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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
（1895年12月—1897年2月）
（摘要）[1]
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1895年俄历12月9日被捕的。在这之前约莫一个半月，我和母亲到过彼得堡他那里。他那时住在靠近干草市场的大哥萨克巷，并已登记当了助理律师。弟弟也出过几次庭，不过，看来是受法院的委派仅仅就刑事案件出过庭，那是没有报酬的，而且他穿的还是已故父亲的那套燕尾服。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交游面已经相当广了，他到处奔走，忙得不亦乐乎。我在弟弟的寓所里认识了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舍尔古诺夫，那时他还没有失明……
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告诉我说，他有可能被捕；并说，不要让母亲到彼得堡来为他奔走。
他和我们大家都知道，对每一个当母亲的来说，儿子被捕后跑衙门的经历都是难以忍受的，而对我们的母亲来说，则更要难受许多倍，因为这会使她再次感受到她为弟弟亚历山大·伊里奇奔走时，在彼得堡保安局和警察司里尝过的辛酸。由于这个原因，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后，我常常一个人到彼得堡去，而后来，从1896年夏天起，我和母亲一起住在那里，多数时间是自个儿（有时带着母亲的申请书）到各个衙门里去，因为那些地方是同她的无限伤心的往事联系在一起的。
约莫在12月中，我们真的得到了他被捕的消息（这个消息是由他在那里寄膳的切博塔辽夫夫妇送来的）……
（接下去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谈到，列宁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告，请家里人设法弄一只箱子，要跟他从国外带来的箱子样子差不多，因为在审讯时，他说是把箱子留在莫斯科家里的。见本卷第41—45页。——编者注）
在他被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只箱子使所有的同志都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警察虽然放伊里奇带着箱子入境了，但在被捕时或在被捕后立即提出了箱子的问题，证明这只箱子是引起了注意的。至于说在边界上放行，那很可能是故意的，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显然，他们在彼得堡没有找到这只箱子，现在正在搜寻它的下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告诉我们，在边界上他们不仅把箱子翻得兜底朝天，而且还在箱子底部拍拍打打，因此他当时认为他们已经断定箱子有夹底，而他也已经出事了……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接下去写着，列宁在他从狱中送到外面的一份书单里，除他所需用的书籍外，还开列了若干杜撰的书名，以此来探问他的同志们的遭遇。见本卷第47—48页。——编者注）
我想要补充这份书单的努力只收到一个效果，那就是对我上面所说的一切得到了两个人的证实，一个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西尔文，我首先是从他那儿知道弟弟的这个巧妙办法的；另一个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是常常收到弟弟的信的。他们也想不起更多的书名了。但从我所举出的这几本“书”中，就足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巧妙地瞒过了宪兵的耳目，并启发了同志们该用什么方法来传递消息。就在由亚·基·切博塔辽娃抄写并用她的名义寄出的回信中，同志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告诉他一些人的消息……
我于1896年1月上半月来到彼得堡，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同弟弟见了几次面，给他送去了大量的书（那时送书可以不受限制），办了几件他托办的事，——伊里奇托办的事平时也是很多的，入狱之后当然就更多了。此外，我还给他找了一个“未婚妻”（我不在的时候由她去探望），然后才离开。关于找谁来作探监和送东西的“未婚妻”这件事，我记得，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表示愿意担任这一角色，但弟弟坚决反对这样做，他通知我说：“毫不反对找一个不参与其事的未婚妻，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其他熟人则不应露面”。
过了一个月光景，我又到彼得堡住了一段时间，而从5月开始，我同母亲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到了那里，以便在就近的郊区安顿下来，好探望并照顾弟弟。我在这年夏天离开莫斯科，也是由莫斯科警察局和宪兵队对我的态度决定的，因为它们提出，要我在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前离开莫斯科。
