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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8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17年11月（俄历10月）至1919年6月期间的书信、电报、便条、批示等。这一时期的列宁著作编入本版全集第33-36卷。
本卷所载书信显示了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袖在各方面的活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反动势力妄图把它扼杀于襁褓之中，重新恢复失去的旧政权。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而进行斗争。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武装起义刚胜利，沙俄将军克拉斯诺夫即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残余部队发动叛乱，进犯彼得格勒，严重威胁革命首都的安全。本卷开篇的两份文献是列宁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给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安·伊·弗罗洛夫的命令以及第二天给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他要求做好应对准备和立即镇压这次叛乱。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旧势力发动的一些叛乱如杜托夫、卡列金等人的叛乱及其遭到的镇压在本卷的若干书信中都有所反映。为了维持革命秩序，列宁的一些书信指示，要严厉打击抢劫、破坏等反革命活动，要把掠夺人民财产、抗拒政府法令的人交付法庭审判。
召开立宪会议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尊重人民的意愿，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并积极进行准备。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开幕。但由于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及其各项法令，并否决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先后退出会议。1月6日（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本卷收载有反映这一事件的有关命令、信件和指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是多党共存的局面。本卷中列宁的一些书信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复杂关系。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策动罢工和叛乱，参加白卫军所建立的傀儡政府。他们多次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政治暗杀手段，1918年8月30日谋刺列宁，使列宁受重伤。列宁曾就弗·沃洛达尔斯基被害事件在6月26日写信给格·叶·季诺维也夫指出，在极端军事时期必须支持群众为了对付反革命分子而采取的恐怖手段。左派社会革命党是从社会革命党派生出来的一个政党，他们的代表曾参加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1918年7月间的一连好几封信揭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活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使苏维埃俄国继续同德国作战，7月6日在莫斯科刺死德国大使，并发动叛乱。这次叛乱遭到镇压。叛乱的失败导致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化，该党领导人之一、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安·卢·柯列加耶夫在叛乱发生后表示反对该党的政策，后脱离该党，于同年11月加入俄共（布）。此外，列宁在8月间写的一些书信、电报涉及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富农暴动的事实。列宁多次指示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
停止同德帝国主义的交战状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为摆脱国家在国际上的极端困难的处境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列宁为使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力主签订和约。他在同列·达·托洛茨基和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进行顽强斗争之后，才使这一和约得以签订。列宁1918年1月14日（27日）在给卡·伯·拉狄克的信中批评拉狄克持“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陷进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苏维埃共和国设下的圈套。列宁在2月25-27日三天中拍发的三份电报（给和谈代表团的电报、给瓦·瓦·沃罗夫斯基的电报、发往伊尔库茨克的电报）以及3月1日所拟的致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书都是有关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和约最终于3月3日签订。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即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着手恢复被破坏的经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列宁十分关心俄国农业的恢复。1918年初，由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工人倡议，第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共耕社组织起来了。列宁对这个共耕社的筹建工作给予很大帮助。这从他在1月30日（2月12日）分别给安·卢·柯列加耶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可以看出来。对于农业人民委员部总结1918年在农业协作社、劳动组合、公社、村社、国营农场和劳动农民之间分配和使用没收的私有农具的经验，列宁极为重视，他在1918年底给谢·帕·谢列达的便条谈的就是这件事。而他给阿·伊·李可夫的一张便条（不晚于1918年5月14日）涉及生活必需品的分配问题。鉴于通货膨胀、币制混乱，列宁主持制定了关于以新纸币代替旧纸币的法令。他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便条、4月23日给阿·伊·李可夫的便条以及7月11日给伊·埃·古科夫斯基的五张便条都是有关发行新币、改革币制的。由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干扰，苏维埃俄国的这次币制改革未能实现。涉及财政、金融业务以及工业生产和邮电交通工作的书信在本卷中不少。