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四十五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　　旧版第45卷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5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05年1月至1910年11月期间的书信。这一时期的列宁著作编入本版全集第9-19卷。

　　列宁1905年1月初至11月初在国外流亡中写的书信占了本卷前面三分之一的篇幅。1905年1月9日（俄历）发生在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事件揭开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列宁在瑞士的日内瓦获悉革命爆发的消息后，密切注视革命的发展趋势。从他这一时期给报刊写的大量政论、时评以及其他阐述革命问题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性质、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中应执行的方针等重大问题都作了论证。

　　本卷中1905年1月初至11月初的书信主要反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后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所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列宁这一时期的书信大都写给当时在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弗·亚·诺斯科夫、列·波·克拉辛、列·叶·加尔佩林、彼·阿·克拉西科夫、奥·伊·维诺格拉多娃、加·达·莱特伊仁、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尤·米·斯切克洛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潘·尼·勒柏辛斯基等，还有一些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如彼得堡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等。在这些信件中，列宁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斗争的性质和原因，揭露孟什维克分裂党的行为，并尽力争取党的基层组织站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他在1月29日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信中指出：千万不要相信孟什维克和当时已由孟什维克控制的中央委员会，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最坚决地无条件地和他们决裂。在3月11日写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书记、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谢·伊·古谢夫的信中，他又说：孟什维克当时比布尔什维克强，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长期的斗争。这些信件说明了列宁为壮大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所作的努力。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寻求年轻的新生力量的支持至为重要。在2月15日他给古谢夫的信中说：务必使我们同新生力量、同青年、同朝气勃勃的小组直接联系。不要忘记革命组织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多少关系。同时指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当在每个地方都建立几十个新的关系，把一切工作放手交给他们，不要通过说教而要通过工作去教育和提高他们；然后到别的地方去，隔一段时间再回来检查这些年轻助手的工作。

　　这一时期的书信反映了列宁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大量组织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发生分裂以来，列宁一直认为摆脱党内危机的出路就是尽快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但统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开成。这说明党内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之间的裂缝并未得到弥合。事实上，1905年4月由布尔什维克单独在伦敦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则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从列宁的一些信件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没有被孟什维克所承认。

　　列宁1905年下半年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多封书信，严厉批评中央委员会工作所存在的缺点。他在7月11日的信中指出：没有人觉察到中央委员会的存在，看不出它对党的政治领导。在9月7日的信中他说明是孟什维克的做法造成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的恢复，他在7月12日的信中明确指出，“在没有根据经验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统一的计划以前，任何关于统一的议论都是空话。”（见本卷第52页）在10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们不应当把统一两个部分的政策同混淆两个部分的行为混为一谈。统一两个部分，我们同意。混淆两个部分，永远办不到。”（见本卷第97页）俄国革命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引导，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投入当时的革命运动、共同进行工作是消除分歧的主要办法。他10月底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强烈地表达了统一的愿望，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优秀的力量因为分歧而置身于工作之外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他坦率地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及克服困难、消除分歧的可能性，诚恳地表示愿与普列汉诺夫会晤，以消除误会。列宁把党的统一的事业寄托在普列汉诺夫身上，希望普列汉诺夫对此发挥自己的强大影响。

　　1905年列宁在流亡中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为依托进行的。这一年的1-5月和5-11月先后在日内瓦出版的这两种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主要由列宁编辑。本卷中这一时期的书信大量涉及列宁为报纸的组稿、撰文、出版、建立通讯员网、筹集印刷经费等所进行的工作。这些书信也说明，列宁是把这个时期的报纸工作当做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来做的，他通过报纸联络、争取更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并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他在提到党的中央机关在当时的俄国革命中对全党的领导时，认为把重点放在用报刊进行领导上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在10月26日给玛·莫·埃森的信中说：在运动像当时那样一日千里地异常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报刊领导全党。在上述10月底给普列汉诺夫的那封信中，列宁提到了当时已在国内创办的《新生活报》。这是一份实际上由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著作家编辑和撰稿的合法报纸。列宁殷切希望普列汉诺夫能回国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工作，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非常需要他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并希望联合起来把该报办成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报刊。

　　1905年10月，全俄政治罢工发展成武装起义。列宁在10月13日给古谢夫的信中说明武装起义是俄国当时政治斗争的最高方式。为了使起义取得胜利，必须广泛地发展工人运动的各个方面。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三种基本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在阐述前者同后二者的关系时，他说：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政治斗争，不忘记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必须力求使工人运动的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如火如茶的俄国革命高潮愈来愈吸引着身在异国的列宁。他在10月26日给埃森的信中是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心情的：“我们俄国的革命真是好极了！我们希望赶快回去，看情况很快就可以如愿以偿。”（见本卷第120页）列宁1905年11月初回到彼得堡后，立即全身心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因为忙于实际工作，忙于撰写直接论述革命的文章，从1905年11月到1907年6月列宁在亲身参加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留下的书信很少，收入本卷的仅有两封。从1907年“六三”政变到同年年底列宁在革命失败后仍暂滞留于靠近俄国的芬兰边境地带时写的书信，本卷所载也仅为六封。1908年1月，列宁抵达瑞士，步入第二次流亡生活。

