新的革命高潮的性质和特点，批评自由派和取消派对群众革命运动的错误态度。1912年是俄国罢工斗争突出发展的一年，是俄国工人运动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罢工人数达150万，参加政治罢工的有100万人。罢工运动的规模超过了西方各国。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既有经济罢工，也有政治罢工。列宁指出：“两种罢工的结合，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运动的力量之所在。这不是一般的罢工，这是群众性的革命高潮，这是工人群众对沙皇君主制进攻的开始。”（见本卷第3页）列宁高度评价11月15日彼得堡工人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开幕日发动的游行示威。认为“群众运动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政治性的罢工发展成了街头游行示威”。他赞扬“游行示威选择的时机真是好极了！有本领用首都街头上的红旗飞舞来同黑帮‘议会’的开幕式相对照，相比较，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本能！”（见本卷第224页）列宁还评述了海军士兵中的起义事件，指出：“俄国的群众性的罢工同武装起义是紧密联系着的，罢工发展了，起义也就发展。”（见本卷第3页）列宁同时指出，现在号召起义为时尚早，还必须为胜利的即适时的起义创造条件。同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的罢工运动比较，列宁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具有如下特点：无产阶级人数增加了，分布更集中了，运动中的纯无产阶级的支柱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多了，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提高了，经验丰富了，革命性更强了。同西欧各国那些目的在于争取局部改良的罢工相比较，列宁指出1912年俄国的革命罢工具有全民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是新的革命浪潮的历史特点。列宁还指出，更加明确地划清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是这场新的运动的一大优点。
取消派对1912年的罢工和起义都持非议、指责的态度，认为经常举行罢工是“危险地浪费力量”，“是罢工游戏”，士兵起义是被迫所作的绝望抗议。列宁批驳了这种对待群众性革命运动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他指出，虽然起义尝试开始是不顺利、不适时、不正确的，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群众只能从不成功的起义经验中学习举行成功的起义，我们应该做的是向群众解释：为了什么和应当怎样准备成功的起义。个别的罢工也可能遭到失败或时机不当，但是，人为地制造罢工办不到，而当几十万人已经被卷进罢工浪潮时，想阻止罢工也是办不到的。党应当积极支持、加强和发展那种自发兴起的罢工，为农民和军队的起义作好准备。列宁指出，取消派对罢工和起义的立场表明他们是自由派的奴仆和走卒，群众自己朝气蓬勃的、规模壮阔的运动正在清除一切迂腐的东西而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历史意义所在。
为了总结1912年1月布拉格代表会议以来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列宁于1912年12月26日至1913年1月1日在克拉科夫召开了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中央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和高加索等地的党组织的代表。列宁在会上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两个报告，并为会议草拟了决议和通报。列宁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本卷只收载会议的《通报》和决议。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关于《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对1912年罢工斗争的形势和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全面支持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组织这种斗争，扩大、加深和加强这种斗争，——这就是当前的基本任务”（见本卷第270页）。列宁在决议中要求各党组织把举行游行示威作为迫切任务对待，既可以使它同政治罢工相结合，也可以单独举行。列宁强调从实际出发对罢工进行具体领导的重要性，要求党组织必须考虑到每次罢工、每个部门、每个地区的不同经济条件，根据其特殊性寻找新的斗争方法。
建设党的秘密组织是克拉科夫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通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但绝不是高唱无原则的合法主义，而是要把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逐渐聚集到秘密党的周围。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明确表述了秘密党组织的性质和意义：“当前组织建设的唯一正确形式是秘密的党，它是有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作外围的许多党支部的总和。”（见本卷第278页）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也表现出列宁一贯反对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和因循守旧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要求党的工作者根据实际条件在既定原则下发挥创造性。他指出：“秘密建设的组织形式适应当地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掩护秘密的支部，使工作形式尽可能灵活地适应当地生活条件，是秘密组织具有生命力的保证。”（见本卷第278页）列宁在决议中还就秘密组织建设的任务和方法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
克拉科夫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同取消派的斗争和争取实现党的统一。取消派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被逐出党以后，其力量和影响已大大削弱。但他们还在用“统一”的虚伪口号欺骗工人，继续鼓吹公开的党，反对秘密活动，宣扬改良主义的纯合法的策略。1912年8月托洛茨基同取消派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声称要通过同各派别的领袖进行“外交”谈判和达成协议的途径来实现党的统一。列宁在克拉科夫会议之前写的《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一文中就指出，取消派是一具死尸，任何吓人的国外集团、中心、派别的同盟都不能使这具死尸复活。在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的决议中，列宁揭露了取消派破坏党的统一的分裂活动，指出继续同取消派斗争的必要性，提出了自下而上实现党的统一的方针。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统一的问题不是在合法报刊上空谈或以外交手腕进行派别谈判所能解决的，只能自下而上地，即在承认秘密组织和革命策略的基础上从基层组织做起，由工人自己来实现。本卷中在克拉科夫会议前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如《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改良主义病》、《论公开的党》、《彼得堡工人的代表》等，也揭露和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破坏活动。
