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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52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21年11月至1923年3月期间的书信、电报、便条、批示等。这一时期的著作编入本版全集第42卷后半部分和第43卷。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5月不幸中风，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年底再次中风，不得不停止工作。列宁在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中仍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为维护和贯彻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促进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开展苏维埃国家外交活动而日夜操劳，殚精竭虑。
本卷的大量文献反映了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列宁所关心和解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列宁很注意国内外对新经济政策的反应，重视新经济政策的宣传介绍。他在审阅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写的《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问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小册子的书稿时指出：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阐明新经济政策在总的范围内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他指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小册子中作必要的补充，“说明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见本卷第39页）。在1922年2月2日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列宁认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时，必须“列举一些最简明的基本数字，说明执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工商业顺利发展的情况及其对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意义”（见本卷第243页）。列宁密切注意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各种欧洲报纸对俄国新经济政策的评论，要求尼·伊·布哈林提供根据英、德、法三种文字的报纸摘编的简明材料。1922年11月25日在阅读列·达·托洛茨基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之后，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那它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见本卷第511-512页）。针对孟什维克歪曲国家资本主义，说新经济政策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言论，列宁认为必须立即在报刊上公开批驳。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当权的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只能在受限制的情况下存在，它既受推广的时间和范围的限制，也受其采用条件和监督办法等等的限制”，国家资本主义“是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术语，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术语，它可以迫使那些因循守旧的共产党员明白，新政策在认真贯彻执行”（见本卷第207页）。
1921年秋新经济政策由商品交换退却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之后，列宁把商业工作提到了关键地位。本卷许多文献表明了列宁为贯彻这一思想，扭转人们的陈旧观念所作的努力。他强调指出：“现在整个关键在于迅速发展国营商业（包括它的各种形式：合作社、国家银行的客户、合营公司、代销人、代理人等等，等等）。”（见本卷第289页）他认为：“现在一切的中心是贸易，首先是国内贸易，其次是对外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以贸易为基础，来恢复卢布的币值。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情上。要切实处理好这件事，这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根本的。”（见本卷第209页）
列宁认为，银行必须参与发展商业并把它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这是关键所在。他在1922年2月18日给亚·德·瞿鲁巴的信中写道：“我们需要的国家银行同商业的关系应当比资本主义同商业关系最密切的国家银行还要密切一百倍。”（见本卷第277页）列宁尖锐批评那些罗列形式上的理由来反对国家银行参与商业的经济工作人员，指出他们是墨守成规，冒充博学，迂腐透顶。在1922年2月28日给国家银行负责人亚·李·舍印曼的信中列宁直率批评“现在的国家银行=官僚主义的转账游戏”，把苏维埃卢布“从国家的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见本卷第302页）。列宁指示银行应当物色“一批善于以国家银行的名义去组织商业、检查商业的人，奖励能干的商业人员，关闭那些表面上似乎是在经营商业，实际上却是官僚共产主义工商业的‘波将金村’”（见本卷第303页）。
列宁非常不满意那些不善经营、一味依赖国家的企业，强调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原则。他在1922年2月1日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指出：“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正是为了要它们自己承担责任，而且要承担全部责任，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损。”（见本卷第240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会用精明的、商人的办法来充分保证自己的利益，那就应当受到惩处。
列宁在这一时期多次提出“学会经商”的号召。特别是对从事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列宁要求他们由外行变内行，不能只当装潢门面的“共产傀儡”，而让资产阶级专家和骗子操纵一切。他指出，如果真正学会做生意，我们就能够“对整个商业经济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有保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见本卷第346页）。在1922年2月18日给亚·德·瞿鲁巴的信中列宁也指出，如果从上到下建立商业代办网，整个代办网实行分成制并学会很好地做生意，我们就能够掌握十分之九的贸易额，并通过这个途径，“使新经济政策由一个愚弄共产党员蠢人（他们掌握着政权，但不会利用它）的制度变成社会主义的基地——一个在农民国家里的为世上任何力量所战胜不了的基地”（见本卷第277-278页）。