　　革命失败后，俄国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8-1910年，列宁先是住在日内瓦，后迁居巴黎。反动年代的俄国政治形势引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剧烈震荡和改组，使党内斗争具有了新的特点。孟什维克中出现了主张放弃革命斗争、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取消派；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中也出现了拒绝利用合法工作形式并建议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召回派。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消沉、颓废，对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有的甚至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流亡中的列宁重新出版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后来又参加移至国外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为未来的革命积蓄力量，准备斗争武器。列宁此时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取消派，也反对召回派，而他在这一阶段的书信主要反映了反对召回派的斗争。召回派及其变种最后通牒派、造神派、“前进”集团的领袖人物及其参加者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本卷收载了列宁给他们的书信。

　　列宁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往来是列宁同众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著作家联系的表现之一。卢那察尔斯基先后参加《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工作，又是党的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1905、1906、1907年）的代表，与列宁过从甚密。本卷收载列宁在俄国第一次革命走向高潮时期给他的书信五封（1905年8-10月）以及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开始阶段给他的书信八封（1907年11月一1908年4月）。列宁十分重视卢那察尔斯基的著述活动，无论是在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方面，还是在从思想上同孟什维克作斗争方面，都对他很器重。列宁在1905年10月11日给他的信中，同他就议会斗争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列宁指出：当时俄国还没有议会，应当进行革命斗争来争取强有力的议会，而不是通过软弱无力的议会（国家杜马之类）来争取革命；当时的俄国如果没有革命的胜利，那么议会中的全部胜利都等于零。列宁1907年11月2日和11日之间给他的信，就他所写论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如何修改一事谈到了工会运动中的工团主义问题。列宁认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以革命的观点而不是以普列汉诺夫之辈的学究立宪民主主义观点来驳倒引起无数混乱思想（这种混乱思想对俄国特别危险）的工团主义。在反动时期，卢那察尔斯基作为召回派的领袖之一进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列宁毫不调和地与之进行斗争。列宁在给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书信中严厉批判他的行为。

　　无产阶级的文学家阿·马·高尔基此时倾向于召回派，并参加召回派的活动。本卷所载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数量较大。列宁是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高潮中结识高尔基的。但同高尔基的书信往来则始自这次革命失败之后。此时，高尔基侨居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列宁曾先后两次（1908年4月和1910年7月）去那里拜访他。高尔基一直是列宁所主持的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积极撰稿人，写过一些有影响的出色的政论和杂文。列宁就重新出版《无产者报》的问题于1908年2月7日写信给他说，党需要一份正常出版并能坚持不懈地执行同颓废、消沉作斗争的路线的政治性机关报，希望他定期地经常地写些文章，加入政治报纸的大合奏。高尔基由于思想上的迷误而陷入召回派的一些活动，列宁耐心地诚恳地开导他。即使他因接受召回派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哲学而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出不良倾向时，列宁仍把他当做伟大的艺术家而不当做蹩脚的哲学家对待。列宁在2月25日给他的信中说，他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是行家，他从自己的艺术经验里，从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里也能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作出大大有利于工人政党的结论。当高尔基对社会民主运动悲观失望时，列宁给予鼓励。列宁在1909年11月16日给他的信中说：“过去您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今后您还将带来同样的益处，无论如何您绝不要被国外斗争的枝节问题所引起的沉重心情压倒。”（见本卷第275页）

　　列宁在给高尔基以及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瓦·瓦·沃罗夫斯基的信中，表明了他对反动时期召回派领袖人物所宣扬的造神说所持的批评态度。造神说自称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列宁认为这种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文学和宗教哲学思潮对工人危害很大。他在1908年4月16日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一封短信中说，他跟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走的不是一条路。列宁在这些信件中由造神说谈到了一般哲学问题。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背离马克思主义、热衷于宣传唯心主义的现象使列宁深感忧虑。造神派著作家们的文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的出版使布尔什维克在哲学问题上原来就有的意见分歧更加尖锐化了。列宁在1908年2月7日给高尔基的信中说，他为了对哲学问题发表意见，正在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修养，正在认真阅读党的哲学家如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和经验批判论者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列宁表示他赞成唯物主义，反对经验一元论、经验批判论等学说。在哲学问题上，他赞扬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他在这个期间的书信中多次指出，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执行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列宁不主张把哲学问题同党的工作方针、同布尔什维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哲学争论应该同整个党的工作分开，布尔什维克不应因哲学争论而引起分裂。列宁对哲学问题深入研究的成果之一是他在1908年写出的专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本版全集第18卷），有关该书写作和出版的情况，本卷中的书信也有所反映。