克拉科夫会议《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决议以及本卷所收的《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等文，都表明列宁为波兰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队伍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所进行的原则性斗争。列宁号召俄国各民族的工人最坚决地反击反动派的黩武的民族主义，反对劳动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号召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当地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
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的《真理报》在革命宣传和组织秘密工作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列宁非常重视《真理报》的工作，认为它是“团结和开展运动的必要的组织手段”（见本版全集第46卷第250页）。为了办好《真理报》，克拉科夫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编辑部贯彻党的精神不够坚定，对揭露取消主义没有足够重视，决议提出了改组编辑部并改进其工作的措施。在此之前，列宁所写的《工人和〈真理报〉》一文也体现了列宁对《真理报》工作的关注。
克拉科夫会议使党有了一个在群众斗争高涨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纲领。列宁认为“会开得好极了。其意义不亚于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见本版全集第46卷第234页）。
本卷中一批文章是论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的。列宁揭示了参加选举的各个政党的纲领的实质，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任务和策略。列宁认为俄国选举运动的政治舞台上有三个政治营垒，即执政的黑帮反动势力、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不承认民主派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把斗争格局归结为拥护宪制和反对宪制两个阵营。列宁在《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中指出，两个阵营的论点是俄国整个自由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而必然产生的。在经济上，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为了保持俄国式的超额利润，决不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害怕劳动群众甚于害怕反动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些政治特权，也不容许第三个阵营存在。列宁反复阐述自由派与民主派的区别，在《一些原则问题》、《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场”》等文中，揭开自由派冒充“民主派”的面纱。他指出，俄国的自由派是指立宪民主党以及“进步派”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大多数民族集团，他们代表着上层资产阶级，同大地主贵族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本能地倾向于同右派结成联盟。他们主张政治自由和“立宪”是有条件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权，同大地主贵族和平共处，瓜分特权。因此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在斗争中极其软弱无力。代表着居民大多数的民主派包括无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前者指工人阶级，后者是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和劳动派。民主派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中世纪特权，都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正义，但无产阶级民主派是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动摇的。
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分析了当时俄国存在的自由派乌托邦和民粹派乌托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本质。自由派的乌托邦是想用和平的方法，不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俄国在政治自由、劳动人民的地位等方面得到某些重大改善。这种乌托邦反映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他们一方面玩弄民主把戏，另一方面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幻想用公平重分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权力的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民粹派的乌托邦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民粹派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见本卷第133页）。列宁在《论民粹主义》和《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两文中结合俄国1905年革命实践分析了民粹主义的瓦解和民粹派理论的破产，指出农民民主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唯一的实际内容和社会意义。列宁在《新民主派》一文中评述了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作用，要求工人阶级帮助这个新民主派抛弃自由主义幻想，同工人阶级一起，为自由事业共同战斗。
在《第四届社马选举的前夜》、《立宪民主党人带着什么参加选举？》、《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等文中，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对于杜马选举的鲜明态度。他认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选举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交易，不是捞取代表资格的交易，而只是宣传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政治观点的特殊机会，是争取革命原则和争取把群众团结在革命政治纲领周围的斗争；不是为了“竞选”而制定纲领，而是要通过竞选来贯彻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政纲。列宁批评取消派利用第四届杜马选举来鼓吹立宪改革，宣扬合法主义，实际上是做了自由派的尾巴。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和《选举结果》两篇文献中，列宁对选举结果作了评述，指出布尔什维克对选举运动的分析是正确的，选举结果表明了取消派政治上的破产，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一大胜利。