我们对探监作了分工。母亲和妹妹星期一去当面探监（那时当面探监的时间是每次半小时），我则在星期四去探监（隔着铁栏）。我和弟弟都比较喜欢隔着铁栏的探监，一则是因为时间比较长，至少一小时（记得有一次探监竟延续了一个半小时）；二则，也是主要的，是因为可以谈很多话，因为一个看守人要管几个铁笼子，所以谈话可以比较自由。我和弟弟常常使用密码信里约定的代号谈话，比如说，我还记得，那只惹祸的箱子，我们把它叫作“灯”。当然罗，我们还尽量使用外语词汇，把它们夹杂在俄语里讲。比如说，罢工，我们照英语讲作“斯特拉伊克”（“strike”）；罢工者，则照法语讲作“格雷维斯特”（“grèviste”），等等。
（接下去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谈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纺织工人大罢工，谈到这些罢工大大鼓舞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斗志。见本卷第50—51页。——编者注）
一方面，狱外的这种情绪，看来必然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同志们更加渴望离开监狱奔向自由；另一方面，在监狱内部同他接触时的高昂情绪，毫无疑问也使狱中的同志们精神振奋。无论比起以前还是以后的时期来，当时监狱生活的条件算是非常有利的，这才使他们在狱中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大家知道，在沉寂和反动的年代里坐牢是最最难以忍受的，因为狱中阴暗情绪蔓延的自然倾向是受总的形势影响的。
……我每个星期给他送两次书，时间是星期三和星期六。在每包书里，都有一封用铅笔在字母上加点或划线的密码信。在弟弟坐牢的整个期间，我们一直是用这种方法通信的。他收到一包书以后，总是先按照约定的记号去找那本有密码信的书。从检察官那里收到书是不会有任何耽搁的，——第二天就把书发给犯人了。记得有几次，因为我要赶紧把一些消息告诉伊里奇或者问他什么事情，在星期三傍晚前把书送给他，到了第二天，即星期四，就从监狱看守人员那里收到了发还给我的书，其中有他用密码写的回信。
用这种方法交流情况非常迅速及时。在星期四隔着铁栏会面时，弟弟便对信中的某些情况加以说明。这样，我也能把狱外的事件一项不漏地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同在狱外的“斗争协会”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探监前，我都要特地同他们会面，以便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雅库波娃、西尔文和其他人那儿取得有关工作和罢工进展的第一手资料；此外，我也从更为广泛的交谈中打听到这些方面的消息……
伊里奇在谈他对读过的那本书（里面有用密码写的信）的印象时，其实是在谈那封信。我除了告诉他外面的事件外，还要把跟他一起坐牢的同志们的情况告诉他，往返传递他们之间的消息。为此就要提早来到我们的“俱乐部”——“拘留所”中探监的人等候叫去会面和领回物品的一个房间，以便从探监的人那里收集消息，同时也向他们传递消息……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伊里奇的日程早就排得满满的了，——除了他写作上需用的书籍之外，还不断给他送去新出的书，其中包括各种月刊；后来，可以从中获得有关政治事件消息的周刊也准予送去。我给他订了一份德文周刊，好象是《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但是他并不就此感到满足，不能对地下工作不予关注。于是，除去上面所说的工作外，伊里奇开始写起秘密文件来，并找到了把这些材料送往狱外的方法。这恐怕是他监狱生活中最有意思的插曲了。狱外的同志在信中把印发传单和其他秘密书刊的情况告诉他，并对他不能起草传单表示惋惜，而他本人也想起草传单。当然，在狱中是弄不到任何化学试剂的。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我，他想起了母亲教的一种儿童游戏，那就是用牛奶来写字，然后在灯或蜡烛上加热，把写的东西显影出来。牛奶是他在狱中每天都能得到的。于是他便用面包瓢做了一些小墨水瓶，在里面倒进几滴牛奶，蘸着牛奶在一本准备毁掉的书的字行中间写起来。我们特地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进去一些小说书，这种书在用后毁掉就不会觉得可惜了。此外，我们还利用附在杂志里的广告纸来写秘密信件。这样，用加点的办法写的密码信就用这种更为简便的办法代替了。伊里奇在信中用加点的办法告诉我们，在书的哪一页上有用化学方法写的信，这封信要在灯上加热。
由于狱中加热有困难，所以这种方法我们比他用得多。不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还可以把信放在热茶里显影，当他们同时呆在“拘留所”的时候（从1896年秋天起），他们就是照这个办法用牛奶或柠檬汁互相写信的。
总的说来，伊里奇一向对任何工作都力求做到准确无误，节省精力。他打上特殊的记号，确定密码信写在哪一页，以免在书堆中东翻西找。先要在第七页上找到这个记号，这是用铅笔划的一条短线。把第几行的行数乘以这个记号所在那页最末一行的第几个字母的数字，就得出了页数。举例来说，如果记号打在第七行第七个字母上，那我们打开第四十九页，信就是从这一页开始的。这样，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能从收到的一叠书（有时候数量相当可观）中，很快就找到那本有信的书以及信所在的页码。这种打记号的方法（页码是不时变换的），我们一直加以使用，甚至在革命前的最后几封信里，即1915年和1916年多数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执笔的那些信里，我也是按照这个约定的记号，在书里找到信的。