　　列宁1909年的一些书信涉及召回派创办卡普里学校的小集团活动。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培养工作干部为名而在意大利卡普里岛设立的这所“党校”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的派别组织中心。列宁在1909年4月11日以前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指出了正在筹建的这所学校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性质。同年8-10月间列宁写给阿·伊·柳比莫夫的若干封书信都谈到了这所学校的问题。列宁拒绝到该校授课，但表示愿意在巴黎给国内派来的学员讲课。为促使该校结束活动，列宁在这个期间还多次分别给学校的组织者和学员写信，反复说明和仔细分析了该校讲课人的派别倾向，指出，卡普里的学校是故意避开党办的学校。到那里学习就是学习特殊的派别组织的“学问”。卡普里学校大约存在了四个月（1909年8-12月），便开始瓦解。

　　列宁1909年底至1910年底在一些书信中由布尔什维克的分裂谈到了孟什维克的分裂。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退出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于1909年重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表现出同取消派作斗争的倾向。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主张巩固和保存党的秘密组织，并为此与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列宁1909年12月2日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信在叙述了这一事实后提出，为了巩固党，应当与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列宁在1910年3月29日曾直接写信给普列汉诺夫本人，表示赞同普列汉诺夫的主张：在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斗争中，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紧密真诚地相互接近。同年3月27日和4月7日在先后给尼·叶·维洛诺夫的信中，列宁提出了在同孟什维克护党派联盟的基础上争取党的统一的问题。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出路是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反对呼声派而捍卫党。在10月14日给格·李·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列宁再次强调，只有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才能建设党，而且应当同他们一起建设党。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列·达·托洛茨基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持“非派别组织”的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取消派以及召回派。列宁这段时间同托洛茨基没有直接的通信联系，但在给其他人的书信中一再谈论到他。如列宁在1908年2月13日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提到，尽管在1903-1905年托洛茨基还是孟什维克的时候，列宁同他有过很大的争论，但到反动时期开始，列宁为了党的共同事业，邀他为布尔什维克报纸撰稿，但遭拒绝。在1909年8月24日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列宁提出，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他的行动比所有其他派别活动者还坏。在同年9月14日和20日之间给米·巴·托姆斯基的信中，列宁又指出，托洛茨基不是想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建设党，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派别。1910年3月21日和4月6日先后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两封信谈到了如何同托洛茨基作斗争的问题，同年9月30日和10月9日给卡·拉狄克的两封信谈的也是要写文章驳斥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的事情。

　　本卷收载了列宁分别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书信若干封。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革命中与列宁接触颇多，革命失败后又都先后到国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刊工作。季诺维也夫于1908年夏末到国外后成为《无产者报》的编辑，从1909年起又和列宁一起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两报工作期间，季诺维也夫写了许多论述革命问题的文章。本卷所载列宁1909年8-9月间给他的几封信都是有关报纸编务和撰稿事宜的。加米涅夫于1908年底来到国外后和列宁、季诺维也夫合编《无产者报》，从事著述和党的活动，1910年1月又曾被派往维也纳参加托洛茨基派《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4月退出。列宁1909年8月-1910年4月给他的书信反映了上述事实。1909-1910年期间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共同签署而由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几封信件，收在本卷的《附录》内。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一同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出席1910年8月举行的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列宁此时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一活动。

　　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当时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其活动之初就参加了第二国际。本卷前后所载列宁的许多书信说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第二国际的密切联系。1905年2月8日列宁写给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奥·倍倍尔的信以及同月22日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一个委员所拟给倍倍尔的信，是就倍倍尔打算调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事而写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列宁在同年7-10月间写给社会党国际局及其书记卡·胡斯曼的若干封书信，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调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分歧一事以及普列汉诺夫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权问题。在10月27日的信中，列宁告知社会党国际局，他已被正式指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之一。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在1908-1910年间，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同胡斯曼通信相当频繁。通信反映了经常的事务联系，如关于组织问题以及交纳会费、参加会议、寄送文件等问题。列宁1910年9月2日的信件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请求社会党国际局接受他和普列汉诺夫两人为参加国际局的代表。此外，本卷中列宁给罗·卢森堡、莱·梯什卡、尤·马尔赫列夫斯基等人的信说明列宁和当时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些活动家的联系。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编入列宁的书信220件，其中一半以上是第1版所未收载的。《附录》所载的21篇新文献中，有列宁参加签署的以集体名义发出的信件和声明如1907年8月18日和24日之间给威·海伍德的致敬信、1910年2月22日给奥·倍倍尔的贺信、同年9月3日给季·基尔科娃的贺信，还有列宁为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开的证明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