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俄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关心租让谈判和对外贸易工作的进行情况。租让政策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行租让制不仅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而且能够在实际上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有利于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斗争。列宁致函最先同苏俄签订租让合同的美国企业家阿曼德·哈默，衷心祝贺第一个租让合同取得圆满成功，指出它对发展苏俄同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具有重要意义。在1922年5月24日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列宁强调指出哈默租让合同开辟了“通向美国‘实业’界的一条小径，应该千方百计加以利用”（见本卷第441页）。列宁还关注着合同的执行情况。当他获知苏俄按合同发往美国的货物质量低劣时，即在给阿：伊·李可夫的信中指出这是“很不体面的事”，要求“务必绝对严格、一丝不苟地”履行合同，“而且对整个事情都要更仔细地进行监督”见本卷第368页）。
对于美国工人为援助苏俄恢复经济而集资创办的俄美工业公司，列宁很感兴趣，并致函该公司主席悉尼·希尔曼，表示保证美国工人的投资不受亏损。他还关心同美国仿德胜公司关于承建石蜡分离厂和铺设输油管的谈判。同英商莱斯利·厄克特的矿山租让谈判有关的书信，反映了列宁既积极推行租让政策，又反对损害苏俄根本利益的原则立场。
在一些书信中，列宁反复强调，德国埃森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的农业租让和德意志银行的格罗兹尼石油租让，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重大意义。他敦促有关部门积极进行谈判，争取签订更多的租让合同。列宁认为必须克服阻碍租让制推行的旧观念，他在1922年1月23日给安·马·列扎瓦等人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指出：“应当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人中的那种反对租让石油、农业等项目的偏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见本卷第213页）苏维埃俄国的对外贸易也是在列宁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国外采购粮食、定购工农业技术设备、进口鲱鱼和肉类罐头、向意大利出口煤炭，列宁都亲自过问。
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同加强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鉴于在铁路、商业部门、合作社机构和苏维埃机关中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走私盗窃等现象屡屡发生，列宁在一些书信中要求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工农检查院等部门对经济案件认真查处，通过法庭作出处理，直至枪决。他责成有关部门火速研究同走私作斗争的问题，在工业建设和商品流通方面重新审定法令，使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法令系统化。列宁就有的地方私人资本击败了合作社一事向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提出责问：“对非法贸易的案件审判了没有？对私人贸易征税了没有？”（见本卷第256页）他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对违法贸易等等采取监督和取缔的措施。列宁认为，从苏维埃那里承租的企业也是苏维埃企业，必须赶紧拟定明确的法律，把工农检查院的检查权和质询权扩大到各种各样的（不论是私营的、合作社的，还是租让的等等）机构和企业。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需要用新办法给予新的严厉的惩罚”（见本卷第256页）。
本卷中很多函电反映了列宁对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运输业、开发矿产资源和发展新技术的关心。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加快制定1922年国家电站建设计划，抓紧卡希拉、沃尔霍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电站的建设。他建议给冶金工业、纺织工业、造纸工业增拨资金，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顿巴斯正常生产。列宁认为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的调查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调查属实，就必须力争以最快速度进行开发。他多次就泥炭水力开采问题作指示，要求在投资允许的范围内认真做好试验，以便对这种开采法是否切实可行和经济上是否有利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列宁在一些书信中非常关心电犁、福勒式犁的制造和内燃机车的开发，他对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和试验都表现出极大兴趣并给予积极支持。有些书信是为解决农业生产问题而写的。列宁认为种子和农具的改良非常重要，必须从国外进口农业机器和种子用于春播，必须支持和鼓励专家的良种培育工作。他指出，改良农作物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极其重要的基础之一。此外，列宁还很注意农民的情绪，注意在征收粮食税中发生的滥用职权欺负农民的问题，指示有关领导人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偏差并使受害地区能及时全面完成春播任务。
本卷中一部分书信说明了列宁对报刊、出版、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关注。他在1922年4月12日给恩·奥新斯基的信中批评“报刊上空泛的议论和政治高调太多，而对地方经验的研究却非常缺乏”（见本卷第384页）。他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到现实生活、深入到基层中去，了解、分析和研究地方经验，要不怕揭露错误和无能，也要广泛介绍和大力宣扬好的榜样。他认为只有这样，报刊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会卓有成效地得到改善。
列宁高度评价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论苏维埃俄国电气化的著作；支持H.A.奥尔洛夫以非党的但对苏维埃政权抱友好态度的观点撰写《苏维埃俄国经济史》一书以便在国外出版；敦促国家出版社采取措施，保证世界地图集的编簒出版工作顺利进行。他充分肯定弗·维·阿多拉茨基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集的意义，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事业，并对此书的选编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列宁把扫盲和基础教育视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家财政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他要求从歌剧院和舞剧院节省下来的经费中至少拨出一半用于扫盲和建立阅览室。在1922年10月27日给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的信中，列宁再次要求压缩不必要的开支，以便增加中小学校和扫盲工作的经费。列宁还指示办公厅主任对莫斯科一些高等学校提出的增加房舍和进口必要设备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设法满足其要求。