本卷中有一些书信是关于如何利用消费合作社、使其在组织居民的供应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问题的，列宁在1918年12月25日给北方区域公社委员会的电报中批评破坏合作社合法经营的做法，指示“恢复被停业和收归国有的合作社，归还其商品，务必将合作社与苏维埃商店同等看待，纳入分配网”（见本卷第392-393页）。人民委员会为了建立统一的分配机构，1919年3月通过法令，把城乡各消费合作社合并成消费公社。列宁在4月20日给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全世界合作社运动的伟大创始人几乎无不指出这个运动将转变成社会主义。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合作社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赞同变合作社为包括全体劳动者的消费公社的法令所体现的这种发展。”（见本卷第509页）这反映了列宁当时对合作社、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连年战争和经济破坏留给苏维埃俄国的是十分严重的饥馑。俄国无产阶级为取得粮食、消除饥饿而斗争。列宁在1918年5月28日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便条中说，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转移到粮食工作上去，如果在最近几个月内不能战胜饥荒，显然就会断送整个革命事业。随着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加剧，到1918年夏，粮食紧张状况更为突出。列宁在8月26日的一份电报中认为“现在粮食工作最重要”（见本卷第297页）。在本卷中，关于粮食工作的书信为数甚多。这些书信涉及粮食工作各方面的具体事务，如解救城市饥饿、支援前线、组织征粮队下乡、同投机倒把和隐藏余粮的行为作斗争、搞好粮食运输等。为了加快收购粮食的进度、更多地取得粮食，列宁在一些书信中提出实行奖励制。
列宁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进行国内战争的时期关于作战以及其他军事问题的书信在本卷中占的分量最大。列宁的这些书信反映了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动捷克斯洛伐克军举行叛乱及叛乱被镇压的情况。从本卷中的书信可以看出列宁在反外国武装干涉前期如何领导各条战线的军事工作，如制定作战计划、下达作战指示、调动部队、了解战况（部署、兵员数量及士气）、收集战报、总结作战失利的经验。列宁的书信还谈到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问题，如补充和征集兵员、搞好对部队的供应（粮食、武器、弹药、装备、服装等）。他特别注意军工企业、铁路和水路运输、通讯联络等工作。有一部分书信专门谈到了对旧军事专家的任用和监督的问题。他要求指挥人员恪尽职守，若贻误军机，须受惩处；他整饬部队纪律，消除腐化、犯罪现象。他还在一些书信中谈到动员工人和共产党员上前线的问题。有一些书信是关于苏维埃俄国民族地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的。
列宁认为，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必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他在一封信中曾经谈到：“目前只有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才能解救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冲突，现在就要学会搞外交。”（见本卷第135页）苏维埃政权希望取得和平，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终止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1918年10月10日，列宁写信要格·瓦·契切林和列·米·卡拉汉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照会表示，苏维埃政权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对资本家和亿万富翁的政府——都有义务提议媾和，以便设法停止流血。列宁的另一些信件说明，外国武装干涉开始后，苏维埃俄国曾不止一次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缔结和约的建议。
关于政权建设的各种问题的书信在本卷中也占有不小的分量。从本卷前面的一些书信即可看出，列宁领导了人民委员会各个部门的组建工作，并为这些部门挑选得力的领导干部，确定工作方针。许多书信涉及对国家的管理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的问题。列宁认为巩固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非常关心地方苏维埃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强调它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他认为对党和国家的领导的原则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他本人的工作作风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本卷中的书信说明，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必定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苏维埃国家的人民委员会审议和作出决定；凡重要问题他都要同有关主管人员磋商。他在给玛·费·安德列耶娃的一封信中说：“我不能违背委员会同事们的意愿和决定。”（见本卷第83页）列宁坚决反对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纪律松懈、办事拖拉、违反制度的现象。在一些书信里，他着重谈到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以及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职能的问题。
本卷中有不少书信说明列宁如何处理群众的控告。凡接到对政府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控告，他都责成有关单位认真查证、处理。1919年1月18日他命令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立即向他报告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收到的一切控告，并认真督促贯彻他就这些控告所作的批示。他还指出，必须严厉惩罚那些迫害控告者的工作人员。他强调依法办事，早在1918年4月15日就在信中向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要编纂法典、出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汇编，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宣传法制，吸收贫民参加审判工作（做陪审员）和侦查工作等等。他对违法乱纪现象毫不宽容，他指示同营私舞弊、盗窃公款等现象作坚决斗争，建议对贪污分子定出严厉的惩罚办法，他更要求所有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徇私枉法。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违反法令，擅自提高列宁的薪金，他宣布给以处分（见本卷第192号文献）；人民委员会秘书要求他不顾法令的规定，允许亲属同在一个苏维埃机关中工作，他认为提出这样的建议就该送交法庭审判（见本卷第606号文献）。
