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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60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1915年至1922年的批注类文献。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研究过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将军的军事著作。本卷收载了列宁1915年阅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作的摘录和批注。列宁称克劳塞维茨为伟大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著作家，是善于深刻剖析军事问题的著作家。列宁认为《战争论》第6章《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是“最重要的一章”，几乎全文摘录。列宁十分赞赏克劳塞维茨给战争下的定义：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列宁指出，这是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所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和阐释这句名言，来反对那些歪曲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内容和阶级本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从列宁所作的摘录和批注中还可以看出，列宁很重视克劳塞维茨关于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军事变革思想的论述，肯定了他关于战争指导、司令部、统帅的素质和军队的职业特点等的见解，同意他有关人民在不同时代的战争中的参战程度和精神因素对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立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列宁就注意到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言行，不断揭露他们对这次大战所采取的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态度和立场。
本卷收入了这一方面的批注类文献。列宁利用法文报纸刊登的关于1915年2月14日召开的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的言论，写了《关于伦敦代表会议》一文（见本版全集第26卷），揭露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英、法、比、俄四国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和平主义派的代表赞成战争、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叛卖行径。列宁在1915年10月以后写的文章，特别是两篇题为《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的文章（见本版全集第27卷），利用了本卷中的《茹尔·盖得〈警惕！〉一书和〈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一书的摘录和批注》，来说明第二国际的破产，捍卫《巴塞尔宣言》的反战革命精神，批判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主义。列宁在1916年作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和民族压迫问题的笔记》和《保·伦施关于民族自决和兼并的文章的摘录和批注》，是列宁当时为论证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批判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而使用的部分准备材料。
列宁1915年阅读彼·马斯洛夫的小册子《世界大战的经济原因》时作的批注，指出这个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不懂得“货币”资本同资产阶级政府的联系、军费开支的非生产性质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其他现象。列宁在1915年9月和12月间阅读了帕·阿克雪里罗得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一书和尔·马尔托夫的《战争和俄国无产阶级》一文并作了批注。列宁在同一期间写的《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三篇文章（见本版全集第27卷）就使用了他所作的摘录和批注，揭穿这两个孟什维克领袖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言行，指出他们口头上保卫国际主义，实际上支持全世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来反对革命的国际主义者。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反映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团结和指导各国社会党内的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所做的工作。列宁高度评价瑞士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果雷撰写的《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一书，在书上作了各种标记和评语，并据此在1915年8月写出《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一文（见本版全集第27卷），大段引用书中的原话来批判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玷污社会主义的行为。同时列宁指出果雷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足，指出他不懂得必须同机会主义派别彻底决裂。列宁于1915年在荷兰左派女社会党人罗兰-霍尔斯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和平》一书上作的批注，肯定她拒绝保卫祖国的思想，指出她坚持同机会主义者政党统一的言论是错误的。列宁对罗兰霍尔斯特的《民兵制还是裁军？》一文写了较长的评论，指出该文的主要缺点是她认为建立民兵制和废除武装作为宣传的要求“二者都好”。列宁写道，这样提问题是主观主义的，因为这两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能实现，仅仅是宣传，“但是，我们的宣传应该遵循客观的发展。客观的发展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等等的区别就在这里，而且也恰恰在这里，在这一点上。”（见本卷第159页）列宁1916年所作的《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报纸的摘录和批注》、《关于瑞士工人运动问题的报纸的摘录和批注》以及《在瑞士社会民主党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和决议草案上作的修改和批注》，都是为了指导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进行斗争。
本卷收入了列宁1915年审读格·季诺维也夫为驳斥孟什维克的《我们的言论报》宣扬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口号而写的《和平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口号的不幸）》一文原稿、米·波克罗夫斯基的《战争祸首》一文和亚·柯伦泰的《谁需要战争？》书稿时写下的意见。列宁对季诺维也夫的文章除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还要求季诺维也夫阐述：要从要求和平的情绪转向革命，而不是用美好的和平的诺言去麻痹人们。列宁指出了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帝国主义论述的一些错误。列宁很重视柯伦泰的书稿，不仅对原文提出修改意见，还在其中补写数段文字，竭力帮助柯伦泰改好书稿，使之能够出版。
