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在两个世纪交接的时期
潘·尼·勒柏辛斯基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1898年底在米努辛斯克，那时许多流放者以共度新年为借口在那里聚会。
在这以前，当我同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组织的小组的组员们密切往来时（我是1897年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瓦·瓦·斯塔尔科夫、尤·奥·策杰尔包姆[2]、阿·亚·瓦涅也夫[3]和扎波罗热茨[4]一批人一起流放的），我经常听到对老头（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高度赞扬，说他是一个才智过人的伟大的革命活动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有资格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我在听到这种评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不易接近的人。
我对伊里奇的这种全然不符合事实的偏见，在我接到我妻子的一封信以后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妻子比我先去流放地,她在信中叙述了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坐轮船沿叶尼塞河去米努辛斯克县的情形。她是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航行中对她和斯塔尔科夫的妻子安东尼娜·马克西米利安诺夫娜·斯塔尔科娃特别照顾。他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样和蔼可亲的人她从来还没遇到过。他好象只想到怎样给她和斯塔尔科娃服务，怎样给其他的旅客服务，这些人仅仅是他在这茫茫荒原长达六七天的旅程中认识的。当这只沿叶尼塞河行驶的小轮船上发生了食物恐慌时，列宁自告奋勇要到邻近的小村落去向农民搞粮食，接着他就飞快地沿着陡峭的河岸向高山爬去。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努辛斯克的第一次见面更是彻底消除了我把他当作“将军”的臆断。他彬彬有礼，平易近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决不让别人感到他出类拔萃，他很乐意同我们谈他的心思，他的情绪，他对刚读过的某本书的看法，谈各种政洽新闻。不过只说他同我们分享他的精神财富是不够的，他平时还热情地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充分掌握这些精神财富；他总是热情地、如饥似渴地从他所阅读、研究的书籍中寻求新东西，他要我们也象他一样，热情地、如饥似渴地把各种理论吸收到我们的世界观里去。
例如，我记得那时候他在攻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常常对我们（他周围的同志〉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著作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大概他并没有发觉，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水平来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至少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我就是这样）。
每一个因机缘和共同的革命事业同他联系在一起的同志，都是他无微不至关怀的对象。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美德的感人事迹真是说也说不完。现在我从我的家庭生活中来举一个我们没齿难忘的事例。
1921年，我那从小就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所熟悉的女儿，突然健康大为恶化。可以推测是得了严重的结核病。忧愁的气氛笼罩着全家。痛苦的思绪在折磨人。本想全家都到高加索去过夏天，在那温暖宜人的气候里住几个月，但一想到这件事的困难，一想到手头不宽裕等等，我们就犹豫起来。
米·斯·奥里明斯基[6]知道我们的情况后，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把我们的难处告诉了伊里奇。后来我们从奥里明斯基嘴里知道，他刚向伊里奇提起我们当时的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立即拿起笔，摊开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把便笺交给了奥里明斯基。在这短短几行字中表现了整个伊里奇，以及他对老同志们的那种深切关怀。
列宁对同志们，特别是对观点完全一致的同志们是这样地关怀备至，但他对敌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思想上同他格格不入的人并不如此。他对他们很矜持，很冷淡，在斗争过程中甚至很严峻。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认识时，首先看到的是，他热情奔放，他的动作异常多，他的神经系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假如他在读一本书，他的视觉器官和大脑活动速度之快，旁人看起来简直是奇迹。他读书的接受能力决非常人可比。
我的妻子同伊里奇一起坐轮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米努辛斯克时，有机会看到过他读书的情景。她是这样来回忆这件事的。
她的床位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床位正好在一起。她看见他手上拿着一本正经书（好象还是外文书）。隔不了半分钟，他的手指就要翻过一页。她好奇地问他是一行一行地读呢，还是仅仅整页整页地过过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她的问题感到有点奇怪，笑着回答说：
“当然是一行一行读罗……并且读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本书需要这样读……”