改善国家机关工作是列宁晚年最操心的问题之一。从本卷很多书信中可以看到，列宁对上自中央领导机关、下至基层单位都存在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深恶痛绝，主张严肃处理。1921年12月列宁致函各中央苏维埃机关领导人，对他们不及时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提出警告，指出“极为恶劣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必须彻底根除”（见本卷第161-162页）。列宁在1922年2月22日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见本卷第288页）。对于纵容姑息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的有关部门和领导者，列宁尤其不满意。他批评司法人民委员部对机构臃肿、重叠，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斗争不力。他对莫斯科革命法庭审讯拖拉作风和玩忽职守案件时走过场、包庇被告的姑息养奸态度提出严重警告。列宁认为，要惩办那些犯有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人，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必须把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拿出来交付法庭公开审判，选择引人注目的案件，使每次审理都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事情。即使被告都是极好的、忠诚的、宝贵的工作人员，也不应留在官僚机关内部处理。列宁指出：“这不仅仅是为了严厉惩罚（也许只要警告就够了），而主要是为了公之于众，打破那种广为流行的以为失职人员可以不受惩处的观念。”（见本卷第119页）列宁强调公开审理有关拖拉作风的案件具有特殊意义。他认为，这样公开判决，“它的社会影响，与不公之于众而由党中央少数人私下了结可恶的拖拉作风的可恶案件的愚蠢做法相比，不是要大一千倍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治好这种病”（见本卷第141页）。
列宁认为，衡量每一个机关的工作效率的真正尺度，首先是在多大程度上切实并迅速地完成所有由其经办的事情。他要求各人民委员部养成认真的工作作风，工作得有条不紊、精确而迅速。列宁对管理机构规范化问题很感兴趣，他在1922年9月1日给瓦·亚·阿瓦涅索夫的信中要求广泛搜集德、美等国有关文牍规范化方面的资料，制定出自己的文牍工作规范，全面推广。他指出：“我们现在向欧美学一学是很有必要的。”（见本卷第454页）列宁认为加强检查监督是改善机关工作，保证党和政府的决议、指示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措施。他在1922年5月15日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信中规定了层层负责的检查工作方式和程序，要求一丝不苟地执行。他对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很不满意，1922年8月21日致函该部部务委员批评它的工作方式还是老一套，机构没有重建，也没有改善。没有系统地制定出工作准则和应完成的工作量。他要求这个部大幅度精简机构，提高业务水平。
列宁非常注意选拔人才和正确使用干部。他在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推荐优秀人才的一些书信中批评了不善于爱护人才的现象，要求书记处不能浪费人才，要多关怀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尽办法做到不失掉一个干部。他还指示书记处要有步骤地挑选人才，给每个人民委员部配备一定数量的年轻人，以便从中培养和选拔领导干部（参看本卷第403、453、517号文献）。有些书信反映了列宁关心干部之间的团结合作，帮助他们调解纠纷。他批评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排斥不同意见的人的错误做法，告诫他“不能认为同自己观点不同或工作方法不同就是搞‘阴谋’或是闹‘对立’，而应珍视有独创精神的人”（见本卷第121页）。本卷中还有很多书信表明列宁对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健康情况的关心和爱护。
有些书信是谈清党问题的。列宁一贯重视维护党的统一和纯洁，他主张把异己分子和玷污共产党员崇高称号的人清除出党，同时又坚决反对借清党之机打击无辜的党员，任意开除党籍。列宁多次为受冤的同志出具证明材料，要求清党机构进行复查。1921年12月3日列宁致函莫斯科省清党审查委员会，指出把他在《关于清党》一文中所说已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不可靠这个意思，理解成必须把他们全都开除出党是不对的。他要求在清党工作中对每一件事情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要历史地全面地分析，着重事实和证据，不能凭一些不公正的看法和流言就作出处理。
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列宁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他亲自掌握参加热那亚会议谈判的方针、策略。在许多书信中列宁就热那亚会议问题所作的一系列指示体现了苏维埃俄国外交斗争的灵活性和原则性。还有一些书信反映了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支持。在1922年11月25日给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团成员的信中，列宁对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在1922年11月24日给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信中，列宁以同志式的口吻向意大利代表团解释其应遵循会议决定与意大利社会党合并的原因，提醒他们不要犯重大的政治错误。
1922年2月5日，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科学院选举列宁为院士，并于2月23日发出通知书。列宁2月27日复信给科学院，说明自己因病无法履行院士的职责，不能当挂名院士，请求不要列入名单。此信体现了列宁谦逊朴实的高尚品德。
本卷最后的一些书信反映了列宁对对外贸易垄断和民族关系问题的忧虑以及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作的努力。
对外贸易垄断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弗·巴·米柳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等一批中央领导工作人员开始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列宁始终不渝地为维护对外贸易垄断而斗争。1922年中央十月全会在列宁因病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列宁对此极不满意，坚持要求暂缓执行，留待下次全会重新审议。列宁1922年12月给列·达·托洛茨基和莫·伊·弗鲁姆金等人的几封信，表明了这一斗争的微妙发展和列宁的坚定态度。
关于“格鲁吉亚事件”，列宁对波·古·姆季瓦尼集团在外高加索联邦和建立苏维埃联盟问题上的分离主义表现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表在这一事件中的粗暴态度深感不安。他认为主要危险是大国沙文主义。建立苏维埃联盟，不只是要求各民族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做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对于历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列宁不能容忍奥尔忠尼启则的严重错误和费·埃·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对他的祖护。本卷所收的1923年3月5日和6日列宁在重病中口授的给列·达·托洛茨基和给姆季瓦尼等人的两封信，表明了列宁对民族关系问题的关切和他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编入本卷正文部分的书信、电报、便条和批示共600篇，其中575篇是第一次编入全集的。作为《附录》收载的13篇，是别人起草而由列宁签署的文献。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2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7篇，其中1篇收入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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