本卷收载的《在1918年1月8日（21日）党的会议上作的摘记》、《关于拿破仑第一对德战争史的笔记》和《尼·布哈林等人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发言的摘记》，是1918年1月至3月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时列宁所作的摘记和笔记。本卷还收载了列宁在1918年3月至7月即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的“和平喘息”时期修改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草案一类的文献。其中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就合作社工作问题达成的协议草案上作的批注》、《对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草案的修改》、《对关于惩治受贿的法令草案的修改》、《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的修改》、《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对关于不容许亲属在苏维埃机关共同供职的法令草案的修改》等。《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是列宁对宪法草案头3章提出的修改意见，特别要求具体拟定保证少数民族的平等和各种权利的条文。根据列宁的提议制定的关于从严惩治受贿和一切涉及受贿行为、不准许亲属在同一个苏维埃机关供职的两个法令草案以及列宁对它们的修改，是涉及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两个重要文献。
列宁1920年5月阅读尼·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时作的批注和评论，是本卷中重要的理论性文献。布哈林写作《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是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揭示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特点。由于成书于1920年初，自然带有明显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列宁在这本著作的页边写了许多批注，还在书后写了总的评论。列宁称誉这是一本“出色的书”，肯定了其中的若干正确的观点，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和错误，简明地提出了自己对过渡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列宁在布哈林的著作上的批注提出了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论点。布哈林否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从而断言“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列宁在这个论断旁边写道：“不对。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Iv+m和II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见本卷第275页）布哈林把社会主义生产力解释为只是技术的发展，列宁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布哈林正确地指出革命暴力是帮助新生产关系形成的这一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这一阶级的组织程度。列宁补充说：“应该加上：（1）取决于数量；（2）取决于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3）取决于同劳动群众的联系；（4）取决于这一阶级的组织性。”（见本卷第310页）列宁批评布哈林缺乏准确的阶级分析，对阶级的特点和本质没有正确的认识。列宁不同意作者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看法。列宁针对作者所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这一论断写道：“不对：是从‘比较薄弱的’体系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见本卷第317页）对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中有关强制规定的消亡次序，列宁提出了同作者相反的估计：起初消亡的是强迫性的劳动，然后是惩罚机关和镇压机关系统，最后是军队。布哈林在书中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以及商品、货币、利润、工资等等概念）在过渡时期就已完全消亡和消失，显然是错误的。例如，布哈林在文中说，“在资本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生产是为抵补社会需要进行的生产。”列宁在此处写了一段批语：“没有说到点子上。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见本卷第302页）列宁对布哈林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论点，一再用“对”、“好”、“非常好”等评语予以肯定。
列宁在布哈林的著作上的批注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方法论问题。列宁揭示了布哈林由于未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所犯的错误，提出他在书中大量使用波格丹诺夫的概念和术语，而不懂得波格丹诺夫的术语及其含义是以他的唯心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因此布哈林经常陷入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矛盾的烦琐哲学和唯心主义泥坑。甚至作者的一些本来正确的思想也往往披上波格丹诺夫的术语的外衣，列宁把这形容为“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列宁对书中的论点的分析，贯穿着关于研究的逻辑同对象本身发展的客观逻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思想。列宁指出，形而上学的平衡观点“为哲学上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动摇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见本卷第305页）。列宁强调实践在认识现实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以书中抽象的论述和逻辑的推论过多，“作者以翔实的、即使是简短的实际材料来为自己的公设提出充分的论据不够”（见本卷第321页）。列宁在书中的“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旁边写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见本卷第281-282页）列宁的这个论点对于阐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本卷收入了列宁1920年阅读该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著名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库恩·贝拉的《从革命走向革命》和叶·瓦尔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两本小册子时作的批注。列宁很重视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他在库恩·贝拉的书后写了如下的评语：“在小册子里作者革命信念的坚定性，他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好的。关于党应当是什么样的党，论述得好。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批判也是好的。但是，一个极大的缺点是——完全缺乏事实。这就使小册子没有力量。”（见本卷第373页）瓦尔加的著作是依据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短暂时期的经验和当时来自俄国的有限资料写成的，列宁只对其中的三章作了标记和批注。列宁阅读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出版的《革命进攻的策略和组织。三月行动的教训》一书的校样时作了许多批注。他同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利用了该书的材料。