本卷中的一些书信反映了列宁对苏维埃国家的文化建设的关注。1918年4月苏维埃国家曾通过法令，拆除在历史和艺术方面没有价值的沙皇及其仆从们的纪念碑，建立革命的纪念碑和革命家的雕像，并用反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标语、新标记、新街名去替换旧标语、旧标记、旧街名。列宁在5月间先后给帕·彼·马林诺夫斯基的信和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电报以及此后的若干信件、电报、指示谈的就是这类问题；他批评有关部门执行法令极不得力，多次责成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尽快实现法令所规定的内容。1918年12月26日、28日、30日和1919年1月13日的信件和电报谈的是征用图书以设立和扩充图书馆的问题。在1918年11月26日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批示中，列宁赞同拨出大克里姆林宫的一部分以开辟博物馆。列宁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宣传地方工作的模范事例，刊登地方上的实际材料（1918年5月30日和9月18日），他指示加强对外宣传（1919年6月2日），他还多次提出要注意收集国外的报纸以供了解和研究情况。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列宁尽力促进。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和B.M.列辛斯基在1918年创办的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第一批研究所之一，列宁多次给以支持，这从本卷所载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来。
列宁在进行紧张的实际工作的同时，始终赋予理论斗争以巨大意义。为此，他于1918年10-11月间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他曾在9月20日的一封信中谈到写这本书的动机：“为什么我们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不作任何斗争呢？……难道可以这样削弱自己的阵地吗？”（见本卷第318页）他在信中指出考茨基“纯粹机会主义地歪曲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学说、关于议会制的学说、关于巴黎公社的作用和意义的学说，等等。在收载于本卷的与该书的写作有关的一些书信中，列宁还提到，必须在国外刊印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既要批判卡·考茨基的理论观点，也要批判埃·王德威尔得等人的理论观点，“因为王德威尔得把国家学说的整个主要部分都玷污了、掩盖了、歪曲了”（见本卷第351页）。列宁认为，考茨基、王德威尔得以及让·龙格等人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苏维埃俄国的书籍，都应该收集起来，加以研究后给予驳斥。
列宁在这个期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书信散见于本卷的前前后后。1918年1月（公历）底芬兰爆发革命后，列宁在2月6日（公历）给库·曼纳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必须驳斥资产阶级报刊对芬兰事件的极端荒诞的报道。在德国革命急速发展的形势下，列宁在10月1日写信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列·达·托洛茨基，热烈支持德国革命，要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作几个关于德国革命的报告。列宁在信中提出，要同德国工人群众结成兄弟联盟，给予他们粮食和军事援助，为支援德国工人把业已开始的革命推向前去而献身。同月23日，列宁打电话给阿·阿·越飞（俄罗斯联邦驻柏林大使），要他为斯巴达克派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出狱一事转致祝贺。11月9日，他在发给奥廖尔和库尔斯克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党委的电报中通报了刚刚获得的德国工人和士兵已掌握政权的消息。他曾在给美国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信（1918年4月24日前后）中说：“我坚信，社会革命终将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获胜。当这种革命在美国爆发时，它将远远超过俄国革命。”（见本卷第114页）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注意理论和信息的交流。从本卷的一些书信可以看出，他多次索要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如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以及左派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他也认为应该使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文献传播到国外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后，他协助德国的工人在苏维埃俄国出版这两位革命烈士的全集。
列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二国际各党大多数领袖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后，即为筹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而奋斗。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本卷收有列宁1918年12月27日或28日给格·瓦·契切林的信，这是一篇有关这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文献。在信中，列宁谈到了如何为第三国际制定纲领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组织方面的基础。
本卷还收载有列宁为给某个革命同志证明经历和身份、安排生活和工作、解决某种实际困难而写的一些书信。这充分表现了列宁对同志的关怀和爱护。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编入函电883件（组），其中绝大部分是第1版所未收载的。本卷《附录》刊载的是列宁签署的书信，有的由有关部门起草，有的无法肯定系列宁所写或口授。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文献比第2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3篇，即《给A.M.尤里耶夫的直达电报记录（1918年3月26日）》、《致尼·亚·罗日柯夫（1919年1月29日）》和《给斯大林的电报（19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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