“那您怎么来得及一页一页读得这样快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假如他读得慢一点，他就来不及读完他必需读的东西了。
现在我也来说一说我记得很清楚的几件事。记得有一次在日内瓦，他同我谈话时提到了一个观点，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从一本书里引证了一大段话。他一口气流畅地读了半页书，我听起来觉得语句非常妥帖通顺。当我想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坐到伊里奇身边去看一看时，我不禁大为惊讶，原来这不是一本俄文书，而是一本德文书。
休息或消遣对于列宁来说从来不是目的本身，不是脱离他整个工作制度的特殊部分。他生活的目的和宗旨，是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为造福劳动人民对世界进行革命的改造而不倦地斗争。为了这一目的，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健康，甚至生命。但有时疲倦的身体和失灵的神经系统也要求他不得不稍作休息，迫使他不得不丢开他的精力难以胜任的紧张工作。假如有些环境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在流放地），与别的时候比较，使他有更多的空闲时间，那么他就千方百计把这种所谓超预算的休息时间变成增进健康的好时机，为将来的紧张战斗锻炼自己的体力。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他最喜欢打猎。他打猎的结果——以打中鸟兽多少而论——通常是不出色的。但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灰心丧气。当他悄悄走近无忧无虑呆在树枝上的目标时，当他用“习惯的”眼光测量不幸的啄木鸟与枪口之间的距离，满心欢喜地预先享受因“准确的”一枪而获得的幸运结果时，他所固有的猎人的本能毕竟得到了满足，即使捱了 “致命的一枪”注定要死的野禽不是翻身往下掉而是冲向蓝天往上飞也用不着特别难过。
我们这些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偶尔也事先说好，全都聚集到一个地方去，在亲密无间的同志式的大家庭中一起过几天。
通常是聚集在米努辛斯克，有时也聚集在舒沙[7]，在好客的伊里奇那里，有两三次是在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住在那里的有我和我的妻子，瓦涅也夫一家，西尔文一家，库尔纳托夫斯基[8]，以及帕宁。
挤满了各地来客的屋子里，一片欢声笑语。大家都赶紧要谈个够，笑个够，争个够。伊里奇是这些人当中最好动，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个。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积累了很多问题，打算让大家议论一番。不应该忽视最近一期《俄罗斯思想》杂志，“青年派”在这上面说的许多机会主义的糊涂话已经说到了家。连考茨基的“反伯恩施坦”也不是热烈谈论的最终话题了。还有那臭名远扬的新康德主义，关于它应该好好地谈一谈，特别要同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林格尼克[9]好好地谈一谈，他还没有识破这个邪说，竟准备去庇护新康德主义者……
一句话，命运之神（也就是米努辛斯克警察局长）所赐予的这两三天，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但也并不总是一个劲儿地辩论，一个劲儿地说话。假如是在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同其他的猎手一起结伴去打猎。假如是在冬天，就正好可以沿着结冰的河道去滑冰，伊里奇是个无所畏惧的运动员，他滑冰滑得好极了。
在选择我们的声乐节目方面，他同斯塔尔科夫常常发生争执，斯塔尔科夫认为不妨使节目多样化一点。伊里奇却坚决反对改变我们的声乐传统，为了避免再争执下去，他赶紧拉开嗓门唱起来：
当他觉得其他的演唱者把歌中精彩的旋律表达得不够慷慨激昂时，他就睁着两只激动的眼睛，挥动着双手，起劲地指挥起来，忍不住用脚踏着拍子，并提高自己的嗓门来强调他喜欢的地方，使瓦·瓦·斯塔尔科夫感到可怕的是，他常常会把主要的音符唱高半个音，甚至一个音：
伊里奇作为天生的运动员的本性在下棋方面表现得最明显。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都非常喜欢下棋，并且对于马克思来说输棋往往是大发雷霆的导火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棋失利时从来不发火不骂人，但他喜欢下棋的程度不亚于马克思。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努辛斯克第一次见面时，认识还不到半小时就在棋局上较量起来了。一直输棋给我的斯塔尔科夫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向来佩服我的棋艺，他们急不可耐地要两个“棋坛泰斗必决一雌雄”。我也自认为下赢这个新对手是十拿九稳。但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盘我一连输了四盘，这样一来我只好乖乖地承认对手比我高明，同意下让子棋，也就是他让我一只象或一只马，以增加我贏棋的机会。
不过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信下棋是我最值得怀念的事情之一。邮递员每次来，我都准时收到他的信，他在信中除了写明棋怎样走以外，总不忘记谈谈他的写作计划。这些信我总共保存了二十封左右，后来在一次搜查中被宪兵搜走了，结果一定是在保安机关里被毁掉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下棋这个爱好上也只肯花很少的时间。例如，我记得我是1917年11月底才到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时我在外省（在奥尔沙城），我和一批同志在那里尽力截阻当地铁路枢纽站上的许多军用列车，这些军用列车是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追随者从西部前线开过来支援克伦斯基的。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出国侨居的时候起就没有见过他，因此可以想象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我得到了伊里奇的同意，允许我在斯莫尔尼宫同他会见十至十五分钟。