在《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一组文章中，列宁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工作经验，确定了它在第四届杜马中的任务。《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和《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是列宁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中发言而写的。列宁同布尔什维克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直接领导着他们在杜马党团中的活动，教导他们要善于利用杜马讲坛，把合法活动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收入本卷的一部分文章是评论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论述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反战斗争的。在《孤注一掷》、《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论狐狸和鸡窝》、《可耻的决议》、《战争的惨状》和《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等文中，列宁揭露了奥匈帝国、意大利、俄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痛斥帝国主义者的血腥冒险罪行，阐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劳动者团结起来回击侵略者。列宁揭露和批判了以“争取独立的神圣斗争”的冠冕堂皇口号作掩护实则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解的沙文主义者。
《告俄国全体公民书》、《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胜利的社会意义》等文评述了巴尔干战争的实质，揭露了沙皇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巴尔干的掠夺行径，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工人阶级支持巴尔干劳动群众为摆脱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而斗争的立场。列宁指出，东欧存在着的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成长的顽强的中世纪残余；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胜利，意味着马其顿封建统治的垮台；尽管在巴尔干建立的是君主国的联盟，而不是共和国的联盟，整个东欧在摧毁中世纪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列宁阐明了民族解放同经济解放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彻底摆脱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民族解放才会必然到来。列宁号召俄国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起来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沙皇制度，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俄国和整个东欧的自由发展。《意土战争的结局》一文抨击意大利帝国主义在非洲对阿拉伯人的大杀戮，指出这是所谓“文明”的国家发动的一场典型的殖民战争。
《美国工人的胜利》、《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美国在选举以后》、《彭加勒当选的意义》和《白里安内阁》等文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作了评述。列宁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骗人实质，指出英美的两党制是诱使劳动人民离开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产生的一种手段。
《在瑞士》、《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在美国》等一批文章是为批判国际机会主义而写的。列宁揭示了英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根源。他指出，长久以来的政治自由以及同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向深广方面发展的条件，使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贵族，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跟在资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
本卷还收入了一些阐述土地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文章。《最后一个气门》一文是上一卷《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比较》一文的续篇。列宁在文中阐明了斯托雷平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破坏为什么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指出斯托雷平的“改革”只是延缓了濒于死亡的农奴制的末日，使它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下来，使农村中旧的危机在新的环境下以新的形式加深起来。《俄国的生产集中》一文分析了俄国大工厂在20世纪头10年中的发展情况，说明大企业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比企业本身的数量增长得更快，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集中，工人也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企业中去，千百万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利润落入一小撮百万富翁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而“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见本卷第239、240页）。在《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等文中，列宁根据俄国工厂统计资料，说明资本家如何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日，如何竭力压榨工人的血汗，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贫困化和物质状况恶化趋势向前发展。1905年的革命斗争使俄国工人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平常几十年的增长幅度。
《欧仁·鲍狄埃》一文是列宁为纪念法国工人诗人、巴黎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文章介绍了他革命战斗的一生，称颂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高度评价他创作的《国际歌》的伟大意义，指出：“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见本卷第291页）
《新生的中国》一文评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分析了中国各个党派的性质。列宁在文中谴责俄、日、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新生不怀好意，把中国视为一块可以伺机瓜分的肥肉。列宁热情称颂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指出：“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见本卷第208页）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阐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由来和它走过的道路，指出了它同孟什维主义的主要分歧以及彼此斗争的几个重要阶段。此文对于研究苏联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0篇，其中编入正文的有：《罗莎·卢森堡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告俄国全体公民书》，《谈谈政治上的动摇性（给编辑部的信）》，《再论第四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一项决议《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附录》中的3篇文献都是新收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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