本卷还收入了列宁1920年阅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托·鲍威尔的《世界革命》一书和英国独立工党领袖詹·麦克唐纳的《议会与革命》一书时作的标记和批注。列宁阅读这两本书是为了揭露一部分愿意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二国际的老领袖和政党的机会主义面目。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世界革命》一书异常清楚地表明了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见本版全集第39卷第2页）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议会与革命》一书对形势的描述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类似，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即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真正的革命准备（见本版全集第39卷第219-220页）。
列宁1919年4月审阅阿·哥尔茨曼的《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提纲时作的批注和列宁1920年3月阅读谢·古谢夫的小册子《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时作的批注，是涉及国内战争时期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两个文献。列宁1921年2月18日审阅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改组方案时作了批注，并改写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条例的第一条，提出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它制定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并监督此项计划的实施。
当国家从战争转向建设的时候，托洛茨基在1920年底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参与争论的“工人反对派”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派别集团，他们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他们向1921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散发了亚·柯伦泰写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这本小册子全面阐述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和主张。列宁3月9日阅读柯伦泰的小册子时作的批注指出，要着重揭露和批判“工人反对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错误。列宁在当日作的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批判了柯伦泰的小册子中的错误言论。
从列宁在1920年和1921年2月之间阅读《弗·恩格斯〈政治遗教。选自未发表的书信〉》一书时作的批注中可以看出，列宁特别注意恩格斯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关纯粹民主派和它在革命关头的作用的论述。列宁在1921年的报告和文章中不止一次引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论打着保护民主派的幌子支持反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的批注类文献在本卷中占较大的篇幅。列宁1921年5月和9月《在瓦·奥博林来信上作的批注》、《在叶·莫伊谢耶夫报告上作的批注》和《对阿·基谢廖夫关于工资问题的提纲的修改》是关于确立工资政策的新原则的文献。列宁6月审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米·雷库诺夫关于建立出口储备的报告时作的批注，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具体建议。列宁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提纲草案》上的批注，是在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审查这个提案草案时作的。根据批注可以推断，当时主要是与托洛茨基进行争论。中央审定委员会稍后提出的《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见本版全集第42卷第499-502页）就是以这个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列宁9月4日阅读组织生产者联合会发起小组的报告时作了批注，并于当日指示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斯莫尔亚尼诺夫，找发起小组主席苏茨凯韦尔谈谈关于根据生产者合伙经营的原则吸收从前的专家、工厂主、商人创办中小型企业的倡议问题。列宁9月11日阅读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致我们的批评家》一文时指出，文中“新型的国家经济中，意志和意识的因素将比过去任何世纪都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深入到共和国的全部经济活动中去……”这段文字中的“意志和意识”，应当“是国家经济的‘意志和意识’，而不是个人的”。（见本卷第448页）列宁11月12日在国家银行总经理亚·舍印曼11月11日的来信上写了许多批语，不同意信中就整顿财政提出的用革命措施建立正常的货币流通、在最近的将来实行币制改革、取消对外贸易垄断等建议。列宁1922年2月15日在司法人民委员部顾问伊·科布连茨关于私营企业不应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监督的意见书上的批注，认为科布连茨的结论是错误的。同日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信中阐述了他的批注，并指示要审查科布连茨的意见。（见本版全集第52卷第308号文献）
列宁1922年9月27日阅读瓦·普列特涅夫的《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时作的批注，是关于根据中央政治局1922年8月31日的决定在《真理报》上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展开的那场辩论的重要文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瓦·普列特涅夫在9月27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是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的纲领性文章。列宁在文章发表的当日，就在报纸上对作者兜售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特殊途径的旧教条和其他一些错误论点作了许多批注，并指示《真理报》编辑部批驳它伪造和玩弄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论。党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雅·雅柯夫列夫受列宁的委托，根据列宁的批注的精神并在列宁的具体指导下，写了题为《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长篇文章（见《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1980年人民出版社版）。这篇文章阐释了列宁的批注，表达了列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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