必须把无数的思想都塞进这十五分钟的谈话里；但又担心这么短的会见时间一眨眼就会过去，在这一点时间里什么有意义的话都来不及说。真的，嘴上只说了一些问候健康等等无关紧要的话，而眼睛倒是没有白费时间，一个劲儿地瞧着伊里奇亲切的面孔，那上面反映着他经受的不安，他度过的不眠之夜，他对“胆大妄为的”“逆天行道”事件的重大责任感，以及他所感到的革命的喜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开玩笑地问，“我们来下盘棋，怎么样？还记得从前吗?”
我的天啦，我的话竟引得伊里奇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眼睛不再向远处望，而是习惯地露出调皮的眼神，紧瞅着我这个如此“及时地”想到下棋的怪人。
“不，”他笑了一阵，稍稍平静以后终于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顾不上下棋了，大概再也下不成了。”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我们在米努辛斯克流放时的事情。
当时面临着一个同恬不知耻的“经济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经济主义”是源出于国外伯恩施坦主义的本国机会主义的变种。“工人思想派”一类的“经济主义者”（他们在党内的外号是“青年派”，自称是替换“老年派”，也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的这一派的思想家）嚣张透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10]那里得到了一份“青年派”的纲领草稿，作者是臭名昭著的库斯柯娃[11]（也可能是同普罗柯波维奇[12]合写的）。库斯柯娃未得到同伙的正式委托就发表这种纲领，这无关紧要。但伊里奇得到的这个文件却极为充分并相当典型地表达了“经济主义者”在政治方面颇为无知的“信条”（这是安娜·伊里尼奇娜给这个文件定的名称）。
伊里奇立即写信同在米努辛斯克县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系，并确定日期在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聚会，以便集体拟定反对俄国伯恩施坦主义者这一 “信条”的抗议书。关于这次聚会的地点、时间和签署《抗议书》的“代表”人数，在许多回忆文章里已经叙述得相当清楚，我在这里就不提了。
我们的流放期终于快满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迫不及待，显得很高兴，很兴奋，抓紧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工作，流放期刚满，在1900年2月，他就动身回俄国去了。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一家和斯塔尔科夫一家也同他一起走了。只有我同我妻子因为我们的小女儿生病没法走，我们怀着难过的心情送别了离去的同志，仍然留在原地。直到1900年夏天我们才回到欧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我在普斯科夫做未来的《火星报》的代办员，我从莫斯科出发去普斯科夫的路上绕道到波多尔斯克去看望伊里奇（这是1900年6月中旬的事），为的是从他那里得到确切的指示，以便去完成党交给我的新任务。
在这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都没有见过列宁，只是用通信的方式，用向《火星报》写通讯稿和汇报我们这些火星报“代办员”的工作的方式同他保持着联系。
直到1904年初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又一次见面，那时我不想到边远的亚库提亚的那些鬼地方再去呆六年，就从米努辛斯克（在对我作出判决以前，先把我送到了那里）逃到了日内瓦。
在日内瓦我只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地址，一到这个城市，我就从火车站直接上他那儿去了。他待我很客气，请我喝奶油咖啡，但是在谈话当中一下子把我弄懵了，真所谓是晴天霹第。
“哎，老弟，你大概还不知道代表大会以后在我们这儿大干过一场吧，那两半人都快要把对方吃掉了，他们都快要只剩下尾巴了。”
原来是造化弄人，我到的不是自己人那儿，不是列宁那儿，而是敌人的营垒，因为普列汉诺夫虽然冠冕堂皇地扬言他不介入战斗，并且还给自己提出了拉开狂怒的“战斗者”的艰巨任务，但事实上他已经完完全全倒向“街垒的另一边”去了。
每一个到国外来的人都成了孟什维克“纠缠”和“引诱”的对象。唐恩[13]和马尔托夫下最大的工夫要使我确信，代表大会上使党面临分裂危险的不幸事件是列宁引起的。这两个朋友抢着用代表大会期间生活方面的许多奇闻来“开导”我，争先恐后地（完全象果戈里的不朽名剧中的鲍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那样）拼命要尽快把我“变成自己人”，使我的声音也加入孟什维克头头们的大合唱。
他们刚走，又有人来敲门了，原来是彼·阿·克拉西柯夫[14]。他笑我一到这里就跌进了孟什维克的怀抱，接着便开始让我了解这场激烈斗争的来龙去脉。
“干吗还在这儿唠叨呀，现在就一起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他很快就会使您搞清楚的。”彼得·阿纳尼耶维奇终于醒悟过来。
这一来我又见到了伊里奇。他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他问我近况如何，现在家在哪里，还问了其他几个问题。
最后还是克拉西柯夫说出了来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把这个汉子带到您这儿来，是让您来给他消除疑团的。”
“这干什么呀？”列宁笑了笑。“让他自己去搞清楚好了。有印好的会议记录。让他仔细读了以后去作出自己的结论。”
他的建议是最明智不过的。
从此以后我一生都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