……有件事很能说明弟弟精力旺盛，同时，恐怕也很能说明他在狱中无法清楚地想象出，外面是怎样在活动和奔走的。有一次在会面的时候他问我：“说真的，你在这里，在彼得堡干些什么呀？”我只好把两手一摊：跑衙门，完成交办的任务，乘有轨马车去跟人见面，翻译秘密文件，用化学方法通信，——事情多得简直做不完啊！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接下来写着，对列宁的案子的判决一一流放西伯利亚东部三年，使全家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原来生怕会判得更严。但列宁的母亲还是担心，他将怎样一个人在流放地生活。见本卷第54页。——编者注）
……记得我安慰母亲说，三年的期限不算长，米努辛斯克气候良好，弟弟会在那里恢复健康的，而且，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案子了结后（那时已可看出案子将如何了结），想必是会到他那儿去的，他就不会是一个人了。
确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米努辛斯克县去，是经过母亲向警察司提岀申请才办到的，批准他自费前往也同样如此。在他获释前，我和母亲在谢尔盖耶夫街，大概是15号吧，租了 一间房子……
（接下来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谈到，列宁出狱后，参加了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举行的会议。见本卷第54—55页。——编者注）
在第一次会议上，“十二月党人”和后来的《工人思想报》拥护者就热烈地展开了辩论。获得“老年派”一致支持的伊里奇同雅库波娃争论起来。雅库波娃非常激动，眼泪几乎夺眶而出。看得出来，同伊里奇争论使她感到难过，因为她十分看重伊里奇，为他的出狱感到由衷的高兴，但自己的意见总不能不坚持啊。她的意见归结起来是：报纸必须真正是工人的，由工人编辑，表达工人的思想；她为工人日益觉醒的主动精神及其群众性感到高兴。伊里奇指出了“经济主义”的危险性，这是他比其他人更早地看出来的。这场争论结果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对抗。我很怜惜雅库波娃。我知道，她是一心忠于革命的，在弟弟监禁期间，她个人对弟弟的关心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而且我觉得，弟弟对“青年派”的危险倾向说得过头了。这场争论——“获释后就发生的意见分歧”，使当时已经有病的扎波罗热茨感到十分难过。
第三天，我们三个人就启程去莫斯科了。我已经不记得了，这是由于“当局”在这方面的再次提醒呢，还是我们自己认为不推迟行期更好。我只记得，这几天我不得不去跑警察司，日复一日地也为我自己要求展期。因为我曾接到通知，说受过公开监视的人，未经特别批准不得住在两个首都。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解释，因为一直有明文规定：“受过公开监视的人在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进入两个首都。”我因1887年3月1日案件受公开监视，到1892年满期，过了一年，从1893年开始，我就搬到了莫斯科，而在弟弟坐牢期间，曾在彼得堡断断续续地住过整整一年。这显然是由于弟弟的案件和我本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那些熟人的缘故，他们突然想起了来这么一手。
……彼得堡的朋友们非常坚持必须做到这一点（指自费前往流放地——编者注），使他那过人的精力不致于白白地耗费掉。亚·米·卡尔梅柯娃[2]甚至提出由她来出路费。母亲谢绝了这一帮助，要我转告亚·米·卡尔梅柯娃，说让那笔钱用在更需要的人（如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身上，她自己能支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路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走时答应常常写信来，他说到做到了。在他流放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同他的通信是最频繁、最及时的。但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最初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3期（总第26期）第107—122页
按杂志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本文以摘要的形式发表，作为对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关于列宁在狱中的一段回忆的补充；这段回忆载于本卷第44—56页，相同的部分从略。——编者注
[2]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卡尔梅柯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алмыкова，1849年12月26日——1926年4月1日），188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刊物担任编辑。90年代与民意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关系密切。1902年被驱逐出境。1913年回国任教。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2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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