代表大会以来孟什维克们一直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来反对党和它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极其恶劣的做法常常使列宁不得不报以苦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4年2月初写成的《告全党书》中对孟什维克这种冒充内行、蛮不讲理、篡权夺位的行径有一段令人不快的叙述，主要谈到孟什维克的头头们经常提出最后通牒要把他们的追随者补选到党的所有中央机关里去，而这样做是完全违反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表达的意志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告全党书中写道：
“《火星报》提出补选中央委员的问题以后，这个希望（指缓和党内危机——潘·勒·注）也破灭了。我们认为重新再在我们感到厌恶的争夺席位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而少数派又非是最高职务，就不能在党内工作，我们甚至宁愿把所有的指挥棒都交给他们。随着我们运动的这种新的使人厌恶的病症变成宿疾，随着这些细小得使人无法容忍的琐碎争吵变成持久的争吵，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全党比较肯定的意见，我们要考虑革命者特别是俄国革命者的舆论。”[15]而这一点正是孟什维克的头头们最最害怕的。
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思想早在1904年初就在伊里奇的头脑中酝酿成熟了。所以他对1904年1月底召开的党总委员会的例会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不是说他指望总委员会在起草决议时能顺顺当当，——他清楚地知道，三个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16]）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恶毒地欺压两个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林格尼克），布尔什维克的任何一个提案在总委员会里都不可能有得到通过的机会。因此，列宁每次到总委员会去，总是使自己的神经早有准备，以便对付尖酸刻薄、刁钻古怪的马尔托夫和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普列汉诺夫对他的种种嘲弄。对列宁来说，重要的是去取得书面材料，孟什维克的首领们在党总委员会里的发言，——取得这些材料是为了动员党内的舆论，是为了进行争取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宣传。
对于布尔什维克这一方来说，党总委员会的书记员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列宁和林格尼克坚决反对勃鲁缅费尔德来当书记员，理由是他的保密观点差，又往往不能控制感情。
列宁和林格尼克提贝奇科夫为书记员候选人（我出国用的假护照上写的姓名是贝奇科夫，在国外有一段时间我就用了这个别名）。
普列汉诺夫表示可以同意贝奇科夫作为“你们方面”也就是总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成员方面的书记员，但他要代表编辑部提费·伊·古尔维奇（即唐恩）为候选人。列宁和林格尼克也反对唐恩，反对的理由是唐恩对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令人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一方正打算在总委员会里提出关于唐恩的行为的问题。
列宁在协商书记员问题时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说：“……我们也注意到总委员会的作用在于求得统一和一致（而不是散布分裂和争执），所以我们立即提议让一位从未参加过争执也不为另一方所反对的人来当书记。”[17]
列宁在挑选书记员方面如此谨慎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很简单：列宁把记录看成可以向全党说明真相的文件，因而总委员会内双方进行辩论时谁来作记录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对于普列汉诺夫和总委员会内坚决不让发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另两名孟什维克成员来说，没有多大关系。他们说，记录反正放在党的档案里，书记员用自己的笔在记录上怎么记，无关紧要。
我作为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书记员去作讨论记录的那几次总委员会会议（1904年1月15—17日（28—30日））的情况，我不准备谈了。我可以介绍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去看一看发表在《列宁文集》第十卷（第一八一——二七七页）上的这份记录。记录跟速记下来的差不多，准确地反映了总委员会会议参加者的发言，我本人因此而感到很自豪。但对于那次疏忽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由于我的疏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为冒火，非常难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把记录整理好，同孟什维克的书记员统一过意见以后，就把厚厚一本记录簿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过目和签字。
列宁在自己的发言记录上作了些修改和补充以后签了字。林格尼克也照此办理。剩下的事就是让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去签字了。列宁关照我跟这伙人打交道时要特别当心，眼睛不能离开珍贵的文件。
我去找马尔托夫说：
“尤利·奥西波维奇，这是总委员会的记录……是我同某某（孟什维克的书记员）一起搞的，对记录的客观性可以不必怀疑。请签字吧。”
“请把记录留给我，我看一看，明天还给您。”
“不，尤利·奥西波维奇，我非常希望您现在就看……我急于要办完这件事，卸掉责任……您签了字以后我还要去找普列汉诺夫签字哩。”
“我可以代您送给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去签字。说实在的，有什么好使您为难呢？……”
“您要知道……记录只有一份……可能搞丢了……我作为书记员要对这个文件的命运负责……”
“怎么会搞丢了呢？！我又不是个好丢文件的马大哈。我跟您说过，很快就把记录还给您……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您需要的话……要不您还需要什么呢？……”
马尔托夫的保证使我动摇了立场。我交出了珍贵的文件。
我心情沉重地去向列宁汇报。
听说我把记录留在马尔托夫那里“留到明天”，他狂怒起来，在这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来没有见他这样发过怒。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顿。
“如果您这样孩子气十足，”他冲着我说，“那您干吗来搞严肃的政治工作呢？！”
“马尔托夫给了我保证的呀，”我畏畏缩缩，差一点要哭出来，用压低的声音为自己辩解说。
“啊，请您别说了！…… 真是天—真—无—邪！……”
亲爱的读者，你们认为怎么样，马尔托夫信守自己的“保证”了吗？不，当然没有。打这以后，他甚至不愿意就这件事跟我说清楚。
我这才弄明白，孟什维克原来是这样的货色，孟什维克的“保证”原来是一钱不值，狗屁不如……
1904年，布尔什维克日内瓦小组决定要把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搞得特别隆重。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节日呀，新火星报分子——孟什维克呢，对它居然没有插手，因为巴黎公社对他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历史上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一个微不足道的、一再向全世界证明公社社员本不该拿起武器的小事件。
我们选了一个很大的礼堂来开大会，开会的时候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小组责成我当主席来主持大会，根据事先拟定的会议程序，我宣布开会后应该作一个关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讲演。我是个蹩脚的讲演家；我只是象小学生一样，在两千听众面前复述马克思的思想。我记得在我讲到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伊里奇突然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我的话出了问题。显然，是我讲走了火，使伊里奇听起来很剌耳。我窘态毕露、灰心丧气地把讲演草草收了场，只听到几下少得可怜的掌声，接着我就赶紧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言。他这时正是心情舒畅，觉得能够全神贯注地谈谈巴黎公社的事迹，把日内瓦的纠纷，补选事件的争吵，马尔托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唐恩卑鄙龌龊的政客手腕，妄自尊大的自大狂托洛茨基的发狂，阿克雪里罗德的学究式的预言，把这一切哪怕忘掉一小时也是高兴的事。
大会结束后散场时，我亲耳听到几个普通的孟什维克对列宁的发言作出了这样的反应：
“是啊，这才是真正的领袖哩！唉，我们要有这样的领袖就好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完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以后觉得非常需要休息，就立即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背上背包，到山里去作徒步旅行了。
我们这些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本能地觉得，根据当时派别斗争的情况，用孟什维克拿手的“拳击”法去回敬孟什维克是合适的。他们可以在新《火星报》的版面上嘲弄我们，我们自然也可以用辛辣的玩笑、杂文、漫画去回敬他们！
《火星报》竟然骂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是白白取得党员称号的人。利亚多夫忍不住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普列汉诺夫（说实在话，这封信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一个咖啡馆里集体写的——就象列宾[18]油画中的查坡洛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那样），这只被激怒了的狗熊便从熊窝里爬出来，用狂吼“吓唬人”：“我，下面署名的坦波夫贵族，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我们这帮人马上随声应和：“坦波夫的贵族万岁！快给坦波夫贵族让路！”
不过不知疲倦的杂文作者穷戏迷（奥里明斯基）对于孟什维克来说才是最厉害、最受不了的讽刺家，所有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
在这场同孟什维克进行的笔战中，笔者也发现自己有一点特长可以利用。
在1904年6月1日《火星报》第六十七号的附刊上发表了尔·马·（马尔托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前进还是后退？》，副题是《代悼词》。在这篇文章中马尔托夫赌输了装笑脸，硬说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是无的放矢（其实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新火星报分子怕得要死）。
我小时候喜欢给老师画漫画。现在我又重新拿起了画笔。马尔托夫妄想从政治上埋葬列宁的那篇《代悼词》使我想起了老鼠埋葬捆住爪子的猫。过了半小时，漫画《老鼠葬猫》的草图就画好了。收到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效果。列宁看到画笑得前俯后仰，要我用石印版把我的《老鼠》印出来。
打这以后，我陆续画出来的画全都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并得到他的批准，才用布尔什维克会计处的经费印出来，看来他是赞同我们用穷戏迷辛辣的讽刺文章和奥林—勒柏辛斯基[19]的漫画等方式去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不过他要求我们不要越出政治抨击的界限，不要去庸俗地嘲讽对手的私事。例如，我记得，当他笑着欣赏我那张已经准备用石印版去复印的老鼠画时，突然收敛住笑容，皱起眉头对我说：
“奥林同志，‘给我喝点克非尔[20]吧’这样的暗示有什么政治意义呀？这个地方一定要改一改。”
事情是这样的：在组画《老鼠葬猫》的第三部分，有一只面孔象阿克雪里罗德的老老鼠，被一跃而起的猫捉住，已是奄奄一息，我在它的嘴边写了一句垂死挣扎的话：“给我喝点克非尔吧”，暗指帕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在瑞士开设过一家赖以为生的克非尔饮料店。这个愚蠢的暗示使伊里奇听起来非常刺耳，因为它有失分寸又毫无政治意义。我窘得要命，赶紧改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特别恨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的作者托洛茨基，这个性急的叛徒在这本小册子里诋毁旧《火星报》，说它是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知识分子办的民主主义报纸，并且对列宁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因此，我在我的政治漫画中特别喜欢画托洛茨基（他外号巴拉莱金[21]和妄自尊大的自大狂），有时把他画成一只在即将复活的猫的尸体旁边弹着三角琴大跳康康舞的老鼠，有时把他画成一个根据“大人”（警察分局局长）的吩咐吊在电话机上的小警官，诸如此类。
《进一步，退两步》出版以后，列宁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二十二个同志参加的会议，为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一个以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口号的布尔什维克行动纲领。[22]
布尔什维克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他们筹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建立了自己的事实上的中央（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把党内所有观点正确的同志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却愈来愈败坏自己的名声，他们在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谬论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秋天，1904年11月，有一次，我们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接到了某日在奥林饭店（一个充当我们党的俱乐部的地方）聚会的通知。饭店立刻热闹起来。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全体成员都来了。列宁也来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这样笑逐颜开了。他有时高兴得搓搓手，有时格格格地笑几声，眼睛是从前的、真正伊里奇的眼睛，洋溢着快活的幽默，也闪烁着讥刺的光芒。他的模样活象一个追捕珍禽终于捕捉到手的幸运的猎手。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一次他在孟什维克发表非常典型的机会主义谬论时捉住了他们。《火星报》编辑部发表了仅供党员阅读的给各党组织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的著名的“宴会上的”地方自治派运动的计划。我不打算在这里复述这封信和列宁对这封信的答复《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23]的内容。党完全可以确信，往后更是愈来愈有理由确信，孟什维克除了同党的多数派在组织问题上有分歧而外，还另有新的分歧——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弗·伊·列宁立刻就加以揭露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41—149页
[1]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3]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瓦涅也夫（Анато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неев，1872年2月26日——1899年9月8日），189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并参与发起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9年因结核病在流放地病逝。
[4] 彼得·库兹米奇·扎波罗热茨（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Запорожец，1873年1月5日——1905年2月19日），1891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被捕，在监狱中精神失常。1897年起在精神病院就医。1905年死于文尼察。
[5]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7] 舒沙是舒申斯克村的简称。 ——编者注
[8] 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Викт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урнатовский，1868年6月28日——1912年9月19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2年流亡瑞士。1896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7年回国，后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0年获释。1901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5年“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获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策划发起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1906年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后在流放地越狱，经日本流亡法国。1912年在巴黎逝世。
[9] 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林格尼克（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Ленгник，1873年1月12日——1936年11月29日），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因组织罢工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1年获释后任《火星报》雇员。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秘密回国，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北方局，同年被捕。1905年流亡瑞士。1907年回国后因病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8—1932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副主席。1934年任苏联革命博物馆馆长。1936年逝世。
[10]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11] 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库斯柯娃（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Кускова，1869年11月23日——1958年12月22日），俄国自由主义活动家、作家和出版商。1891年起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民粹派组织“民权党”。1894年转向马克思主义。1896年移居国外，加入了“国外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1899年出版《信条》，成为经济派领导人，在此期间公开支持伯恩施坦，被开除出联盟。此后转向自由主义。1903年发起成立俄罗斯解放联盟，支持司徒卢威领导的“左派”。1905年革命期间反对《10月17日宣言》。同年当选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2年发起成立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东方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2年被驱逐出境。此后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二战期间支持苏联。1958年在日内瓦病逝。
[12]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о́вич，1871年？月？日——1955年4月4日），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转向经济派。1904年加入解放同盟。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任莫斯科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食品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发起成立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不久再次被捕，但很快获释。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21年再次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相继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1955年在日内瓦病逝。
[13]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14] 彼得·阿尼耶维奇·克拉西柯夫（Пётр Ананьевич Красиков，1870年10月5日——1939年8月20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了推广无神论教育的活动。1924年起担任最高法院检察官。1933 —1938年任最高法院副主席，反对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39年逝世。
[15] 《列宁全集》第7卷第178页。——编者注
[16]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17]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23页。——编者注
[18]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1844年8月5日——1930年9月29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19]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辛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20] 一种用发酵牛奶做的饮料。——译者注
[21] “巴拉莱金”在俄语中是“三角琴手”的意思。——译者注
[22] 关于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请参看由弗·伊·列宁起草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告全党书》（《列宁全集》第7卷第447—454页）. ——编者注
[23] 《列宁全集》第7卷第488—50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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